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人的祖先源自中原，从晋代开始，经过五次从中原迁徙到南方到福、赣、粤、两广等地，成为汉民族在中国南方的一个分支。客家人一方面保留了中原文化的主流特征，另一方面又容纳了所在地民族的文化精华。客家人常以那些英才男儿为榜样，启发教育儿孙，向功勋事业有成的前辈们学习。有人说：哪里有阳光，哪里就有客家人；哪里有一片土，客家人就在哪里聚族而居，艰苦创业，繁衍后代。相对中国来说，移居来的客家人最多的是巴蜀大地。从明末清初，这些客家人就开始“填四川”。在中国历史上，“湖广填四川”是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四川之所以要“填”，是人口极度稀少，需要充实。明末清初30的年战乱，四川遭祸最惨。明军滥杀，清军滥杀，地方豪强滥杀，乡村无赖滥杀，张献忠也有滥杀之嫌。继而是南明与清军的战争，吴三桂反清后与清军的战争。巴蜀人民遭到了一次次的战乱和屠戮，异常严重的自然灾害，人口外逃，使巴蜀人口锐减。据官方统计，1668年四川成都全城只剩下人丁7万人。据《江津县志》记载：康熙六年（1667），江津全县仅有114户，1032人，其中男551，女481，到康熙二十四年（1685）全县830户，1660人。到客家人到江津主要是康熙中叶开始的。高潮迭起的湖广、赣、闽、粤等省籍客家人的“填川”运动，使江津成为他们“插占为业”的风水宝地，江津成为客家移民聚居的中心之一。其实，当年客家人填四川，不论是自发的还是官方组织的，其首选地原是成都平原。 ;PrL )!
当年客家人“填川”的线路主要有二条：一条是湖广、赣北、闽北的客家人主要是穿过三峡到四川，到达大本营重庆，在此稍歇，作一段时间休整后绝大多数又继续沿长江而上西行欲走成都平原等地。他们离开重庆西行的第一站就是江津，进入江津境时发现的第一条大支流綦江及笋溪河，在这两河交汇的岔路口歇栈，发现这里土地肥沃，有山有水，交通便捷，于是就有一部分客家人停下选择在这“两江一河”的要津地带创业。一部分再沿江而上，到了几江、龙门滩、油溪、石门，中白沙、塘河等地又停下，其于的走再成都，当然这是很大部分。第二条入川线是粤、湘南、赣南、闽南的客家人，沿黔北而上，经遵义桐子县入川进入綦江县。他们从贵州入川后见到的的第一条河流是綦江的上游，綦江上游是条小溪流，于是很大部分人就顺綦江而下寻找理想之地，终于寻找到了綦江与笋溪河、綦江与长江相交汇的江津这块风水宝地，于是，两路客家人有意无意中汇合于江津。江津是客家移民最多的县份之一。在清末的江津的十大姓中，客籍占了八姓。客家移民的路上充溢着辛酸，他们到江津“插占为业”，先前主要是垦荒拓土，生活条件非常恶劣，没有家，没有亲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与毒蛇猛兽、瘟疫、洪水搏斗，四五十年后，他们终于培养出开拓进取、百折不挠的精神，炼就了自强不息、顽强拼搏的意志。形成了既有土著特色，又有客家特色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生活理念、价值取向、心理情感和生活生产技能。他们取得了最为优异的成绩，涌向江津的移民越来越多，占总人口的85%以上，两三代人后，先到的移民成了真正的巴渝人家，新的客家人又大量涌进，形成了土著文化与客家文化的大交融。比如，福建客家人信奉的是以妈祖为主的海洋宗教文化，而江津土著人则信奉的是以禹王和其它山神为主的山地文化，福建客家人来到江津，修建了32个福建客家移民会馆天上宫，形成了海洋文化与山地文化的大交融。江津的客家移民大多来自两广、闽、赣、粤等地。他们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工具，带来了红苕、广柑等，经济得到了大发展。各地客家移民也把各方的文化习俗带入江津，江津会馆林立，祠堂勃兴，谱谍盛传，促使江津地方文化得到重建，为巴蜀文化注入了“新鲜血液”，使巴蜀文化得到了传承、融合、发展，更加丰富多彩。李市是江津的腹心地带，此地居民多数是来自湖广、闽、赣、粤的客家移民，来自粤地的人爱唱山歌，来自湖广的爱划龙船，李市是个旱码头，没有河流，于是，几百年来相互融合，自然形成了划旱龙船唱山歌的传统文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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