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科举文教世家——婺源济溪游氏 |pZ 7k#%
何建木 |pZ 7k#%
（本文为笔者的徽州区域宗族研究系列学术成果之一，配彩图刊发于《寻根》2012年第3期，全文长度约万余字。此前，笔者《徽州木商世家——婺源西冲俞氏》、《徽州墨商世家——婺源虹关詹氏》，分别发表于《寻根》杂志2005年第6期、2006年第4期。）
徽州是程朱桑梓乡邦，也是宋明理学渊源之所在。明清两代徽州人才辈出，产生了大量进士举人，成为中国科举文教事业最繁盛区域，被目为“东南邹鲁”。从全县范围而言，宋明以来婺源一邑在科举方面所取得成就，在徽州府各县一直排名最前列。唐代婺源即有胡学、余阳初考中咸通元年庚辰郑从谠榜进士，五代同光三年乙酉榜又有胡昌翼、王震两人以明经登第。宋代更是婺源一邑在科举考试取得最为辉煌的时期，宋代婺源县具有科举功名者多达288人，位列徽州府第一，遥遥领先于徽州府其他五县（歙县139人、休宁160人、黟县90人、祁门71人、绩溪33人）。除了考取科举功名者位列徽州府第一名，宋代婺源县学人所创造的学术著作也位列徽州府第一。及至明代，婺源县所出产进士数量101名（举人为303名），仅次于歙县，位列徽州府第二名；清代婺源县所出产进士数量57名（举人为257名），位列歙县、休宁之后，排名徽州府第三位，而通计明清两代婺源县进士举人数量在徽州府中依然可列第三位。
唐宋以来婺源县科举文教事业之所以能取得骄人成就，最主要原因在于其悠久的科教文化传统。自婺源人朱熹创立宋明理学以来，沐浴在遗泽中的婺源人更加热心于儒学和功名、对知识和文字有着相当的膜拜，谚称“书乡”之名并非虚誉。晚清廪膳生、婺源城东人董鼎元在为婺源西冲俞氏家族写传记时，曾经评论说：“婺多书声，婺之所以多茅舍也，盖婺俗愈贫愈读，因是愈读愈贫。”婺源当地人即便不能考取科举也一定要读书识字，晚清秀才、婺源济溪人游锡珍在《浣香居遗稿•代董藻全题负薪读书画图》中描述当地追求上进负薪耕读的普遍现象：“朝出樵暮归读，斧声书声朗山谷……把卷咿唔歌当哭。境遇虽穷志自坚，升沉何足关荣辱。”光绪末年《婺源乡土志》如此描述婺源风俗：“婺人喜读书，虽十家村落亦有讽诵之声”，这便是当地文风昌盛的真实写照。
在此背景下，宋代以来婺源出现了诸多世家大族科举文教成就连绵不跌的盛况。在婺源城乡早在清代已形成一定共识，即科举文教成就往往集中在几大家族，其盛况往往为当地人所津津乐道，道光辛巳恩贡生、婺源甲椿人李之森在为婺源西冲俞氏家族作传记时就曾写道：“婺之瑞，有同胞而皆成进士者，则有蚺城之董；有三代而同列科甲者，则有桂岩之戴；有五服而烟户百余者，则有古段之方；有十五世而秀衣不脱者，则有沱川之余；有累叶而仕宦蝉联者，则有漳村之王、河公之单。”清末科举停后，民国《重修婺源县志》的修纂者曾全盘回忆宋代以来婺源鼎盛的科举事业，枚举了婺源中云王氏、桃溪潘氏、沱川余氏、方村叶氏、城东董氏、晓起江氏等几个世家大族科第蝉联的事迹。在这些累世科第的家族中，大畈汪氏、桃溪潘氏、沱川余氏、济溪游氏、方村叶氏、城东董氏和桂岩戴氏等家族最引人瞩目。
以沱川余氏为例，婺源科举文教家族的成就即可见一斑。沱川是婺源县唯一的余姓聚居村落，位于婺源北乡，以清溪川流不息淙淙有声而名。余氏始迁祖余道潜是宋政和八年（1118年）戊戌进士，由安徽桐城迁居沱川，经过世代繁衍发展，到明清徽商崛起发达后，余氏也和徽州区域社会其他世家大族一样，成为经商成功和科举兴旺的著名典范。沱川余氏进士举人的绝对总量并非最多，但由于它是婺源县唯一的余氏聚居村，即使在当代也不过是个三千人口不到的村落，因此其进士举人数量在整个婺源县上百个姓氏和十几万总人口（清代中叶婺源县总人口约十多万，姓氏近百个）中的比例结构实属极高；二是从十三世余瑄进士及第以来，沱川余氏科考几乎没有出现过断层，明清两代沱川余氏每隔几年或几十年（最长也不过四十年）便出现科举成功者，无怪乎道光时期婺源人李之森称其为“十五世而秀衣不脱”；三是族内父子、祖孙、兄弟等同为进士举人并累升高官等情况屡见不鲜并传为美谈，明代棐、棨兄弟，世儒与其祖罃同为举人，世儒二子懋学、懋孳同中进士，懋学官至工部尚书，懋衡官至南京吏部尚书，清代龙光及其二子述祖、述尹，丽元、显周父子等均同为举人，陞、鑑两兄弟一武一文，文武双全。正因为沱川余氏在科举文教事业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清康熙年间举人、村人余光耿题匾“理学渊源”，自此沱川村名又被称为理坑，从村名即可见明清时期沱川余氏科举之兴盛和文化之繁荣。
如今，众多徽州古村落如今已成为普通的乡村聚落，但在村民记忆里、在历史文献里、在村落风景中，却依然留存着相当多科举文教事业鼎盛辉煌的历史印记。如同沱川余氏一样，婺源不少科举家族在明清时期也保持了持久不衰的盛况，这在文风昌盛的徽州区域社会尤为典型。当然，也有个别家族没有像沱川余氏那样“十五世秀衣不脱”，在科举事业方面曾经在某个朝代鼎盛而在某个朝代趋于衰微，今婺源县江湾镇济溪村济溪游氏就是这样一个家族。
济溪村位于婺源县江湾镇东北部，距江湾镇15公里，村民散居在济溪水两岸。村东山名叫济岭，据清乾隆丙戌（1766年）叙伦堂木刻本、游永纂修的《济溪游氏宗谱》卷24《地理志•地望》记载，“涧泉西流合数水以为溪，故名济溪，游氏即溪之南北居焉”。自开基祖游愆于南唐间从青州迁此，济溪村历今已逾千年历史。目前，济溪村辖济溪、吾田坑和渔冲3个自然村、8个村民小组，人口204户、823人，耕地面积765亩且以水田为主，特产有砚石、木材和高山茶。
据乾隆《济溪游氏宗谱》卷24《外纪•禨祥》记载，明代弘治年间济溪村落和家族即呈现出繁荣局面：“时族富盛，聚庐栉比”，因此明中叶起在科举事业上亦达到鼎盛局面。因为科甲及第者众多，乾隆刻本《济溪游氏宗谱》专列一卷《选举志》，下分科甲、岁贡、明经、监选、荐辟、材武、封荫、恩例、部选和掾史等条目，收录了众多士子的举业简历。在徽州区域社会，并非每种族谱都列有《选举志》，因为取得科名或通过正途出身的士人必须形成一定数量，才能够在宗谱篇幅中占据一定文字量。单凭族谱专列一卷《选举志》这一点，就足以证明济溪游氏科举文教事业之鼎盛。其中，“科甲”一款名单包括：（1）南唐：游愆，“先进士”，年代和真假未知。（2）明代：游希曾，以诗经中洪武丁卯乡试；游贵，以诗书两举，改礼记中景泰庚午乡试。游震得，治易经，嘉靖戊子入邑庠，中辛卯乡试，戊戌登茅瓒榜榜进士。游肇纪，治礼经，年十五入邑庠，中嘉靖甲午亚魁。游醇卿，治书经，嘉靖丙午入邑庠，中己酉乡试，己未登丁士美榜进士。游泮，治诗经，饩邑庠，六应乡试，中嘉靖乙卯举人。游有常，治书经，嘉靖乙巳入邑庠，以遗材中嘉靖辛酉乡魁十四名，六上春官。游方著，治礼经，嘉靖辛丑入邑庠，四应乡试，中辛酉乡魁十五名。游应乾，治易经，嘉靖甲寅入郡庠，中辛酉乡试，登乙丑范应期榜进士。游悦开，治易经，嘉靖辛酉入邑庠，补增广生，中隆庆丁卯乡试，七上春官。游显烈，治书经，万历癸酉入邑庠，中壬午乡试，四上春官。游朋孚，治易经，万历甲戌入郡庠，以遗材中戊子乡试，己丑登焦竑榜进士。游之光，治易经，万历壬午入邑庠，补廪生，中辛卯乡试，再上春官。游汉龙，治书经，万历乙酉入郡庠，中甲午乡试，登戊戌赵秉忠榜进士。游元汴，治易经，由南监中万历丁酉乡试，再上春官。游有伦，治易经，天启甲子入郡庠，中崇祯癸酉乡魁十二名，登庚辰魏藻德榜进士。（3）清代：游方震，治易经，以江西南昌府丰城籍入邑庠，中雍正乙卯乡试，登乾隆壬戌金生榜进士。此外，《济溪游氏宗谱》卷21《选举志》里面，“岁贡”共收入明代9人、清代7人；“明经”明代214人、清代51人；“监选”明代24人、清代15人。乾隆刻本《济溪游氏宗谱》记载济溪游氏仅出产过一名举人和一名进士，即游方震：“治易经，以江西南昌府丰城籍入邑庠，中雍正乙卯乡试，登乾隆壬戌金生榜进士，甲戌授云南昭通府永善县知县左迁。” 民国重修《婺源县志》也仅收录游方震一人，因此收入《宗谱》的游氏科举名单与民国重修《婺源县志》收入的名单基本相符，可知清代济溪游氏确实只有游方震一人科甲及第，严格讲此人还是寄籍异地者。由此可断言，济溪游氏在科举文教事业方面，明代呈现鼎盛而清代以后已趋于衰微。2004年7月和2005年2月，笔者曾两次前往济溪村考察，除了在该村水口处见到一座建于明万历年间的“广东南雄府推官游廷用”牌坊和堆放在今村委会门口的石狮子、几方残破的碑刻以及仅存的几幢清代民居外，在济溪村已见不到明清时期济溪游氏“时族富盛，聚庐栉比”的村落建设盛况和科举文教事业辉煌鼎盛的历史遗痕。
当然，有明一代，济溪游氏科甲及第人数的数量，在整个婺源县科举世家大族中的排名极为靠前。同沱川余氏一样，济溪村也是婺源县唯一的游氏聚居村，即使在当代婺源济溪游氏总人口也不过800余人，在明代若以科甲及第人数占据宗族总人口数量的比例来看，整个婺源县取得辉煌科举成就的家族也仅有大畈汪氏、桃溪潘氏、沱川余氏等极少数家族，可以同济溪游氏相侔。根据笔者的研究表明，明代婺源科举成就很高的程氏、汪氏等姓氏，在婺源分布极广，这些姓氏的进士举人出产地均来自不同村落和宗族支派，而游氏仅在济溪一村聚居，因此其科甲成就呈现家族性高度集中的特点显然更为突出。
明代以来，济溪游氏如此众多的科举成功者也创造了卷帙浩繁的煌煌巨著。乾隆《济溪游氏宗谱》又专列一卷《艺文志》收录族人著作和著述书目。徽州族谱大抵都列有《艺文志》，但基本都是收录他人为族人撰写的墓志铭、行状以及诗赋唱和等文字材料，而《济溪游氏宗谱》艺文志所收录的文字，却基本都是游氏族人自己撰写的，而且还收录有一份游氏族人的著述书目。之所以要保留珍贵的文献书目，是因为：“古称三不朽德、功与言，然颜闵未尝以言著，而兔园鸿烈又岂皆有德者言哉？吾游藏之柱下，敢自矜为作者而牙签璀璨、高曾之矩矱羽翼乎？经训者也，覆瓿云乎哉？作《书籍传》。……游一族耳，而典籍纷罗窥石室之藏者，真如登二酉山中目不暇给也。若让翁《周易》见重于本朝尚矣，他如《督储疏草》、《西台奏议》，虽未蒙取录，要旨有关政教者也。即《狐首》为形家在言者，言吉凶祸福，灼有定见，又岂可以葬书而少之哉？”收入《济溪游氏宗谱》的游氏族人著作包括：（1）宋代：游上达《狐首经》；游应瑞《地学指南》。（2）元代。游太冲《游氏家传》。（3）明代：游朝宗《贻玉编》；游嵩《铁弹子注》；游兰仲《皇明雅音》；游恕《地学纂要》；游泰亨《萝峰文集》；游有常《四书旁训》、《天文地舆图说》；游寿《仁斋文集》；游震得《周易传疑会通》、《三书附注》、《性理纂要》、《药里肤言》、《怡晚录》、《湖北民隐录》、《谭艺要录》、《甲乙集》；游再得《莲华山人集》、《近思录》、《楚游稿》；游同得《用兵新议》、《坛经纂要》、《萝山人集》；游逊《四书说诠》、《释文略》、《风化小补》、《赞化通史》；游悦易《明间气录》、《艺苑丛谈》、《苏园草卧游编》、《听雨录》；游悦开《竹屿集》；游应乾《五经约义》、《左粹》、《读律直诠》、《督储疏草》、《叙[聚]顺家规》；游泮《三泉文集》；游知春《书经疏解》;游贤《犀崖存稿》；游龙升《振轩集》；游大勋《莲若诗稿》、《判语全书》；游元润《文征录》、《鸾诰春辉册》、《细草流芳册》；游大为《作德录》、《汉寿亭侯赞》、《五星论》、《星学指南》；游之光《惠来志》、《四书训儿语录》；游衍《玉兰诗集》；游有伦《西台奏议》、《易义真诠》、《承恩[堂]家训》。（4）清代：游之科《书法七论》；游琯《易图衍义》、《四书辑训》、《学庸图》、《拟希颜录》、《天图地图人图》、《禹贡水道》、《修身约说》；纪荫老人《添翠窗三十韵》、《宙亭诗集》、《太平万年颂》；游光鼎《发蒙清韵》、《传世家珍》；游如璧《书法八则》；游介圭《石川闲情录》、《忌见黄金辩》、《言行录》；游国良《黄河考》、《历代赋役总论》、《易解粹义》、《梅花诗集》；游千仞《游氏艺文》；游锡蕃《省身日览》；游永《周代王侯卿尹世次谱》、《三传连珠》。从这份书目可知，游氏族人宋元明直到乾隆年间修谱为止，编纂著作：宋代2人、各1部著作；元代1人、共1部著作；明代24人、共55部作品，其中著作量最大的是游震得8部，游应乾5部，游逊、游悦易、游大各4部作品，其中不少作品后来被收入《四库全书》；清初到乾隆丙戌游永修纂宗谱时共计10人、著作25部，其中游琯7部，游国良4部。根据婺源县图书馆前馆长陈五元1997年编印的《婺源历代作者著作综录》所收录的婺源人著作目录，从南宋到民国时期婺源籍作者共有1050人、著述3100种，其中包括济溪游氏作者25人、68种著作（与乾隆《济溪游氏宗谱》所收录的著作目录数量出入较大），济溪游氏作者的数量和著作量分别占到全县的比例竟高达2.4%和2.2％。在婺源县类似济溪村规模的村落不下100个，以此比例和结构来观察济溪游氏作者人数及其著作量，实在非常了不起。即便在清代，济溪游氏科甲及第人数已经趋于式微，但依然有诸多族人笔耕不辍。笔者在婺源县图书馆阅过一册编印于民国十二年（1923年）、晚清秀才游锡珍（？-1921）著作的诗赋集《浣香居遗稿》，便是很好的证明。
明清时期，济溪游氏家族科举成就如此辉煌和著作数量如此众多的主要原因，应该同宗族凝聚力和大力投资科举文教事业有关。济溪游氏宗族的建设编年史——乾隆《济溪游氏宗谱》卷26《建置志•义跡》，有一条史料历数科举登第的经历暨济溪科甲的鼎盛局面： |pZ 7k#%
康熙六年丁未有伦（游有伦，1598-1670）七旬捐田百秤。附批契：“伦以寒微艰辛备历，上叨始祖侍御公暨列宗之庇，幸邀一第，而父若母俱获生沐荣封，但初任行人既属清署，继升御史，命按粤西，未及履任，又值鼎革，患难相寻，万死一生，迄苟全性命，得以享年七十，而母氏江太安人亦幸享年九十，是皆祖宗之灵所默然也。常怀酬恩之志，未伸报本之私，因念历世以来，人文鼎盛，科甲蝉联，凡宗祠所当行之钜典，先达前贤皆已备举，惟是春祭列席有五，司徒一川公输助田亩，供祀丰盈，嗣因邻閧以及国变多事，从权更易，存废几半，以致费用不敷，祀事潦草。伦窃恻然，今谨竭绵力，捐实田百秤、正席加十六秤，附祭四席加田十八秤，加席心六秤，猪羊散胙十二秤，存交粮十秤，加兴贤会会考并释奠十秤，自惭微薄，不足报效千万一。然居官未久而患难余生，仅止此想祖灵亦当鉴谅也。惟愿族运益泰，俾子姓日蕃、科甲相继，一应祠事，扩充而光大之，阖族有厚幸焉。伦更有深望焉。批此浼祠长收执，永远存照。计开 虬村段社屋下十三秤，虬村十秤，虬村段布袋坵十二秤，表村段六秤，表村段十秤，济口舍下沙墩二十二秤，王家舍二十七秤，已[以]上共田七号，原额一百一十九秤，实一百秤足，其税扒入宗祠户交纳其租，自本年秋以后，一听掌祠经理收发，不得私行变卖。” |pZ 7k#%
这段史料表明，济溪游氏族人在浓厚学风熏陶下，经过寒窗苦读终于科甲及第，在回首自己耕读生涯时不免时刻想到祖先荫护，因此投入部分资金为敬宗收族做贡献，从而更好地促进宗族团结，使得子姓日蕃科甲相继。济溪游氏族人为保证家族科甲事业不衰，还兴建了众多书院学舍，为人才培养提供场所。明朝中叶以来，济溪书院学舍数量颇多，乾隆《济溪游氏宗谱》收录了明中叶以来济溪游氏所建设的书院学舍：“尊萝书屋，嘉靖丁未中丞公兄弟建；川上草堂，尚书一川公建；双峰书屋，伯仁公面萝书；瑶村别业，三泉公建；北山别业，懋爱公讲书处；慕苏园，少萝公建；怡晚园，中丞公退归同弟五人晚年游永之所；萝陬别墅，培风公筑以课子；西台书屋，碧翁曾孙阆仙建。”除了书院学舍，还有大量馆塾山房：“兴贤文会，在禾上段，万历二十一年癸巳司徒公捐赀率族绅士同建；有斐山房，都岳翁建；济嵎山房，知春翁建；此君山房，文学原泉公建，环竹为胜，四时清影可爱；友鹤山房，素愿公建，王季立诸公有题咏，见文征录；萝麓山房，太学穆斋建，在张坞口，初厥祖成翁有志未逮，盖至是而太学始卜基于此，审形察势，圆璧方圭，细意熨帖，户纳溪声，楼当远巁，课子弟读书，其中以成祖志，族木斋匾曰‘谷诒黄闇’，斋先生题为‘溪山第一’。”游氏宗谱还还专列一款“兴贤会田”，详尽记载历代族人输田入兴贤会，在捐输者名单中，除了已经为官致仕者外，也不乏家族中的徽商，这说明对科举文教事业的投资是来自从事不同行业众多族人源源不断的捐输，这些都是游氏科甲和著述事业长久不衰的重要前提。 |pZ 7k#%
明清时期，济溪游氏良好的读书氛围成就了庞大的初级功名拥有者、培养了大量习儒者，并且为周边州县提供了大量师资力量。乾隆《济溪游氏宗谱》卷21《选举志•明经》收录明代214人、清代51人。这些人，后来有的中举甚至登进士第，但由于科举名额的限制及其他方面的原因，更多人一辈子只拥有初级功名而终老诸生，以其下层文人的身份默默在乡间或异地实现自身价值。这些人在徽州乡村社会中往往充当塾师，倚靠束修谋生。比起其他宗族和村落来说，济溪游氏外出游砚的人数相当庞大，据王振忠《徽州社会文化史探微》第一章第一节《<复初集>所见明代徽商与徽州社会》一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游氏一族的文风颇盛，他们在取得初级功名后，往往外出游砚。”明清时期，徽州人十分重视教育，各乡村都有很多专门的书院馆舍用以课子读书，为“适应这种需要，微州各地都形成了一批塾师世家。当时，婺源的塾师特别有名”，王振忠发掘了此前治徽州学者尚未系统探讨过的明末歙县人方承训著作《复初集》的事例，来证明这一观点。《复初集》一书收录了嘉靖乙卯举人游三泉的事迹，他的曾祖父、祖父和父亲都曾在歙县设帐，累世耕读，而“邑学士多宗之”。《复初集》还写到济溪著名塾师游逊的事迹，他是个秀才，长期攻读经术，也有不少著述，对当地和周边地区的科举文教事业繁盛做出了较大贡献：“门下讲业士丛盈门墙，其贷修典腆，自大江以南皆莫茂才若也。……即边隅远地，咸轻道里辽远，负笈携书门墙，旦暮习薫雅德”。之所以形成塾师群体的原因，可以从康熙《婺源县志》记载中得到部分解释，当时的婺源县：“民俗俭负气，讼谱牒繁，不善服贾，十家之村，不废诵读。士多食贫，不得已为里塾师，资束修以自给，至馆百里之外不惮劳。”据王振忠研究，这种情况是“对明代以来情形的追溯”。《复初集》收录了一篇为嘉靖福建巡抚游震得所撰写的传记《星源游侍郎公传》：“先生生当家末造，族矩皆受什一力田，又多出为童子师，鲜业儒术，公独崛起，攻经术，为族倡。治经为诸生嚆矢，凡左右邻乡习经术诸生，皆从公游讲业……公族为星源大姓，与大坂[畈]汪族鉅相伯仲，而荐绅不逮，始与公偕诸生者千一……迄公老白首，诸生居族十五矣。”游侍郎即嘉靖戊戌（1538年）进士游震得，是济溪游氏产生的第一位进士，换句话说，明代济溪游氏科举文教事业的鼎盛是在他之后的事情。事实上，一代人要获得科举成功，需要几代人在多方面不懈努力才能实现，其中包括初级举业知识的积累。关于济溪游氏产生的塾师，非惟明末才变得多起来，上一段所引《星源游侍郎公传》所称其时“鲜业儒术”与事实不符，作者此言不过是为了美化人物形象。济溪游氏族人在游震得之前，未取得显著的科举成就，并非无意而是无力亦无机缘而已。游震得先世的事迹，足以证明事实上从明初开始，济溪游氏族人就孜孜于儒学钻研，游震得的曾祖父、济溪游氏廿三世游敬宽：“字文裕，一字敬修，号养拙，寿官。兄亡而弟弗慧，弱冠即应役官木，甲辰三造里籍，茕茕终鲜，独振家声学，详《儒隐》、《恩例》。”“公讳敬宽，字文裕，四九公八世孙也。父讳积兴，字彦起，号颐斋，始读书起家，孝友力行，矜式后学。公承庭训，与维贞同师兰仲先生，先生高古壁立，独嘉二公笃信，又以其子学于公焉。族弟永华幼孤落，由公淬励剀切，感奋成学，终身称公恩兄云。温文博爱，尤勤篡述，而遗言每以不能尽于仁孝施与之心未病，忘其力之不足也。寿八十八，遇恩例冠带。子侃，字尧刚，一字严正，魁梧秀伟，质行醇谨。孙萝峰先生。”由此可见，游震得获得科名与其家世长期为塾师攻儒术不无关系，这个成功显然经历了漫长时期，经由几代人共同努力才获得。笔者上文列举明代中叶以来济溪一村所有的馆塾山房，已大略可见济溪游氏对科教事业的高度重视和持之以恒。被收入民国重修《婺源县志•隐逸》中的明代济溪游氏著名塾师，还有：（1）游芳远：“字兰仲，受学汪仲鲁，通五经，精博物理，隐居教授。所编有《皇明雅音》三十卷，诗文曰《沟断稿》。芳远气岸孤峭，于宗族则宽和容众，鄙薄化之，出其门者皆有诗名。族侄永亮端重孝友，深为乡闾所称。”（2）游存正：“字维贞，通经史，明初俗偷教缺，存正能以善养人右质后华变移气，习学者翕然，宗侄数传后，元善以明经荐之光以科名仕，一时称其家学渊源云。”（3）游恕：“字彦忠，工于诗雅，好名山水，游屐所到，辄有题咏。晚尤究心形家言，著有《地学纂要》，其著家规以存心积善为训，子孙遵之。府志载《风雅》。”（4）游泰亨：“字之逵，记览强博，崇尚实学，操执狷直，虽老布衣而乡之名公贵人翕然推之。尝曰：‘陶渊明为彭泽令八十日，亦暂耳；梅福南昌尉，微也，皆流芳无穷。士苟有立，岂必久任与崇秩哉？’为诗文该洽悲壮，编《宗谱》，预采武庙实录。有《萝峰集》二十卷。子震得、再得。”（5）游炎：“字晦之，蕴蓄充博，叶大参昆季皆出其门。工诗古文词。晚年坐一小楼观书，不与外事，里人高其谊。子庠生益能世其学。”在上述五人中，尤其以游兰仲和游萝峰最著名，萝峰即游震得之父。既有家学底蕴又有名塾师的教导，这种职业上举族以诗书为业的特点，显然是明代以来济溪游氏取得科甲成功和著述颇多的重要奥秘。
明清时期，济溪游氏在科举文教事业上表现出术业有专攻的重要特点。根据乾隆《济溪游氏宗谱》和民国重修《婺源县志》等史料，笔者发现，明清时期济溪游氏生员多以治易经和书经为研究重点。明代中举的游氏16人中，治易经者7人、书经5人、礼记3人、春秋1人（其中游贵先以诗书两举、后改礼记中举），而且年代越晚，选攻易经的人数越多，清代唯一中举的游方震也是治易经的。收入《济溪游氏宗谱•选举志》的游氏生员中：（1）《岁贡》明代9人、清代7人，记载有专治科目者13人，其中治易者7人、书经3人、诗经2人、春秋1人；（2）《监选》共收入明代24人，其中记载有治经科目者共19人，其中竟有15人治易经（其余4人均治书经）；（3）《明经》收入明代共214人，其中治易经者竟多达170人，清代明经51人中治易者更是多达42人。可见，术业有专攻是济溪游氏科举事业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换言之，专门钻研易经一科是济溪游氏士人的重要应试策略。在徽州区域社会，民间历来有组织文会的传统，读书人通过参加文会等组织切磋学业，可以大大提高应试水平，“兴贤文会”就是济溪游氏家族供阖族士子交流学习的地方：“兴贤文会，在禾上段，万历二十一年癸巳司徒公捐赀率族绅士同建，中有讲堂，翼以两庑，后为重楼龛，奉朱文公及创会让翁、成会一翁并诸先达儒林，岁正初九，采芹释奠，时会文讲艺于斯，带清溪、峙鳜屏，钟灵毓秀，迨不爽云”。由此可见，兴贤文会是济溪游氏阖族的文教中心，也是切磋应试技艺的主要场所。因为济溪士人多治易和书，他们平时经常讨论易和书的问题，宗族文会出版的模拟试卷可能也以此两科目为主。此外，济溪游氏作者著述作品，从目录上看也有不少注释《易经》，比如明代游震得《周易传疑会通》、游有伦《易义真诠》，清代游琯《易图衍义》、游国良《易解粹义》等，可见济溪游氏士人对易经研习是从不间断的，这些易经著作可能还具有较高参考价值：“让翁《周易》见重于本朝。”明代时期婺源易学研究都很兴盛，明代时期全国对易学进行研究的重要人物中，婺源籍学者占有重要地位，清代时婺源学者总结说：“《御纂周易折中》引《明儒》未详世次名字者十人，而婺居其四。游氏让溪名震得，字汝潜，嘉靖戊戌进士，著有《周易传义会通》；吴氏一源名文光，字有明，嘉靖丙午举人，著有《周易会通》；汪氏咸池名鸣鸾，字律初，万历壬辰进士，著有《周易因旨》；程氏敬承，名汝继，万历辛丑进士，著有《易经宗义》及《疏义》。附载于此，俾来者有考焉。”。这段史料表明在明代婺源易学名家中游震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位，而游氏易学研究传统可能也是从游震得之后才开始日益兴盛起来。其实，早在宋元之际婺源即曾产生过两位名闻全国的治易学者，即胡方平和胡一桂父子。加上历来徽州当地重视风水等与易学密切相关的技艺，所以易学研究在婺源早已蔚为壮观。除了对易经研究外，济溪游氏文人也出现过对书经的研究著作、即明代游知春所著《书经疏解》一书，可见书经也是应试和研习的重点科目，而治其他三经者寥寥无几，也没有出现相关著作，可见易和书之外的三经都不是济溪游氏士人研习的重点方向。通过研究著述，显然可以供给阖族士人作为参考书。有些中式的族人，其子孙也多继续治易经，比如游渐以易经膺贡，其子游朋孚也以易经成举人，朋孚之子正藻又以易经入国学；游悦开以易经中举，其长子大勋、次子游元勋均以易经入邑庠后膺贡；游应乾以易经中式并成进士，其长子元润以易经入国学、仲子元沐以易入邑庠、叔子元汴亦以易经中举、四子元泾亦治易经入邑庠、五子元瀚亦治易经入邑庠转国学、六子元淮治易入国学，元汴子文桓、元润仲子文柟、元泾子文枨、元瀚子文桄等都依然以治易入国学，且应乾此六子四孙皆以易经应乡试，等等。从这些父子、子孙相继以治易入国学、应乡试的情况看，易、书两科在济溪游氏中，具有深厚的家学渊源。
明清时期，济溪游氏家族的家庭职业分工还存在士商分途的特点。从明中叶开始，徽州商业经营气息日浓，很多徽州人外出经商，“贾而好儒”的经商特色已为人所公认，其意思一是说在经商之余仍不忘学习儒学知识甚至继续孜孜于举业，二是说经商奉行的是儒家伦理讲究以儒学理念为治生指南。徽州人不管学贾还是学儒，都重视儒学，功名不成则习治生，这种职业特点上的“士商分途”在任何家族表现都很明显。笔者目寓过诸多徽州族谱，见到许多多子家庭有内部职业分工，几个儿子既有经商者、又有攻举业者，这种现象在徽州极为普遍。一方面，职业各有所专有助于个人发展，另一方面这也是家庭经济和谋生的需求。乾隆《济溪游氏宗谱》记载了万历己丑进士游朋孚一家的家庭职业分工情况：廿七世游渐，“原名敏学，字子达，号鸿逵，由府廪膺万历癸未岁贡，历任宁国府旌德县训导，升湖广辰州府泸溪县教谕，以子贵封文林郎、麻城知县。详《明经》、《岁贡》、《宦贤》、《赐封》……子三：朋孚、朋宗、朋用。”廿八世游朋孚“字汝顺，号都岳，由府庠中万历戊子举人，登已丑进士，授职湖广黄州府麻城知县，详《明经》、《科甲》、《宦贤》。”“朋用，利十公，字季武，号镇寰，武庠生。经营创植，尝偕仲兄（即朋宗）商盐于浙，大造厥家，详《材武》、《才术》。”“朋宗，利九公，字仲可，号太舆，邑庠生。好朱子纲目，尤工诗律。生平端方雅正，推重乡评，详《明经》。”从以上世系图得知，游渐本人习儒，到了三个儿子就只有游朋孚继续业儒，其他二子均经商，而不管各自职业如何，他们依然实现了合乎当时世俗标准的自身价值，比如游朋用既从事经商又是武庠生，既获得了商业成就也收获了个人声望：“利十公朋用，字季武，号镇寰，鸿逵公三子也。少负才气，倜傥不群，遇事敢为，而沉潜济之。伯兄登进士、仲兄文学成名，公则以武庠起家。族无大小事，悉与共商。至义举尤竭力襄赞。偕仲兄开盐邸淛[浙]省，持筹握算，大创厥基。其英风卓荦，至今犹钦仰焉。”朋用之兄朋宗也是“贾而好儒”，他在经商之余依然“好朱子纲目，尤工诗律”，还获得初级功名。此种家庭职业上的分途，会影响到其后子孙发展，他们在职业选择的心理上和实践中都会作出相应的抉择。比如游朋用无子，以弟朋用之子正藻入绍，而正藻则继续投身举业：“游正藻，字公荐，大尹都公子。治易经，丙午援例入国学，应戊午、癸酉乡试。”从族谱资料上，却看不到游朋用的后代通过正途获得功名的记载，而更多的选择则依然是经商，传到31世游师尹，在康熙甲寅年间始迁住芜湖邑业商，32世游祖兴继续居芜邑经商，到33世游振儒达到了儒业和经商的最佳结合：“游廷儒，原名振儒，字廷士，号恬斋，学博鸿逵公六世孙。侨寓鸠兹，乾隆庚申考充芜湖关清书，壬午转经制，总枢税务，明年解额京师有功，安抚部院分发孤关口征收榷赋，期满授职。”笔者在乾隆《济溪游氏宗谱》最末尾（不列卷号）的《乾隆丙戌重修宗谱乐捐纪义》名单中，看到了游振儒的名字，当时各房支都有所捐款，而捐款最多者就是振儒50两，其次是与振儒同属伯三公支五八公房的振臣、振正、振仁三兄弟共20两，以下各房都是10两或少于10两，可见振儒在获得财富一途应该是当时济溪游氏族人最成功者。其成功除了靠经商得来，很重要的原因可能还在于通过“掾史”的选拔方式，进入基层财经部门参与地方商业榷税管理，此时依然不忘“贾而好儒”，“儒”可能已被利用来作为获得更多财富的工具。这种子孙后代在职业选择上的分途，与其祖辈的选择相关。济溪游氏“士商分途”，大略亦也是适应此背景而形成，必须有人通过积累土地资本或者经商之后获得更好经济收入，然后才可以支持其家庭成员的科举应试。
明清时期，济溪游氏科举文教事业的成功，可能还要注意当时济溪四围的科教氛围和民间生存法则。一个强大的家族必然在地方经济和政治上占据一定地位，才能够取得与区域社会中其他村落和宗族的竞争优势。在婺源宗族社区中，各村落和宗族之间为了争夺生存空间和利益往往会发生一些冲突，康熙年间的婺源秀才詹元相著作《畏斋日记》就记载了婺源村落和家族之间的多次争斗，而争斗的解决除了法律诉讼和民间调处等途径外，还有重要因素就直接是人力财力的比拼。明初以来，与济溪相毗邻的大畈汪氏，科甲远比济溪游氏更为鼎盛，这种局面除家族教育因素外，笔者在实地考察时发现大畈村是个很大的乡村聚落大畈汪氏的人丁更加蕃滋，因此在地域社会上不免与济溪游氏存在相互攀比和竞争。乾隆《济溪游氏宗谱》卷27《外纪•禨祥》记载了正德四年、嘉靖四十二年、崇祯元年和顺治九年济溪游氏同大畈汪氏的四次大斗争，都围绕着争路、争坟、争林等家族生存发展问题而产生。在争夺生存权利的过程中，显然人多势强、官位高就对乡里宗族有关照，这是重要的潜在威慑影响力。以常理推之，同大畈汪氏的攀比也一定会反映到人才培养上，人才越出色、官位越高、在争斗中肯定更可以占据优势。这种攀比和竞争有时候会产生不良影响，但有时候却可以达到互相促进的正面促进作用，明代学者方承训《复初集》卷31《星源游侍郎公传》这样说：“（游侍郎）公族为星源大姓，与大坂[畈]汪族鉅相伯仲，而荐绅不逮，始与公偕诸生者千一。”这也是良好的教育氛围使然，在此氛围下婺源县产生了诸多名臣大儒，以至于民国重修《婺源县志》卷四《疆域五•山川•方山》收录有清代婺源谚语：“方山笑，湖水平，婺源出公卿。”
根据民国重修《婺源县志•选举•科第》，明清两代婺源进士举人的分布在时间上并非均衡。整体而言，婺源县产生进士、举人数量最多的时期是明代中后期和清代中后期；而且从数量上看整个婺源的科甲及第数量，清不如明，而且有清一代婺源科甲成就也主要在乾隆中叶之后取得，清前期非常微小。全县情况如此，具体到宗族和村落也是如此，清初时期类似桃溪潘氏、济溪游氏、大畈汪氏等村落家族的科甲文教事业鼎盛局面，已大不如明代，乾隆《济溪游氏宗谱》的编纂者就此盛衰过程提出过疑问：“自景南奋绩，凤举鹏飞，联翩接武，抑亦盛矣！继自今岂无振翮而起者乎？”笔者认为，清初婺源科举衰落的主要原因可能是政治影响，当时士人怀有对故朝的眷恋和对异族的抵抗心理，同时清初各种政治变动也波及深山中的婺源。徽州区域最为恪守上层精英文化传统，真切地反映在士人心态上，比如游翘楚：“幼攻经史应儒试，鼎革遭兵燹，遂谢举业，习歧黄，馆歙西。”或许，“遭时艰”是康熙之前所有婺源士子所面对的普遍问题。只有安定的社会环境，才能取得经济和教育等方面的繁荣。民国初年婺源人在重修《婺源县志》时总结得很清楚：“吾邑自唐建治后，兵事或详或不详。清康熙初，闽寇平定二百余年，不见兵革。乾嘉以来，士奋于学，农勤于野，商贾牵车遍都会，盛哉称富庶焉。发逆陷金陵，东南荼毒，郡邑邱墟，贼蹂躏无虚岁。中兴后，婺民享太平又数十年。革新以来，四方无主，争城争地，杀人无算，婺邑山僻，亦屡告兵警，赋重政烦，民穷财尽，盖不禁匪风下泉之思云。”由此可知，当地人认为婺源城乡全面繁荣乃是乾嘉之后的事情，而婺源科举重新抬头也正在此时间范围。清中叶之后，由于全国各地商品经济又复繁荣，婺源徽商进一步发挥经商特长继续驰骋在广大商海，因此乾隆之后婺源科举文教事业与经济发展相互促进、逐渐回升，特别是道光咸丰之后晚清数十年间，更是迎来了它最后的辉煌。遗憾的是，有清一代，济溪游氏宗族除了继续有大量下层文人笔耕不辍、著作数量依然较多外，却鲜有科举及第者，或者这是偶然的宿命。 |pZ 7k#%
（作者单位：上海市浦东新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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