[原创]游氏对朱子理学的重大贡献（游良耀） [复制链接]

2015.11.21.（永泰）立雪书院“游学文化座谈会”论文]

      游氏对朱子理学的重大贡献

        游良耀

朱熹集理学之大成，与孔孟并列为圣人，很少人不知。而游氏从朱熹少年一直到逝世后，在朱熹的几个关键的历程中发生的重要作用和贡献，却鲜为人知。比如：朱熹14岁到崇安五夫，他拜的老师除了胡宪、刘子羽、刘子翬三先生外，还有一位非常重要的启蒙老师就是姓游的道谦禅师。比如：敢于冒性命之险在朝阻止罢免朱熹的牛人是名臣游仲鸿；力劝理宗将朱子理学升为官学地位的是当朝宰相游似；促成岳麓书院朱张会讲的联络员是名将游九言。比如：闽台最早祭祀朱熹传播理学的石井书院创建者是游绛；再比如：作为宋代创胎教之始的贤妻良母的游氏，也就是南宋抗金大臣黄中的母亲，逝世几十年后，朱熹为她撰写墓志。综上所述，已足够说明朱熹与游氏有着深厚的不解之缘，更说明了游氏对朱子理学的开宗、发展、振兴和传播有着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

一、(游氏)道谦是朱熹成圣品德修炼的启蒙老师。

朱熹与佛禅的因缘，是从道谦禅师交往开始，朱熹师事道谦禅师时间长且非同寻常。

道谦禅师，《五夫里志稿·释志》记载：“道谦和尚，姓游，,约生于徽宗崇宁初（约1102）。五夫里人，家世业儒，早年丧父母，因孤苦而愿从浮图(佛教徒)。初到京师师事园悟大师，再师大慧宗杲(gǎo)，参禅20年，悟得密传心印(禅之本意)。宋绍兴八年(1138年)，归乡居仙洲山开善寺，四众云集,名声大震。与刘勉之、刘子翚等友善，相与探讨学问，并收集其师言论编成《大慧语录》、《大慧普禅师宗法武库》等。世称其“言如云廊天布，以授学者，与浮词滥语何啻（chì，只的意思）天冠地履。”于绍兴二十二年(1152年)病逝。

南宋绍兴十三年（1143年），朱熹的父亲朱松病逝。朱熹母子被托付给武夷山的挚友刘子羽，朱熹奉父命拜刘子羽为义父，并跟随义父拜谒理学宿儒胡宪、刘勉之、刘子翚为师。刘子羽、刘子翚好佛老，自小与道谦禅师交往甚密，因道谦师事大慧宗杲禅师，故刘氏兄弟和大慧禅师也结识得颇早。绍兴初年，刘子羽官莆田，子翚守泉州，大慧宗杲禅师在长乐、泉南一带弘法，他们三人时常会面，在悲叹国运式微的同时有过多次精辟的禅辩。刘氏兄弟修的是默照禅，大慧主张看话禅，二者虽有歧异，但殊途同归。

1、皈依道谦禅师得妙悟多多

宋绍兴十四年（1144年)，朱熹在刘子翚住所与道谦相识，道谦和刘氏兄弟的禅辩深深地影响了年少的朱熹，“开悟之说，不出于禅”的思想促使朱熹决心学禅，几近弃儒从佛。《金城录》谓“公之学得于道谦禅师”。朱熹也回忆说：“某年十五六时，亦尝留心于此。一日在病翁(刘子翚)所会一僧，与之语。其僧只相应和了说，也不说是不是。却与刘说，某也理会得个昭昭灵灵底禅。刘后说与某，某遂疑此僧更有要妙处在，遂去扣问他，见他说得也煞(很)好。”(《朱子语类)卷104)。道谦承继宗杲禅学，重视参悟，“只相应和了说，也不说是不是”，因此，朱熹初对道谦之论不甚理解，后经刘子晕点拨，才理会了“昭昭灵灵底禅”，认为他“说得也煞好”。

道谦禅师是朱子学佛的第一个出家人师傅。十六岁的朱熹为了承接“昭昭灵灵底禅”之衣钵，皈依大慧法嗣道谦禅师，先后随道谦在密庵、开善寺、天心寺寄斋食粥学禅，持续一年多。道谦禅师以佛兼儒之学，教授朱熹援佛入儒之妙，朱熹颇得教益。从《朱子语类》看，朱熹对这段学习刻骨铭心，对道谦的学问很是服膺。

朱熹跟随道谦学习禅宗，用功独到，悟性超群。他曾回忆道：“时四旁皆无津涯(依靠)，只自恁(nèn,那样)地硬著力去做，至今虽不足道，但当时也是吃了多少辛苦书。”({朱子语类》卷102)。朱熹将道谦所赠《大慧语录》奉为至宝，“十八岁请举时从刘屏山，屏山意其必留心举业，暨搜其箧（qiè），只《大慧语录》一帙（zhì）尔。”(《佛祖历代通载》卷30)。他在兴复白鹿洞书院，主持岳麓书院时，多运用“语录”进行教学，并亲自主持编辑《伊洛渊源录)。朱熹在潜心研究“看话禅”的过程中，常通过书信与道谦探讨问题，《与开善道谦禅师书》说：“向蒙妙喜开示，应是从前记持文字，心识计较，不得置丝毫许在胸中，但以狗子话时提撕。愿受一语，警所不逮。”询问道谦如何学习宗杲禅学。朱时恩《居士分灯录》记载道谦答语：“某二十年不能到无疑之地，然忽知非勇猛直前，便是一刀两断，把这一念提撕狗子话头，不要商量，不要穿凿，不要去知见，不要强承当。”强调学禅需要毅力，主张自然而然理解。朱熹有所领悟，赋有一诗：“端居独无事，聊披释氏书。暂息尘累牵，超然与道居。门掩竹林幽，禽呜山雨余。了此无为法，身心同晏如（安然自若）。”闲时领悟“释氏书”中的奥妙，忘却尘事，修身养性。道谦的引导，为朱熹打下扎实的禅学基础。朱熹19岁时参加科举考试，发挥了道谦的禅学理论，之后他对禅学的认识更为深刻，便视当时所答为“胡说”，“是时文字不似而今细密，由人粗说，说官为某说动了，遂得举”({朱子语类)卷104)。

朱熹还向道谦学习禅定，他说：“道谦言，大藏经中言，禅子病脾时，只坐禅六七日，减食，便安。谦言渠（他）曾病，坐得三四日便无事。”（朱子语类)卷126)。赞同道谦“坐禅”之说，以为养病之法。他认为病中不宜思虑，凡百可且一切放下，专以存合养气为务；但趺枷静坐，目视鼻端，注心脐腹之下，久自温暖，即渐见功效矣。”(《答黄子耕》)强调心静，提倡“静坐”。朱熹还将“静坐”推广到日常生活中，认为“读书闲暇且静坐，教他心平气定，见得道理渐次分晓”，“闭门静坐，不读书百余日，以收放心，却去读书，遂一览无遗”(《朱子语类辑略》卷2)。朱熹强调通过“静坐”修身养性，提高研读治学的能力。

2、天心问禅得大悟

绍兴二十年（1150年）五月，朱熹二十一岁，去婺源扫墓归来，顺道拜访时居天心寺的道谦禅师，恰逢大慧宗杲禅师应道谦之请到天心寺说禅。道谦禅师把朱熹介绍给大慧宗杲，适然省悟，并以诗《天心问禅》记之，盛赞大慧禅师的禅学境界和天心庵得天独厚的禅境。诗曰：

年来更惑青苔路，欲扣天心日不撑。

几度名山云作客，半墙禅院水为僧。

枕石漱流心无语，听月煮书影自横。

不待钟声驾鹤去，犹留夜籁传晓风。

天心寺不仅让正值青春年华的朱熹领略到“举步登山，山浮云际”的惬意，还能让朱熹充分享受“到此般般放下，从此步步高升”的快慰。在和道谦、大慧的叙谈中，仿佛放牧“天心月圆，花枝春满”的心情，悠然自得的品味“禅茶一味”的禅趣，徜（cháng）徉在历史的时空。山高水长，天地为房，山石为枕，以清流沐浴身心，这样的闲情逸致，是“枕石漱流”的真实写照。是得大悟的极佳意境。

朱熹虽浸润于山水中，却不被山水所迷恋，而是以道谦的教诲和山水之德来化解欲望，静心明志，体悟禅与儒的真谛，终成圣人，辛弃疾誉之：“历数唐尧千载下，如公仅有二三人。”

大慧禅师回径山后也致偈朱熹：

天心一别朱元晦，相忘已在形骸外。

莫言多日不相逢，兴来常与精神会。

这就是朱熹顺道看望道谦禅师时，恰逢大慧禅师而留下的“天心问禅”典故。也就是这一次的奇缘，致使朱熹一朝启悟，为他日后创立融儒、释、道之大成的朱子学体系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也对朱熹世界观、人格魅力及圣贤气质的行成，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所耽迷的禅宗的禅悟、华严宗的思辩，后来都被他加以儒家思想的改造，融化在自己的理学体系之中。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主流哲学和思想，朱子理学具有丰富的佛学精髓。同时，武夷山佛教通过朱熹的理学，进而对中国文化的历史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

3、道谦禅偈对朱熹诗歌的影响

朱熹诗歌《泛舟》（《观书有感》其二）

昨夜江边春水生，艨艟巨舰一身轻。

向来空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

这首诗是朱熹深受道谦禅师一首颂古偈(jì, 佛经中的唱词)云:“浩浩长江碧际空，片帆高挂便乘风。快哉不费纤毫力，万里家山咫尺通。”的影响，又联想到小时侯在出生地尤溪青印溪泛舟的情景，突发灵感，写下了这首禅宗顿悟境界的千古佳作。

赏析

【注释】

①艨艟[音“蒙冲”]：古代战船。也作蒙冲。

②向来：从前。指春水未涨之时。

③中流：水流的中央。

【译文】

昨夜清印江边涨满汹涌的春潮，

漂流的巨舰轻的只如一片羽毛。

平时行船因江水少常白费气力，

今天江水中央的船却自由顺漂。

【赏析】

原诗是说：江边停泊着一艘大战船，水不深，船搁浅，怎样也移不动；昨天夜里江边春水涨高了，只见那大船已如羽毛般轻轻飘浮在水面上；想到早先浅水时的想尽办法来推移战船，实在白费力气，看！现在水满了，那船不是在江心自由自在地行驶了吗？

这是一首借形象说理的诗，以泛舟作比喻，让人体会学习知识的道理，深含哲理。一方面可用来比喻悟道时豁然贯通的自在快乐，一方面也用来比喻行事在时势未到时的盲动无益，和时机成熟时的畅通无阻。《周易》说：“君子藏器于身，待机而作，不俟终日。”朱熹这首诗，生动道明了这个道理。

4、朱熹终身难忘与道谦修禅习定的日子。

仙洲山记忆。据记载，仙洲山有“两峰并峙，一尖一方，山顶有棋坪石，上有永丰寺密庵。”（民国《崇安县新志》卷三）。朱熹之所以多次偕友攀登山峰，因为密庵在峰峦清幽之处，旁有小溪萦绕，流水潺潺，瀑布直泻，是个赏心悦目、修身养性的好去处。有“昼寒、清湍、野鹤三亭”（民国《崇安县新志》卷二十）。在人间胜境，聆听道谦禅师教诲，无限情感喷涌，如：乾道七年（1171）写的《游昼寒以茂林修竹清流急湍分韵赋诗得竹字》诗中写道：

仙洲几千仞，下有云一谷；道人何年来，借地结茅屋；

想应厌尘网，寄此媚幽独；架亭俯清湍，开径玩飞瀑；

交游得名胜，还往有篇牍；杖履或鼎来，共此岩下宿、

夜灯照奇语，晓策散游目；名碗共甘寒，兰皋荐清馥；

至今壁间字，来者必三读；再拜仰高山，悚然心神肃；

我生虽已后，久此寄斋粥；孤兴屡呻吟，群游几追逐；

十年落尘土，尚聿（yu,笔）不远复；清凉有佳期，几日戒征轴；

宵兴出门去，急雨遍原陆；入谷尚轻埃，解装已银竹；

虚空一瞻望，远思翻蹙恧；袒跣亟跻攀，冠巾如膏沫；

云泉增旧观，怒响震寒水、深寻得新赏，一篑今再覆；

同来况才彦，行酒屡更仆；从容出妙句，珠贝烂盈菊；

后生更叠叠，俊语非碌碌、吾缨不复洗，已失尘万斛(hú, 十斗曰斛)；

所恨老无奇，千毫真浪秃。  (朱玉辑《朱子诗赋全集》卷9)

诗句中的“不远复”，是朱熹治学思想的精髓，也是朱熹理学的重要内涵。已成为朱子经典名句，朱熹本人也特别珍爱，有榜书手迹流传，被广泛制匾张挂，在五夫朱熹故居紫阳楼二进厅堂孔子画像上方的匾额就是“不远复”。

道谦禅师时常告诉朱熹从《易经》中得到入道的门径，《易经》里有“不远复，无悔，元吉”的话，在《易经·复·初九·象》里也有“不远之复，以修身也。”意思是说没走出多远就能返回正道，是用以修道养身。“不远复”实际上就是“反省”之意，和基督教里的“悔改”和佛教里的“忏悔”、“回头是岸”殊途同归。“不远复”三字符在渴望求道的少年朱熹心中留下了深刻烙印，以致朱熹毕生将儒学发扬光大，成为理学集大成者。

同时，“不远复”还能引申为治国的道理。初九的爻辞在《象传》中解：初始出行不要远游，这样就不会有什么后悔，结果一定吉利。“初始出行不要远游”是指处世的行为准则，修身养息的一种策略。此爻说明在治理国政初期不能动作太大，摸索积累经验是最明智的做法。

因此可以说，道谦禅师是朱熹成为圣贤的最重要的启蒙老师。更是朱熹成为圣贤的内在品德修炼的第一位导师。所以，朱熹一生敬重他、颂歌他、怀念他。

魂系密庵。密庵，即五夫里报得庵，宋胡寅命名，朱子及诸名人多题咏。（清道光《重纂福建通志》卷二六五《寺观·崇安》）足证当年密庵的知名度是相当高的。密庵虽然也因的年久失修，荡然无存，但密庵瀑布仍是千古长泻，汇入永恒的历史长河。而朱熹的七律《五夫密庵瀑布》，更把他晚年官场失意后埋头理学研究的心态永恒地留在诗史之中。这首诗这样写道：

平生壮志浩未穷，老寄寒泉乱石中。

闲去披襟弄清泚（cǐ，清澈明净），静来合眼听玲珑。

长知涧寺晴时雨，何必溪亭落晚风。

吟断君侍自潇洒，此心端不限西东。

密庵的优美的风景，以及禅修的经历，都是朱熹回味无穷的触景生情之地。无法知道他一生究竟有多少次造访密庵，但从他先后写下《次韵宿密庵》、《游密庵》、《游密庵分韵赋诗得勉字》、《游密庵分韵赋诗得还字》等众多诗篇，足够说明朱熹对密庵的痴情。其中，《游密庵》修身怡情的愉悦表达的淋漓尽致：

弱龄慕丘壑（hè），兹山屡游盘，朝跻（jī，登）青冥外，暮陟（zhì，登高）浮云端。

晴岚染襟裾，水石清肺肝，俯仰未云已，岁月如飞翰（高飞）。

中年尘雾牵，引到空长叹?旷岁一登历，心期殊未阑。

矧（shěn，亦）此亲友来，笑谈有余欢。结架追弯岐，徙倚临奔湍。

共惜前古秘，今为后来观。落景丽云木，回风馥秋兰。

林昏景益佳，怅然抚归鞍。谅哉故山好，莫遣兹盟寒。

(《朱文公集》卷6)

少年的朱熹，就羡慕青山秀水，喜欢秋高气爽的白云，喜欢岩石中流淌的清泉，心旷神怡。中年虽受尘事困扰，但在禅师和亲友的陪伴下，那些烦恼不知何时已烟消云散，一路流连忘返，“笑谈有余欢”。

5、挥泪为道谦禅师写祭文

宋绍兴二十二年(1152年)，朱熹已授左迪功郎泉州同安县主簿，治绩卓著。

九月，当知道谦禅师去世，朱熹难掩悲痛惋惜之情，写下《祭开善道谦禅师文》：

我昔从学，读《易》，《语》、《孟》，究观古人，之所以圣。既不自揆，欲造其风，道绝径塞，卒莫能通。下从长者，问所当务。皆告之言，要须契悟：开悟之说，不出于禅。我于是时，则愿学焉，师出仙洲，我寓潭上。一岭间之，但有瞻仰、丙寅（1146）之秋，师来拱辰(岩名)，乃获从容，笑语日亲。一日焚香，请问此事。师则有言，决定不是。始知平生，浪自苦辛。去道日远，无所问津。未及一年，师以谤（责备）去，我以行役，不得安住，往还之间，见师者三；见必款留，朝夕咨参，师亦喜我，为说禅病；我亦感师，恨不速证；别其三月，中秋一书；已非手笔，知疾可虞（预料），前日僧来，为欲往见，我喜作书，日此良便。书已遗矣，仆夫遄（chuán，快）言。同舟之人，告以讣传。我惊使呼，问以何故。呜呼痛哉，何夺之遽（jù ，急）!恭惟我师，具正遍知，惟我未悟，一莫能窥。挥金办供，泣于灵位。稽首（qǐ shǒu，跪拜礼）如空，超诸一切。”(熙仲《历朝释氏资鉴》卷11)。

朱熹《祭开善谦禅师文》写的情真意切，句句肺腑之言。此时的朱熹已经为官三年，独具判断能力，没有因涉儒弃佛而疏远道谦禅师，“于呼痛哉”的含泪写下这篇长诗祭文，天若有情天也落泪。朱熹回顾学道之路，从少年读《孝经》自题“不若是，非人也！”，到“下从长者(三先生)，问所当务。皆告之言，要当契悟。”朱熹虽已入儒，但“则愿学矣”。因此，道谦启迪朱熹，“不要迟疑”，“勇往直前”，与前所学“一刀两断”，朱熹终有所悟，“恨不速证”。

朱熹和道谦相识、交往，仿佛也是天意，是一个圣贤必经的历炼过程。只有体验到禅学的奥秘，才能增长智慧，而完成上天赋予的圣贤之道。祭文中朱熹诉说由崇儒转向禅修的过程，回首那曾经的禅学互动、书信往来、师徒情感，谁曾想才别三月，告以讣传。朱熹闻恶耗，惊天呼地，泣于灵位。足见朱熹与道谦禅师的情深似海。也从另一面折射出，朱熹深感从道谦禅师学到和得到如此多的智慧及恩惠，还未报答，就阴阳两隔，能不悲痛欲绝。

朱熹是个光明磊落的大哲学家，他不像他的传人哪么忌讳其学问的来源，他从没有否认自己从佛、易、道那里获得的灵感和智慧。朱熹自述与佛释渊源时说：“熹于释氏之说，盖尝师其人，尊其道，求之亦切至矣。”(《俗汪应辰》第二书)“师其人”、”尊其道”即概括了与道谦的关系。李侗《与罗博文书》说：“元晦进学甚力，乐善畏义，吾党鲜有……渠(他)初从道谦开善处下工夫来，故皆就里面体认。”道谦的禅学思想对朱熹影响颇深，已成为他思想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朱熹还学习道谦的为学态度，刻苦善思，在学术上从不懈怠。朱熹与道谦亦师亦友，两人的情谊是真挚而深厚的。

尽管自绍兴二十七年（1157）师事李侗后，朱熹就以儒学为重点，期间出于维护儒家正统地位，对佛教曾有过不少贬词，但与佛教因缘始终未断。就在其所建立的理学体系中，也吸收了大量的佛教思想。如以“一法遍含一切法”思想引发为“理一分殊”观点，用“月印万川”来比喻解释“理”生万物的命题。从“心生万法”翻版出“心包万里”等论述。所以一直到今天，人们还是认为“禅宗和华严宗通过华严禅对他（指朱熹）理学体系的影响，一直到他死都没有能抹掉。”（《束景南《朱子大传》）。

因此，可以说道谦禅师以及佛教对朱熹理学体系的形成、书院教学的推进等方面都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毫无疑问，也不可否认，道谦禅师是朱熹成圣贤的品德修炼的启蒙老师。

二、游酢是朱熹一生效仿的榜样。

从朱熹一生行迹、经历上分析，与游酢最为相似，并给人感觉或有雷同的偶然，或有效仿的必然。在闽学的创立中，游酢与朱熹，首尾相呼应，功绩最大，这已经是载入史册的定论。“若非载道来伊洛，安得传心到考亭？”如果没有游酢携杨时拜师二程、道南福建，就不可能有朱熹的集大成。

1、朱熹选择游酢的出生地作为他的终老地。游酢出生于建阳，朱熹终老于建阳。同与婺源具祖地之缘。朱熹祖籍安徽省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经考证，游酢先祖为婺源济溪游氏二世祖游潜。游酢终老于安徽省和洲含山。

朱熹为什么选择游酢的出生地为终老地，游酢又为什么那么巧合选择的终老地却是朱熹的祖地徽州，这只能解释为游酢与朱熹于生具来的不解之缘。

2、朱熹步游酢后尘选择在武夷山五曲建舍讲学。游酢于元符二年（1099）卜居武夷山，在五曲筑水云寮，并长期在此讲学著述。相隔84年后，朱熹于淳熙十年（1183），步游酢后尘，也选择在武夷山五曲兴建武夷精舍。朱熹在“九曲棹(zhào)歌”一诗中吟道：“林间有客无人识，矣乃声中万古心”，朱子研究专家指出，“林间有客”就是指游酢，朱子此诗主要是为天地立下万古之心的游酢而作。因此可以说，把武夷山从一座自然的山，打造成为一座文化之山首先是游酢，我想这是一点都不过分的。如果不是这位被朱熹称为“道南首”开创闽学先河的大儒游酢钟情于此，而后朱熹跟随，留下“水云寮”、“武夷精舍”等这么多理学遗迹的话，今天的武夷山恐怕很难称得上世界文化遗产。而从另外一种意义上讲，也正是武夷山的丹山碧水孕育了游酢和朱熹的理学。因此，我在11月15日应邀参加第六届海峡两岸（武夷山）朱子文化节有感而发，写了一首《武夷颂》，其中有句“程氏正脉水云寮，理学先河源武夷。”，把程氏正脉公正的还给水云寮。

3、朱熹和游酢同有涉禅的经历。程伊川說：“游酢、楊時先知学禅，已知向里沒安泊处，故來此。”游酢以“前辈往往不曾看佛书”。所谓“前辈”，当然是二程了，此处明指伊川而言，因为明道“读得禅书透」，伊川则自言「不曾读佛书」。廌山不以為然，认为“必须亲至此地”。朱熹与佛教关系更密切，其佛学思想是袭承宗杲、道谦的看话禅，朱熹同安为官四年“逃禅归儒”：朱熹14岁时，父亲逝世，留下遗嘱，让朱熹和他的母亲及妹妹投靠崇安五夫里刘子羽，并让他拜胡宪、刘勉之及刘子羽军为师。而由于“二刘”信“佛”，讲“禅”，经常带朱熹到很多寺院去，朱熹自此“出入佛学十余年”。

4、朱熹和游酢同感知损惩窒等易经之道。

清-胡渊《蒙养诗教》有：屏山论复，定夫名损。宋刘屏山、胡籍溪、刘致中三先生为道义交。相见讲学外，无一杂言。闻人有片善，无不从容咨叩。后生来问学，亦随其器识告语成就，终日无倦。朱夫子请问平生入道次第，屏山曰：“吾于《易》，得入道之门，所谓‘不远复’，吾三字符也，汝尚勉之。”

游酢，字定夫，察其子性刚，名之曰“损”，且曰：“损，君子以惩忿窒欲，盖以忿则陵物，欲则溺己，二者皆所当损也。”

朱熹 《感尚子平事》诗：“我亦近来知损益，只将惩窒度馀生。”

（注：惩忿窒欲：谓克制愤怒，杜塞情欲。《易•损》：“君子以惩忿窒欲。”）

5、朱熹与游坐同具有在朝廷被贬到地方为官的经历。游酢因为在朝中“反官腐”的奏书写道：“现在天下的大患就是士大夫的无耻。他们见利忘义，败坏了社会风尚。就像是有人到街市上强要金钱，堂而皇之，旁若无人。开始时人们笑话他，以后人们就产生迷惑，时间久了，也就群相仿效，成为社会风尚。官吏们为了点滴小利，也尽力争夺，即使谋财害命，卖国肥私，也在所不惜。陛下如果依靠这伙人来治国，那大宋皇朝还有什么指望?”，游酢等人上章谏诤的消息传开之后，在朝野普遍受到欢迎。人们说：朝中还有人敢替老百姓说话，说明了天理人心仍在，蔡太师不能一手遮天；皇上总有一天会醒悟，会罢去奸臣的官职，到那时就真的会政通人和，百姓们能过上安宁的日子。蔡京却对皇上进言：“各地官吏尽职，贡赋及时，处处太平，不能说是吏治腐败。陛下制礼作乐，复古求仙，兴造土木，正是为了与丰大豫亨的极盛的时代相称。最近奸邪小人欺君罔上，妄图否定陛下即位以来的文治武功，诋毁必不可少的宫殿建筑，让陛下去过五代时期那种匮乏简陋的生活，那才是与当前富强的国力民力极不相称。”皇上采纳蔡京的进言，传谕由蔡京起草诏书，颁告天下，并刻石明堂。结果游酢被贬出京。（《宋微宗全传》第十九章）。朱熹因为在朝中“正君心”被贬到地方。1194年，宋宁宗任朱熹为焕章阁待制兼侍讲，为自己讲学。渴望辅弼皇帝，把学养用之于世的朱熹欣然受命。入都第三天，朱熹第一次被召上殿，当即就连上了五札，希望皇帝收放心、正君德、远近习、行治道。随后一个多月时间，朱熹诲人不倦地作了七讲，直言指责宋宁宗大兴土木，内批专断，不符合王道，要他“下诏自责”。如坐针毡的宁宗皇帝直接降下圣旨：“朕悯卿耆(qí)艾，方此隆冬，恐难立讲，已除卿宫观，可知悉。”就这样，朱熹被逐出朝廷黯然回乡。

6、朱熹与游酢同为宋代两大理学书法家。游酢在书法上造诣极深，被列为宋代六大草圣之一。游酢有38个草书单字被收入清代石梁编辑的《草字汇》一书。其书法和朱熹书法同以理学家身份被收入《客家书法大观》。

7、朱熹与游酢同好沧州意境。游酢《水亭》诗里有:“小桥流水即沧州。”朱熹在建阳考亭建沧州精舍, “竹林精舍成先生率诸生行释菜礼于先贤复更名曰沧州精舍。”（《闽中理学渊源考》卷十六）。其<水调歌头>中有曰：“永弃人间事,吾道付沧州。”

8、朱熹与游酢同对王安石有好感。伊洛学者对王安石的丑诋,以杨时为首, 二程弟子对王安石“新学”的批评，於高宗绍兴四、五年达到高潮，学界亦流行安石“新学”乱国的说法。但二程弟子中,游酢与谢良佐对王安石尚有好评。朱熹则对安石之变法颇为同情，亦推崇安石之人格，朱熹自始至终均肯定安石之人品及变法有其必要。

9、朱熹与游酢是闽学首创与集成的两大巨儒。游酢是二程理学南传福建的第一人。游酢20岁就在京城与程颢偶遇，被赞“其资可以适道”。在程颢任河南扶沟令时，又召游酢任扶沟教职，成为东南诸省最早接触和学习、传播二程理学，并在8年之后介绍好友杨时认识程颢，后又携杨时拜师程颐，留下“程门立雪”千古佳话，开创闽学先河。游酢首开在武夷山筑水云寮教授传播二程洛学，成为朱熹后来选择武夷山传播理学的效仿的榜样。二程洛学再分别经游酢传胡安国传胡宪，杨时传罗从彦传李侗，至朱熹集理学之大成，完成了闽学的创立。朱熹在集理学之大成的过程中，非常清醒的认识到游酢在传播二程洛学的伟大功绩，盛赞游酢“清德重望，皎如日星，流风余韵，师世范俗。”并以撰联的形式，充分肯定“道南首豸山”这一历史定论。可以看出朱熹对游酢非常尊敬、极为崇拜，并深受游酢理学思想之影响。

10、朱熹与游酢同得到理宗皇帝惜爱和赞颂的大理学家、教育家。理宗对游酢呼唤：“朕有赖焉！”，表达了无限的崇敬与惋惜。同时理宗把对游酢的惋惜寄托在把朱熹集大成的理学，确立上升为治理国政的官学。

11、朱熹与游酢同享寿71年。游酢（1053---1123），朱熹（1130---1200）。

12、朱熹与游酢谥号同有“文”。宝祐三年（1255年），理宗皇帝当政时，为游酢冤案平反，以“道德博文谓文，言行端明谓肃”，赠大中大夫谥“文肃”。嘉定二年(1209年)，宁宗赐朱熹谥“文”，人称朱文公。

三、游仲鸿是舍命阻止罢免朱熹一锤定音的牛人。

游仲鸿  （1138--1215）字子正，南充县人。南宋淳熙二年(1175)进士及第。初任犍为县主簿，继任中江知县。绍熙四年(1193)，光宗赵悖因久病不理朝政，游仲鸿遂给枢密院赵汝愚上书，陈述宗社大计。书云：“大臣事君之道，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苟利社稷语出《左传·昭公四年》“子产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意思是：只要是有利于国家，个人的死生就由他去吧。近代林则徐亦有诗云：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其用典亦源于《左传》。

赵汝愚称其直谅多闻，甚重之，曾访以蜀中利弊。宋庆元四年（1198），除知嘉定府，开大渡河新渠,以杀三江怒涛。寻提为利州路转运判官，政平民悦数忤四川宣抚副使吴曦。开禧二年（1206），吴曦反叛，游仲鸿遣书劝成都帅杨辅、程松加以讨伐，不果。次年，值宣抚司幕官薛绂来访，即泣指案上一编书曰：“开禧丁卯正月游某死。”又对家人说：“曦逼吾死，即填其日。”后来吴曦被诛，参政李璧上奏，授游仲鸿利州路提点刑狱，不久休职返故里。嘉定八年(1215)去世。谥曰“忠”。著有《鉴虚集》，今佚。魏了翁为之序，称游仲鸿气节烈烈，其文自足以不朽。《宋代蜀文辑存》录其文1篇，《宋史》、《南宋书》有传。

赵汝愚回朝作枢密院事，游仲鸿也被其推荐入朝，作了差干办诸司粮科院。一面佐赵汝愚定策，一则"常从朱子讲学"。游仲鸿因此接受了朱熹理学的思想观点，朱熹还称游仲鸿是蜀中奇士。

宋绍熙五年（1194）宋宁宗即位，游仲鸿时任知图的外戚韩佗胄常借用皇帝御笔批文办事，致使朝廷议论纷纷。游仲鸿入朝，正是韩佗胃排斥理学、打击赵汝愚的时候。首相留正、理学家朱熹、谏官黄度都离开了朝廷。“会侍讲（皇帝的文史顾问）朱熹以论事去国。

当朱熹被斥出朝时，虽然道学未成为官学,但受众多。朱熹的门徒、崇拜者遍布官方民间，仿佛捅马蜂窝。先是侍从圈炸了，给事中、中书舍人轮番上阵，动用封驳权阻止罢免；再是省部级高官，吏部、工部的侍郎们一起上阵，跟新皇帝叫板；最后一锤定音的人是登闻皷院的牛人游仲鸿，他愤然上疏（shù，奏章）曰：‘陛下宅忧之时，御批数出，不由中书（上文事堂）。前日宰相留正之去，去之不以礼；谏官黄度之去，去之不以正；近臣朱熹之去，复去之不以道。自古未有舍宰相、谏官、讲官而能自为聪明者也。顾亟（jí，急速）还熹，毋使小人得志，以养成祸乱。’” (《宋史•列传一五九•游仲鸿》)。这段奏章的大意是：正赶上侍讲的朱熹因被人弹劾（hé）而离开国都，宰相游仲鸿听说此事，立即给皇帝赵扩上奏章，说：“皇帝您居丧的时候，几次下达御批文件，都不经过政事堂。前些日子宰相留正离去，不是按礼法离去的；谏官黄度离去，不是依据正确理由离去的；如今您亲近的臣子朱熹离去，又不是根据道义离去的。自古以来，还没有舍弃宰相、谏官、讲官而能够自己成为聪明的皇帝的。我希望皇帝您急速召回朱熹，不要让“小人得志”，从而酿成灾祸和混乱。游仲鸿从制度上、道理上批评滥用内批是违反"礼"、"正"、"道"；或从历史经验教训上批评滥用内批会导致"祸"、"乱"；或从道德上批评滥用内批是出于"私"心。在当时，游仲鸿敢于这样逆鳞犯颜，予头直指宁宗和韩佗胄，确非常人所能为。

游仲鸿还告诉皇帝：“朱熹是海内名儒，首蒙収召，四方传诵，以为天下大老归之纔（cái，才）四十余日，复有宫祠之命，逺近相吊，以为天下大老去之，则人孰不欲去者？若正人尽去，陛下何以为国？” （见：《庆元党禁》-宋-沧洲樵叟）。上升到这种程度，任何稍有理智、逻辑的人都能看出来，游仲鸿说的是皇帝。当时韩侂胄势力正盛，人皆为仲鸿危之。后来，把游仲鸿列入"伪学"庆元党禁首末伪党共五十九人之一。受到打击。死后，刘光祖表其墓道日："呜呼！庆元党人游公之墓。

赵汝愚被罢相后，游仲鸿还为军器监主簿。而游仲鸿不愿为韩佗胄所用，自请出知详册。朱熹听到这个消息，叹言：“信蜀士之多奇也。”《重庆郡志》评为：“人物伟然、操履方正，人皆望而畏之，政尚清肃。”宋朝真德秀门生、诗人王迈有诗赞曰：“一鸣公甚伟，直气戢（jí）群憸（xiān，奸邪）。”、“公乎拼一死，国尔自忘家。”、“本朝诸大老，谥议两忠公。公去道乡远，名垂太史同。一时无显位，千载播清风。”对游仲鸿“一鸣公甚伟，直气戢群憸。”的豪气表达了赞叹！赵儒愚谥号“忠定”，游中鸿谥号“忠”，诗中“两忠公”即指此。王迈对他们的拼命力挺朱熹的高风亮节表达了深深的钦慕和赞扬之情。

四、游似是促成赵昀将理学升为官学的贤相。

游似，字景仁，号克斋(?一1252年)，南充人(有岳池之说)。似勤奋好学，师事刘光祖。南宋宁宗嘉定14年(1221年)进士，官大理寺司直。理宗嘉熙三年(1239年)为端明殿学士，签枢密院事，封南充县伯，同年八月又拜参知政事。淳祐五年(1245年)拜右丞相。游似的官运超过乃父，从端明殿学士到拜右相封国公死，都一直在“宰执”的位置上。

游似在朝时，位高权重，深得理宗信任。为理学被理宗确立为官学地位，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是执政重用贤能力促把理学作为官学

游似拜相后，劝理宗亲儒从谏，敬畏检身，节用致爱，选贤共理。因此，一些贤才和受党禁打击和影响的人员多被利用，如范钟、真德秀、魏了翁、赵葵、余玠等，均是这个时期入朝受职的。尤其是起用真德秀、魏了翁对朝野影响最大，充分体现了理宗召用真、魏，主要用意是借此起推崇理学、任用贤能的象征性作用，所以游似被人誉为朝中正士，被杨升庵评为南宋“蜀中四贤相”之一。

游似的学术观点不但受其父和他老师刘光祖的影响，还受到理学功臣魏了翁的影响。魏在潼川（今三台）做官时，即邀游似去研究性理之学。游似说："嘉定十四载（1221），余方家居。公致之潼川郡斋，同诸友读易，偏考旧说，切磋究之。"这年游似中进士，开始在朝为官。第二年魏了翁也被召入朝，他们关系更好，用游似的话说："常过余语"。他对魏"第在外而心服是寄不为外，在内而情意不亲不为内"的讲解是"击节称叹"（拍掌叫好）。可见，游似在理学上是以受魏了翁的影响为大。所以游似同皇帝论理讲治时，就充分体现了以心为主的理学。游似在权兼礼部侍朗时上疏说："欲尽事天之礼，当尽敬天之心，心存则政事必适其宜，言动必当其理，雨循其序，夷夏必安其生。"当游似官史部尚书入侍经幄、皇帝理宗问他，唐太宗贞观治效为什么这么长久? 游似说：“人主一念之烈，足以旋乾转坤,一念有时间断，则无以挽回天下之大势。”游似的论述是紧紧抓着心、念不放，把它当成万能的东西，这既反映了他的理学思想，也反映了魏了翁的主观唯心的理学思想。我们知道，魏了翁的理学思想来于李燔，李燔是朱熹的学生。朱熹-李燔-魏了翁-游似，这条线是非常清楚的。所以嘉庆版《南充县志·外纪》说：“南充游忠公，常从朱文公（熹）讲学，深明性理，迄今县中颇得其传，盖自游氏父子云。”《杂识志》又说：“宋高宗南渡后，中原文献半入江南，魏了翁师李燔，得朱子所传。充国游氏祖孙父子宗之，事功名理，冠绝一代。”游似还劝谏理宗：“敬畏以检身”、“节用以致爱”、“选贤共理”等等。所以，游似被称为“朝中正士”“中兴贤相”。杨升庵评他为南宋“蜀中四贤相”之一。游似曾十次上奏，乞归田里。《庆府考究图经志》有“步行归故里，俗语对乡人”的诗句。然而，理宗不许，直到在任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朱熹在世时，其学术未能得到官方承认，并于垂暮之年被韩佗胄等诬为欺世盗名的“偽学”。

游似在朝期间，正是南宋中兴，理宗求治，确立理学地位的时间。虽然朱熹已在游似任宰相前平反，但朱熹理学尚未上升到官学地位。游似本身就是理学家，而且他父亲游仲鸿又是拼命申张保护朱熹的大臣。所以，游似当宰相后，义不容辞的把理学升为官方哲学作为当务之急。

首先极力劝说理宗尽快把理学贤才及受党禁打击和影响的理学家，引用到朝里来。功夫不负有心人，游似主张的理学贤才如范钟、赵葵、余介等，都相继被召引入朝担任要职。

其次游似联合朱门弟子，大力上疏提倡把理学作为官学，以效治国。最终被理宗认可，公开表赞理学为孔孟道统正学，遂成为官方御用学説。使朱熹编定的《小学》、《近思录》、《四书集注》等成为后代学校的基本教材，特别是《四书集注》成为科举考试的钦定标准，对中国后期封建社会的教育文化事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二是对崇尚理学名臣当朝力挺

宋代工部尚书刘克庄，一生崇尚理学、谦恭心仪师事真德秀。

绍定六年（1232），起克庄通判吉州。端平元年（1234）春，有旨都堂省察，真德秀帅闽任安抚使，以机幕辟，克庄除将作簿，兼帅司参议官。夏，真公改镇温陵，克庄归里。其时弥远死，诗禁始开。克庄撰《病后访梅》诗云：“梦得因桃却左迁，长源为柳忤当权。幸然不识桃并柳，也被梅花累十年。”逾月，召赴京任宗正寺主簿，以直言敢谏闻名，班对极言：“服天下莫若公，今失之私；镇天下莫若重，今失之轻。”又言“柄臣反易纲常，变乱邪正。与其徒擢取陛下之富贵而去，独留大弊极坏之朝纲。……遂使陛下疑君子之无效意，小人之有才。宣和、靖康之祸，此陛下商鉴也。”疏出，大臣游似击节（拍掌辰赞）曰：“二刘（夙、朔）后有此佳儿。”，对学贯古今文追骚雅爱君忧国至老不衰的名臣大加赞赏。

五、游九言是岳麓书院朱张会讲的联络员。

两宋之交，岳麓书院遭战火洗劫，乾道元年（1165年）湖南安抚使知潭州刘珙（gǒng）重建岳麓书院。他还延聘著名理学家张栻主教岳麓，更加强了岳麓书院在南宋教育和学术上的地位。张栻主教期间，以反对科举利禄之学、培养传道济民的人才为办学的指导思想，培养出了一批如吴猎、赵方、游九言、陈琦等经世之才的优秀学生。游九言多次把在福建的好友朱熹介绍给老师张栻，张栻很想有机会认识朱熹。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经游九言联络，朱熹不以千里为遥，专程来访，与张栻论学，举行了历史上有名的“朱张会讲”。前来听讲者络绎不绝，时人描绘“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立涸”。这次会讲，开创了书院会讲的先河。也推动了宋代理学和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所以不仅是长沙，也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一件盛事。

朱张会讲之后，岳麓书院名声更加远播，元代理学家吴澄在《重建岳麓书院记》中说：“自此之后，岳麓之为岳麓，非前之岳麓矣！”绍熙五年（1194年），在岳麓会讲27年之后，朱熹任湖南安抚使，再次来到潭州，重整岳麓书院，颁行《朱子书院教条》。经过他的整治，岳麓书院再次进入到繁盛时期，“方其盛也，学徒千余人”。。

游九言，字诚之。建阳人。与兄九功并列岳麓书院六大巨子。父訔，湖南安抚参议官。九言慷慨善议论，方十岁即为文诋秦桧，及长锐志当世。初筮为古田尉，入监文思院，被旨视行在诸邑灾伤，归白都堂，放苗八分以上。孝庙攒官，有司妄费希赏，九言上书极谏。张栻帅广西，辟幕下。栻弟枃（jìn）帅金陵，辟抚干。庆元党禁时，颂扬道学，讥刺韩宅胄。开禧初，为淮西安抚机宜，寻知光化军，充荆鄂宣抚参谋官，卒。端平中，特赠直龙图阁，谥“文靖”。九言始学于栻，栻教以求放心，久之有得，尝序《太极图》，曰：“周子以无极加太极，何也？方其寂然无思，万善未发，是无极也；虽云未发而此心昭然，灵源不昧，是太极也。欲知太极，先知吾心。” 学术上继承了张栻理学思想中的心学内容，使湖湘学派表现了一定的心学倾向。读者称之，号“默斋先生”。

游九言既是张栻高弟，又是朱熹的好友。朱熹在《送郭拱辰序》写到：“予顷见友人林择之、游诚之，称其为人，而招之不至。”意思是：我很快速地见到我的友人林择之、游诚之，他们向我称赞郭君，但没能把他请来。

1、从以下朱熹、张栻答问中，可以看到朱熹、张栻在与游九言的问答中都是非常高深的教学互动。

朱熹《答游诚之》中説：“非稍有所知，无以致涵养之功；非深有所存，无以尽义理之奥。正当交相爲用而各致其功”。“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进其知，使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程氏遗书后序》强调通过一系列“下学”功夫，包括格物穷理、主敬涵养以及穷理主敬交相互发的修炼功夫，才有可能逐渐上达于对封建纲常伦理自觉自愿的境界，做到“知精本固”、“德盛仁熟”。《答游诚之》三（心体固本静）

张栻在《答游诚之》书中说：“程子之意，谓礼字上有理有文，理是本，文是末。然本末一贯，通谓之礼也。然有理而后有文，日推此理则甚有事，谓天地间莫不然也。” 张栻“理本文末”的说法，亦是站在道重文轻的立场上。但是，与前辈理学家不同的是，文道的具体关系在此有了变化。如果说周敦颐和程颐的说法难免将文道析为二物，那么张栻则主张文道不可分，因为本末不可相离，这一思想直接来源于其师胡宏的“斯文即斯道”的观点。文道不分的前提是道本文末，是故文必须是道的体现，如果脱离道去单纯地追求文，文本身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杨平、李萃茂《植根于道：张栻“学者之诗”的内涵》）

张栻在和朱熹会讲时讨论过爲学修养方法，张栻并将讨论后的观点《答游诚之》：“居敬集义，工夫并进，相须而相成也。”

2、从张栻的诗中，可以感触到他与游九言既师亦友，对游九言无限的深爱和厚望。

如在《游诚之来广西相从几一年今当赴官九江极与之》一诗中：

游子名家后，天资更敏强。

壮怀右自许，远业定难量。

幕府文书简，韦编趣味长。

怅然成阔别，音寄莫相忘。

士学端成已，工夫要自程。

圣门窥广大，中德养和平。

美玉资勤珏，良才讵小成。

心期须后会，拭目更增明。

六、游绛是闽台最早祭祀朱熹的石井书院创建者。

石井书院，位于晋江安海镇西整头境，前身为宋绍兴年间安海长者黄护为时任安海镇官朱松捐建的讲学馆所——鳌头精舍，与泉山书院、小山书院、欧阳书院并称泉州“四大书院”。

乾隆版《晋江县志》载：“石井书院，在府城西南安平镇，名鳌头精舍。宋绍兴初吏部郎朱松尝为镇官，与士人讲学。后其子熹官同安，至镇访父时事，与父客耆士论说经义，镇人益劝于学。嘉定四年镇官游绛白郡守邹应龙，建书院于镇西，如州县学之制，命通判朱在(朱文公子)董其事，建大成殿、尊德堂，立富文、敏行、移忠、立信四斋，绘二先生像于尊德堂，异室而祀焉。”

泉州文庙明伦堂旧有一联云：“圣域津梁，理学渊源开石井；海滨邹鲁，诗书弦诵遍桐城。”

联中“石井”是泉州安海镇在宋元及明中叶前的行政地名。联语追怀“二朱过化”的历史作用，称赞泉州的文风之盛。安海还被称为“闽学开宗”之地。这样一所与朱松、朱熹、朱在三代都有关系的独特书院，也就是唯一于朱熹有关的历史最久远的书院，两位游氏人物对此书院有非常大的功劳。

1、石井镇官游绛

嘉定四年（1211年），朱熹逝世的第11年，“庆元党禁”已解除，朱熹门生、隆兴元年进士傅伯成等乡贤，发起倡办石井书院。石井镇官游绛应安海士民的强烈要求，以纪念朱松父子，决定将“二朱过化”的“鳌头精舍”原址扩建为“石井书院”，报请泉州郡守邹应龙审批。得到邹应龙的大力支持，拨官帑40万缗为倡首，募泉州漕运司及市舶司等衙司，合官绅士商捐资，共资金400余万，按府县学宫规制，把二朱先生祠改建为石井书院。（清柯宗璜《安平石井书院记》：“镇官游绛，泉守邹应龙，于镇西构学院”。）。此改建工程由游绛直接负责，并派朱在主持建院工作。书院前设柩星门，中建大成殿，后立尊德堂，东西两边分建“富文”“敏行”“移忠”“立信”四斋，西序前置“杏坛”，东序左藏祭器，缭桓环周。翌年(1212)，书院”落成，与朱子祠合二为一，并以地名命名为“石井书院”。大成殿悬挂“朱文公祠”匾，尊德堂供祀“二朱”先生像。（清安平绅士同勒石：“镇官游公绛，郡守邹应龙，因士民之请，于署之东畔，建大成殿，绘二朱先生像祀之。”）。每年春秋二祭，仿府县祀仪，成为闽台最早祭祀朱熹的书院，闽南著名的理学圣地。

2、泉州郡守游九功

南宋宝庆初年（1225年），郡守游九功又拨5座废寺的产业、田租以充实书院经费。（胡金兰《闽学开宗圣地——记安海石井书院》）。又购置许塘、承天等地田亩为学田，使就读的生员“瞻养有田，肄业有舍，释菜之仪，考士之式，大略可观矣。”，成为当时泉州州属建院最早、规模最大、设备最完整的高级学府。著名文学家留元刚为书院撰碑文，碑文称赞：“天下如石井者凡几？！”

石井书院建成后，聚徒办学，以儒家为正学，更以朱熹的代表作《四书集注》为基本教材。受佛教禅林制度的影响和启发，书院推崇援佛入儒的理学，在教学方式上，借鉴佛寺的早参、晚参、普说、讲会等，注重对学生的启发、引导，培养学生的自学和研究能力，要求学生“退而考诸日用，有疑焉则问，问之弗得弗措也”，强调读书须有疑，“疑者足以研其微”，“疑渐渐解，以致融会贯通，都无所疑，方始是学”。在管理机构的建制上，以“山长”“洞主”这样的名称来称呼书院的领导。二朱对石井书院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他的“门户开放”的教育政策。书院不仅广收门徒，而且也是一所讲学比较自由的书院，“无峻壁之限，无干彻之约”。因而，“其讲德考业求书问字益履满”，慕名而来进行学术探讨的人不少。

数百年来，石井书院成为人才辈出的摇篮。据史载统计，“二朱过化”前后安海登进士人数，前百年17名，后百年32名。甲午战争后，西学东渐，但安海古镇文风未减，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就在这座古老书院内创办了一所新式学堂——养正小学，它是本省最早的新学堂之一。

相传，明代石井书院，由郑芝龙出钱翻修，成了郑成功受教育的地方。1644年，郑成功就是在这里考入南京国子监太学的。石井书院成为闽南朱子理学文化的发祥地，并通过郑成功、郑芝龙将朱子文化传到台湾，按石井书院规制，在台湾多地建朱子祠。安海石井书院与台湾南投县蓝田书院缔结友好关系，进一步拓宽了对台文化交流渠道。

安海民间，因为感化二朱(其实是三朱)过化之功，便习惯上把“石井书院”称为“朱祠”，至今周围居民区的地名乃曰： “朱祠口”。

七、游氏是朱熹为女性写墓志铭的第一人。

大学士黄中的母亲是建阳长坪里游家人，以贤妻良母著称，去世时朱熹才两岁。黄中以龙图阁学士告老回到邵武，朱熹对他非常尊崇，专程登门投书执弟子礼，成为黄中的门人，因此也成为了游酢的再传弟子。

朱熹在《建安郡夫人游氏墓志铭》中记载了当时撰写墓志铭的情形，“卒之明年，……大夫公台州(她的次子)状其行而未有所托铭。后四十有六年，端明公乃以命熹，其语具于大夫公之志，此不著，独安状文?其大者书而铭之。”

朱熹一生中曾为十四名女性撰写墓志铭，黄中母亲游氏是第一人。也是朱熹笔墨最多最重的一人。朱熹把游夫人作为慈母的形象大加称颂。朱熹最称赞她妊娠期间的胎教慧举以及教育儿子的方法，并对朱熹后来的幼儿、小学教育思想的形成有很大的启发作用。

朱熹撰《建安郡夫人游氏墓志铭》说游氏“世为建州建阳县长平里人”,“有宋建安郡夫人游氏右宣义郎致仕赠金紫光禄大夫邵武黄公讳崇之妻..。从兄御史先生学于河南程氏行业，淳懿为学者所宗。”

朱熹称赞游夫人教育儿子的好方法。首先，游夫人师从族母阮氏“受班昭《女诫》通其大义，至它组纫笔札之艺，皆不待刻意而能辄过人。”，“日诵《女诫》及它经言，以自箴警”。因此，她具备了正确教导孩子的品德及能力。其次，游夫人知道“胎教”对出生之前的孩子所具有的作用。详细的叙述了游夫人在怀孕时“亦尚信浮屠法，娠子则必端居静室，焚香读儒、佛书，不疾呼，不怒视。曰：此古人胎教之法也，故其子生皆贤才，而夫人所以教之者又甚至。”再次，在孩子才刚开始哑哑学语时，游夫人就教他识字、诵读诗书，再大一些时又为孩子“迎师择友，教诏谆悉”。（《晦庵集》卷九十一 《建安郡夫人游氏墓志铭》）

朱熹称赞游氏因为丈夫“为人诚恳庄重”而能“以柔顺贤正佐之。”游夫人，早年学习佛法，临死时对悲痛的丈夫说：“生死聚散如夜旦然，何以戚戚为哉？”。《建安郡夫人游氏墓志铭》。表明了朱熹对女子信仰宗教的自主性和赞同。

同时从朱熹撰写的墓志中，可以确认游酢是黄崇妻游氏的堂兄，黄中的舅父。也可以说大宋抗金名将、端明殿大学士（二品）黄中是游氏的血脉。

黄中(1095一1180年) 字通老，邵武故县人。尚书右丞黄履从曾孙。自幼聪敏，从母舅游酢学，深受器重。绍兴五年(1135年)中进士第二。初授官时，以不屑攀附秦桧集团，被排斥外任地方官二十余年。桧死，才入朝为校书郎兼国子监司业。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奉命任贺金主生辰使，见金修建汴京，有南侵意图，回朝奏疏高宗，请早作战备。遭求和派汤思退的忌恨，被调任秘书少监。绍兴三十年(1160年)，奉命接待来贺天申节的金使，金使借口天热，请求殿外参拜，意图简慢参拜礼仪，黄中坚持不许。自他出使金邦三年中，每议边事都力主备战。当宋廷措置战备时，金兵已突破淮水南下，都中官员携眷外逃，独黄中和陈伯康两家未离，联络同僚推选能将抗金兵御敌，金兵退后，大臣多感有愧。

金新主登位，欲迫宋廷称臣，经黄中力拒而止。高宗、孝宗曾先后向他征询足食、足兵之计，中答以量入为出，把宫内所存财物统归国库核计，以定全部财用虚实。但他所献之策终不被采用。后因与宰相意见不合，于乾道初被迫致仕。乾道六年(1l70年)，孝宗重新起用他为兵部尚书兼侍读。对所献的“十要”建议未能被采纳，便力辞退，以龙图阁学士告老回乡。后孝宗常派钦使到邵省问请计，晋升他为端明殿大学士。淳熙七年(1l8O年)，八月逝，终年八十五岁，赠太师，谥简肃公。黄中热心汲引后进，名臣王十朋、张震，名将张浚、刘锜，都曾得到他的栽培与提携。

2015年11月15日初稿于朱子故里尤溪

2015年11月20日二稿于朱子故里尤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