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至今,做官都是一个人人羡慕的职业,当了官可以锦衣玉食、光宗耀祖,然而,做官其实有着巨大的风险,一着不慎,全盘皆输。 iJ.P&T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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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8年9月,大太监安德海知道慈禧想修复圆明园,于是,指使御史德泰奏请修复圆明园。安德海同时指使内务府的贵祥拟出筹款章程,“请于京外各地方,接户、按亩、按村鳞次收损”。 iJ.P&T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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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议一出,恭亲王奕诉等人坚决反对,认为“侈端将启”。加饷派饷会使“民怨沸腾”,“动摇邦本”,“丧心病狂,莫此为甚”。在奕诉的坚持下,德泰、贵祥受到革职和发落黑龙江为奴的来历处分。过了一段时间,内务政人员又重提修园之议。内务府人员之所以对重修圆明园情有独钟,一是为了讨好慈禧,二是为了从巨大的工程中渔利。这次,他们吸取了德泰、贵祥的教训,采取了游说同治帝的办法。1873年秋,同治帝以颐养太后为名,发布重修圆明园上旨,要求“王公以下京外大小官员量力报效捐修”。反对者依然不少,帝师李鸿藻苦谏无果,御史游百川上疏恳请缓修反被革职,同治帝还警告群臣,有奏请缓修者一定严惩。这场重修圆明园的闹剧,一直到发生李光昭腐败案才告终结。在清廷有关重修圆明园的争议中,先后有三位朝廷命官被革职。主张修复御史德泰、内务府贵祥被撤职,还是有道理的,客观上也符合下层民众利益。但是,处罚游百川上疏皇帝,完全是从防止老百姓生存状态恶化、维护清廷“长治久安”这个角度出发的,他个人未必得到什么好处。这样的处罚只会让人觉得黑白颠倒、是非不分。 iJ.P&T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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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官的风险有两种,一种是来自社会公众,一种是来自上级。在做官风险来自社会公众的环境中,官员把分内的事做好了,得到多数公众的认可,什么事也没有;只有那些以权谋私、胡作非为的被多数民众排斥的,才有可能遭受罢免、撤职之类的处分。 iJ.P&T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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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做官风险主要来自上级的社会,官员是否出了真正的政绩,能否得到多数老百姓的拥护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必须学会揣摩领导的心思,以领导脸上的阴阳决定自己做事的态度,头儿认为对的,你应该坐火箭去做;头儿认为错的,你就一定不能去做。这种做官风险,往往与一个人的品行无关。 iJ.P&T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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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武昌起义时,起义军人数并不多,只有两三千人,而在武昌的清军人数多达五千,且清廷在周围省份还布有重兵,为何就让革命党人生生地夺去了江山?现在终于明白,以个人独断为基础的皇权,不仅无耻地损害了下层民众的利益,也让某些操守良好的官员承担了不必要的做官风险。因此,民间具备一种巨大的反皇权力量。而从皇权制度中得到利益的,又往往是投机取巧、见风使舵之徒。这种人可以共享乐,不可以共患难,一旦形势有变,他们翻脸比谁都快。如此形势下,清廷的灭亡也就是历史的必然了。 iJ.P&T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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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可惜,好人该得好报,好官必须善待,这个简单的道理,同治帝不懂,慈禧太后也不懂。 iJ.P&T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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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济南时报》 iJ.P&T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