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帖：我的知青岁月（7）■作者：游海波　　自从四月份以来，南城县加快了下放的步伐，城镇居民、工商业者、集体单位就业人员及强制迁往农村监督劳动的“四类分子”共4010人下放农村劳动。整个县城的街上几乎走了一半多人，昔日的繁华街面，如今冷冷清清。　　我们大队也下放了两家人，分在花园村落户。其中一家是梅大国的父亲，另一家带着眼镜的“知识分子”也拖家带口地下来了。这两人的性质是监督劳动。跟我们不是一个系列的，也没有什么交道可打。他们究竟是从那个部门下来的，我们也不知道。看着这两位年纪不轻的中年人挑着沉重的担子经过我身旁时，难免冒出“恻隐之心”。特别是见到“知识分子”十岁左右的孩子，那种被打入另类怯生生渴求的目光，小小的年纪就承受着父辈监管“烙印”的影响，心里有一种酸酸的感觉。他们会更艰难地在没有了任何尊严的感受中生话。　　我们也同样艰难地生活着，虽然享有着自由，但清苦的生活跟大家是一样的，劳动强度是有增无减。肚子里的油水也刮得一干二净，饭量确实越来越大。我一个月仍吃着城镇居民二十多斤的定量，却要承担起繁重的长时间体力劳动，不得不使我们另辟蹊径：把干饭变成半干半稀的萝卜泡饭，一个人可以吃三、四碗，当时是吃饱了，但不经饿，很快肚子就咕咕叫了。农村人说吃萝卜泡饭，越吃饭量越大，萝卜是专刮油水的。定量供应越来越不够吃，月底时得提前购下月定量。　　这种寅吃卯粮的做法终不得长久，必须增加副食品的补充，来填饱肚子。农村能当饱的只有红薯和芋头。可生产队分给我们的菜地，只够种些平常吃的蔬菜，要栽红薯得有地才行。　　我们决定自己开荒，增加自留地。选择了“张家山”旁的一处稍平坦狭窄的荒地，并去铁匠铺买了专用开荒的工具就开始动手了。开荒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地下的大石头不少，盘根错节的树根要费老大劲才能清除一小点。正当我和弟弟俩人披荆斩棘、挥汗如雨干得正欢时，突然听到对面山顶上一声大喝“谁在那开荒呀？”“谁叫你扩大自留地？胆子还真不小！”　　我抬头一看，是大队革委会主任崔玉生、游冬元一行三、四个人一起去前面的“老虎窠”水库。我赶紧回答：“是我。”直到这时，他们才看清楚是谁在这里开荒。立刻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海波，是你们哪！要开就开点好的。”我说：“只有这地方可以开荒。”“好吧，你们慢慢干。”他们走了，一天的乌云全散了。要是乡下人开荒，那肯定是“吃不了兜着走”。当时正是“割资本主义尾巴”，严禁扩大自留地的风口浪尖，非拿你当反面教员进行批斗不可。　　割资本主义的尾巴，还把别人家里私人拥有的缝纫机也割了，集中放在大队部的一个房间锁着。我家运来的蝴蝶牌缝纫机，也只好偷偷地藏在楼上的谷仓旁边。白天有人时不敢用，生怕别人听见响声影响不好。只有确认大家都出工去了，整个厅堂静悄悄时，母亲才敢爬到楼上，用缝纫机给我们缝补破衣服。一次在楼上干完活，下楼梯时踩空摔下来，把手掌骨折断，去“反帝村”找草药医治，终不见效，还特意到南昌去看了一段时间。乡亲们怀疑没事到楼上去干吗？我们吓得也不敢说真话。　　经过了一个多礼拜陆陆续续的开荒，高低不平的地分成了三个不同层次的畦段，作成专栽红薯的狭窄条畦。总面织不少于二分地，正赶在端午节前把红薯藤插下去。　　母亲也没闲着，虽然年后大姐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