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还游酢一个公正的评价 [复制链接]

游酢作为宋学的传承者，他承洛学，载道南来，开闽学之先河，但这位曾有过巨大贡献的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却很少被人提起。游酢的一生，扣除求学，守丧，绝大部分时间在仕途中渡过，长达40多年。在他漫长的为官生涯中，刚练精明，清正廉洁，一心为民，为民请命，深得百姓厚爱。现将福建省委统战部游正劼宗亲撰写的《还游酢一个公正的评价》文章摘编如下，以飧读者。

                                   还游酢一个公正的评价

                                         ---福建省委统战部 游正劼

游酢作为宋学的传承者，他承洛学，载道南来，开闽学之先河，但这位曾有过巨大贡献的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却很少被人提起。与杨时等人相比，几乎是寂寂无名，湮没在历史中。“程门立雪”是他与杨时共同留下的，然而人们却把光荣只归于杨时，以至于杨时享有重名，而游酢却鲜为人知。《宋史·道学传》中对杨时的介绍长篇大论，而对游酢的介绍却只有几句话，行文数量不及杨时的十分之一。近五十年来，不论大陆还是港台，对游酢的研究都很少，关于游酢的资料也很缺乏。武夷山石壁上刻有“道南理窟”四个大字，其典故是程颢目送游酢与杨时二人时说“吾道南矣”。可是，如今不少学者津津乐道这一典故时，只说杨时，而只字不提游酢。这有违历史事实。

出现不公正的评价的原因主要是：

一、遗作寡，评价难

对游酢历史地位的不公正评价，首先是由于目前留存于世的游酢著作太少。据方彦寿在《游酢著作源流考述》考证，目前只有《四库全书》收录了游酢著作四卷，第一卷为《论语杂解》、《中庸义》、《孟子杂解》；第二卷为《易说》；第三卷所录“二程先生语”，实际上不是游酢本人著作；第四卷为《诗二南义》及书奏杂文四篇，各卷内容都不是很多。清乾隆四十八年，豸山书院出版《宋文肃豸山游先生文集》，虽然有十卷，但仔细看，真正属于游酢著作的亦极少，不会超过3万字[1]。而这极少的著作，还是到目前为止，收集游酢文集最全的文献，可想而知游酢著作遗留之少。这显然造成后人认识、了解游酢上的困难，当然也给后人研究并发展其思想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所以知其事迹者越来越少了。正如蔡仁厚为《游酢评传》作的序中所说的“游酢的著作，散失甚多，所以他在学术上的成就，不易多评。”[2]

二、弟子少，影响小

一个思想家在后世的影响大小往往和他弟子对他思想学说的继承发扬有关，如我们熟知的孔子和他的七十二弟子。游酢从元丰七年（1084年）步入仕途后，就一直从政，据《游酢官职解》中说，在他40多年的为官生涯中，几乎都是出任地方性的小官，工作具体而琐碎，大量繁琐的行政事务，占用了游酢宝贵的时间，相对来说用在讲学论道时间就较少，所以他的门人不多[3]。据《豸山学案》记载，有姓氏可考的有胡文定、黄中、吕本中、曾开、陈侁、江琦等人。但他们在政局动荡的北宋王朝，终日惶惶，无法安心研究学问，没有对其著作很好地收集和保存，没有形成一个核心，所以大都不太知名，游酢之学几乎没有发扬光大者。

三、深学禅，犯时忌

当时的理学界很看不起禅学，而游酢正是犯了这一大忌。游酢晚年花了很多时间研究禅学。“游先生大是禅学”[4]，“游定夫之说，多入于释氏。”“游定夫晚所亦学禅……看来游定夫后来也是郎当，诚有不满人意处便见《定夫集》，极说得酉鬼差，尽背其师说，更说伊川之学不如他之所得。”[5]特别是当时的名儒五峰胡宏就说：“游定夫所以卒为程门罪人者，以其不仁不敬故也。……定夫于程门无所得。”[6]等等。游酢靠近佛教、禅学，这是儒学界冷落游酢的重要原因。

笔者认为这只是误解，真实的原因是：游酢在仕途上追随屡次被打压的范纯仁，因而一生颠沛流离；游酢生活在动乱时代，容易被人淡忘。

一、清正廉洁、品德高尚

游酢的政治生命是与范纯仁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范纯仁即范仲淹之子，秉承其父，在为官上也是旨在天下为公，游酢对此很敬仰，不惜一生追随他，而范纯仁对游酢的才华也非常赏识，认为游酢是“国之贤士”。范纯仁任河南通判时，以国士待游酢，聘请他为顾问；范纯仁任颖昌知府时，聘游酢为府学教授；范纯仁任宰相时，聘游酢为太学博士……[7]

游酢的一生，扣除求学，守丧，绝大部分时间在仕途中渡过，长达40多年。在他漫长的为官生涯中，刚练精明，清正廉洁，一心为民，为民请命，深得百姓厚爱。

据南平游定夫纪念馆编印的《游酢年谱》中记载：游酢在元丰五年（1082年）登状元黄裳榜进士，第二年就调越州萧山县县尉，元丰七年（1084年）赴任，其职责为负责一县的军事和治安。元祐二年（108年）任河清知县，总掌一县民政：劝课农桑、平决狱讼，……。元符三年（1100年）任监察御史，职掌分察百僚，巡按郡县，纠视刑狱，肃正朝仪。崇宁二年（1103年）任和州知州，政和元年（111l年）任汉阳军知府，政和七年（1117年）任舒州知州，宣和元年（1119年）任濠州知州，总理郡政：宣布条教，导民以善而纠其奸匿，平决狱讼等。据程利田在《略说游酢对儒家民本思想的发展和实践》上说，游酢在为官任上办事清明干练，政事效率极高。他在所任之处，都极重视所任之处的治安状况，把教化百姓、导民为善、平决狱讼等列为政事中的重点，取得较好成绩，尤其在决疑狱讼上表现不俗[8]8。杨时在《御史游公墓志铭》上也称“筮仕之初未更事，县有疑狱十余年不能决，公摄邑事，一问得其情而释之，清练如素宦者，人服其明。”[9]他为政处处为民众着想，施以仁政，因此，百姓对他爱戴如父母。“惠政为民，故去而思念，愈久而不忘”[10]。对游酢的为官政绩，他的老师程颐评价很高，程颐说：“游酢德器粹然，问学日进，政事亦绝人甚远。”[11]蔡仁厚为《游酢评传》写序时也认为“游酢有治剧才，烦剧骚乱之际，其才足以应事变而安民，这是一般理学家比不上的。”[12]

游酢不畏强暴，敢于揭发当政者的弊端，当时官场腐败透顶，游酢出于对国家社会的责任和使命感，对当时官僚士大夫的种种腐败现象痛恨疾首，用极其尖刻的语言予以揭露，而不怕达官权贵们的报复陷害。他在《陈太平策》中说：“今观朝廷之上，大臣则悠悠然持禄而顾望，小臣则惴惴然畏惧而偷安。今胡苟且，以求自全之计；现岁谒目，以希卷转之阶……”[13]如此揭露当朝大、小臣子，把自己的利害置之于度外，确实是一般的理学家无法做到的。

游酢认为，当时一些官僚士大夫为了自己的利益，杀人、抢夺、犯上作乱，假托上命，巧取豪夺，无恶不作。他在《陈太平策》中进一步向皇帝陈述官僚士大夫的可耻行为：“虽杀人而谋其身，可为也；迷国而成其私，可为也；草窃，奸宄、夺攘，矫虏何所不至！”[14]他认为，当时官僚士大夫无廉耻到了所见到的都是利，除利之外，不知道还有别的东西。“士大夫至于无耻，则见利而已，不复知有他。如入市而攫金，不复见有人也……土风之坏，一至于此，则锥、刀之未将尽争之。”淋漓尽致地刻画了一群无耻的腐朽的官僚士大夫。为了制止当时存在的严重腐败现象，游酢在《论士风疏》中向刚即位的徽宗皇帝建议朝廷“倡清议于天下”[15]，所谓清议，就是由民众对官僚士大夫的优秀好坏进行公开的评议，用今天的话，就是实行民主监督，用舆论使他们廉洁自律。

一朝天子一朝臣，绍圣二年（1095年），范纯仁被第二次罢相，贬出京师，作为追随者的游酢必然遭到牵连，他只能自请外调，此后游酢的仕途便走下坡路。特别是游酢的文字都带着沉痛愤激之情的文章得罪了不少权贵，对游酢政治生活是非常不利的。当朝大臣怒他、恨他，一有机会就打压他。更不用说他的书籍会有人弘扬光大了。特别是秦桧当朝时，曾三次下令烧毁理学书籍，凡是不合他意的书籍一律烧毁，作为程门四大弟子之首的游酢的书籍和书法作品又怎么能逃出此噩运。而现存的游酢著作（含给杨时诗二首草书，这是游酢留传下来唯一的一幅草书）都是因被杨时收藏，才免去被烧毁的命运。

游酢在一生仕途中，始终清正廉洁，可称为风范。游酢虽然任官数十年，官至知府，监察御史，但他为政清廉，家里一向清贫如洗，以至于宣和五年（1123年）游酢死后，家人无财力运棺柩回原籍，就把他安葬在和州[16]含山县昇城乡车辕岭。明代薛祖学指出：“游子（游酢）以御史出守知州，以清德惠民莅官，遂家不能归。”[17]其实游酢选择了追随“天下为公”的范纯仁，也就选择了颠沛流离、远离庙堂的生活。自然也导致了他的身后凄凉。

与此相反，杨时晚年受到朝廷掌权者秦桧的重视，拥有一定地位，曾被秦桧推荐为侍讲，并被提任为国子监祭酒、寻改事中等其他要职。而对于当官只挂名，不做事的朝廷安排，杨时也心安理得。朱熹曾在赞赏胡宏学识丰富，节操高洁时，把杨时当成对比，说：“与其师杨时委屈以就”[18]相比，“可谓青出于蓝而冰寒于水矣”[19]这从侧面上可以看出杨时晚节不保。不难推测，杨时在当时政治上、学术上的极高地位和广泛的影响乃至后世对他思想的发扬光大，和他晚年受控于秦桧的政治选择不无关系。

二、博采众长，融会贯通

游酢靠近佛教、禅学，这是儒学界冷落游酢的重要原因。这个问题是重新评价游酢思想的一大障碍。其实这也是对游酢思想未深入研究具体分析所致。

综观游酢的著作，很难找到他信仰禅学的言行，反而有不少他强调要严加区分儒、佛的材料，认为二者不能混淆。例如，他在《答吕居仁辟佛说》中说：“儒者，守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各尽其分，罔有不合道者。释氏谓世间虚幻，要人反常合道，旨殊用异，而声可入、心可通，此其说之谬妄矣；吾道岂若是哉！敢以管陈白。”[20]由上可知，游酢对儒、佛教义区别得很清楚，指出释氏违反人之常情，是很妄谬的。游酢认为，理学家要复兴儒学，要从佛教手中把中国文化的主导权夺过来，就必须吸收佛学中一些积极成分以充实自己。这就是游酢所说的儒不接触佛书是不行的。也就是俗语所说的“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然“难以口舌争也”。他是有所指的，他的老师程颐攻佛言论最剧烈。他说：“先生不好佛语。或曰：‘佛之道是也，其迹非也。’曰：‘所谓迹者，果不出于道乎？然吾所攻，其迹耳；其道，则吾不知也。’”[21]在程颐看来，佛之迹出于佛之道，而其又只攻其迹，不究其道。游酢认为，这是对佛学“未深考”的结果。游酢说：“前辈往往不曾看佛书，故诋之如此之甚”[22]。显然，游酢不是信奉佛教，而是如何批判和吸取佛理的问题。如果对佛理没有深入的研究，那么，儒学怎么能够对其进行吸收，实现儒佛道融合，形成更完善的理学？

何况，以儒家思想为主干融合释、道义理，是以后元明理学家的一般思维模式。游酢在这方面表现得比较突出，不人云亦云，可以说是未可厚非。而且与其他人相比，他善于吸收其他学说的精髓，不固步自封，还是应该加以肯定。

三、生不逢时，易被淡忘

游酢生活在北宋末年，社会极端混乱，处于理学沉寂时期，统治者自己尚且朝不保夕，怎能顾到理学，不仅游酢本人的学说得不到重视，其弟子更无人过问，默默无闻[23]。因而其思想得不到系统的传播和发展，易被人们忘记。

实际上，游酢生前著有大量作品。杨时在《御史游公墓志铭》中说：“有《中庸义》一卷，《易说》一卷，《诗二南义》一卷，《论语杂解》、《孟子杂解》各一卷，《文集》十卷藏于家。”[24]《宋史·艺文志》记载：游酢著《论语杂解》一卷、《论语解义》十卷、《中庸解》一卷、《中庸解义》五卷、《孟子解义》十四卷、《孟子杂解》一卷、《易说》一卷、《二程语录》一卷、《游酢文集》十卷、《豸山粹言》一卷、《荆斋诗集》一卷、《语录》一卷，合计四十七卷[25]。流传于世的作品集有《游豸山先生集》四卷、《游定夫遗文诗》一卷，《游文肃公文集》十八卷等等[26]。据福建师大陈其芳教授考证，现在存留的游酢著作不及原有的十分之一[27]，明人徐火勃甚至说现存游酢著作仅存百分之一。虽说有些夸大，但游酢著作大量遗失是肯定的。笔者认为，造成大量书籍遗失的原因主要是游酢长期生活在北方。在风雨飘零，危如累卵的北宋末年，兵荒马乱，人们生命都朝不保夕，哪还管得上书籍的保存。游酢死后的第三年，北宋就灭亡了，这就可以理解游酢绝大部分著作丧失殆尽的原因了。

而相比较，杨时是个长寿者，他比游酢多活了12年。杨时不仅活在较安定的闽中，而且是活到南宋立国之后。南宋建国之初，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也要拉拢一些在社会上有影响的人。杨时曾在常州办东林书院，学生不少，有一定的影响。所以南宋以秦桧为代表的统治者不断对他加官进爵，从北宋时的八品官，一直到工部侍郎，除龙图阁直学士，甚至到1142年，死时还追封为吴国公。优越的生活条件，使杨时在将乐家乡得以安心著述讲学，从学者益众。从而杨时成为南宋初硕果仅存的大理学家。

这正如朱珪所说的：“先生（游酢）终于宣和五年，未兴‘靖康之变’[28]。而龟山先生晚年赴召，名位较显，又得罗（罗从彦）、李（李侗）以授之考亭（朱熹）故其传遂大。然先生德行粹然，政事绝人，为龟山之畏友，其所深造，未易窥其涯涘也。”[29]宋末遗民、理学家谢枋得隐居建阳10余年，到过武夷山中洪源书堂与熊禾论学。谢枋得十分推崇游酢，曾撰写《御史游公传略并赞》，他对游酢评价比较公允中肯。他说：“游、杨同师事河南二程夫子，同为程门颜、曾”[30]。把游酢比作颜渊，把杨时比作曾参。孔子赞颜渊“贤哉回也……”可惜他不幸早逝，而曾参命比颜渊长，成了孔子思想的重要的继承人。

对理学的评价，复旦大学著名教授蔡尚思曾写了一首诗，作了非常形象的归纳：“东周有孔子，南宋有朱熹，中国古文化，泰山和武夷”。其实，集理学之大成的朱熹，是杨时的三传弟子，也是游酢的三传弟子。朱熹14岁时就父命到武夷山师从胡宪，长达20多年之久，打下深厚的理学基础。正如《名贤上·理学》所说，“文公（朱熹）自言遵父命从三君子，而事籍溪（胡宪）最久，得其学尤多。”[31]（朱熹）38岁还专程到邵武师事黄中，而且据程利田在《游酢在理学史上的地位》中考证胡宪、黄中都是游酢的门人，其中黄中是游酢的外甥，胡宪是游酢弟子胡文定的侄儿[32]，实得游酢理学的真传[33]。由此可见，朱熹同是游酢、杨时的三传弟子，高弟门生，朱熹是直接承接游酢、杨时道南之统的。所以说如果没有游酢、杨时的承前启后，就不可能有朱子理学即闽学的形成和发展。

朱熹对游酢评价极高，认为他“清德重望，皎如日星，流风馀韵，师世范俗。”而且朱熹也认为游酢超过杨时，这从《朱子语类》上可以看出。“问：吕、游、杨、谢四子之说孰优？（朱子）曰：此非后学所敢言。程先生于游（酢）称其颖悟温厚，谓杨（时）不及游（酢）。”[34]虽说不敢言，还是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朱熹在东亭沧洲精舍祀理学十先生像中，把游酢排在第七位，而杨时排在第八位，这不难看出他的倾向。朱熹曾写诗赞曰：“道南首豸山（游酢）学共龟山（杨时）同立雪，理窟从洛水（二程）本归濂水（周敦颐）引导源。”[35]明末黄宗羲在《宋元学案》中说：“游酢载道南归，创建明理学之始。闽道学之统，与濂洛并称，首推建郡，实游定夫开其先也。”[36]“二程得孟子不传之秘遗经以倡大下，而升堂睹奥号称高弟者，游、杨、谢、吕为著。”[37]把游酢列为程门四杰之首是实事求是的。铁的事实就是这样：游酢师事二程比杨时早得多。他二十岁赴京预考，曾拜见程颢先生，先生称赞游酢“其资可以适道”[38]。同年八月，程颢任河南扶沟知县，特聘游酢任教职。九年后，游酢带领杨时拜程颢为师，成为程门四大弟子之首，是当之无愧的。

再说朱嘉著作中在关键的问题上经常引用游酢的观点。如大家耳熟能详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出自游酢的《书道明先生行状后》的“可以修身、可以齐家、可以治国、可以平天下”[39]。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40]，是从元仁宗皇庆二年起到此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七百多年中士子科举的必修之书。它对人们的思想、行为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而《四书集注》却留下了许多游酢思想的影子。如朱熹在《孟子集注》中采用游酢的“欲诚其意，先致其知；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学至于诚身，则安往而不致其极哉？以内则顺乎亲，以外则信乎友，以上则可以侍君，以下则可以得民矣！”[41]再如朱熹在注释《论语》“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一段时，即采用游酢的解释：“三代之学，皆所以明人伦也。能是四者则于人伦厚矣。学之为道，何以加此。子夏以文学名，而其言如此，则古之人所谓学者可知矣。故《学而》一篇，大抵皆在於务本。[42]朱熹据游酢的这一观点，确定《学而》篇“所记多务本之意，乃人道之门、积德之基，学者之先务也”[43]。翻开朱熹的《四书集注》等，采用游酢的言论可以说是很多的。

在中国文化史上有所谓宋学与汉学之分。它们分别代表了两个文化时代和两种治学思维方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总叙》说：“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汉学又称朴学，指汉儒考据训诂之学，在整理古籍和辨别古籍真伪上作出巨大贡献，但是由此也形成烦琐的脱离实际的学风和思维方式。汉儒治学偏重于注解名物，唐儒汉经以汉注作疏，以“疏不破注”为原则，这就严重地禁锢了整个思想界。到了宋代，理学家们被强烈的社会责任心和历史使命感所驱使，他们意识到首先必须打破汉学的思想禁锢，实现思想解放，中华文化才能发展。宋学即宋明理学，宋明儒者为学，重在发挥经书的义理，由此形成为一种学以致用、为现实服务的学风和思维方式。

宋学的这种学风和思维方式的形成，游酢起了中坚作用。先是二程在《经说》中竭力抬高《大学》、《中庸》在经书中的地位，抛弃原注按自己意思发挥，并移动《大学》章次。接着游酢是“本其躬行心得之言以说经”[44]。他所撰写的《易说》、《中庸义》、《论语杂解》、《孟子杂解》等，都是宋学的典型著作。在他的这些著作中，“足资深发者固已务矣”[45]。对游酢在这方面的贡献，清人方宗诚指出：“自二程夫子起，始独得于章句笺疏之外，而见圣贤立言之本心。先生（游酢）及同门诸子发明之，于是经之大体大用始著。朱子继起，乃合汉唐之训诂，宋诸儒之义理，择之极其精、语之极其详，由是圣贤之经义始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布帛菽粟之切于人，人生日用而不可离。”[46]可见，如果没有游酢等人的“既勤敷菑”就不可能有朱熹的“芟柞而获”。清朝人左宰也曾说过：“孔孟之道，得二程而明。故朱子以二程继闻知之统；二程之教，得游、杨而广，故先儒以游、杨为亲炙之宗”。可以说，游酢思想是由二程到朱熹集大成的宋学思想形成过程中的必经阶段。

游酢在洛学的传播、闽学的开创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在教育和文学艺术上的贡献，得到了宋元明清历代理学家及名人的深刻评论，这里摘录几例：

游酢老师、北宋大理学家程颐赞美游酢说：“游酢德器粹然，问学日进，政事亦绝人甚远。”

游酢同窗、北宋理学家杨时称赞游酢说：“若其道学，足以觉斯人；余润，足以泽天下。”[47]

南宋大理学家朱熹评说游酢：“清德重望，皎如日星，虽奴隶之贱，皆知之，其流风余韵，足以师世范俗。”

南宋理学家、宰相真德秀赞游酢：“惟公道盛德尊，缅怀遗范，可效可师，朝夕恪恭，庶几万一。”[48]

元人林兴祖刻石论游酢：“始祖定夫公，讳酢者，与兄游醇学于程门，屡为其师器重，定夫公偕龟山信师传，有‘程门立雪’之称，别师言归有‘吾道南矣’之许。定夫公衍理学，启迪后来，多本躬行，心得之奥，不在文学之烦，其功与龟山埒。”[49]

明人曾子钦撰文评论说：“钦惟自孟轲氏没，而圣道之不属者千余祀。迨宋有濂溪周先生者出，不繇师传，超然默契。建图著书，根极领要。然以孤微之学，官卑力寡，未为时知。乃得二程夫子于穷荒寂寞之滨，遂相与扩大而推明之。于是人伦事物之繁殊，太极鬼神之幽深，莫不洞然森列，贯合于一。孔孟之传，复灿然昭著，如日中天。一时豪杰之土，风从响应。在中州则有若谢良佐、吕大临为之冠，在南方则有若杨中立、游酢为之倡，皆号称程门高弟。游酢者，定夫先生也，与中立载道而南，杨、游盖并称也。……然则先生发周氏之蕴，有功于程门者岂小哉。实德粹行，胶如星岳。流风余韵，尚能使百世兴起尊崇者，胡独后耶？”[50]

明人刘童颂游酢：“皇矣建邑，八闽上游。佳气葱郁，融时绸缪。挺生哲人，春煦秋厉。学宗伊洛，中立狂逝。崛起东南，诸儒斯继。豸山巍巍，道统悠悠。”“师事伊洛，道传南闽，泽占天下，足觉斯文。元丰进土，嘉熙文肃，遗风余，天然彧彧。”“德器粹然，高出群类，立雪程门，吾道南矣。白简朱衣，早振风纪。贤哉美名，流芳百世。”[51]

清人张国举在《闽学源流诗》中称颂游酢：“荒辟亮云艰，南中谁先觉。慨然赋北游，远溯伊与洛。师门风雪紧，久倚宁中却。图畴复秘传，阴阳从挥霍。日送伸俱弛，道南欣有托。鼻祖永不祧，龟山邈荦卓。定失真畏友，德器何粹然。所学日精进，嘉赏闻伊川。此后入台谏，草疏聊复传。兄醇亦硕士，文行共相宣。建阳二游子，俎豆侪先贤。”[52]

清人、游酢第二十代孙端柏也赞曰：“溯自唐代始祖名匹公入闽，卜居长平豸山之麓，传九世而文肃公生。公笃志圣学，宗室儒宗，与龟山杨公同事二程先生，立雪师门。……载道南来，创建州理学之始，其时接迹而兴者，若胡刘朱蔡诸贤先后相继，是吾闽道学之统，与濂洛关中并称者首推建郡，实自文肃公开其先也。”[53]

刘少奇同志有句非常精彩的话，他说：“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老百姓对游酢生前和身后不幸的遭遇十分同情，给予游酢最公平的评价：

历史上顺昌漠武村是闽西北的交通要道，人口曾高达三万多，有不少名人在这里生活过，如有不与蔡京、秦桧同流合污，刚正不阿的名儒廖刚，有明朝为官清廉的叶宗远，更有理学大师杨时，他们的后裔现在还生活在那里。但是漠武有游酢将军庙（又称广平正烈庙），而没有他们的庙；有公祭游公，而没有公祭他们；有以游酢命名的街巷，而无他们的？实际上游酢官不如他们大，留存作品有的不如他们的多，寿命有的不如他们长。仅仅看这些“硬件”，如果从一般人的价值观上看，肯定是他们更突出，更“应该”公祭，更“应该”建庙、更“应该”以他们名字为街道取名，但事实却相反。游酢深得百姓厚爱，他们不管历代理学著作怎么贬低游酢，照样无比崇敬游酢，甚至把游酢作为神来加以崇拜。在闽北南平市延平区风池村、在台北等地也都有春秋两次公祭游酢的风俗。

其实，统治者对游酢的评价也是非常高的。在游酢死后115年，南宋理宗皇帝对游酢“载道南来”的贡献在《赠游酢》中作了肯定：“……伟哉圣道，先载南传，允矣君子，德业精专。……先生风教，丽日中天，四方其训，朕有赖焉。”[54]并在敕文中对他作了如下的评价：“游酢，言正而行端，德闳而学粹，趋足将礼乐之场，超卓传注之表，群经独得其趣，诸子莫遁其情。罗网百家，驰骋千古。进宪台以率僚属，推圣学以大义，《土风疏》奏，足以扶国本于当时；注释经书，足以开来学于后世。顾功德之兼全，宜恩隆之特异。[55]理宗皇帝以“道德博厚谓文，言行端严谓肃”。[56]赠大中大夫谥曰“文肃”。[57]理宗皇帝还下诏令建州知府王野在游酢故里建阳长坪修建豸山书院，并御书“豸山书院”四字赐之[58]，表现出对游酢的极大赞赏。之后历朝历代对游酢也有追封。

最后，再看一看在中国历史上最权威的奉祀组织—一文庙（孔庙），从汉代到清代二千多年中，被封建王朝列入文庙奉祀的仅一百多人，程朱门人数千人，奉祀孔庙的也不过几十人。封建社会奉祀文庙是非常不容易的，要从基层推荐，经皇帝批准，才能通报全国奉祀。杨时是到明朝弘治八年（1495年）孝宗祐樘时，才追封为将乐伯，从祀孔庙。而罗从彦、李侗是在死后，申报多次，到明万历（1615年）才从祀孔庙。游酢虽然在闽学史上默默无闻，但在相距六百多年以后的清代，乾隆年间以先儒从祀孔庙，光绪十八年荣升为先贤从祀孔庙。[59]足以证明了他在历史的地位和作用逐步被人们所认识。

综上所述，虽然游酢之学没有杨时之学那么显赫，但是，游酢与杨时同是洛学南传的先河、闽学开创的先驱。游酢对洛学的南传和发展却有着不可磨灭的启导之功，对朱熹集理学之大成、建立闽学体系也是起着重要的承前启后的作用。游酢在闽学形成及建立中的地位以及在理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容否认的。

最后，我由衷地向徐学仁编审、方彦寿研究员、林蔚起馆长、高令印教授、程利田副教授等表示最真诚的感谢，没有他们艰辛的研究，我是无法写出这篇文章的。

[1] 方彦寿：《游酢著作源流考述》，《游酢文化研究》第二辑，福建南平游酢文化研究会、闽西南游酢文化研究中心编，2000年印，第99页。

[2] 高令印：《游酢评传》，中国翰林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4页。

[3] 蓝宗荣：《游酢官职解》，《游酢文化研究》第三辑，福建省南平游酢文化研究会、闽西南游酢文化研究中心编，2000年印，第94页。

[4] （宋）朱熹：《朱子语类》卷96，中华书局，1999年版。

[5] 同上。

[6] 同上。

[7] 游季康：《闽游族史》，福建金之榕包装厂，1995年8月印，第145页。

[8] 程利田：《略说游酢对儒家民本思想的发展和实践》，《游酢文化研究》第三辑，福建省南平游酢文化研究会、闽西南游酢文化研究中心编，第48页。

[9] （宋）游酢：《御史游公墓志铭》，《宋·游酢文集》，延边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卷8，第214页。

[10] 同上。

[11] 同上，1卷，第17页。

[12] 高令印：《游酢评传》，中国翰林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5页。

[13] （宋）游酢：《宋·游醉文集》，延边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卷，第163页。

[14] 同上，卷6，第167页。

[15] 同上。

[16] 今属安徽。

[17] 《历阳典录》，卷12，《职官》25。

[18] （宋）朱熹：《朱于语类》卷101，中华书局，1999年版。

[19] 同上。

[20] （宋）游酢：《答吕居仁辟佛说》，《游定夫先生集》，卷7，中华书局，1998年版。

[21] （宋）程颢、程颐：（程集》，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 69页。

[22] （宋）游酢：《答吕紫微》，《宋·游酢文集》，延边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卷6，第165页。

[23] 高令印、陈其芳：《福建朱子学》。

[24] （宋）杨时：《御史游公墓志铭》，《宋·游酢文集》，延边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2页。

[25] 方彦寿：《游酢著作版本源流考述》，《游酢研究》，第二辑。

[26] 同上。

[27] 陈其芳：《关于游酢研究的几个问题》，《南平文史资料》15辑，1994年版。

[28] 钦宗靖康二年即1127年北宋灭亡。

[29] （宋）游酢：《宋·游酢文集》，延边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卷首，第26页。

[30] 程利田：《道南首豸山》，中国翰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6页。

[31] 《名贤上·理学》，《武夷山志》，卷16。

[32] 程利田：《游酢在理学史上的地位》《游酢研究》第一辑，福建省南平游酢研究会、南平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第74页。

[33] 程利田《道南首豸山》，中国翰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

[34] （宋）朱熹：《朱于语类》，卷101，中华书局，1999年版。

[35] （宋）朱熹：《朱于文集》，台湾德富古籍丛刊，2000版，第344页。

[36] 黄宗曦：《豸山学案》、《宋元学案》，卷26，中华书局，1986年版。

[37] 同上。

[38] （宋）杨时：《御史游公墓），《杨时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33页。

[39] （宋）游酢：《书道明先生行状后》，《宋·游酢文集》，延边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80页。

[40] 现简称《四书集注》。

[41] （宋）朱熹：《孟子集注》，《四书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5页。

[42] （宋）朱熹：《论语集注学而），《四书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5页。

[43] 同上。

[44] （宋）游酢：《诸儒论述》，清同治《游定夫先生集》，卷首。

[45] 同上。

[46] 同上。

[47] 杨时：《御史游公墓志铭》，《宋·游酢文集》，延边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2页。

[48] 真德秀：《祭游御史祝文》。

[49] 转引程利田：《游酢在理学史上的地位》，《游酢研究》第一辑，福建省南平游酢研究会、南平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第84页。

[50] 明·曾子钦：《游定夫书院记》，《南平县志》卷13，《艺文志》第21页。

[51] 转引程利田：《游酢在理学史上的地位》，《游酢研究》第一辑，福建省南平游酢研究会、南平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第85页。

[52] 同上，第86页。

[53] 同上，第86页。

[54] （宋）游酢：《赐赞》，《宋·游酢文集》，延边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页。

[55] （宋）游酢：《宋追谥故朝奏大夫赠大中大夫游酢谥文肃敕》，《宋·游酢文集》，延边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页。

[56] 同上，卷1，《宋追谥故朝奉大夫赠大中大夫游酢谥文肃敕》第6页。

[57] （民国）吴拭修、蔡建贤纂，《南平县志》，福建省南平市志编纂委员会整理，1985年版，第440页。

[58] 同上，第441页。

[59] 张岱年主编：《孔子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