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民国时期出土于洛阳的北宋游安民、游师孟父子墓志，详细记载了他们的生平、世系、宦游经历及婚姻情况。游安民墓志志石今已无考，只有志文留存。游师孟的墓志形制为楬形墓志，篆额题为“墓记”，反映了在复古思潮的影响下，为规避《政和五礼新仪》对墓志的使用限制所采取的一种方法。游氏父子皆以门荫入仕，游安民经历了8次迁转后官至朝请郎，以朝奉大夫通判宁州，他的仕宦经历反映了宋代选人改官考任情况的复杂性；游师孟以宗室女婿获得门荫资格，他的仕宦经历反映出徽宗时期小使臣的任职情况。从史学视角分析来看，游氏父子的墓志中体现出宋代官员非常重视归葬祖茔、孝道和风水，士大夫阶层多以文官和文人来构建人物形象，这在宋代重文的社会风气下是较为普遍的墓志书写模式。
【关键词】北宋 游师孟墓志 游安民墓志 形制 形象构建
作者：程源源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来源：《殷都学刊》2022年第3期
民国时期，河南洛阳出土了北宋游安民墓志，罗振玉《芒洛冢墓遗文四编》卷六、《全宋文》收录其文，《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载其出土地点及墓志简介，但其志石实物下落不明。游安民之子游师孟墓志亦出土于洛阳，志石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由傅忠谟于1950年捐赠，《芒洛冢墓遗文四编》卷六著录志文，《北大图书馆藏历代墓志拓片目录》收其著录情况，《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研究丛书·墓志卷》发表了该墓志拓本及录文。游师孟墓志作为传世文物，虽然其出土发掘情况已不可考，但其墓志的形制及内容仍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学界对这两方墓志的研究仅是作为研究的一个样本，未对这两方墓志进行专门探讨。本文试对游师孟墓志志石形制和游氏父子墓志文进行分析，从志石形制特点的分析、揭示北宋时期墓志形制的发展演变情况。结合相关文献史料，对墓志文所反映的游氏父子家世、仕宦、婚姻等情况进行系统的分析考辨，从北宋后期散官的授予、文人形象的塑造等方面，探讨当时的社会观念及价值取向。
一、
游师孟墓志志石概况[color=rgba(0, 0, 0, 0.9)]游师孟是北宋晚期的一位低级文官，卒于宣和元年（1119）三月二十五日日，享年三十四岁。游师孟墓志志石保存完好，未见志盖。志石高85.31厘米，宽60厘米，正书志文共18行，满行22字，共328字。篆额为“游公墓记”，首行题“宋故承节郎提辖开封府开封县居养院游公墓志铭并序”，由洛阳段诲（事迹不详）撰文。由于游师孟墓志并非考古发掘品，因而其确切出土时地已不可考。但据墓志文中“以其年六月十五日，葬于洛阳县杜泽村先茔之次”可知，他是葬于洛阳县杜泽村其先人墓旁。据《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所载，游师孟的父亲游安民“以其年六月十五日，葬公于洛阳县贤相乡杜泽村，举寇氏袝焉。”符合游师孟墓志所载下葬日期及地点。游安民的墓志是在“洛阳北十二里盘龙冢头村西出土”，游师孟既是袝葬于此，那么这也便是游师孟墓志的出土地点了。
图一 游师孟墓志图片
游师孟墓志（见图一）首行题“游公墓志铭并序”，而篆额为“游公墓记”。墓志和墓记并不完全等同。墓记又称封记，较早的墓记可追溯到东汉延平元年的（106年）贾武仲妻马姜墓记。赵超先生认为，当时的墓记从文章体例和内容来看与后世定型的墓志十分相似，只是还没有以墓志称呼罢了。“游公墓志铭并序”说明包含序文和铭文，是非常严谨的称呼，往往是士大夫之家延请名士所作，正文中“求铭于余”即是佐证，撰文者为“三川段诲”，“三川”是指伊洛河，结合墓志主人及内容，“三川”当是指伊洛河所在的洛阳地区，段诲虽不见于正史及文献记载，但游氏官宦之家既然向他求铭，应为当地颇具声望之人。而墓记相对而言是较为简单的墓志文，张晨光、杨园章在《北宋泉州衙前将吏王习墓志考释》一文中，认为宋代墓志和墓记虽大体相似，但墓记内容比墓志更为简略，一般没有铭文或只有简单的铭文。
游师孟墓记比一般墓记要详细，但笔者以为，取“墓记”为篆额主要与政和五年（1116年）颁布的《政和五礼新仪》有关，其中记载：“未发前五刻，击鼓为节，陈布吉凶仪仗、方相、志一（九品以下无）。”游师孟官职为承节郎，属于从九品的武阶官职，按照《政和五礼新仪》的规定，游师孟不应有墓志埋设于墓圹中。不过依据《宋史·礼志》所载，品官的近亲属可依据相应等级递降一等：“其品官葬祖父母、父母，品卑者听以子品，葬妻子者递降一等，其四品以上依令施行。”游师孟的父亲游安民当时官阶为朝奉大夫，是从六品上文官。如果依照此例则游师孟可以使用七品官员的丧仪，但实际情况中如此应用的较少。《政和五礼新仪》颁布后强行推行过一段时间，“宣和初，有言其烦扰者，遂罢之”，游师孟墓志文的撰写应该还是受到了《政和五礼新仪》的影响，以“墓记”称之，可以视为规避《政和五礼新仪》的一种手段。
游师孟墓志为“楬”形墓志。从墓志图片可以看出，志石不同于圭首墓志只有尖头，有学者认为游师孟墓志为碑碣式墓志，笔者查阅相关资料发现有两处不妥：一是称为碑碣式的墓志两端抹角，以明昌元年（1190）《张子行墓志》（见图二）为例，墓志上方呈圆弧形，这与游师孟墓志志石有较大区别；二是据《后汉书》李贤注：“方者谓之碑，员者谓之碣。”以此论之则游师孟墓志用“碣”字则并不妥当。笔者发现，游师孟墓志与洛阳西朱村曹魏大墓出土石牌形制相似，区别一是大小不同，二是石牌额有穿孔，墓志则无。赵超先生对此石牌的定名进行了详细的考证，认为石牌应该称为“楬”，起源于古代官方对于财物的管理制度，用作标识，而后转变为指代这类记录签牌的专有名词，现存的“楬”以木质材料居多（见图三）。笔者认为，相对于此前使用的碑碣式墓志，从形制角度来看“楬”形无疑更加贴合游师孟墓志。游师孟的墓志形制可能与当时崇尚复古的时代风气密切相关。中唐之后，以韩愈、柳宗元为代表人物的古文复兴运动，到宋代已蔚然大宗，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人皆提倡古文，旨在恢复儒学道统，复兴儒学。宋代由于长时间与辽、西夏等政权对立，“复圣古、斥蛮夷”的思想得到普遍认同。这种复古思潮促进了金石学的产生，礼乐器物以复原三代为标准，仁宗朝后随着出土古器日繁，在器物层面复古成为可能，徽宗时翟汝文曾上言：“今商周礼器，科斗文字，燦然毕出，陛下方绍稽三代，光明典礼，此独郁而未扬，疑有阙也。愿诏硕儒博闻之士，稽正六经，考礼于夏商之器。”徽宗时期不但收集众多古器物蓝本，还多次制造举行各种礼仪的仿古礼器，《徽宗政和四年夏祭方泽礼器款识》、《政和甲午祭礼器款识》中皆有所录。墓志虽非三代礼器，但其形制亦受到复古潮流的影响。
图三（右） 西朱村曹魏大墓出土314号石牌刻铭拓本
图二（左）
张子行墓志拓片（正面）
二、
志文所见游氏父子家世、仕宦及婚姻状况根据游师孟墓志文及其父游安民墓志文记载，游安民一支出于北魏广平侯游雅一支。游安民的曾祖游仁美定居河南，从此这一支世为河南人。游安民的祖父游文秀并无官爵，墓志文称其“隐迹不曜，世不乏德。”游氏真正意义上进入官宦阶层的是游世安的父亲、游师孟的祖父游及，游及以儒学进身，朝请大夫致仕，并加封正议大夫。朝请大夫在宋代为从五品文阶官，元丰改制后，改六部侍郎为正议大夫，秩从三品。以五品官致仕，而能享受到从三品的待遇，足见宋代对文官的优待。游安民官至朝奉大夫、通判宁州，为从六品文官，未能赴任终于府邸。游师孟的母亲为寇氏，封为宜人，为北宋名相寇准的曾孙女。游安民共有七子七女，游师孟为其次子。游师孟去世时年仅34岁，游安民在七日后去世，享年59岁。游师孟的长兄游师颜选定吉日将师孟葬于父母之侧，从墓志记载日期来看，游师孟与其父游安民同日下葬。为便于理解，游师孟家族世系图附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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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墓志文可知，元丰改制（1080年）颁行时游安民年方二十，新官制的施行涵盖了游氏父子的仕宦历程，将两方墓志文中他们任职迁转与相关史料相对照，可推知元丰改制在中下级文官中的实际运作。据墓志文，游师孟的父亲游安民“初用正议公（游及）荫补郊社斋郎”，之后调陕州灵宝县尉，又以事亲方便之故改河南府河清县尉。以上职位游安民皆未赴任。在父丧服除之后，游安民才正式踏上仕途。先是调任华州华阴县尉，秩满后改为耀州淳化县尉。在此任上，游安民表现出色，墓志文载其“明慎强敏，奸盗无所穷发。凡所施置，便于久远。”宋代县尉主要职责便是打击盗贼与治安防范，游安民不但断狱明察审慎，积极缉捕盗贼，还能防患于未然，良好的政绩是他能获得进一步升迁的基础。随后他取得了磨勘改官的资格，在举主的推荐下迁为唐州泌阳县令。
宋代流内文官大致可分为升朝官、京官与幕职州县官三大类。幕职州县官又称选人，他们在四等七阶内的升迁称为循资，通过磨勘改官是宋代低级文官至关重要的迁转机会。仁宗宝元二年（1039年）以后，一般要求官员六考后方得改官：“欲乞应奏举官，并须六考以上，方许铨司磨勘引见，内有曾犯私罪者量加一考。”从游安民早期任职经历我们可以看出，他在两任县尉后，用举者关升泌阳县令，并没有通过磨勘成为京朝官，这说明此时他应该还未积满六考。绍圣元年（1094年）朱勃上言：“‘应选人历任未及三考上，许奏举职官、县令，通及三考以上及见系幕职、令录资序，方许奏举改官，庶稍抑权势请托之弊，均及寒畯效职之人。’从之。”从这段记载来看，朝廷同意了朱勃的建议，依照这一规定，那么游安民两任未及三考。邓小南先生指出：“虽然一般规定三考为一任，任数与考数似能依此折合，但实际上，由于种种原因（例如差遣临时调易，官员因事离职以及员多阙少的矛盾等），考数与任数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分离的，只能分别计算。”实际情况中，由于不同差遣的任期和应差出州界等情况，使得选人改官的考任情况更加复杂，游安民的经历即是这一情况的写照。
游安民在泌阳县令的任上成绩斐然，主要表现在劝课农桑，招复流民，墓志载“未踰岁，复陂塘几千顷。”监司长官“列上其能，改宣德郎、知滑州韦城县。”宋代以京朝官领县者称知县，以选人领县者称县令，从“知滑州韦城县”可知游安民由选人身份改官为京朝官。值得一提的是，从墓志文中可以看出，游安民作为幕职州县官，他以政绩在考课中取得了良好结果，虽然其具体等级我们不得而知，但在升迁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在滑州韦城知县任上，“时诏诸路募兵以填阙额，因有程限，军吏倚以为奸，甚者至于通衢驱掠”，游安民反对这种扰民做法，“独陈檄劝谕，不加扰而数亦充”。在此任后，游安民转通直郎、知顺安军高阳县。随后游安民进奉议郎、判西京句院。这是一个掌管洛阳地区财政经费的差事，曾巩有言：“内外经费之事，总于句考之司，郎实主之，位重省闼。”游安民对于书吏的贪墨多有惩戒：“吏积为奸，指虚名而给实券者，藉相比也。公每得其伪，重责于法，人畏之如神明，迄其去不敢复欺。”之后升为承议郎，迁朝奉郎、怀州司录事，赐六品服。司录事是大观二年（1108年）改司录参军置，为正七品上文官。游安民“创立新规，革去素弊，经画有序，条目可观。于是镕范既精，增衍亦倍，国用赖之。”其后以年资迁朝散郎，加朝请郎，以朝奉大夫通判宁州，未上任而卒于私宅。
游安民最终官从六品，看似不高，实际上已经殊为难得。宋代由于荫补入仕人数众多，为保证官僚队伍的整体素质，对出身进士及第的官员多加重用，而对恩荫子弟的晋升则多有限制，在官员的磨勘叙迁中，出身途径是最重要的参考标准，京朝官在叙迁中有出身、带馆职的可以超资转，无出身则只能逐资转。北宋前期时，“若磨勘应格，自县令、录参以上及六考者，有出身皆改著作郎，无出身、及七考者该大理寺丞，其有功赏循资者减一考。”元丰改制后，以寄禄阶更易旧官，将中散大夫、朝议大夫等职分为左右二等，进士出身直接转左，无出身则须自右转左。游安民以荫入仕，在59岁时才官至从六品。
游师孟为人有古风，好学不倦，由于事亲至孝，“虽授命早，而踟蹰不进”，这与游安民早年的经历相似。之后，由于娶宗室女，以荫任开封府开封县提辖，主要负责居养院事务。居养院是宋代所设的救济机构，用于收容贫民，其名称来自徽宗赐名。墓志称游师孟以荫为承节郎，属小使臣。小使臣的主要差遣一般为监当官、监押、巡检、县尉等，但游师孟却以小使臣而充提辖，任职于社会福利机构。
游师孟初娶赵氏，赵氏乃济阴郡王曾孙女，属远支，因此游师孟作为其夫婿，毕竟与皇室关系疏远，因而地位低下的小使臣便成了游师孟当时所能获得的最好官职，墓志称赵氏“以恩奏公补此官”。神宗熙宁二年（1069）出台了明确规定：“有服女之婿，本服大功以上女，右班殿直；小功女，三班奉职；缌麻女，三班借职。”赵氏为小功女，照此规定，游师孟得封三班奉职。此时，三班奉职改为承节郎，故游师孟为承节郎。赵氏于政和四年（1114）以疾卒，游师孟的继室为燕王宫族妹，但与史籍对照，并无“燕王宫”的记载。游师孟去世时，他已经出阁的四位姐妹均嫁入官宦人家。从游师孟及其家族的婚嫁情况来看，他们多与宗室及仕宦阶层联姻，这种婚姻对家族的发展很有影响，游师孟正是凭借宗女夫婿的身份获得官职。
三、
游氏父子墓志的史学分析
墓志不但是传世文献的重要补充，本身也是史学分析的对象之一。对于墓志中所反映的历史阶段精英阶层的价值取向和形象构建问题，笔者拟以游氏父子为例，聚焦北宋末年的下级官员，从史学分析的角度作出进一步的阐释。
1.两方墓志反映的丧葬观念
游氏父子的墓志有一个较为特别的地方，就是游师孟与其父游安民的去世时间仅隔七天，同时他们都是葬于一地，因而他们是同时下葬的，两方墓志均有“其年六月十五日”下葬的记载。
归葬于洛阳县杜泽村是因为这里是游氏的祖茔所在，游安民墓志有“葬公于洛阳县贤相杜泽村先域之次”的记载。宋代官员的回避制度已经趋于完善和成熟，从墓志文所反映的生平经历来看，游安民与洛阳的交集仅有任西京句院，之后便调转至其他地方任职了，游师孟更是与洛阳没有任何交集。大量地方官员外出任职，这就意味着卒于官任的情况较为普遍，在离世后挑选合适时机归葬祖茔成了非常普遍的现象。
游氏父子的归葬体现了对风水的重视。游安民墓志文载“师颜等卜以其年六月十五日葬公于洛阳县贤相乡杜泽村先域之次”，游师孟墓志文载“公之兄，以其年六月十五日，葬于洛阳县杜泽村先茔之次”，说明是在游师孟的长兄游师颜的主持下，通过占卜的吉凶挑选的归葬时间与地点。宋人的观念受佛道影响较深，普遍重视葬地的风水，好的葬地不但可以告慰祖先，还可以庇佑子孙。为贪求吉壤，“至数十年不葬其亲者。有既葬以为不吉，一掘未已，至三掘四掘者。有因买地致讼，棺未入土，而家已萧条者。”
游氏父子归葬祖茔体现了对孝道的尊崇。吉壤虽然极其重要，但因此多年不能安葬亲人有违孝道，此时祖茔就成了埋葬亲人的首选，既无需考虑风水问题，也能挡灾避祸，朱熹便说：“祖茔之侧，数兴土功以致惊动，亦能挺灾。”归葬祖茔一方面避免了逝者不能入土为安，另一方面使得逝者得以与祖先团聚，在另一个世界继续侍奉左右，这也是孝道的一种体现。
2.两方墓志对于文官与文人形象的构建
墓志作为一种特殊的文体，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一些高度类型化、程式化的书写模式，对墓志的书写模式，明人已经有所认识：“凡墓志铭书法有例，其大要十有三事焉。曰讳、曰字、曰姓氏、曰乡邑、曰族出、曰行治、曰履历、曰卒日、曰寿年、曰妻、曰子、曰葬日、曰葬地，其序如此，如韩文公《集贤校理石君墓志铭》是也；其曰姓氏、曰乡邑、曰族出、曰讳、曰字、曰行治、曰履历、曰卒日、曰寿年、曰葬日、曰葬地、曰妻、曰子，其序如此，如韩文《故中散大夫河南尹杜君墓志铭》是也。其他虽序次或有先后，要不越此十余事而已，此正例也，其有例所有而不书，例所无而书之者，又其变例，各以其故也。”这段关于墓志“十三式”的总结适用于绝大部分士人墓志。基于这些模式，又可将志主构建为一个具体的人物形象，比如孝子、良吏、文人、隐士等等。游安民与游师孟虽为父子，但由于离世前后仅差七天，具有共时性的特征，从中我们通过比较形象构建中的异同，或许可以一窥当时墓志书写的普遍模式。这两方墓志都是亲人请托所作，游师孟的墓志是出自洛阳段诲之手，此人并无其他文献资料可供探寻；游安民的墓志出自朱维之手，朱维是北宋政和年间宫廷典乐，曾任京西提刑，精于音律，叶梦得《避暑录话》中有关于他精通琵琶和古琴弹奏的记载。
两方墓志虽然不是出于同一人之手，所记早年经历却有雷同。如都重视将早年的无意仕途与孝道结合起来。两方墓志对志主早年生活经历有一段几乎完全相同的描述：游安民“公少喜学问，有远志，不碌碌与世俗相低昂”，游师孟“公为人修整，宛有古风，好学不倦”。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在中国传统社会根深蒂固，既然志主如此好学聪慧，那么如何去解释他们以门荫入仕而非通过科举考试取得好出身呢？撰志者不约而同地采用了奉养父亲以致耽误仕途，又经父亲教导而出任小官的叙事策略，非常完美地实现了逻辑上的合理。在此，游安民的墓志记载如下：“一日，顾谓公曰：‘盍仕乎？日月逝矣，无过以我为念。’公虽不敢违其意，默自谓事亲之日短，岂可朝夕去庭闱，姑调陕州灵宝县尉。”游师孟墓志记载：“异日，父命之曰：汝兄弟众，我左右岂专汝邪？日月逝矣，宁不惜哉！既提辖居养事务，修其职，颓弊振举。”通过记叙父子间的这段谈话，对细节的丰富增加了叙事的可信度，塑造了一个淡泊名利、重视孝道、聪慧颖悟的人物形象。
当然，游安民和游师孟此后的人生经历决定了他们的叙事重点并不相同。在游安民的墓志书写中，仕宦经历及政绩是叙事重点，游安民实际上经历了8次官职上的调动，其中详细记载政绩的有5次之多，对游安民的德行、政绩、为官能力等方面进行了充分肯定。游师孟英年早逝，仕途上止步于开封县提辖，因而墓志书写的重点是将他塑造为一个达观的雅士，墓志记载：“奇公者以公磊落，许其必能起家……公初感疾，恬不为虑，祝其妻孥曰：浮世幻化，不异生死，又何戚戚于其间邪！援笔成书，留以遗之亲友，真达士也。”将一个德才兼备而又淡泊名利的雅士形象和盘托出，这是当时时代精神的写照。宋代帝王“与士大夫治天下”，文人的政治、经济地方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相应的也影响了墓志的书写模式，致力于塑造一位有德行的文人雅士形象，成为另一种叙事策略。
四、结语
从游师孟的志石形制来看，低级官员为规避《政和五礼新仪》的约束，在复古潮流影响下，碑形或其他形制的墓志由此增多。通过对游氏父子墓志的分析可知，游安民出生于北宋中后期的上层文官之家，他还可以以父荫补社斋郎，到游师孟一代只能以宗室女夫婿的身份补小使臣之职。游氏家族尽管还维持着官员的身份，但已经逐渐走向下坡，这是社会阶层流动加剧之下一个文官家族生存状况的缩影。
游安民虽以荫入仕，在59岁时官至从六品。从墓志文来看，他是一个颇有能力、积极革除弊端的能吏，墓志虽有彰善隐恶的题材属性，但游安民在为官上应该颇有过人之处。游安民与游师孟早年皆无意仕途，事亲纯孝，这是墓志文的一种叙事策略，用以回避他们无出身这一事实。游安民的墓志文重视强调他的仕宦经历，将他塑造为有德行的能吏，评价他“才则未试，志则不遂，德则无愧”；游师孟由于并无多少仕宦经历，墓志则着重塑造淡泊名利的文人形象。墓志中对人物形象的构建形成了程式化的一套叙事模式，其目的便是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尽可能美化墓主，抬高其地位或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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