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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线游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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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倒序阅读使用道具楼主发表于: 2011-04-07

好久没来这里了，游宇明向各位宗亲问好！祝大家新年万事如意！

《吉林日报》旗下《城市晚报》推出游宇明文史随笔专版

游宇明

　　/编者按:应读者要求，读史版不定期推出优秀作者作品专版，他们均为历史写作名家,在某些历史问题研究上具有特长，文字好玩耐读。今日推出的是作家游宇明的系列作品。/　　

　　男，1963年生，大学副教授，在《散文》等省以上报刊发表作品3000多篇，作品被《读者》、《杂文选刊》等报刊大量转载，入选《中国当代杂文二百家》（1949—2009）、《名家名篇精短散文》、《读者人文读本》、央视“子午书简”、中学、大学、全国普通话教材。其作品已连续11年进入全国性权威文学年选。著有作品集7部（其中4部为合集）。近年来发表了大量有关晚清和民国的文史随笔。其人其文被《杂文选刊》、《天津日报》等30多家省级以上媒体评介。

　　崇祯帝的权力错觉

　　甲申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农民政权，他的军队从西安出发，经宣府、大同，直逼北京。为了保卫京师，必须筹备足够的粮饷，可当时明政府国库的存储居然只有四十万两白银，比一位富翁的私家积蓄还少，崇祯多次要求户部解决这一问题，但迫于当时的形势，户部无计可施。

　　一些有忧患意识的大臣坐不住了，他们多次向崇祯帝上疏，希望他拿出内帑（私房钱）以充军饷，崇祯帝老大不高兴，说：“内帑业已用尽”。左都御史李邦华不管这些，直谏道：社稷已危，皇上还吝惜那些身外之物干什么？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崇祯帝挂着一张脸说：今日内帑难以告先生。还是不愿拿钱，崇祯自己不肯出钱，却要求下级官员“献爱心”。

　　命令下了一道又一道，募得的钱还不够崇祯与老婆吃一顿早饭。不得已，皇帝只好强迫自己的老丈人周奎捐款，想让他为下级官员作个表率。没有想到这个周奎同样是个铁公鸡。某次，募捐的司礼监太监徐本正到周奎府上劝捐，徐痛哭流涕劝了大半天，周奎依然是那个老主意：想哭你就哭，要钱一个子儿没有。徐本正愤怒地说：老皇亲如此鄙吝，朝廷万难措手，大事必不可为矣。即使广蓄多产，后来何益？

　　周奎一毛不拔的消息传到崇祯耳中，他立即通过地下联系管道密令周奎捐出十万两银子。周奎哭穷，声称顶多能捐出一万两，崇祯觉得一万两太少，起码也得两万两。崇祯虽然是自己的女婿，但他毕竟是当今皇上，周奎不敢再讨价还价，暗地去宫里向女儿求援，周皇后背着老公给了周奎五千两银子，然而，就是这五千两白银，周奎后来也只捐了三千，自己赚了两千。周奎尚且如此，崇祯的这轮募捐自然不了了之。不久，李自成率军攻占北京，从崇祯宫内搜出白银三千七百多万两，崇祯坐守的财富全部落到别人手里。

　　崇祯帝这人很狡猾，国家处于危亡之秋，自己拥有巨款财富却不愿出一个子儿，只想运用手中权力强迫他人捐钱，让别人去承担救国的责任。结果，他的权力在他人的抵制下化为灰烬。

　　在封建时代，皇帝们常常本能地迷信自己手中的权力，无论什么时候都只知以权压人，总是相信“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陈腐伦理，他们不知道权力所具备的能量不是一成不变的，一般说来，统治者的权力在国家强盛时比在危难时更有威慑作用。国家强盛，手握重权者掌握的社会资源很多，谁听话，谁就能分到最多的那块蛋糕，因而跪倒在权力脚下的人也多；国家危难，手握重权者拥有的社会资源相对较少，即使听了你的话，也未必能得到什么好处，别人也就不一定唯你马首是瞻。这个时候，唯一的办法是：让自己充当救苦救难的第一主力，付出在前，享受在后，以人格的力量唤醒大家同舟共济的意识。

　　这个简单的道理，崇祯帝没有弄懂。

慈禧封不住的嘴

　　皇权时代，老百姓没有丝毫的言论自由，你对社会再有看法，也缺乏表达的渠道。清朝有人写了两句诗：“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统治者说是讽刺清政权没有文法制度，就将该书生斩首。慈禧当政，政治更加黑暗，进言的路子也更加堵塞，戊戌变法被镇压，便是一个极有说服力的例子。

　　肮脏的东西终究是捂不住的。1901年10月6日，慈禧太后率流亡西安的朝廷归京，驻华的澳大利亚记者乔治·欧内斯特·莫里森为此专门写过一篇《慈禧太后回銮记》，登在英国《泰晤士报》上。该报道介绍：慈禧回京最初坐的是马车。她的专用道被整得平平坦坦，所有石块都清除得一干二净，路面铺了细土。队伍行进时，前面还有一班人马用羽毛扫帚清扫路面，每隔十英里，就盖一座设备齐全的休息用房，提供各色精美食品和糕点。专用道的泥土是从别处运来的，造价高达每英里1000英镑。

　　到了保定，慈禧换乘专列，朝廷高级官员乘坐的一等车厢挂在皇帝和皇太后的车厢之间，大臣们觉得太挤，跟铁路官员商量，又挂了一节一等车厢。慈禧很快注意到这一变化，她让大臣解释，大臣的解释没让她满意，她下令立即将这节车厢脱钩。慈禧听从占卜者和占星家的意见，把朝廷回迁北京的时间定在1月7日下午两点，铁路总工程师指出，为了做到这一点，保定府的出发时间应该定在早晨7点，慈禧根本不考虑工程师的进言，早上6点钟，她就出现在车站。由于天还没亮，士兵只好冒着冷冽的寒风，提着灯笼，打着火把，给轿夫引路……

　　在莫里森笔下，慈禧这个女人奢侈、自私、专横、为所欲为，一点也不可爱。依慈禧的性格，如果当时的中国出现这样的报道，她一定会把记者大卸八块，还会带着一班辫子兵，烧掉其祖坟。然而，一个人的权势再显赫，她（他）的手能够伸到的地方也是很有限的，即使是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又从来只喜欢别人歌功颂德的慈禧，面对外国记者写的“负面报道”，一样只有干瞪眼的份儿。

　　漠视人类普适价值的人，不可能得到别人的尊敬。莫里森与慈禧原本井水不犯河水，如果慈禧是一个为民族和公众着想的政治家，在国内受人敬重，莫里森大概不会写这样的报道刺激她。莫里森这样做，不外乎两种心态：一是痛恨专制者的胡作非为，二是担心专制的“墨水效应”危及自身利益。人类的幸福莫过于充分享受社会的关爱和尊重，而专制最喜欢与这两样东西为敌，这是接受过“自由、平等、博爱”教育的莫里森不能容忍的。同时，专制是一种能使统治者获取最大利益的政治制度，手握权力的人最乐意效法。作为一个充满良知的记者，莫里森谴责专制者，就是为了防止专制的“墨水”肆意扩散，给向往民主自由的人们设置舆论的保险阀。

　　同治帝不懂的道理

　　自古至今，做官都是一个人人羡慕的职业，当了官可以锦衣玉食，可以为自己的亲朋好友办成各种各样的事情，可以光宗耀祖，然而，有一点往往被人们忽略了，那就是做官其实有着巨大的风险，一着不慎，全盘皆输。

　　雷颐先生《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一书中有个细节很好地诠释了做官的风险。1868年9月，深受慈禧宠爱的大太监安德海知道慈禧一直想修复圆明园，于是指使御史德泰奏请修复圆明园，安德海同时又指使内务府库守贵祥拟出筹款章程，“请于京外各地方，按户、按亩、按村鳞次收捐”。此议一出，头脑比较清醒的恭亲王奕等人坚决反对，认为“侈端将启”，加饷派饷会使“民怨沸腾”，“动摇邦本”，“丧心病狂，莫此为甚”。在奕的坚持下，德泰、贵祥受到革职和发落黑龙江披甲为奴的严厉处分。过了一段时间，内务府人员又重提修园之议。内务府人员之所以对重修圆明园情有独钟，一是为了讨好慈禧，二是为了从巨大的工程中渔利。这次，他们吸收了德泰、贵祥的教训，采取了长期游说、引诱喜欢游乐的同治帝的办法。1873年秋，同治帝以颐养太后为名，发布重修圆明园上旨，并要求“王公以下京外大小官员量力报效捐修”。反对者依然不少，帝师李鸿藻苦谏无果，御史游百川上疏恳请缓修反被革职，同治帝还警告群臣，有奏请缓修者一定严惩。这场重修圆明园的闹剧一直到发生李光昭特大腐败案才告终结。

　　在清廷有关重修圆明园的争议中，先后有三位朝廷命官被革职。御史德泰、内务府库守贵祥被撤职还是有道理的，起码它反映了一部分有良知的官员的意志，客观上也符合下层民众利益。但处罚游百川毫无道理。作为皇家打工仔的游百川上疏皇帝，完全是从防止老百姓生存状态恶化、维护清廷“长治久安”这个角度出发的，他个人未必得到什么好处。这样的处罚只会让人觉得黑白颠倒、是非不分。

　　做官的风险有两种，一种是来自社会公众，一种是来自上级。在做官风险来自社会公众的环境中，官员把分内的事做好了，得到多数公众的认可，什么事也没有；只有以权谋私、胡作非为，被多数民众排斥，才有可能遭受罢免、撤职之类的处分。在做官风险主要来自上级的社会，官员是否出了真正的政绩，能否得到多数老百姓的拥护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必须学会揣摩领导的心思，以领导脸上的阴阳决定自己做事的态度，头儿认为对的，你应该坐火箭去做；头儿认为错的，你必须“捡田螺都隔三丘田”。这种做官风险往往与一个人的正义、良知无关。

　　我从小就对历史感兴趣，少年时读辛亥革命史，有个地方总是不解，1911年武昌起义时起义军人数并不多，只有两三千人，而在武昌的清军人数多达五千，清王朝在周围省份都布有重兵，为何就让革命党人生生地夺了江山？现在终于明白，以个人独断为基础的皇权不仅无耻地损害了下层民众的利益，也让某些操守良好的官员承担了不必要的做官风险，因此，民间具备一种巨大的反皇权力量。而从皇权制度中得到利益的又往往是投机取巧、见风使舵之徒，这种人可以共享乐，不可以共患难，一旦情势有变，翻脸比谁都快。如此形势下，清廷的灭亡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好人该得好报，好官必须善待，这个简单的道理，同治帝不懂，慈禧太后也不懂。
引用网址： http://cswbszb.chinajilin.com.cn/html/2011-03/18/content_70821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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