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帖：我的知青岁月（3）■作者：游海波　　新年临近了，我们这些下放人员被集中在大队召开“五·七战士”座谈会。之所以叫“五·七战士”是因为1966年5月7日伟人发表了：“各行各业要办成一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既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我们这些下放人员都到农村来“从事农副业生产”，自然成了“五·七战士”。　　这次来的人比较多，大队部的办公室都挤不下了，很多人坐在客厅里。我只记得下放干部有省妇联的严淑德、地委的李启中、地区检察院的聂自然、县里的龚长财以及诸多的专建下放人员，还有下放我队的蔡挺森、李小华老师等。下放学生有吴孟轲、游海涛、饶永祥、周密云、陈求全、吴国荣、庄明莉、帅宝玲、喻亮美、傅建津、杨锦星、邬菊芳、王美珍、易华玲、杨公平等。　　这次的座谈会，下放干部们诉了不少苦，座谈会变成了“诉苦会”。大队革委会主任崔玉生认真听取了大家的意见，并作出了解释。我们学生倒没说什么，已经是这样了，再说有什么用。很多困难都得靠自己解决，实在难以解决就往家里跑，家里成了大家心目中的“大后方”。　　会议结束时，宣布了一条规定：“下放学生不准谈恋爱、不准结婚。为了大家的前途，一定要切记。”看来国家没有忘记这些学生，还有返城、升学、就业的希望。这无疑给绝望的我们打了强心针。　　很多人都提前回家过年了。农村人对我们“知青”还是宽容的，并没有管得太死，比较自由，只是生活很苦。整个农村都不富裕，但新年再苦也得稍微比平时吃好点，这样才能预示着来年生活会更好。　　这年的除夕夜是2月16日。再过几天就要过年了，农村的年可真有年味。生产队分配人去干鱼塘，好给社员分点魚，过年是少不得鱼的，有鱼就预示着“年年有鱼（余）”，实际上不少家庭撑不过“春荒”。杀一头生产队养的大肥猪，每家分几斤肉，打打牙祭，这些人很久没有见肉面。大家去生产队拿鱼、拿肉是不要给钱的，乡下人没有现钱。只是记到生产队的账上，年底结算，用工分抵扣。民兵营长游银孙跟大家说：“我知道家里还有多少钱，放在抽屉的里边角落里有五分钱。”“你不错，还有五分钱，我家一分钱也找不到。”乡亲们苦呀！　　再苦各家都会忙着准备年货，做灌酥米糖是这里多年的传承，还会做冻米糖、炒花生、炒豆子，所有的果子都是自己动手准备好。做米糖那是得大家帮忙，当师傅把灌好豆粕的米糖拉成细长条时，紧张的时刻到了，周边隔壁的妇女聚在一起帮忙。你一刀、我一剪，把米糖剪成一小段，撒落在箩盖里，剪下无数的甜蜜和欢声笑语。孩子们最高兴，用肮脏的小手抓一把糖最先品尝。　　这一段时间，各家各户都忙得不可开交，生产队还会组织打年糕。通知先从那家开始，再到那一家结束，好让人家知道先后次序，把糯来提前浸泡在碱水里，按时安排上甑的时间，只要开始蒸糯米，就不能停火，一停火上了水气，打出的年糕不劲道。　　打年糕是按房屋厅堂为序，打完一个大厅堂，再把沉重的石臼用铁链扛到下一个厅堂，这里各家又按顺序轮流，把蒸好的糯米倒入里面，先两人同时用木锤对着糯米擂搓成黏糊状，然后开打。打年糕是三人一组，抡着木锤，对着石臼内的糊状糯米，你一锤，我一锤，打得不亦乐乎。打得差不多时，就要停下来，一般是老者牵动打成团的糯米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