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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来源于为事业的成功而奋斗,而事业成功的首要前提是立志,立下远大而实际的志向。远大的志向,是人的生命之光,是人的精神动力。人类历史表明人类要生存和发展,达到改造自然、改造社会和改造自身的目的,就需要归助于某种精神力量的鼓舞和指导,这种精神力量之一就是远大志向。俗话说:“有志者,事竟成。”这里的志,是大志,是雄心壮志,是崇高的理想。所谓大志,应该是人们在实践过程逐步形成的人生奋斗目标,它应该是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经过努力可以实现的设计和预见。志向是人们追求中的目标,奋斗中的理想。离开了追求和奋斗,就无所谓志向。远大志向,总是同未来相联系的,是对未来可能的构想、预想和追求。但这种构想、预想,不同于毫无根据的空想。正确的志向具有现实可能性,经过努力能够转化为现实性的东西。空想由于不是建立在事物的客观规律性认识的基础上,因而是脱离实际的主观臆想,它不可能转化为现实。立志和幸福是紧密联系的。每个人毕生都会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人生的价值是什么?如何生活才是幸福?一个人只要树立了远大的志向,他就会把远大志向的实现,视为人生的价值和幸福。因此,卡耐基认为,远大志向是对幸福的憧憬、向往和追求,幸福是远大志向的实现。志向的实现是令人神往的,是幸福的,而对志向的追求则能唤起人们的极大热忱,获得精神上的充实感,这本身也是一种幸福。无数仁人志士为了追求和实现远大的奋斗目标,甘愿承担艰难困苦,他们以苦为乐,乐在苦中。而那些没有远大志向的人,浑浑噩噩的生活,白白地浪费自己的一生。在他们的生活中也许没有多大的痛苦,然而,他们并没有真正的幸福。确立远大的志向对于我们具有重要的意义。正确的志向,一方面反映了人们的追求和愿望,另一方面反映了事物的客观规律和可能趋势。因此,志向是一种指向未来的价值目标。志向作为一种价值目标,它能够激发人们的意志和激情,产生一种强大的精神动力,激励人们以积极、主动、顽强的精神投身于生活,对人生抱有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和乐观态度。志向,是人生前进的目标和导航的灯塔,是鼓舞人们去努力拼搏的动力。因此,立志对于一个人事业的成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南宋哲学家朱熹说:“大丈夫不可无气概”,“立志不坚,终不济事”。他在批评当时庸俗的社会风尚时,说道:“今人贪利禄,而不贪道义,要作贵人,不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北宋文学家苏轼指出:“天下未有其志而无其事者,亦未有无其志而有其事者。事因志立,立志则事成。”“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我国伟大的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认为:“古今人物之名望的高太,不是在他所做的官大,是在他所做事业的成功。人苟有正确的志向,地位虽小,未尝无大事业之成功。”“青年应立志作大事,不可立志作大官。”立志、工作、成功,这是人类活动的三大环节,是事业发展的规律。卡耐基说得好,立志是踏入事业的大门开始,勤于工作是登堂入室的旅程,这旅程的尽头就有成功在等待着你。因此,立志是事业成功的首要前提和第一关键。卡耐基还曾说:“朝着一定目标走去是‘志’,一鼓作气中途不停止是‘气’,两者合起来就是志气。一切事业的成败都取决于此。”他深刻地说明了立志与事业成功的内在联系。俄国的一些著名作家对立志和理想的重要作用作了生动的阐述。托尔斯泰指出:“理想是指路明星。没有理想,就没有方向,而没有方向,就没有生活。”车尔尼雪夫斯基也认为:“人的活动如果没有理想的鼓舞,就会变得空虚而渺小。”我们青年人正处于人生的黄金时期,树立崇高的志向和远大的理想,对于一生的成长和发展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崇高的志向和远大的理想是我们的精神支柱,是鼓舞我们战胜艰难困苦的精神力量。立志要立正确的标准。从志向的性质和层次来说,志向有正确的和错误的,高级的和低级的;从时间上来说,有长期的、远大的、正确的、具体的;从内容上来说,有社会的、阶级的、集体的和个人的。我们应该树立正确的、崇高的志向,抛弃错误的、庸俗的志向,并且把长期的志向和近期的志向、社会的志向和个人的志向结合起来。正确的志向可以引导人们走上充实而闪光的人生道路;错误的志向则会将人们引进利己、狭隘的人生死胡同。在当今时代,对于我们来说,正确而崇高的志向的标准应该是符合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违背这一标准的,就是错误的志向。我们的青年之所以要树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在当前要树立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共同理想,就是因为这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代表人民意志的正确理想。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在青年时代就确立了崇高而远大的志向。他在中学毕业时,写下了一篇感人肺腑的作文。这篇文章对我们的青年朋友有极大的激励作用,我们摘录了以下几段:“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方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人们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达到完美。”“如果一个人只为自己劳动,他也许能够成为著名学者、大哲人、卓越诗人,然而他永远不能成为完美无疵的伟大人物。”“历史承认那些为共同目标劳动因而自己变得高尚的人是伟大人物;经验证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宗教本身也教诲我们,人人敬仰的理想人物,就曾为人类牺牲了自己。”“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优秀的科学家总是把献身于科学、造福于人类作为自己的崇高志向。正是这种精神的力量,鼓舞着他们战胜了重要困难,铸造了他们的形象。现代原子物理学的奠基人、放射性元素镭的发现者居里夫人,年轻时不仅生活极为困难,就连试验用的原料也非常缺乏,实验室是一间不蔽风雨的破棚子。正当她在科研攻关的关键时刻,同她一起进行镭元素研究的丈夫在一次车祸中不幸身亡。这个意外沉重的打击,使她悲痛万分,但实现崇高理想的决心使她从痛苦中解脱出来。她以顽强的意志,坚韧不拔的毅力,克服重重困难,坚持科学实验。在她丈夫遇难四年后,终于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并完成了《放射性论》这一科学巨著,为科学发展做出杰出贡献。瑞典化学家诺贝尔,在青年时代就立下了“我是世界的公民,应为人类而生”的誓言,坚持在实践中兑现自己的诺言。在试制炸药的过程中,曾发生过多次爆炸,他虽然被炸得遍体鳞伤,但是也丝毫没有动摇他“为人类而生”的崇高志向。诺贝尔的一生是献身于科学的一生,造福于人类的一生。在我国历史上,那些民族英雄、人民英雄都是具有远大志向的人。夏禹为了治水,九年在外,三过家门而不入。秦国李冰父子为了解决成都盆地的洪涝灾害,带领百姓治水,克服了无数困难,建成了闻名于世的都江堰。汉代民族英雄霍去病,为了国家的生存和发展,长期驻守在边关,坚持抵御匈奴的侵略,在戎马中度过了自己的一生。当击退了匈奴的入侵,汉武帝准备给他大盖府第以酬报他的功绩时,他却说:“匈奴未灭,何以为家。”宋代民族英雄岳飞,离别妻母,转战疆场,为了挽救国家的危亡,最后和自己的儿子岳云一起牺牲在风波亭上。清代民族英雄林则徐,坚持抵御英国列强的侵略,和清朝腐朽势力抗争直至被充军到新疆后,仍不灰心,一直没有忘记外国列强对我国的侵略,并在边疆和当地百姓一起修水利,栽葡萄,为人民造福。解决欲望不能满足的问题,消除它们的有害影响,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全面地、恰当地认识自我,适时地调整自我,培养多方面的、高尚的情趣,提高自己诸多方面的素质、能力,学会自我控制,从而从不幸、悲痛中解脱出来,从低级趣味中解脱出来,做一个人应当做的、可以做的而自己又有能力做的工作。当得了伟人、强人、能人,就努力去当,当不了不必挣扎着去当,做一个实实在在、平平凡凡的普通人,甚至可退它几步,或者来一个变换,另找自己的立足之地,以便充分地发挥自己的能力和专长,例如从科研界转到商界等。如果人们能对人生在世应做和能做什么,对人的使命等等有一个相对合理、深刻的认识,如果人们能科学地或者较为科学地鉴别、区分各种层次、各种类型的欲望,那么当人们能够从事自己喜爱并能充分发挥自己专长的活动、事业,而且又多方面地培育了自己的兴趣,使自己的各个方面得到协调发展,具有丰富的个性,这个时候,其人生便会过得相当充实、有意义、人们就会感受到生活的幸福。有人认为,人类不可能根本改变人生的悲剧主旋律。应当承认,在欲望的升华、个性的全面发展中,始终存在这样一个事实:欲望不断满足而又不断地再生、新生,不可能有欲望的完全满足。这当然是事实,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然而,只要人们能相对灵活地不断调整自我,就能最大限度地获得并享受幸福,在内心的自我感受上也能经常地有舒畅、愉悦、激昂向上的感觉。千百年来,但人们并不终年处于忧愁之中,幸福、光明、快乐、乐观的一面在人生中总是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们在不断地进行自我调整,与时俱进。把人的需要从低级到高级分为5个层次的马斯洛,讲到高级需要,即友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他认为高级需要的满足所带来的快乐是心灵的快乐。这种化快乐比低级需要的满足带来的快乐更有价值。他说:“高级需要的追求与满足,具有有益于公众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需要越高级,就越少自私。饥饿是以我为中心的,它唯一的满足方式就是让它得到满足。但是,对爱以及尊重的追求,却必然涉及他人,而且涉及到他人的满足。已得到足够的基本满足继而求爱和尊重(而不仅仅是寻求食物和安全)的人们,倾向于发展诸如忠诚、友爱以及公民意识等品质,并成为更好的父母、夫妇、教师、公仆等等。”“高级需要的满足能引起更合意的主观效果,即更深刻的幸福感,宁静感,以及内心生活的丰富感。安全需要的满足最多只产生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无论如何它们都不能产生像爱的满足那样的幸福的狂热与心醉神迷,或宁静、高尚等效果。”马斯洛这两段话,讲的都很精彩。它从心理学的角度证明,灵魂的快乐,高于肉体的快乐。心灵的快乐就是精神的快乐,是精神追求的满足。感官快乐离不开外界事物对感官的刺激,因而它对外界事物有极大的依赖性。心灵的快乐则是依赖于人自身的修养,来自主体对真善美的追求,来自自身的创造与奋斗。人的正当的感官需求,当然是人的价值的内容之一。但是,人的灵魂的快乐比起感官快乐更有价值。感官的快乐不仅是短暂的、而且过度的感官快乐会给人带来痛苦,会扰乱人的灵魂;而心灵的快乐是久远的,心灵的快乐在于追求生活得更像一个人,也就是使人的价值更加得到充分发挥。心灵的快乐与理想、与未来的目标,是紧密相联系在一起的。心理学上把快乐分为结果的快乐与目标的快乐,心灵的快乐中许多都属于目标快乐。确立一个目标,为之奋斗,为贡献自己的目标因而精神上感到充实、满足。萧伯纳曾经说:“人生的真正快乐在于:服务于你自己认为是伟大的目的;在你被扔到垃圾堆上以前,完全奋斗的力量;成为大自然的一个力量,而不是当一个过分自私自利的行尸走肉。”萧伯纳说的这种真正的快乐,就是精神追求的快乐。追求精神快乐,是引导、促使人奋发向上的强大精神动力。灵魂的快乐高于感官的快乐,只有灵魂的快乐、心灵的快乐,才能称之为幸福。天地不万古,此身不再得;人生只百年,此日了易过。幸生其间者,不可不知有生之乐,不可不怀虚生之忧。——《菜根谭》天地是万古长存的,但人活在这世界的机会,却只有一次!即使得享高龄,也只不过百岁而已,何况,日子一天天地飞逝,转眼大限便将到来。因此,有幸生存在这世界上,就要体认生命的意义,切勿虚度这短暂的一生。陶渊明有一首“杂诗”,现抄于下: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分散逐风转,此己非常身;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得欢当作乐,斗酒聚比邻;盛年不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陶渊明是东晋时代的人,由于时局动荡不安,遂使老庄哲学得以普及,一般人感于人生无常,而在思想上,具有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陶渊明的诗即可略见一斑。他感叹人生像路边的尘土般,随风飘浮不定!既然大家同降生于这无常的世间,就该像手足般相亲相爱,也就是《论语·颜渊篇》中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也何患乎无兄弟也?”因此,大家应该有乐同享,只要我有一斗酒,就会呼朋唤友,共饮一番!年轻时的活力充沛,一生只会出现一次;同样的,在一天当中,宝贵的早晨,也只有一个。所以我们应当在这个变幻无常的人生中,像亲兄弟一般和睦相处,共同寻求生活的乐趣!休息并不是浪费生命,它能够让你在清醒的时候做更多有价值、有效率的事。疲劳容易使人产生忧虑,或者至少会使你较容易产生忧虑。任何一个还在学校里学医的学生都会告诉你,疲劳会减低你对忧虑和恐惧等等感觉的抵抗力,所以防止疲劳也就可以防止忧虑。何西林曾说:“休息并不是绝对什么事都不做;休息就是个修补。”在短短的一点休息时间里,就能有很强的修补能力,即使只打五分钟的瞌睡,也有助于防止疲劳。棒球名将马克告诉过我,每次出赛之前无论如何他得睡一个午觉,哪怕只睡五分钟,也能够在比赛时赛完全场,并且一点也不感到劳累。爱迪生认为他无穷的精力和耐力,都来自于他能随时想睡就睡的习惯。当亨利过八十岁的大寿之前不久,有人曾问他秘决是什么。他说:“能坐下的时候我绝不站着,能躺下的时候我绝不坐着。”所以要防止疲劳和忧虑,重要的一条就是:常常休息,在你感到疲倦以前就休息。什么心理因素会影响到坐着不动而又垂头丧气的工作者,是什么使他们疲劳呢?是快乐?是满足吗?不是的,绝不是这样!而是烦闷、懊恨,一种不受欣赏的感觉,一种无用的感觉,太过匆忙、焦急、忧患——这些都是使那坐着工作的人精疲力尽的心理因素,使他容易感冒,减少他的工作成绩,而且会让他回家的时候还感到神经性的头痛。不错,我们这所以感到疲劳,是因为我们的情绪使我们的的身体紧张。为什么我们在思考的时候,也会产生这些不必要的紧张呢?何西林说:“我发现主要的原因……是几乎所有的工人都相信愈是困难的工作,愈是要有一种用力的感觉,否则做出来的成绩就不够好。”所以我们一集中精神就皱起了眉头,耸起了肩膀,要所有的肌肉都来“用力”。事实上这对我们的思考,根本没有丝毫帮助。碰到这种精神上的疲劳,应该怎么办呢?要放松!放松!再放松!要学会在工作里放松。这很容易吗?你恐怕得把你做了一辈子的习惯都改过来。可是花这种力气是值得的,因为这样可以使你的生活起根本性的变化。威廉·詹姆士在他那篇题为《论放松情绪》的文章里说:“美国人过度紧张、坐立不安、着急以及紧张痛苦的表情……是种坏习惯,不折不扣的坏习惯。”紧张是一种习惯,放松也是一种习惯,只有去除坏习惯,养成好习惯,才能充分发挥个人的潜能。
卡耐基曾告诉我们一个有关“圆滑的史坦利”这个人的一些事。他是一个戴着太阳眼镜、参加你的婚礼的人,而当你把结婚照片拿给朋友看的时候,他们会问,那个赌徒是谁?在学生时代,他被认为是最聪明的人——还有谁能写出他那种得到“甲”的论文?你瞧,他很重视分数,正如他重视朋友一样,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他最关心的是,他是否受人喜欢。如果你属于民主党,他就属于民主党。如果你是共和党,他就是共和党。如果你是个法西斯党,那上帝只有保佑我们了。他是很会表现仁慈的人——卡耐基看过他送给朋友电影票、洋酒、任何东西,只差没付钱请人去马上杀鸡。每一个人都知道“圆滑的史坦利”这个人,他为了推销自己,什么都做得出来,但他的方法全都错了。推销自己是一种才华、一种艺术。有了这项才华,你就不愁吃,不愁穿了,因为当你学会推销自己,你几乎已可推销任何值得拥有的东西。有人具有这项才华,有人就不这么幸运了。每天我们都在推销——不论我们推销的技术是否在行。如果我们的工作跟别人有所接触的话,推销的意思便是说,我们不断地想办法使别人向我们购买或租赁,把理想的任务交给我们,及相信我们的说法。我们的私人生活中也牵涉到推销——虽然在亲密的关系中没有这种情形存在,但在社交行为中则随时存在。我们多数人都希望顺利地找到工作,希望好看的人找他们说话,希望肉店卖给他的肉不带肥的。生活是一连串的推销。你也许不希望靠股票而发大财,但谁不喜欢得到加薪?即使你学习推销人能得到加薪,这也就值得了。一旦学到家了,你就不会再忘记了,你也许在推销过程中会遭遇到一点挫折,但跟更大的成功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不论推销什么,你第一件要做的,是对一件物品要尽可能地去了解。比如说,如果你要推销手套,你就研究手套是如何以及由什么材料做成的,哪种手套适合哪种场合配戴,每一种型式的手套有什么利弊。当我们推销自己的时候,我们必须对种种情况有所了解。我们是什么人?我必须提供的是什么?我们的优点在哪儿?缺点呢?别人对我们有什么反应?我们的目的何在?这些探测性的问题,必须以我们所认识的最确实的方式来回答,因为它是设立一个推销计划的基础,不论政治界或商业界都一样。每一个人都必须找出自己的答案、他的特点、他的风格。跟你亲近的人士,也许不好意思指出你的缺点:奇装异服,不良习惯等,因此当你在考虑推销自己的最佳方策时,不得不诚实地对自己评价一番。“你要推销自己的第一个对象,是你自己。”心理医生罗西诺夫说,“你愈练习好象对自己很有信心,就愈能造成一种你很行的气氛。你必须感觉到,你有权呼吸,占据一个空间,并感觉到很自在。”你的态度全部反应在你的举手投足之间。一个感到自在的人,就会坐在整个椅面上,而不会只坐边缘上。如果他是个高大的人,他就不会缩着脖子。“推销自己中可信程度的关系,远超过任何你要推出的产品或观念。你必须有办法直直地盯住对方的眼睛,使他深信你是个可靠的人。”一个人要推销自己,必须先看清楚他是谁,其次是判断对方对他的看法。看起来不利的情形,几乎总是可以转变得无关紧要或成为优点。举例说,让我们看看1960年总统大选的时候,约翰·肯尼迪和理查·尼克松的电视辩论。在那之前,许多政治分析家都认为肯尼迪处于劣势。他年轻,比较不出名,天主教徒,非常地富有,波士顿口音太重。但是,在荧光屏上,观众看到的是一个心平气和,说话很快却轻松的人,面孔新鲜而讨人喜欢。在他旁边,尼克松看起来饱经风霜,紧张,不自在。他眼睛的黑圈,似乎显示出他不是一个光明正大的人,据说就是由于这次的辩论,这种在美国大众之前的推销,而改变了人们的看法,转而喜欢肯尼迪。在推销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的外表非常要紧,而且永远不可忽视。“如果你有一张大大的面孔,五官至少有一项非常醒目,对你很有好处……詹森总统的大耳朵就是个例子。”柯尔达在他所著的《权力》中说。许多调查表示,体型高大瘦弱的人,几乎总是变成国际电信电话公司的总裁。这并不是说,如果你是个矮胖的人,就应该被送到一个荒岛上去。比如查理士·布郎逊,葛达梅尔,两个人在事业上都很成功,但他们的面孔都不漂亮。但对你的外表,要确实注意,充分利用你的优点。上高级理发店,减肥十磅,把西装烫一烫——尽一切方法,也要把自己变成一个别人喜欢和你在一起的那种人,因为在别人面前,他们会跟你说话,看到你。在推销中,有时候,你必须盯着对方看。如果对方要买的是一种著名公司所出的高级产品,他们通常喜欢推销员特别强调该产品带给人高级身分的感觉;如果推销员戴的是高级的表,穿的是名贵的鞋,就会给对方一种买到贵重物品的印象。他们喜欢闻到堆在四周的钞票味道。但有时候这种阔派的作风,却会收到相反效果。有些人不喜欢这种珠光宝气的作风,因为他们会觉得,他们花了太多的钱,去维持推销的珠光宝气,所以货品一定是贵得很。对这种顾客,保守的服饰比较理想。你的外表可以而且应该随着对方的不同而有所变化。要做一个耐心的听者,而且要听听自己的声音。你的声音听起来如何呢?在电话上,以及在面对面的场合,你的声音常常会透露你心中的意思和感觉,即使你口是心非。也要注意你说话的韵律:高频率的声音,听起来有一种紧张和担心的感觉,但声音太低沉也会有一种压力沉沉的感觉。录音机,是一种发现你的说话声音听起来象什么的器材。如果你不喜欢你所听到的声音,就应该不断练习,直到有一种具有信心、坚定、不含糊的语调为止。我们的声音并非都能象克朗凯(美国著名电视新闻播报员)的声音那样动人,但我们可以培养一种听起来舒服,而又不会使对方领会错意思的说话声音。“你必须以你的顾客的语言来说话。如果你对双方都有所了解,才会大有益处。”。华格纳说,除了留心你的声音听起来如何,还要注意你所使用的字眼。如果你是个大量使用词语的人,要当心并非每一个人都听得懂,而且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枯燥无味——即使他们同意你所说的主题。要设身处地变成对方,想办法找出对方所要的,然后就采取适当的举动。这位顾客要的是豪华的轿车?那位顾客只对省油的汽车感兴趣?一旦你认为已经找到了答案,就马上计划好你要采取的方式。这种技巧既明显而又困难,要经过很多尝试和错误,才能学到家。试着忘掉你自己,全心全意地贯注在对方的身上。(很可能他也极想对你造成一种好印象。)如果你想象别人落入水中,才能去除你的紧张感,就尽管那么做吧——即使身为总统的一些人,据说也采取这种方法。“通常,我的方法很谦逊”,尔文·之摩曼说,他是一家大营造商的老板。“但偶尔你也会碰到一个顾客,你觉得必须以不同的方式来对付。”最后,之摩曼签了一个大工程,对方以邪门的做生意方式而闻名,不但对美国人没有好感,而且常常口出恶言。“我立即就看出来者不善,”他说,“他是一名盗匪,他也希望我是个盗匪。如果我表现得太谦逊,那我只有走路了。”人们喜欢跟一个他觉得是同类、而且觉得自在的人做生意。因此,多数大的买卖,都是在打高尔夫球或喝马丁尼的时候完成的。学习跟别人交际。即使当你不特别想推销自己的时候,哪也是一种很好的练习。“如果推销不是学习跟别人相处,那又是叫什么?如果你不跟别人相处,等到你愈老,就愈糟糕了。”决不能低估任何一位顾客。并非每一个有钱人身上戴着金笔和金表。失去一笔交易最快的方式,不是开价太低,而是以为对方付不起更高的价格。多卖点力气是不错的。例如,在找工作的时候,尽可能把你成功的例子呈现出来。对一位艺术家或作家来说,这种过程是传统性的;但对其他人来说,这同时可以很有效地表现出你如何解决一个特殊的问题。如果你曾帮忙创造了一项产品,你应该拿出照片来,加上一段简短的文字,说明该产品优于其他产品的特点。常常,一种视觉上的印象,会比单是文字的说明,更具有深刻而长久的效果,而且也会比你的自传强得多。就推销来说,男女并非平等的。“女人比较容易承认她应该穿得比较象样一点或接受训练,因为女人生来就习惯于采取被动的方式,”华格纳说,“而男人比较不容易听取别人的意见,比较不容易改梳别种发型、改结别种花样的领带。”话又说回来,因为体质的关系,男人也有其他的优点。要推销任何东西,你必须有所主张,然后贯彻下去——这种能力,在男人身上比较容易发现。“我在一家修道院待了十二年,”一位女士说,她目前是位高级职员,“结果,当我开始推销的时候,每当有人跟我说话,我就鞠起躬来。我一再地道歉。假如我发高烧,我就说对不起。假如我的老板发高烧,我也说对不起。如果外面下雨,我还是说对不起。”学习推销你自己的必要一课是,有办法看出你自己的错误和缺点,但你也必须学会判断你什么时候有权为一些不太顺利的事情不负责。男人比较可能知道什么事情他们必须负责,什么事情可以不理会。一家大杂志的广告经理说:“推销是一种你不会在朋友面前那样表现的行动。当你推销一项产品的时候,你要对方买下来,你要对方把你看成一个诚实、真挚的人。常常,当你说到‘推销’的时候,你跟他们之间,就出现一道无形的鸿沟。你必须使别人相信,你有一种特殊的东西,是他所需要的。”要常记住,信心是很重要的因素。在推销奢侈物品——艺术品,貂皮,珠宝上,信心所占的比例,更是其他方面所不能比的。具有三十多年经验的珠宝商古斯洛说:“不论对方所付的是一块钱或十万块钱,他要的是确实有那个价值的东西。珠宝商必须信用可靠,所卖的东西必须货真价实。现在尤其如此,我们的顾客,最主要的考虑因素是价格。在过去,购买珠宝是一项比较罗曼蒂克的举止,但你必须使买方相信,你告诉他们的是实话。”因此,秘诀是:自我不警觉,说话流利,适当地友善,每一根毛发都要各就各位——但这些还不够。你必须要认清这个事实,那就是:有时候你要以这种方式跟男的打交道,跟女的又是另一种方式,过分不同也不行。不过,许多有经验的推销男女,仍然继续使用因性别而不同的方式。“对付女顾客,必须较为转弯抹角,”古斯洛说,“我通常总是夸奖她们一番。但我只以事实夸奖她们。每一个女人,都知道她们早上起来是什么模样,因此如果我的说法不同,她就知道我在胡扯。对男顾客,我的方式直接了当,这通常表示讨价还价。他会接受这种方式,因为他比较习惯于这种做生意的方法。”推销自己时决不可表现出很害怕的样子。那如果你没有被雇用呢?还有别的工作可以做啊。如果有可能的话,你一定要看起来很有信心,甚至你觉得你好象被人刚从一架飞机中被推出来一样。最重要的是,你要认为你有资格担任那项职务,如果你被雇用的话,你认为你会做得很好。此外,当你在推销自己的时候,别担心做错事。但定要从错误中得到教训。推销是一种才华,就象是绘画的能力,两者都需要培养个人的风格;没有风格的话,你只是芸芸众生中的一个而已。风格是所有我们以前和现在所看到的和感受到的综合品。如果你要学习推销自己,现在是开始的时刻。在由传统的、自然的状态向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新人的转变中,在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中,真和知识可以说是首要的条件,有了知识,才能在现代社会中存在、发展下去,成为一个现代人,不仅享受到现代文明的种种果实,而且利用、凭借现代社会的种种优越条件,积极地进行创造活动,于出一番大事业来,在改造自然和社会的伟大实践中实现自我的价值,实现幸福。“知识就是力量”这一格言,在现代社会中特别具有意义,而且具有新的内涵。道德是任何社会都需要有的,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重要的标志,是表现人的崇高精神、追求、志趣、良心之所在。没有道德的约束,社会就会混乱不已,满是兽行。没有道德,没有具有崇高精神的伟人,一个社会将失去光环,没有意义。没有道德的社会就说不上是文明的社会,也是不可能长久存在、发展的社会。从全世界范围来看,现代社会的道德状况总的来说是比较混乱的,正因为这样,所以世界上不少有识之士都感到沮丧,他们悲愤地指出,现代社会在物质领域里的繁荣是以精神里的退步为代价的,有的甚至认为物质生产、科技的发展是道德、精神、信仰退步的主要根源。的确,现代社会是太缺乏道德和善了,人们因此而普遍感到不幸福,产生了种种失落感、空虚感、压抑感、孤寂感,尽管人们的物质生活比以往的时候好多了。近代以来的社会现代化过程伴随着社会道德的的沦丧,这样的现代化不是人们梦求的美好社会。超越这样一个现代社会,建设一个既有发达的物质文明,也有发达的精神文明的社会已是历史的必然和时代的大课题,很多大思想家都批判过道德败坏的现代社会,呼吁建立有道德的新社会,这也是广大民众的心声。现代社会中的道德危机和良善的缺乏,主要在于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的极端泛滥,缺乏关心他人和为社会贡献的精神。而道德沦丧和良善的缺乏不仅使社会利益受到危害,而且连个人的利益也受到损害。从社会的发展角度看,虽然社会的发展是以分工、分化的途径实现的,社会发展了,人也就孤立化,个人越来越成为独立的个人,但是正是使人孤立化的许多条件又在更大范围内把各个人联起来了。现代社会中的各个人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依赖于社会和他人,离开了社会和他人,任何个人都不可能生存、发展下去,不可能展开他的事业。现代社会中的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交往、联系、无论从广义上,还是从深度上讲都比以前要大得多、多得多、紧密得多。因此,社会的发展虽然一方面给予个人主义发展的可能,但另一方面,更加反对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要求有集体主义。现实的状况是,由于种种原因,总体上一方面是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发展起来,另一方面集体主义则被压抑、忽视,由此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道德问题。为了人们自身的利益,为了全社会的利益,为了人的尊严和幸福,人类必须在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大力发展精神文明,重建道德秩序,促使人们积极求善。当然,这种善必须是现代社会所要求的善,是和现代社会相适应并有助于解决现代社会的种种道德问题的善。现代社会的道德和善首先要和真联系起来,使之成为人们自觉的理性追求,人们在行为中不仅要有好的、善的动机,也要有良善之心,爱人民之心,而且要有为整个社会的现代化,为人民和社会作贡献的雄伟目标,并且还要依靠丰富的知识来取得丰硕的成果,如此之善,方才是真善。幸福无疑不能没有物质条件,但是,如果一味注重物质享受,实质上是把自己降低到了一种动物本能。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认为,如果幸福在于肉体的快感,那么应当说,牛找到了草料吃的时候是幸福的。他讽刺那些只图吃得好、喝得好的人说,驴子宁愿要草料不要黄金,而猪在污泥中取乐。如果一个人把物质享受当作自己唯一的幸福,那么就会使自己陷入无以自拔的物欲私念的罗网里,孜孜追求物质利益,不放过获取吧怕仅是蝇头小利的机会。“玩物丧志”,一个人如果沉迷于豪华衣锦,醉心于吃喝玩乐,必然丧失革命意志,泯灭善良人性,或在经济上犯罪,或在政治上堕落。理想指向未来,又根源于现实,具有实现的可能性。莱布尼茨说,现在包含着过去,而又面对未来。在未来与现实的关系上,罗素认为,从感情上讲,未来比过去重要,甚至比现在还重要。人人都怀有美好的理想,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而美好、崇高的理想又会令人奋发。现代德国著名学者卡西尔认为,对未来事件的期望,甚至对未来行动的计划,并非完全是动物生命所不能达到的。但是,在人那里对未来的意识经历了独特的意义变化。未来不仅是一个思想,它成了一个“理想”。这种变化意义在人的文化生活的一切阶段上都体现了出来。理想能够激励与鞭策人,让人持续地为之奋斗。人的理想不仅是理性化的东西,而且还总带有希望的感情色彩。生活中的幸福,离不开人们寄希望于未来的那种情感,那种在希望中激起的浓烈而丰厚的情感。也就是说,幸福必须表明一个人所处的状况,符合他对于生活的热情向往。从这个意义说,幸福意味着实现了的或尚未实现的希望,是人们对理想和目标的一种不断追求。总之,幸福与人的希望、理想是密不可分的。前面讲过,不同的生理理想会导致不同的幸福观。还应该指出,不同的理想和幸福观,会产生不同的精神面貌和生活态度。抱着人生在世,必须尽情享乐态度的人,就会把吃好、穿好、玩好当成幸福,甚至会为了获得他的所谓的幸福而不惜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敲诈勒索、剥削别人的劳动,以致制假贩假、制黄贩黄……堕入犯罪的深渊。如果他的生活理想只是温柔的妻子、可爱的孩子,舒适的房子,他就会在获得矫妻爱子和好的房子以后,不再为事业作进一步的努力,而抱着“不求增福寿,只求保平安”的态度过日子,浑浑噩噩,得过且过。而只有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人,才会把整个社会乃至全人类的幸福作为自己的幸福,才会有最高的劳动和创造热情,才愿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完全贡献出来,为社会的利益、人类的幸福不惜牺牲个人的利益,以便得到最大的精神幸福。现在确有不少人,在党和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搞活的正确方针下,抵制不住腐朽思想的侵蚀,产生了消极、落后的幸福观,他们奉行金钱至上、个人至上的人生准则,说什么“理想是空的,金钱是实的”,相信“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丧失了崇高的理想,一切向钱看,导致了腐败,甚至干出了与社会主义制度格格不入的事。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经济为人们实现崇高理想和最终走向真正的幸福提供了条件,但遗憾的是,有许多人对幸福作了个人主义的理解,把个人主义和小团体的利益看得重一切,高于一切,利用国家比较宽松的自主政策,大搞以权经商、滥发奖金、哄抬物价,甚至抗害国家和群众的利益。因此,在强烈富国富民、共同富裕的同时,必须抵制那些腐朽的幸福观,理直气壮地宣传共产主义理想,提倡个人利益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国家整体利益的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原则。卡耐基认为,只有在实现幸福的过程中树立高尚的理想,才能摆脱庸俗、低级的幸福观,正确地看待幸福,从而斗志旺盛、浑身是劲地投入工作和创造活动,获得心情愉快的感觉——幸福。那些没有高尚理想的人,在实现幸福的过程中也会不择手段,走上犯罪的道路,最终落得身败名裂;或者在获得个人暂时的“幸福”后,丧失进取心,碌碌无为地混日子。他们的最终结果只能是心灵的空虚。友谊是美好而宝贵的东西。古今中外,有多少著名诗人动情地写下了一首首赞颂友谊的诗歌。我国古代最早的诗集《诗经》中的伐木篇就有讲述友谊的诗句:“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相彼鸟类,犹求友声;矧伊人矣,不求友生。”意思是:鸟儿嘤嘤叫,是要求得朋友的回声。你看那鸟儿,尚且在寻求友谊;何况人呢?能不寻求朋友吗?启示孔子言论《论语》中这样写道:“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唐代诗人王勃写下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诗句。李白形容友谊比金重比渊深:“人生贵相知,何必金与钱。”“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现代大作家巴金写道:“友情在我过去的生活里就像一盏明灯,照亮了我的灵魂。”现代教育家邹韬奋认为,友谊是天地间最宝贵的东西,深挚的友谊是人生最大的一种安慰。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著名作家薄伽丘认为,友谊真是一样最神圣的东西,不光是值得特别推崇,而且值得永远的赞扬。它是慷慨和荣誉的最贤慧的母亲,是激励和仁慈的姊姊,是憎恨和贪婪的死敌;它时时刻刻都准备舍己为人,而且出于自愿,不用他人恳求。现代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写道:“世间最美好的东西,莫过于有几个头脑和心地都很正直的朋友。”日本现代著名政论家池田大作认为:“人的一生没有比朋友更重要,没有比友谊更美好的了。”马克思是这样评估友谊的:“真诚的、十分合理的友谊是人生的无价之宝。”上述这些精彩的诗句和深刻论述,说明人们需要结交朋友,人们不能缺少友谊;朋友的情谊是亲密的、幸福的;友谊是宝贵的,它是人生的无价之宝。那么,什么是友谊呢?我们先从人际关系谈起。人生在世,总会有发生错综复杂的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总要不断地处理这样那样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际关系,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广义的人际关系包括人们在物质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领域中形成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思想关系、伦理关系以及血缘关系等多方面的内容。狭义的人际关系主要是指社会生活领域中的人际关系,包括家庭关系、邻里关系、师生关系、同行关系以及同志关系、朋友关系等。同志,泛指志趣相同的人。狭义的同志专指同一政党团体内为共同政治理想和事业而奋斗的成员,具有深刻的政治意义、浓厚的政治感情。《国语·晋书四》上讲:“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后汉书·刘陶传》上讲:“所与交友,必也同志。”现在,同志成为我国以民间的一般称谓,体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新型人际关系。在我们国家所有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工作的公民,虽有工作分工、职务的不同,却没有高低贵贱之分,都是平等互助合作的同志。朋友是指具有友好感情并能相互帮助的人。真正的朋友不仅要求利益和思想的一致,并且要求情感上的相互依恋。朋友之间的交往利益和思想的一致,而且要求情感上的相互依恋。朋友之间的交往具有层次性和选择性。按感情的基础划分,有知己、知心、知音,患难之交、君子之交、江湖朋友、酒肉朋友等。按感情的亲疏程度划分,有密友、挚友、益友、莫逆之交、泛泛之交等。明代学者苏浚按不同的交往方式,把朋友分为几种类型:“道义相砥,过失相规,畏友也;缓急可共,生死可托,密友也;甘言如饴,游戏征逐,昵友也;利则相攘患则相倾,贼友也。”友谊是朋友之间的一种纯洁而美好的感情。它是在长期共同学习、工作、生活中产生的,是在利益一致和相互依恋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关心、相互帮助的关系。友谊在人生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它对人们的精神、工作和生活起着极大的促进作用。它可以鼓舞人们的斗志,振奋人们的精神,帮助人们克服困难、创造业绩。友谊能给人们带来幸福、温暖和力量。作为社会的人总是需要友谊的,生不可没有朋友。一个人如果离开了社会,离开了人群,离开了朋友,他就无法在社会上生存和发展,在精神上就会感到非常孤独、寂寞。《礼记·学记》中讲:“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一些民间谚语也形象生动地说明了这一道理::人生无友,恰似生命无太阳。”(法国谚语)“举目无一知友,见人抬不了头。”(瑞典谚语)“无友又无兄弟,臂弯软弱无力气。”(意大利谚语)英国近代哲学家培根把这一道理阐述得更深刻,他说,无真实朋友之人,可以谓之真可怜而永陷于孤独生活之中。故无真友之世界,实如荒野无人之世界。大家都很熟悉《鲁滨逊漂流记》,作者笛福在书中叙述了的鲁滨逊遇海难被遗弃在荒岛上,过着与世人完全隔绝的生活,内心孤独而痛苦。其中有一段这样的描述:“我心里忽然产生一种说不出来的嘤嘤以求的强烈要求。有的时候,我不禁脱口而出大声疾呼:‘啊!哪怕有一两个——那怕只有一个人从这条船逃出性命,跑到我这儿来呢!她好让我有一个伴侣,有个同类的人说说话儿,交谈交谈啊!’我多年来过着孤寂的生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地渴望有人往来,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切地感到没有伴侣的痛苦。”鲁滨逊内心的这种孤寂感和痛苦感,这种对朋友的强烈呼唤,正是人生需要友谊的很好说明。无产阶级在自己的革命事业中,由于所从事的是空前艰巨的事业,尤其需要同志和朋友,需要友谊。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为了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以共同探索和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发出了《二十八画生征友启事》。毛泽东这三个字的繁体字总共28画,“二十八画生”是毛泽东的代名。他的征发启事中表示了征求“对爱国工作感兴趣”,“要艰苦有决心而能为祖国牺牲”的青年做朋友的强烈愿望。我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所建立起来的深厚友谊,是我们后辈们学习的楷模。友谊是无产阶级为了完成其历史使命所必需的,是革命事业的一部分。今天,我们在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开放这一伟大而艰巨的事业中,更需要和志同道合的人结交朋友,建立友谊,做到在思想上相互帮助,工作上相互支持,学习上相互勉励,生活上相互关心,以便同心同德,共同奋斗。因此,卡耐基认为,一个企业经营者,一定要把顾客看成是你的挚友,只有以真诚的心去对待顾客,才能获得事业上的成功。在这个世界上,无论人们的推销技术是高明还是低劣,他们在立身处世时随时随地地在推销自己。在生活中,人们不断地想方设法让别人赏识自己的知识和能力、接受自己的意见或购买自己的东西、把自己当作最好的朋友……这一切都是具体的推销行为。当一个孩子带着怯懦的神情第一次向父母要零花钱的时候,尽管在父母惊讶的目光下感到不自在,但他很快地平静下来,耐心地等待父母的反应。这个孩子在推销他的意见。当一个学生恳求老师允许他晚一小时交作业时,尽管老师会拒绝这一要求,但这个学生推销了自己。暗示男朋友自己喜欢看电景而讨厌看球赛的女孩,也是在推销自己。此等例子在生活中俯拾皆是,不一而足。推销自己是一种才能也是一种艺术。有了这种才能,人们才可能安身立命,才能抓住机遇使自己处于不败之地。能够将自己推销给别人的人才能推销世界上任何有价值的东西。而有的人就不那么幸运了,他们把自己包在安于现状的套子里,不敢向自己提出挑战,亦不敢将自己的形象公诸于众,这类人会时时碰壁一无所成。其中原因很简单:他们不善于推销自己。
讨人喜欢,受人欢迎,固然是令人高兴的事,若要潜藏起自己的意见,抛却自己对事理的看法,只是一味地逢迎对方的意思,趋附于他人,而失去了自己的立场,那么虽然你受到了欢迎,却是一件可耻的事。因为你受欢迎的,是逢迎拍马的本身,而不是你人格的高尚、对事理的高见。一个能正直自信的人,或许他的所作所为遭人忌恨、犯嫉,但是他拥有的是自己行事的准则、对事物的正确看法。这样,虽然他遭人嫉恨,不讨人喜欢,但是真理自在人心,是非曲直也总有分明的时候。直躬而行是胜于曲意而为的。荣誉、光荣,也常是人们所争取的,但如果没有善行、诤言,却无端受到夸赞,遭人非议,而本身也将心虚不已,感到不安。若是行事正当、无愧于心,对于别人突如其来的批评、毁谤,也自然不会有任何心愧。因为我们的所行所言,皆合乎正道、真理,仰无愧于天、俯不作于地,所以也就无惧。因此,无善而致人誉不若无恶而致人毁的原因,就在一个问心无愧罢了。勿逞一时的口舌之能。十之八九,争论的结果会使双方比以前更相信自己绝对正确。你赢不了争论。要是输当然你就输了;如果赢了,还是输了。释迦牟尼说:“恨不消恨,端赖爱止”,争强雄辩绝不可能消除误会,只能靠技巧、协调、宽容,以及用同情的眼光去看别人的观点。林肯一次斥责一位和同事发生激烈争吵的青年军官。“任何决心有所成就的人,”林肯说,“决不肯在私人争执上耗费时间。争执的后果不是他所能承担得起的,而后果包括发脾气,失去了自制。要在跟别人拥有相等权利的事物上多让步一点;而那些显然是你对的事情就让步少一点。与其跟狗争道,被它咬一口,倒不如让它先走。就算宰了它,也治不好你被咬的伤。”怎样才能做到不与同事发生争吵呢?卡耐基认为有几种方法,朋友们不防一试。欢迎不同的意见。记住这一句话:“当两个伙伴意见总是不同的时候,其中之一就不需要了。”如果有些地方你没有想到,而有人提出来的话,你就应该衷心感谢。不同的意见总是你避免重大错误的最好机会。不要相信你直觉的印象。当有人提出不同意见的时候,你第一个自然的反应是自卫。你要慎重。你要保持平静,并且小心你的直觉反应。这可能是你最差劲的地方,而不是你最好的地方。控制你的脾气。记住,你可以根据一个人在什么情况下会发脾气的情形,测定这个人的度量和成就究竟有多大。先听为上。让我的反对者有说话的机会。让他们把话说完。不要抗拒、防护或争辩。否则的话,只会增加彼此沟通的障碍。努力建立了解的桥梁。不要再加深误解。寻找同意的地方。在你听完了反对者的话以后,首先去想你同意的意见。要诚实。承认你的错误,并且老实地说出来。为你的错误道歉。这样可以有助于解除反对者的武装和减少他们的防卫。同意考虑反对者的意见。同意出于真心。你的反对者提出的意见可能是对的。在这时,同意考虑他们的意见是比较明智的做法。如果等到反对者对你说:“我们早就要告诉你了,可是你就是不听。”那你就难堪了。为反对者关心你的事情而真诚地感谢他们。任何肯花时间表达不同意见的人,必然和你一样对同一件事情感到关心。把他们当做要帮助你的人,或许就可以把你的反对者转变为你的朋友。延缓采取行动,让双方都有时间把问题考虑清楚。建议当天稍后或第二天再举行会议,这样所有的事实才都考虑到了。在准备举行下一次会议的时候,要这样问自己:“反对者的意见,可不可能是对的?还是有部分是对的?他们的立场或理由是不是有道理?我的反应到底在减轻问题或只不过是在减轻一些挫折感而已?我的反应会使我的反对者远离我还是亲近我?我的反应会不会提高别人对我的评价?我将会胜利还是失败?如果我胜利了,我将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如果我不说话,不同的意见就会消失了吗?这个难题会不会是我的一次机会?歌剧男高音皮尔士的婚姻差不多有五十年之久了。一次他说:“我太太和我在很久以前就订下了协议,不论我们对对方如何地愤怒不满,我们都是一直遵守着这项协议。这项协议是:当一个人大吼的时候,另一个人就应该静听——因为当两个人都大吼的时候,就没有沟通可言了,有的只是噪音和震动。”因此,说服别人我们所要记住的一句重要的话就是:“从争论中获胜的唯一秘诀是避免争论。”承认自己有错,就能避免争论,而且,可以使对方跟你一样宽宏大度。当提奥多·罗斯福入主白宫的时候,他承认说,如果他的决策能有百分之七十五的正确率,就达到他预期的最高标准了。象罗斯福这么一位本世纪的杰出人物,最高希望也只有如此,而我们呢?如果你有百分之五十五的胜算把握,大可以到华尔街证券市场一天赚一百万元,如果没这个把握,你凭什么说别人错了?不论你用什么方式指责别人——你可以用一个眼神,一种说话的声调,一个手势,就象以话语那么明显地告诉别人他错了——而如果你告诉他他错了,你以为他会同意你吗?绝不会!因为你直接打击了他的智慧、判断力、荣耀和自尊心。只会使他想反击,但决不会使他改变心意。即使你搬出柏拉图或康德的逻辑,也改变不了他的己见,因为你伤了他的感情。永远不要这样开场:“好,我证明给你看。”这句话大错特错,等于是说:“我比你更聪明。我要告诉你一些事,使你改变看法。”那是一种挑战。那样会揭起战端,在你尚未开始之前,对方已经准备迎战了。即使在最温和的情况下,要改变别人的主意也不容易。为什么要使你自己的困难更加一层呢?如果你要证明不要让任何人看出来。技巧要到家,使对方察觉不出来。“必须用若无实有的方式教导别人,提醒他不知道的好象是他忘记的。”三百多年以前意大利天文学家伽利略说:“你不可能教会一个人任何事情;你只能帮助他自己学会这件事情。”正如英国十九世纪政治家斐尔爵士对他的儿子所说的;“如果可能的话,要比别人聪明,却不要告诉人家比他聪明。”苏格拉底在雅典一再告诫门徒:“我只知道一件事,就是我一无所知。”如果有人说了一句你认为错误的话——是的,即使你知道是错的——你若这么说不更好吗:“唔,是这样的!我倒另有一种想法,也许不对。我常常会弄错,如果我弄错了,我很愿意被纠正过来。我们来看看问题的所在吧。”用这种语全“我也许不对。我常常会弄错。我们来看看问题的所在。”确实会得到应有的效果。无论什么场合,没有人会反对你说:“我也许不对。我们来看看问题的所在。”我们班上一位同学哈尔德·伦克是道奇汽车在蒙他拿州比林斯的代理商,他就运用了这个办法。他说销售汽车这个行业压力很大,因此他在处理顾客的抱怨时,常常冷酷无情,于是造成了冲突,使生意减少,以及产生种种的不愉快。他对别人说:“当了解这种情形并没有好处后,我就尝试另一种办法。我会这样说:‘我们确实犯了不少错误,真是不好意思。关于你的车子,我们可能也有错,请你告诉我。’“这个办法很能够使顾客解除武装,而等到他气消了之后,他通常就会更讲道理,事情就容易解决了。很多顾客因为我这种谅解的态度而向我致谢。其中两位还介绍他们的朋友来买新车子。在这种竞争的商场上,我们需要更多这一类的顾客。我相信对顾客所有的意见表示尊重,并且以灵活和礼貌的方式加以处理,就会有助于胜利。”你承认自己也许会弄错,就绝不会惹上困扰。这样做,不但会避免所有的争执,而且可以使对方跟你一样地宽宏大度,承认他也可能弄错。如果你肯定别人弄错了,就直率地告诉他,可知结果会如何?卡耐基举了一个特殊的例子来说明。施先生是一位年轻的纽约律师,最近在最高法庭内参加一个重要案子的辩论。案子牵涉了一大笔钱和五项重要的法律问题。在辩论中,一位最高法院的法官对施先生说:“海事法追诉期限是六年,对吗?”“庭内顿时安静下来,”施先生后来对卡耐基讲述他的经验说:“似乎气温一下就降到零度。我是对的。法官是错的。我也据实地告诉了他。这样就使他变得友善了吗?没有。我仍然相信法律站在我这一边。我也知道我讲得比过去都精彩。但我并没有合作外交辞令。我铸成大错,当众指责一位名声卓著、学识丰富的人,所以我错了。”没有几个人具有逻辑性的思考。我们多数人都犯有武断、成见的毛病。我们多数人都具有固执、嫉妒、猜忌、恐惧和傲慢的缺点。因此,如果你很想指出别人犯的错误时,请在每天早餐前坐下来读一读下面这段文字。这是摘自罗宾森教授那本很有启示性的《下决心的过程》中的一段话:“我们有时会在毫无抗拒或热情淹没的情形下改变自己的想法,但是如果有人说我们错了,反而会使我们迁怒对方,更固执己见。我们会毫无根据地形成自己的想法,但如果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想法时,反而会全心全意维护我们的想法。显然不是那些想法对我们珍贵,而是我们的自尊心受到了威胁……‘我的’这个简单的词,是做人处世的关系中最重要的,妥善运用这两个字才是智慧之源。不论说‘我的’晚餐,‘我的’狗,‘我的’房子,‘我的’父亲,‘我的’国家或‘我的’上帝,都具备相同的力量。我们不但不喜欢说我的表不准,或我的车太破旧,也讨厌别人纠正我们对火车的知识……我们愿意继续相信以往惯于相信的事,而如果我们所相信的事遭到了怀疑,我们就会找借口为自己的信念辩护。结果呢,多数我们所谓的推理,变成找借口来继续相信我们早已相信的事物。”杰出的心理学家卡尔·罗吉斯在他的《如何做人》一书中写道:“当你尝试去了解别人的时候,我发现这真是太有价值了。我这样说,你或许会觉得很奇怪。我们真的有必要这样做吗?我认为这是必要的。在我们听别人说话的时候,大部分的反应是评估或判断,而不是试着了解这些话。在别人述说某种感觉、态度或信念的时候,我们几乎立刻倾向于判定‘说得不错’,或‘真是好笑’,‘这不正常吗’,‘这不合道理’‘这不正确’,‘这不太好’。我们很少让自己确实地去了解这些话对其他人具有样的意义。”有一次,请一位室内设计师为我家布置一些窗帘。当帐单送来时,我大吃一惊。过了几天,一位朋友来看我,看到了那些窗帘。她问起价钱,而后面有得色的说:“什么?太过分了。我看他占了你的便宜。”真的吗?不错,她说的是实话,可是没有人肯听别人羞辱自己判断力的实话。因此,身为一个凡人,我开始为自己辩护。我说贵的东西终究有贵的价值,你不可能以便宜的价钱买到高品质又有艺术品味的东西,等等。第二天另一位朋友也来拜访,开始赞扬那些窗帘,表现得很热心,说她希望家里负担得起那些精美的窗帘。我的反应完全不一样了。“说句老实话,”我说,“我自己也负担不起。我付的价钱太高了,我后悔订了它们。”当我们错的时候,也许会对自己承认。而如果对方处理得很巧妙而且和善可亲,我们也会对别人承认,甚至以自己的坦白直率而自豪。但如果有人想把难以下咽的事实硬塞进我们的食道……两千年以前,耶稣说过:“尽快同意反对你的人。”在耶稣出生的两千年前,埃及阿克图国王,给予他儿子一些精明的忠告。今天我们极为需要这项忠告。四千年前的一天下午,阿克图国王在酒宴中说:“圆滑一点。它可使你予求予取。”换句话说,不要跟你的顾客、丈夫,或对手争辩。别说他错了,也不要刺激他,但要运用一点外交手腕。因此,如果你要使别人同意你,应当牢记的一句话就是:“尊重别人的意见。切勿指出对方错了。”如果你是对的,就要试着温和地、技巧地让对方同意你;而错了,就要迅速而热诚地承认。这要比为自己争辩有效和有趣得多。卡耐基的家离森林不远,从家里出来步行一分钟,就能到达一片森林。当春天的时候,野草丛生,野花白白一片,松鼠在林间筑巢育子,野草长到高过马头。这块没有被破坏的林地,叫做森林公园——它的确是一片森林,也许跟哥伦布发现美洲那天下午所看到的没有什么不同。卡耐基常常带雷斯到公园散步,它是卡耐基的小波士顿斗牛犬。它是一只友善而不伤人的小猎狗;因为在公园里很少碰到人,常常不替雷斯系狗链或戴口罩。有一天,在公园遇见一位骑马的警察,他好象迫不急待要表现出他的权威。“你为什么让你的狗跑来跑去,不给它系上链子或戴上口罩,”申斥卡耐基。“难道你不晓得这是违法的吗?”“是的,我晓得,”卡耐基轻柔地回答,“不过我认为它不至于在这儿咬人。”“你认为!法律可不管你怎么认为的。它可能在这里咬死松鼠,或咬伤小孩,这次我不追究,但假如下回给我看到这只狗没有上链子或套上口罩在公园里的话,你就必须跟法官解释啦。”卡耐基客客气气的答应遵办。卡耐基的确照办了——而且是好几回。可是雷斯不喜欢戴口罩,卡耐基也不喜欢那样;因此决定碰碰运气。事情很顺利,但接着他们撞上了暗礁。一天下午,雷斯和他在一座小山坡上跑,突然间——很不幸地——他看到那位警察大人,跨在一匹红棕色的马上。雷斯跑在前头,直向那位警察冲去。这下坏了,所以他决定不等警察开口就先发制人。“警官先生,这下你当场逮到我了。我有罪,我没有托辞,没有借口了。你上星期警告过我,若是再带小狗出来而不替它戴口罩你就要罚我。”“好说,好说,”警察回答的声调很柔和,“我晓得在没有人的时候,谁都忍不住要带这么一条小狗出来溜达。”“的确是忍不住,”卡耐基回答,“但这是违法的。”“象这样的小狗大概不会咬伤别人吧,”警察反而为他开脱。“不,它可能会咬死松鼠。”“哦,你大概把事情看得太严重了,”警察告诉他,“我们这样办吧。你只要让它跑过小山,到我看不到的地方去,事情就算了结了。”那位警察,也是一个人,他要的是一种重要人物的感觉;因此当你责怪自己的时候,唯一能增强他自尊心的方法,就是以宽容的态度表现慈悲,但如果你有意为自己辩护的话——嗯,你是否跟警察争辩过呢?如果你不和他正面交锋,你承认他绝对没错,自己绝对错了;爽快地、坦白地、热诚地承认这点。因为你站在他那边说话,他反而为你开脱,整个事情就在和谐的气氛下结束了。如果我们知道免不了会遭受责备,何不抢先一步,自己先认罪呢?听自己谴责自己不比挨人家的批评好受得多吗?你要是知道有某人想要或准备责备你,就自己先把对方要责备人的话说出来,那他就拿你没有办法了。十之八九他会以宽大、谅解的态度对待你,原谅你的错误——正如那位警察对待卡耐基和雷斯那样。一个人只要有勇气承认自己的错误,也可以获得某种程度的满足感。这不只可以清除罪恶感和自我保护的气氛,而且有助于解决这项错误所制造的问题。
在幸福问题上,也会遇到自我、小我与大我的问题,我们必须处理好彼此的关系。既要尊重自我、小我,又要维护大我;在必要时甚至必须为大我而牺牲自我、小我。因为,当幸福仅仅属于个人的时候,只不过像挂在项上的金项链,是渺小而微不足道的。只有当它属于集体、属于人民的时候,才是伟大的、有意义的。在革命者的心目中,为取得革命胜利而遭到的灾祸苦难,是革命所必须偿付的代价。这种代价需要多少,便得付出多少,丝毫不能怜惜。这种代价的形式多种多样,有吃苦、舍富、受贫、忍饥、耐寒、担忧、挨骂、坐牢、受刑、杀头、战死等等。这些代价无论多么重大,对未来的永久幸福来说,它总是暂时的,对全局的胜利来说,它总是局部的。在这里,革命者把自我、小我溶进阶级的大我中去了,个人的牺牲便成了整个阶级的一个局部牺牲。对于抱有这样的人生观和幸福观的人,他们决不会只追求物质享受的幸福,而是把遭受灾难祸患视为意料中的事,即使在杀身大祸面前,他们也能以革命浪漫主义毫迈气概处之,绝不苟且偷生,他们在牺牲中感到了幸福。这种为人类的大我所做的牺牲,在那些抱有个人主义人生观和幸福观的庸人眼里,无论如何不可理解。他们把这些事看成是天外飞来的横祸,认为如果谁不临难逃避,屈辱苟且,那谁就是自讨苦吃。他们把个人甘受大祸而为人民创造大福的人,一律看成傻子。这些人只承认个人、小我的幸福而无视大我、人民的幸福,只贪图渺小的、狭隘的幸福而不理解伟大的、普遍的幸福,只知道物质享受的幸福而不懂得精神生活的幸福;只体会到活着的价值省悟不到壮烈地死的意义;只追求个人一生一世的幸福而看不到广大人民子孙万代的幸福。他们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幸福观较之服从于大我的革命者的幸福观,可谓一个在地上,一个在天上,一个是何等的渺小,一个是多么的崇高。资产阶级幸福观的本质特征在于鼓吹个人幸福,把损人利己、追求个人幸福看成是天经地义的不变法则。狄德罗就曾说,所有活着的东西,人也不例外,都牺牲同类来寻求自己的幸福。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种观点正是尔虞我诈、追逐私利、弱肉强食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反映,这种幸福观必定要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痛苦的基础上。恩格斯曾对当时的这种资产阶级幸福观进行过尖锐的批判,他说,这种幸福观“使人不做一点正事,使他们心甘情愿地丢掉人的本性,而去一味追求‘幸福’,只想吃得好,喝得好;它把丑恶的物质享受提到至高无上的地位,毁掉了一切精神内容。”这种以自我、小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幸福观认为,死——哪怕是为了集体的利益和正义的事业,都是最大的不幸,只有自己活着才是幸福的,如果自己不在里边,即令最好最完美的世界,也是毫不足取的。这种观点是多么的自私自利啊。个人主义幸福观不顾及大我,只注重自我、小我、是不是容易得到“幸福”,容易得到某种满足呢?且看这样的一个故事:从前有个农民,他穷得上无片瓦,下无寸土。他朝思暮想:“要是我有几亩地,自种自收,该有多好啊!”后来他的希望达到了,他有了几亩地。这地种了几年,他又想:“要是我有几百亩地,雇几个长工,自己不下地,该多好啊!”他的愿望又成真了,他成了地主,吃喝玩乐,成天不干活,按说他应该满意了吧,但他依然不满足,他在想:“出门得自己走路,要是有马骑,有轿坐,该多好啊!”他的目的又实现了,出门能骑马坐轿了,论理他应该感到十分的“幸福”了吧,可是,他的欲念还有膨胀,他这时又想:“要是能在朝中作官该多好啊!”这个哲理性的故事昭示我们,以自我、小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者所需要的幸福难以达到,其无限膨胀的欲望是始终满足不了的。以自我、小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幸福是要不得的,因为它产生的私欲会永无止境,持有这种幸福观的人必然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痛苦的基础之上,危害社会,妨碍人类大我的幸福。我们应该像彭湃、方志敏等革命者那样,为了大我,为了共产主义事业,甘愿遭遇苦难祸害,牺牲自我、小我。当然,现在我们正处于和平建设社会主义的环境中,既然没有炮火、硝烟,又没有敌人屠刀的逼迫、严刑的拷打,更没有刑场上壮烈的牺牲,但我们仍应该学习他们的精神,把他们处理自我、小我与大我关系的原则和精神运用到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来,时时以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为重,不搞本位主义和分散主义,发扬社会主义协作精神和友爱精神克己让人,先公后私,当个人志趣和国家的需要有冲突时,无条件地服从国家的需要,在日常工作中把荣誉让给别人而把困难担在自己肩上,多贡献而少索取等等,所有这些,和过去英雄人物为革命牺牲个人生命的行动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雷锋及近年来涌现出来的张海迪、朱伯儒、蒋筑英、罗健夫、雷雨顺等先进人物正是做到了以上这些,才受到人们的敬仰。张海迪认为,人生的意义在于为社会作贡献,而不在于向社会索取。谁能够正确处理自我、小我与大我的关系,谁就能在工作的生活中得到无穷的乐趣和幸福。懂得奉献和肯于奉献的人是幸福的,因为,他们得到的回报也是奉献。事业一词具有多种涵义,但主要是指从事某处职业、劳动、工作、业务和活动及其所取得的成就,今多指从事有利于人民大众和社会发展进步的工作。它具有这样一些特征:第一,事业的广泛性。它包括人们从事的各种各样的职业、行业、专业、工作、业务和活动。第二,事业的层次性。它既有一般性的职业,也有专业性很强的行业和重要的工作,还有对人民大众和社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工作和活动。第三,事业的特殊性。狭义的事业是特指与生产企业相对而言的单位、组织。事业与劳动有着密切的关系。人们的劳动,主要表现在每个人所从事的事业上,而每个人的劳动也主要通过自己的事业表现出来,虽然如婚姻家庭生活中也有家务劳动;休闲活动中,例如打猎、钓鱼等也有劳动的意义,但它们不是主要的劳动方式。当然对于厨师、化妆师、缝纫工和猎人、渔人来说,这些劳动又是他们的事业。总之,事业是每个人所从事的最主要的劳动,是他谋生的主要手段,也是他的自我实现和对社会进行贡献的主要领域、主要方式。青年朋友们现在存在或准备从事各自不同的事业,这些各种不同的事业都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事业的组成部分。那么,我们所从事的事业和我们所追求的幸福是什么关系呢?应该说,幸福是从我们的劳动、工作中产生的,事业是幸福最主要的源泉。很多民间谚语形象生动地说明了幸福来自劳动的真理:“千万不要认为劳动可耻,因为,凡是认为劳动可耻的人,在众人眼里反而是最可耻的人。”(古代波斯谚语)“光靠祷告,葡萄是长不起来的,必须用锄头和铲子来劳动。”“不懈的劳动才能盖起大厦。”(阿尔巴尼亚谚语)“树以果子出名,人以劳动出名。”(俄罗斯谚语)“劳动出智慧,勤奋有幸福。”(巴西谚语)“祈祷从天堂中取出幸福,劳动从大地中挖出幸福。”(德国谚语)这些谚语从不同的角度和方面通俗地说明了劳动、事业和幸福的关系,祷告从上帝那里获得幸福是虚幻的,只有从勤奋的劳动中获得的幸福才是真正的幸福。劳动和事业是获得幸福最可靠的途径。苏联著名文学家高尔基在谈到劳动的作用时说道:“我知道什么是劳动:劳动是世界上一切欢乐和一切美好事情的源泉。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由人们勤劳的手创造出来的。只有人的劳动才是神圣的。”劳动所以是神圣的,是因为劳动创造了人,创造了人类社会,创造了人类社会的一切。人类产生的历史告诉我们:是劳动使得类人猿的手和脚分了工;是劳动使得原始人产生了交流思想的语言;是劳动使类人猿的脑髓逐步发展成为人的大脑,从而使人成为世界上的“万物之灵”。劳动不仅创造了人类,而且还创造了人类社会。众所周知,人类要生存和发展,就要向大自然索取生活所必需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而要取得这些资料,依靠孤立的个人活动是不能实现的。人们只有按照一定的方式结合起来,共同劳动,去改造和征服大自然,才能获得人类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资料。意大利著名作家笛万尼奥里在其历史小说《斯巴达克思》中讲道:“劳动是产生一切力量、一切道德和一切幸福的威力无比的源泉。”苏联著名教育家乌申斯基说:“如果你能成功地选择劳动,并把自己的全部精神灌注到它里面去,那么幸福本身就会找到你。”他又说:“愉快只是幸福的伴随现象,愉快如果不伴随以劳动,那么它不仅会迅速地失去其价值,而且也会迅速地使人们的心灵堕落下去。”世界著名画家达·芬奇在总结自己的一生成功的经验时指出:“光荣产生于不懈的劳动。”法国著名作家左拉是这样赞颂劳动的:“劳动是多么令人钦佩的调节器!到处是它的统御之地,它带来了良好的秩序!它是和平、快乐,正如它是健康的卫士一样。”居里夫人是世界著名的科学家,她一生勤奋忘我地工作,对原子物理学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她在谈到幸福与工作的关系时讲道:“我认为人们在每一个时期都可以过有趣而且有用的生活。我们应该不虚度一生,应该能够说:‘我已经作了我能作的事。’人们只能要求我们如此,而且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快乐。”文学家别林斯基把幸福的实现视为为事业奋斗,建立功绩的过程,他指出:“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人,虚度年华;另一种人,过着有意义的生活。在第一种人的眼里,生活就是一场睡眠,如果这场睡眠在他看来,是睡在既柔和又温暖的床铺上,那他便十分心满意足了;在第二种人眼里,可以说,生活就是建立功绩……人就在完成这个功绩中享受到自己的幸福。”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和科学工作者的献身精神分不开的。在科学技术发展史上,在现实生活中,都有大量的事例说明了这一点。现代原子物理的奠基人、放射性元素镭的发现者居里夫人,年轻时生活极为困苦,冬天睡在阁楼上太冷,便把所有衣服穿在身上睡觉,有时还把长椅子压在被子上,抵御严寒。天刚亮,就带上面包到图书馆看书去了。她同居里结婚后,生活、工作条件仍然很差,就是实验用的原料也很缺乏,连实验也是在一间不蔽风雨的破棚里进行的。正当她在科学上做出贡献的时候,一个意外的打击发生了,同她一起从事放射性镭研究的丈夫居里在一次车祸中死去。她悲痛万分。但当她想到历尽千辛万苦从几吨铀矿渣中提炼出来的几克纯镭急需继续深入研究时,就以坚强的意志,克服了感情上的痛苦,一个人担负了两个人的工作,坚持科学试验,终于在她丈夫遇难四年后,完成了《放射性论》这一科学巨著,成为世界上最有成就的科学家之一。放射性对身体的摧残很大,居里夫人长期接触镭,身体受到严重损害。她的眼睛八年开过四次刀,耳朵常常觉得有强烈的叫声,双手也被镭射线烧得伤痕累累,最致命的是得了严重的贫血症。这些都没有把居里夫人吓倒,她一刻也没有停止科学研究工作。就这样,她带病工作直到逝世,实现了她“把一生献给科学”的志向。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是实现远大社会理想的关键。美好的未来离不开个人的努力,把理想变为现实,就要从我做起。从我做起是主人翁精神的表现,也是历史对青年的要求。青年,今天是建设四化的生力军,明天则是建设四化的主力军。列宁说:“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真正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任务正是要青年来担负”。每个有志青年应该意识到自己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以当家做主的高度责任感,为国家强盛,为民族兴旺,竭诚以赴。在革命道路上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是唉声叹气,牢骚满腹,还是振作精神,满腔热情地为国分忧担愁,是区别一个人是否有主人翁感的一个重要标志。我们应该向鲁迅讲的那样,“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比如,我国经济还比较落后,就努力生产,革新技术,为提高社会生产力贡献自己的力量;我国科学技术水平还不高,就刻苦学习,努力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知识,为科学技术现代化出力,现在社会上还存在着不正之风,就要积极斗争,并且严于律己,用自己的模范行动促其改变。总之,不能等待观望,而是扎扎实实地从眼前做起,从点滴做起,以便逐步达到我们的目的。古语说:“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向着远大的目标前进,必须从现在做起。谢觉哉同志曾经说过:“最好不是在夕阳西下的时候去幻想什么,而要在旭日初升的时候即投入工作。”如果现在还继续虚掷年华,浪费青春,就会犯历史性的错误。过去做出了成绩的,要戒骄戒躁,扬帆远航;被耽误了的,要当机立断,争起直追;跌过跤的,要改弦更张,做“金不换”的“浪子”。只要团结一致向前看,大家动手立即干,我们的前程就是十分美妙的。“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道理是对的,可是一个人有多大作用呢?”有的同志这样说。不错,一个社会不会因为你一个人多做了某件事情,就扭转乾坤;反之,也不会因为你一个人少做了某件事,就改变历史发展方向。但是,也不能否定个人的历史作用。一个人的能力有大有小,只要他为人民做了好事,就一定会对社会产生或大或小的积极影响。俗话说:“聚沙成塔,集腋成裘。”“绳锯木断,水滴石穿”。千万颗似乎无足轻重的水滴,能够穿通坚硬的岩石。一丝丝涓流,可以汇成澎湃的江河。反复证明,许多看起来似乎无足轻重的“个人”,在同一旗帜下,朝着同一目标努力,就会形成推动历史前进的不可阻挡的力量。现实生活中的事例同样表明,许多重大事情,对于个人来说,似乎是无能为力的。比如,改变社会不良风气,一个人起来反对,起不了多大作用;如果多数人都以身作则,并群起而攻之,就可以收效甚大。即使开始只有少数先进分子做到,但他们可以起到一石激起千层浪的作用,只要坚持下去,就可以扩大影响,使更多的人受到感染,从而形成抵制和克服社会上不正之风的群众力量。因此,轻视个人的作用或价值是不对的。在今天,要使个人真正发挥作用,就要把个人的有限生命投到实现四化的事业中去。鲁迅说:“巨大的建筑,总是一木一石、叠起来的,我们为什么不做这一木一石呢?”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一个人的进步作用,有时可以在当时当地的条件下比较清楚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为社会所公认;有时却在当时当地看不清楚。但是,只要他坚持的是正义的事业,最终还是能推动历史的进程,为广大人民群众所肯定。“我是普通一兵,有啥用,还是先从领导做起吧!”有的同志这样说。这也是不对的。干革命,搞建设,不仅是领导的事,也是全体公民的事。从我做起,既是对领导的要求,也是对每个普通群众的要求。当然,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对全局的影响、对事业的成败,负有更重要的责任,他们更应该高标准、严要求,做出表率。如果他们敷衍塞责,消极怠工,甚至违法乱纪,那就失去了群众的信任,革命事业会就遭到损失。然而,实现四化是不能没有群众参加的,是离不开群众的自觉性和积极性的。否则,就成了少数领导人的空忙。只有领导带头,上下齐心,大家动手,各显其能,才能造成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的生动活泼的局面,从而把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推向前进。卡耐基认为,一个企业的经营者,不能光着眼于大处,而忽略了小处,远在的目标是从一点一滴做起的,因此,必须从平凡的小事做起。三国时代的刘备,临死以前曾经嘱咐他的儿子刘禅说:“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说是坏事虽小,也不要去做,好事不要以为小就不去做。这句古语,对我们如何实现远大理想,也很有教益。共产主义战士雷锋不是从一件件默默无闻的琐事中体现了他的崇高精神境界吗?很难设想,一个连“善小”都不为的人,怎能够实现他的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列宁说:“要成就一件大事业,必须从小事做起。”实现我们的远大理想,就要从平凡的小事做起。有的青年也有干一番事业的雄心壮志,但缺乏实干精神;有的人讲起四化慷慨陈词,但好高鹜远,不愿意干那些被认为平凡琐碎的工作。这些都不对的。平凡孕育着伟大,伟大来自平凡。英雄人物并不是天生的。大凡英雄总是从“平凡人”成长起来的。他们的事迹也都是由一件件平凡但却十分有意义的事情汇集而成。俗语说:“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关键在于是否有志气、有理想,并且舍得花气力、用心血。在我们国家里,国家领导人与掏粪工人,影坛名星与农村社员,科学巨匠与人民子弟兵等等,只是分工不同,都是社会所需要,各个岗位都有用武之地,都可以做出成绩。如养猪是件平凡的工作,但北京部队某部装甲连战士叶洪海却把它同无产阶级的远大理想联系在一起。就在这样一个又脏又累的平凡工作岗位上,他刻苦钻研,反复试验,终于制造成功了一种既能够节省粮食,又促进猪增瞟长肉的“中曲”发酵饲料,为祖国养猪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平凡的贡献,被中央军委授予“模范饲养员”的光荣称号。站柜台,是个平凡的工作岗位,被一些人看作“低人一等”,但北京市百货大楼营业员张秉贵却干得出色,受到顾客的欢迎,被选为劳动模范、全国人大代表。当农民,也是平凡的劳动,被一些人看作是“修理地球”的没有出息的工作,但吴吉昌却成了棉花专家。其他如青年厨师陈爱武、“垃圾千金”杨希聪以及“蘑菇状元”、“捕鼠专家”、“爆破大王”、“竹编能手”等等。正是他们用青春的年华和奔腾的心血浇灌的“状元”、“专家”、“大王”、“能手”之花,在神州大地怒放,使我国的四化园地越发花团锦簇!他们的事迹有力地说明:一个有志青年,只要胸怀无产阶级的远大理想,不管在什么工作岗位上,都可以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都可以对祖国、对人民做出贡献,受到人民的尊重。有的青年认为,他的理想就是当科学家,至于服务行业如理发、做饭、修鞋是没有意思的。有志当科学家,搞尖端技术,这种打算并不错,建设四化也很需要科学家。问题是,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各种科学家,也需要各行各业的工作者。如果认为只有当科学家才有意思,别的工作都没有多大意义,那就错了。我们所讲的理想,是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谋幸福的理想。实现这个理想,没有各行各业的密切配合,共同奋斗,怎么能行呢?理发、做饭、修鞋等这些工作,与尖端技术相比,似乎细小琐碎,无足轻重。但是,这些工作都是社会生活和建设四化所必需。试想,离开大量的平凡工作,社会能维持下去吗?更不用说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了。实现四个现代化,需要勇攀科学高峰的“千里马”,也需要做埋头平凡工作的“老黄牛”;需要陈景润那样摘取数学皇冠上珍珠的科学家,也需要张秉贵那样站柜台的售货员。即使实现了四个现代化,也还有大量的平凡工作需要人工操作。在我们国家里,尽管各人的职业不同,能力大小不一样,只要努力工作,都是为四化大厦添砖加瓦,都会对社会主义建设有所贡献。一个人有无出息,不在于工作岗位是否平凡,关键在于是否有理想、有抱负,是不是脚踏实地去积极干好本职工作。在不平凡的四化建设事业中有许多许多平凡的工作,但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可以作出不平凡的贡献。我们介绍了卡耐基的经商之道,但世上没有完全相同的成功之路,每一个企业经营者,都应当有自己的成功秘诀,就好象有自己的一副面容一样,也应有自己独的成功之路。因此,我们所介绍的卡耐基经商之道,仅供人们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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