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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史料辨析中的创新。任何研究：工作都离不开原始资料的搜集和辨析，游先生少年时代受过严格的基本功训练，在北大学习期间同时受教于老师宿儒和洋博士，新旧兼收，用长弃短，对楚辞中的一些考据、训诂问题，也体现厂带有时代特色的疑占和创新精神。其中最有名的是关于《离骚》的解题。历来解释《离骚》，不外乎两种基本说法，即遭遇忧患(《史记·屈原列传》引淮南王说)和离别忧愁(王逸《楚辞章句》说)。从字面上看，这两种说法能顺适而不觉牵强，然而游先生读书得间，别为新解。他认为，《离骚》应当是楚国当时的一种歌曲名称，意义与“牢骚”二字相同。《楚辞．大招》有“伏羲《驾辩》，楚《劳商》只”两句，王逸注：“《驾辩》、《劳商》，皆曲名也。”“离骚”与“劳商”属于旁纽通转的双声字。而《汉书·扬雄传》又载，扬雄曾模仿屈原的《九章》自《惜诵》以下至《怀沙》一卷，名曰《畔牢愁》。“牢”“愁”为叠韵字，韦昭解释为“牢骚”，后人常说发泄不平之气为“发牢骚”，其语源大约即出于此。“牢愁”、“牢骚”、“离骚”三个名词在音韵上是双声叠韵，可以互相通转。所以，《离骚》篇名不应该作为一个词组而应该作为一个词来解释，意即牢骚不平。这一新而有据的解释得到很多学者的肯定，敢于开拓、进取的郭沫若先生就曾明确地说过，“‘离骚’两字的解释自来异说纷纷，只有近人游国恩讲得最好”，“是一大发明”，“这也是再确切不过的”(《屈原研究》)。同样的例子还有对《惜诵》的解释。《吕氏春秋．长利》“为天下惜死”，高诱注：“惜，爱也。”《广雅．释诂》训同高诱。至于“诵”字，《说文》训为“讽也”：《国语．楚语》“宴居有工师之诵”，韦昭训诵为“箴谏”，因而“惜诵”就是好谏的意思。这不仅比王逸解作“贪论”在训诂上为顺理成章，而且对照内容，也更为贴切。再如关于屈原的放逐和《离骚》的作年，详细而精密的考证见于1935年所作的《论屈原之放死及楚辞地理》的长篇论文中，但在《楚辞概论》中已经可以见到端倪。游先生根据《离骚》中的内证即自叙年岁和“灵修”、“哲王”两词的不同用法定为再放时所作。

《楚辞概论》是楚辞研究史上传统观点和现代方法之间的分水岭式的著作。鲁迅先生《汉文学史纲要》把它列入参考书，游先生的同窗、同志陆侃如先生在为这本书所作的序言中说：“这书最大的特点是把楚辞当作一个有机体，不但研究他本身，还研究他的来源和去路，这种历史的眼光，是前人所没有的。”陆先生的这段话决非出于友谊的溢美。有意思的是，就在这本书里不止一处对陆先生的观点提出了批评，还使用了“很滑稽”、“很牵强”这一类相当尖锐的语言，但陆先生却视之为畏友间正常的切磋砥砺，丝毫也没有影响他对这本书作出公正扼要的评价。

如同初发于硎，《楚辞概论》体现了年轻的时代和学者特有的锐利，同时也很难避免不够成熟的失误。前面提到，游先生在总体观念和方法论上受过胡适一派的影响，这并不带有任何贬义，因为一则并非个人而是一个学派，二则即便是胡适个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也是做出相当贡献的人物。游先生早期的楚辞研究，其得在于敢于疑古，其失恐怕也在于疑古过甚。不过其得者为整体，其失者为枝节。胡适的《论楚辞》，短短一篇文章中提出了三个很有影响的观点：一、《史记·屈原列传》不可靠，屈原并无其人，只是一个“箭垛式”的人物。“屈原的传说不推翻，则《楚辞》只是一部忠臣教科书，但不是文学。”二、《天问》文理不通，见解卑陋，全无文学价值，可以断定为后人所杂凑。三、《九歌》与屈原的传说绝无关系，当是湘江民族的宗教舞歌。对第一点，游先生是完全不同意的，而且对胡适作了指名道姓的批评，在此前发表的《荀卿考》中也有同样形式的批评。附带说，这种指名道姓的批评正是“五四”所提倡的民主、自由在学术领域里的一种表现在多数情况下，批评者既无顾虑，被批评者也不至于恼火失态。第二点，游先生不同意杂凑之说而把创作权还归屈原，伹对于《天问》的文学价值也评价很低，仅仅肯定了句法上的“错综变化，最不单调”。第三，对《九歌》，则完全同意胡适的意见，认为与屈原毫无关系，王逸、朱熹之说要根本推翻。谨按，《九歌》为屈原所作或加工改作，王逸之说未言所据，朱熹之说纯出揣测，游先生本人对这一问题从《楚辞概论》到晚年编定《楚辞注疏长编》，看法上曾有过两次反复，最终还是肯定了《九歌》和屈原的关系，说见下文。

二古史与楚辞的互证与互释

1926年，游先生在北京大学国文系毕业。由于在学术界没有亲故后援，所以只能回到江西执教于中学。1929年，在武汉大学任教的闻一多先生读到游先生的《楚辞概论》，做了很高的评价，并推荐于武大当局，游先生乃应武大的约请在中文系担任讲师，从此和闻先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闻、游二先生既属同庚，又先后在武汉大学、青岛大学、西南联大三度同事，研治的重点又同是以楚辞为重点的先秦文学，不仅在一起时互相讨论，分别后也时有书信往来，至今《闻一多全集》里仍然保存了可能找到的闻先生致游先生的论学书信。游先生逝世前不久还说过，等闻先生八十忌辰时要写纪念文章，令人遗憾的是随着游先生的逝世，一些宝贵的学术史料终于未能记录下来。

1931年，游先生又应闻先生的邀请，由武汉到青岛大学(后改称山东大学)任讲师。1936年，离青岛返武昌任华中大学教授，1938至1939年随校流亡到广西桂林和云南大理。1942年，应北京大学兼西南联大中文系主任罗常培先生之约，到内迁在昆明的母校就任教授。

在青岛大学和武汉大学一段时期，游先生的生活比较安定，研究工作的重点仍为楚辞而向更深广的方向发展。

古典文学的研究和古代史的研究有极为密切的关系。“五四”的疑古精神，从怀疑孔子以及与孔子有关的经书开始，逐渐扩展到怀疑相传二千多年的古史记载。1926年《古史辨》第一册的出版，标志了一个具有很大影响的史学学派——古史辨派的正式形成。这一学派以顾颉刚先生为核心，以摧决网罗的勇气和经过改进发展的实验主义方法，对三皇五帝以来“于传有之”的历史做了一次总的清算。毫无疑问，古史辨派作为一个总体来评价，应该认为是一个开一代风气、功大于过、是多于非的学派。

正当新思潮以不可阻挡之势席卷学术界之际，坐在清华研究院里的王国维先生却岿然不动，依然在继续他的以甲骨金文、汉晋简牍证实古史的工作。古史辨派把历史还原为神话传说，王国维先生则为《山海经》和《天问》中一些为近代学者视为渺茫难稽的传说找出了历史的实证。一破一立，貌若矛盾而实则相补相成。正、反两个方面的学术成果促使古典文学研究昔有了并非单纯的参照系，可以更加周密地思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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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史学界取得的崭新成就，游先生的楚辞研究开始进入他学术生涯中的第二个阶段，即在继续做宏观研究的同时向微观深入发展。以宏观指导微观和以微观体现宏观，是大多数真正的学者都会经历过的不同阶段，两个阶段孰先孰后或平行不悖，则因人而异。对游先生来说，收录在1937年出版的《读骚论微初集》中的九篇论文，除《屈赋考源》仍然是《楚辞概论》路径的延伸以外，其他的文章都属于宏观指导下的微观研究，从“读骚论微”的微字兼有细小和隐微的意义来看，这一意图也是明显的。上面提到了古史辨派和王国维先生，一破一立，从相反的方向同样地接近了历史的真实。游先生并非古史辨派的成员，也非王国维先生的弟子，其时年过而立，学术上已经渐臻成熟。他从不同的方法中得到了不同的启示，清醒地做了“以我为主”的吸收借鉴。他尊重古史辨派所取得的巨大成绩，但他更敬佩王国维先生那种既进取而又冷静的态度。这一时期的论文，除了纠正前一时期因疑古过甚和不够成熟而导致的部分偏差，更多地侧重于以古史(包括神话传说)释楚辞，又反过来以楚辞证古史。古史辨派和王国维先生的治学方法，被有选择地运用到了楚辞研究之中。

《论九歌山川之神》、《离骚后辛菹醢解》、《天问题解》、《天问启棘宾商九辩九歌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解》、《天问昏微遵迹有狄不宁何繁鸟萃棘负子肆情解》、《天问古史证(二事)》，这一组文章，都是体现游先生这一时期学风的代表性论文。

《论九歌山川之神》分别考论湘君湘夫人、河伯、山鬼，以民俗学的基本观点为主于，证之以丰富的文献资料，结论多为前人所未发。19世纪创始于英国的民俗学，周作人、刘半农等在“五四”以前已经有所接触研究。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民族众多的大国，存在着较之世界上许多国家都要丰富的民俗资料，民俗学的引入，自然而然地引起了学术界广泛的兴趣，到30年代前后，对这门学科的研究遂蔚为风气。游先生在《楚辞概论》中已经运用民俗学的观点来解释楚辞的产生，不到十年，又以不断深入的微观积累使自己在这一方向的研究中进入了更高的层次。在这篇论文中，游先生从人类本能——男女相爱出发，对《九歌》中的四篇作品做了精到的考据说明：

《楚辞·九歌》有《湘君》、《湘夫人》，为楚人祠祀湘神之歌。考湘之有神，与河洛等，其有君有夫人也，亦犹河之有河伯，洛之有洛妃尔矣。然其神之起，亦不过初民之崇拜自然，但泛有一水神之意象而已，初未实之以人事也(《论湘君湘夫人》)。

(河神)祀典之隆，在诸渎上。考其原因，盖由于河之为患，最烈而广，以为非此莫能缓其祸而纾其灾。是故河之决也，湛璧马以祷祀之；祷祀之不足，又为之娶女以媚之．凡河伯之种种神话，与夫民间种种脱神之习俗，皆山此而起焉。初民不能克服自然，而但为宗教之崇拜与祈祷者，往往如此(《论河伯》)。

浚遒民俗之祠山也，既用山公，又用山妪，则是山神本有男女之分，而《九歌》所祀之鬼必为女鬼，又町知也。其写缠绵婀娜之情者，岂非占者神民相杂，设为山鬼思其山公(自注：即篇中所屡称之公子)，有如生人婚姻之故者，故不觉其言之眷恋如此乎?(《论山鬼》)

这里，对于原始神话、宗教、习俗的解释显然都符合于唯物史观。在具体的论述中，他指出前人都没有把湘君、湘夫人看成配偶之神，各种说法纷纭乖戾而不可通。《湘君》、《湘夫人》两篇的文词和情调，不仅表现男女相悦，而且针锋相对，“岂不以湘君之与夫人，本为配偶之神，作者以人道拟之，遂故作此等艳语耶”?确定了这一前提以后，他又进而根据王逸注湘夫人为尧之二女，深入探索发挥，列举诸证，判断湘君即虞舜。用这一新说通观《湘君》、《湘夫人》两篇，就使人有怡然理顺的感觉。《沦河伯》一节，考证河伯在《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等先秦古籍中都是古之诸侯，其后的记载，河伯的形象已在入神之间，辗转讹变，增饰附会，本是古代神话传说形成和流传中常见的情形，不足深论。独特的见解在于考沦《河伯》一篇的本事为河伯娶妇的风俗，此风在战国时已经大盛，《史记·滑稽列传》中有过详细的记载，《河伯》篇末“子交手兮东行，送美人兮南浦。波滔滔兮来迎，鱼鳞鳞兮媵予”，明指嫁娶之事，“美人”、“南浦”、“波滔滔”这样的描写，与《史记》所载河伯娶妇的实况如符券之合。

《离骚后辛菹醢解》是以梁玉绳《史记志疑》为引子而撰作的考论。梁氏误解“后辛之菹醢兮”为武王斩殷纣而刑其尸，并且举出《论衡》中的不同记载为说，以证明“三代以上，无弒君之事”这一想当然的结论。《离骚》原文在此句下紧接着说“殷宗用而不长”，梁氏的曲解本来不攻自破。游先生不惮其烦，写作了这第二千多字的驳论，实际上却在以古史释楚辞。文中先举《离骚》“固前修以菹醢”的内证，又举《天问》“梅伯受醢”、《涉江》“比千菹醢”的旁证，说明殷纣暴虐，残杀忠良，再罗列古籍及古注中殷纣以人为菹醢的记载，从《逸周书．明堂解》以下凡十九事，被醢之人六人，证明“纣以人为菹醢”并不是屈原的创说，进而总结出《离骚》中徵引古事，不过是在“著其亡国之徵，众不必凿指为谁何，拘执乎某事”，善读书者不应以辞害意。一方面以古史释楚辞，显示了古文献素养的深厚；另一方面又把文学区别于历史，破除了古代和当代某些学者的拘墟迂曲。

关于《天问》的四篇论文，除《天问题解》以外，都是和《离骚后辛菹醢解》同类性质的考据文字。<<天问》中“启棘宾商”四句，从王逸以下的注家，众说纷纭，或牵强附会，或仅得一偏，都不能圆融无碍，使读者肯首厌心。游先生汇集众说，疏通董理并加按断，肯定了朱熹、蒋骥用《淮南子》启母化石、石破生启的神话传说(今本《淮南子》已佚去此文，据《汉书·武帝纪》师古注引)，“商”当为“帝’或“高”的误字，同时又提出了新的训释，指出“棘”、“死”是“急”、“尸”二字的假借，这才使这四句文义一气贯通。《天问古史证(二事)》则是以楚辞证古史的典型例子。第一事释“启代益作后，卒然离□”以下八句。谨按，启益相攻的传闻，大悖于孟子以来传统史学中以启为明君、益为贤臣的旧说，即使是司马迁这样的大史学家，在《夏本纪》中也采用正统的益受天下而又让给启的说法，只是在《燕世家》里记载或人对燕王哙的说辞中提到“启与交党攻益，夺之”，为后世的研究者留下了一点线索。先秦的其他古籍中，则明白地有启、益相攻的记载。不论从前人的公天下变为家天下的历史观，还是今天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发展为奴隶社会的历史观来看，其间交替，刀兵相见似乎要比雍容揖让为合理。洪兴祖和朱熹、蒋骥、陈本礼都引用过《竹书纪年》中益为启所杀的材料，然而又都否认它的可靠性。游先生据《战国策．燕策》、《韩非子。外储说》、《吴越春秋．勾践入臣外传》、《汉书·律历志》等书中的材料以证成《竹书纪年》之说，并作了客观的判断：“古事传闻，往往有异；传说之成，或非无故；信之者愚，辩之者亦迂矣。然则屈子述启益攻夺之事，又奚必律以经典而斥其诬哉?”第二事释“该秉季德”以下四句及“有扈牧竖”以下四句，重点在考证“有扈”。王国维先生在他著名的论文《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中据卜辞中有“王亥”和“季”推证《史记·殷本纪》之“振”、《汉书·古今人表》之“垓”、《吕览·勿躬》之“冰”、《世本·作篇》之“胲”以及《天问》中的“该”都是“亥”的通假或形近之讹，“恒”为亥的兄弟；并从而认为《天问》“该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终弊于有扈，牧夫牛羊”及“有扈牧竖”的“有扈”，《山海经》和郭璞注引《竹书纪年》都写作“有易”，因此当作“有易”。游先生以为“该”“恒”之为王亥，经王国维先生的精密论证，已成定谳，“有扈”是否即为“有易”之讹，则还是可以商榷的。有扈见于《书·甘誓》“有扈氏威侮五行，弃怠三正”，《书序》称“启与有扈战于甘之野，作《甘誓》”。《书序》后出，但《甘誓》为今文，《墨子·明鬼》全引其文，以为禹的誓言，《庄子。人间世》、《吕览．召类》、《说苑．正理》都记有禹伐有扈事，《史记．夏本纪》则记有扈氏为禹所分封的夏代同姓诸侯。孙星衍、梁玉绳、孙贻让等学者对禹伐有扈还是启伐有扈也有不同意见。游先生比较众说，据《竹书纪年》的记载，定为启伐有扈，而据先秦典籍，有扈氏虽被攻伐而并未灭国，所以《天问》中的“有扈”并非“有易”之误。“该秉季德”一段，所问的正是关于夏代的历史传说，即王亥托于有扈，放牧牛羊，有淫行，有扈使人袭击于床笫之间，刚好王亥先已离开，得以幸免，然其后终于以此丧生。这一段历史传说不见于其他载籍，正可补古史之阙。

关于屈原的生平，汉人的记载仅见《史记·屈原列传》和《新序·节士》，而且过于简略，所以才导致了胡适和一些日本研究者的怀疑，以屈原为子虚乌有的人物。即使在肯定屈原实有其人的同一大前提下，关于他生平中的一些关键问题，比如生卒年，夺稿，流放的次数、时间、地点、路线等，至今仍然没有得出使人一致确信的结论，也许竟永远不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尽管如此，学者们还是在不断地探索，以期比较地接近于事实真相。《楚辞概论》中曾以一章的篇幅，以《史记》、《新序》为骨干，钩稽屈原作品中的线索，为屈原写了一篇《略传》，并附有年表。收录在《读骚论微初集》中的《论屈原之放死及楚辞地理》是一篇长达五万字的论文，在针对钱穆先生《楚辞地名考》一文所作的论战中正面阐述了屈原流放中的地理和路线，同时附带修正了《楚辞概论》中关于屈原生平一些不尽恰当之说。

自从王逸在《楚辞章句》中提出屈原被放江南在顷襄王朝的说法以来，到明代一直没有异说。清初林云铭《楚辞灯》独标新说，以为屈原曾两次被流放，第一次在怀王时被放汉北，后被召回，在顷襄王二年又被第二次放逐到江南，并指出《抽思》是被放汉北时所作。其后蒋骥《山带阁注楚辞》又进一步提出，顷襄王放逐屈原于陵阳(今安徽青阳县南六十里)。届原在陵阳九年，以后又渡江去辰、溆。蒋骥新说的根据是《哀郢》“当陵阳之焉至兮，淼南渡之焉如”。旧注均释“陵阳”为“大波之神”，借指波浪，蒋骥却以陵阳为地名，而且是《哀郢》中“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的目的地；同时还考证出屈原被放江南的路线是由郢都东下陵阳，然后又自东北往西南，由鄂渚而入溆浦。他把《哀郢》、《涉江》两篇中屈原自己提到的流放路线衔接起来，使过去对屈原流放于江南沅湘一带的笼统结论具体化，《哀郢》中“东迁”的目的地有了着落，涉江南渡有了起点。

在蒋骥的研究基础上，《论屈原之放死及楚辞地理》把史料记载和屈原作品中有关的线索结合在一起，对屈原被放的时间、地点、路线做了综合性的考查，提出了“见疏”、“初放”、“再放”是三件事，不容混淆。游先生联系当时七国间合纵、连横的政治大背景和屈原力主联齐抗秦的外交主张来推断屈原的事迹，提出了屈原由于张仪的离间和上官大夫的诬陷而被怀王疏远的假设。其后怀王二十四年再度背齐亲秦，朝中党人得势，放逐屈原以使他不再有发表不同政见的条件，当以此时最为可能。初放的地点在汉北。怀王二十八年、二十九年，秦、楚两次战争，楚国又转而希望得到齐国的援助，利用他对齐国的友好态度入齐谢过复交，这也是完全合乎情理的。怀王被骗入秦不返，顷襄王立，在相当一段时期里两国关系一直处于紧张状态。顷襄王七年以后，楚国迫于秦国的强大压力，屈服于秦，修复关系。以屈原的性格和一贯的政治态度，自然不能缄口不言，再加上令尹子兰之谮，屈原被二次放逐至陵阳。根据《哀郢》“至今九年而不复”的记载，而《哀郢》又为顷襄王二十一年白起破郢时所作，所以屈原被再次放逐的时间应当在顷襄王十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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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说明，对于屈原生平事迹的考证，凡是超出史料明文记载以外的仟何结论都只能是推测。但是游先生始终抓住楚国和齐、秦之间的错综关系这一大背景(1953年以后，又着重强调了楚国内部的政治改革)，把屈原一生的沉浮升降和大背景紧紧联系在一起，这样的厅法较之就事论事的孤立探讨要显然完善，推测也可能更接近事实。不妨再补充说，屈原是一个主张坚定、性格坚强的人，“苟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所以政治风浪的动荡会和他的命运密不可分；如果是苟合取容的庸人禄蠹，那当然又是另一回事。

钱穆先生是一位有成就的学者，但在屈原放逐地点的考释上却出现了失误。《清华学报》9卷3期发表了他的《楚辞地名考》，力辩《九章》中的沅、湘和洞庭都在今天的湖北境内。钱氏之说过于求新，证据不够充分，自然难于为研究者所接受。游先生的论辩，主要是根据舜死于苍梧、葬于九疑以及先秦对“上”、“下”、“左”、“右”方位的理解和习惯用法两个方面做了细致的古地理辨析，并证明屈原作品中的“东”、“西”、“南”、“北”大都以郢都为定点。

论文的最后一部分《余论》，辨释“屈原不死于怀王入秦以前”等七事。《云中君非祀水神说》辨云中君为云神而非云梦之神，《九章辩疑》考《九章》皆出屈原手笔，《哀郢辩惑》驳王夫之迁都于陈之说，其中都涉及地理和放逐路线问题，不过所考的问题更为集中，所以作专题的沦述。

这篇论文总结了前人的研究成果，采纳了蒋骥以陵阳为地名的重要论点，论据的充实、分析的细密、结论的明确，都超过了前人。当然，任何研究都不可能达到真理的终点，尤其是在原始材料不充分的情况下，如前所说，考据的结论只能属于推测。从蒋骥到游先生对陵阳的解释，言之成理，也持之有故，但还不能完全消除不同意见中所提出的疑点．而流放的路线、地理又对诠释屈原作品具有关键意义，所以还是值得今后深入探讨的问题。

《屈赋考源》发表在1931年《武汉大学文哲季刊》1卷3、4号，所谓“考源”，即考释屈原作品的思想源流。在《楚辞概论》中，曾从北方和南方文学，楚国的风俗、音乐、地理等不同角度讨论了《九歌》和屈原作品形成的各种条件，这篇论文又提出了屈原作品的“四大观念”’即宇宙观念、神仙观念、神怪观念、历史观念，以补充《楚辞概论》之所未尽。如果用今天的术语稍加概括，可以说《楚辞概论》探讨了文学本身的继承关系和社会背景这两种重要因素，而《屈赋考源》则旨在阐明反映在屈原作品中的思想及其来源，也不妨说，就是屈原本人所接受吸收的自然科学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成果。至于是否应当划分为这四种观念以及这四种观念的具体来源和相互联系，即道家和阴阳家和屈原思想的关系，还值得花费大量劳动去继续寻究。游先生的上述论点，正是把当时阴阳家五德终始说的讨论成果运用来观察楚辞以后得出的。在1953年以后，游先生在著作或授课中，已对这些论点作了修正。

游先生在青岛大学五年间，正值日本军国主义嚣张一时，在华北扶植伪满，在华北步步进逼，在青岛的日本浪人又肆意对中国人民侮辱迫害。游先生蒿目时艰，极为忧愤，然而政府当局奉行不抵抗主义．一介书生，又能有什么作为?他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借讲授和研究楚辞以激发同胞的爱国热情。当时《楚辞注疏长编》(原题为《楚辞讲疏长编》，出版时改)中《离骚》、《天问》的初稿已经完成，他在1933年所写的序言最后说：“嗟夫!国难深矣!世之人傥亦有读屈子之文而兴起者乎?则庶乎三闾之孤愤为不虚，而区区之志，亦可与忠义之士相见于天下矣。”抗战开始，游先生在昆明执教期间，还在陋室中的煤油灯下撰写了《屈原》一书。由于撰写的目的在于振起国人，为抗日而呐喊，同时也为了换取一点稿费补贴清贫的生活，所以力求通俗，在论点和材料上并没有多少超越《楚辞概论》和《读骚论微初集》之处。

三西南文献和汉魏六朝诗文

游先生是海内外公认的《楚辞》专家。名实相符，他的主要成就也确实体现在《楚辞》的研治上。但是综观古今，举凡高层次的学者，在治学上决不拘守一隅，不论博而返约，还是由点及面，精深与广博兼而有之，才是真正的大家气象。在游先生的学术生涯中，从先秦经子下迄近代诗文，很少有未曾涉足的领域。即以并不专攻的戏曲、小说而论，他对《牡丹亭》、《桃花扇》和《长生殿》都极有兴趣，1955年以后的两年，还对洪昇的生平、交遊、诗文搜集了大量材料，开始作系统的研究。惜乎由于政治形势的剧变，一个大计划随之化为泡影，只留下了《跋洪昇枫江渔父图题辞》和《稗畦集稗畦续集(二则)》等三篇短文作为这一宏图的小小见证。

这一时期在《楚辞》以外的研究成绩，主要集中在西南文献和汉魏六朝诗文两大方面。在云南的八年里，生活艰苦，资料缺乏，为游先生的学术工作造成了极大的困难。楚辞研究的工作几乎无法深入，于是不得不把研究的重点转到西南的地理、历史和民俗上。当时他全家居住在大理县喜洲镇，镇上的居民以白族为主，有关的单位还存有一部分西南地区的文献资料。游先生充分利用这些条件，撰写了十多篇文章，其中最有分量的是《火把节考》、《说洱海》、《南诏用汉文字考》、《文献中所见西南民族语言资料》四篇。

火把节是彝、白、纳西等彝语系统各民族的传统节日，流行于广大的彝语系统地区。每年农历六月二十四或六月十五日，连续欢庆三至七天。届时，家家户户点燃松明火把，杀猪宰牛，祭神驱鬼，歌舞彻夜不息。对于这一少数民族盛大节日的起源、意义，《火把节考》一文做了详尽的考证辨析。火把节的记载见于明嘉靖间李元阳《云南通志》，嘉靖三年谪居云南、在云南度过半世生涯的著名文人杨慎，也在他的诗里屡屡提到星回节即火把节，可见起源甚早。这一节日的由来，云南的有关方志多有记载，第一说以为诸葛亮南征，夜间入城，城中父老执火把欢迎。第二说以为汉代将领郭世忠杀酋长曼阿奴，企图强占其妻阿南，阿南投火而死。人民为了表示哀痛纪念，于是在阿南自杀之日点火把聚会。第三说以为唐代南诏首领皮罗阁吞灭其他五个部落，诈称宴会，召集五部首领烧死在楼里。其中邓赕诏首领之妻慈善辨认出尸骨归葬。皮罗阁逼娶慈善，慈善绝食而死。六月二十五日即五部首领被烧死的日子。三说中以第三说时代最近而情节动人，最为流行，文人咏歌凭吊的也最多。游先生博稽典籍，以为三说皆出附会，并列举十一条记载证明六月二十四日是云南许多少数民族的年节，火把是用来照田祈求丰年的，也可能与原始人类放火烧山田猎有关。同时又辨析方志和文人著述中几乎都把星回节和火把节误而为一，其实星回节应当是腊祭的节日，最早见于唐代南诏国王骠信的诗中，其得名盖取《礼记．月令》“季冬之月，星回于天”和《汉书。天文志》“星回岁终，阴阳已交，劳农享腊以送故”之义。把两者混同为一，大约始于元代。这篇论文仅据文献材料得出的结论，和近年来在云南地区所作的实际调查结果竟完全符合。游先生以他的研究实践说明，充分掌握文献资料是民俗学和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这篇论文发表在1942年《旅行杂志》16卷11期，编者作了题为《研究学术的态度》的按语，认为论文的写作是阅读了大量材料的结果，“但是会看书不足以表示本篇的价值，游教授以明察的眼光，判传说与书籍之是非真假，故事史迹的考证以外，不盲从，不武断，此种研究态度是值得钦佩的”。

《南诏用汉文字考》据《蜀书·吕凯传》、《华阳国志·南中志》和现存的碑刻说明远在汉代云南地区已经具有相当高的文化水平。至于形成于唐代的南诏族，也是一个使用汉族文字的民族，上层人士且能写作汉文诗。这篇论文字数不多，但是钩稽了相当丰富的史料，画出了南诏族和汉族之间文化融合的一个轮廓。《文献中所见西南民族语言资料》是为补充《续云南通志稿》中所纂集的“方言”而作的。当时所谓方言，按照今天比较规范的理解，应该是少数民族的语言。对于少数民族语言的考查、记录、整理，本来应该由政府组成专门的机构来进行，由于国民党当局的无能无力，而且根本不加关心，所以只好由学者们自发地做一些工作。游先生不是语言学家，更没有条件去做实地调查，只是把几年中检阅的有关载籍中的材料稍加整理，按过去类书的分类方法分天文、地理、人事等十二类，虽自谦为“琐碎恆订，漫无统计”，但所辑得的资料和所做的初步研究都足供今天专门从事这类工作的同志参考。

在汉魏六朝文学的研究方面，《柏梁台诗考证》是一篇具有特色的考据论文。此诗旧传为汉武帝元封三年(前108)武帝与群臣在柏梁台所作联句，顾炎武谓其出于《三秦记》。但《三秦记》早佚，汉、隋、唐志均不录，仅知作者姓辛，名字均不可考，其佚文在明清人的辑佚丛书中多有辑集。据游先生考查，《三秦记》的佚文中并没有《柏梁台诗》。唐及唐以前著录此诗的有《东方朔别传》、《汉武帝集》、《艺文类聚》和《古文苑》。这首诗以前都认为是最早的七言诗和联句，习惯上都把七言古诗中每句用韵的称为柏梁体，可见影响之大。怀疑其为伪作并提出有力证据的是顾炎武，见《日知录》卷21。顾氏根据诗的序文和诗中所题各句作者的官职，大多是在元封以后的太初元年(前104)改称的官名，所以他判断说：“盖是后人拟作，剽取武帝以来官名及《梁孝王世家》乘舆驷马之事以合之，而不悟时代之乖舛也。”就局部而言，顾氏所举出的理由可谓铁证；但就全体而言，则仍有可商之处。游先生指出，诗的序文和所题官名显而易见是后人添加的，至于《古文苑》中为各官所注的人名，则出自章樵之手，所以才闹出把“梁王”作为作诗时已经死去近三十年的梁孝王刘武这样的笑话，顾炎武的理由只能证明章樵之误而不能证明此诗必为后出。谨按，官名记载的舛误，在汉魏至唐以前的诗文标题中屡见不鲜，原因就是这些诗文标题大多出于文集或类书编者的追加；即使在正史中也不难发现这种情况，因为史官杂抄前代史料或沿用最常见的称谓(例如陈王曹植、司空张华)，稍不注意就容易造成差错。游先生反驳顾氏，其理由是完全站得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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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13楼发表于: 2009-07-05

在推倒了顾氏的理由以后，游先生把《柏梁台诗》放在诗歌形式发展的过程中加以考查。联系七言诗体的起源固然重要，但是在先秦《荀子·成相篇》里就已普遍地使用过七言句式，汉武帝时代司马相如的《凡将篇》，今天所见逸句都是七言，稍后史游的《急就篇》大部分也是七言，甚至句句用韵。有这些资料存在，就不能反证汉武帝时代不可能出现《柏梁台诗》。联句形式出现的时间则是判断《柏梁台诗》真伪的更重要的因素。从建安文人同题共咏的诗赋是联句的先驱阶段，之后发展为联句的诗赋。最早的联句诗是西晋贾充和李夫人的联句，到刘宋以后而此风大盛；最早的联句赋是与贾充同时的傅咸《小语赋》。同时，还有不能忽视的一点，即七言“体小而俗”，“于俳谐倡乐用之”，汉末戴良的《失父零丁》，东晋谢安与儿女冬日联语咏雪，桓玄、殷浩共作了语、危语，无不带有谐谑笑乐的成分。《柏梁台诗》的内容几乎一半以上近似于玩笑式的俳谐文，正好和这两种情况合符。再从文献来证明，据颜延之《庭诰》“挚虞文论，足称优洽，《柏梁》以来，继作非一，所纂至七言而已”，《柏梁台诗》最早大约已被《文章流别集》所收录，挚虞也是西晋人，如此，则此诗很大可能出于魏黄初以后、晋太康以前人所依托。文章还举出了大量南朝时代的史料作为上说的旁证。

  游先生使用的这种考据方法，以宏观指导微观，不妨称之为大处着眼，小处着手，这也是他在青年时代接受的历史发展观念在文献考订中的具体运用。与《柏梁台诗考证》类似的例子还有《论陌上桑》和《论蔡琰胡笳十八拍》。

  《论陌上桑》收录在《开明书店二十周年纪念文集》里。叶圣陶先生力这篇论文写的提要，十分准确地概括了文章的内容和价值，引录如下：

关于《陌上桑》，作者提出三个问题来讨论：一是题材，二是时代，三是本事。就题材说，作者就《诗经》和《列女传》中征引歌咏采桑的诗句及记载桑间发生的故事，来说明《陌上桑》是一个农业社会里民歌题材的典型。就时代说，作者据《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及《秦女休行》等诗，断为建安以前之作。又据昌邑王贺妻名罗绀，以为在武、昭之际罗敷已为美女的代称，因推定为武帝立乐府时所采的民歌。就本事说，除了《陌上桑》本文所歌咏的罗敷与使君的本事外，崔豹《古今注》中载有赵王欲强夺罗敷的故事，两者截不相同。

作者因加以种种可能的推测，来说明民歌和传说的演变。通过民间文学中同类题材的比较、演变，又据《汉书。武五子传》而推测武、昭之际罗敷故事即《陌上桑》已在民间普遍流传，这不失为一种有根据的说法。但是根据作品本身的戏剧性、五言诗体技巧的成熟程度以及民歌流传的一般规律，如果认为故事的原型始于武、昭甚至更前，而作品的流传写定则在东汉初，这样可能更容易被人接受。

《论蔡琰胡笳十八拍>>辨此诗非蔡琰作。这一辨伪首先是从对诗歌中时代风格的感受开始的。文中指出如第十拍、第十七拍的词汇、对仗、句法、平仄，只要稍稍读过一点唐人边塞诗的，就可以意识到二者间具有相同的特征。在简单地回顾了前人的不同意见之后，游先生又指出了乐府本事附会名人这个普遍现象，如《履霜操》托于尹伯奇，《别鹤操》托于商陵牧子，《昭君怨》托于王嫱等等，《胡笳十八拍》是“后世作琴曲者虚拟蔡氏的口吻”之作。

当然，仅仅凭形式上的特征还不够做出令人信服的结论。《羽林郎》中的“长裾连理带，广袖合欢襦”，光看这两句，即使不认为是唐人五律，至少也像梁、陈宫体，但通观全篇，这两句的平仄对偶不过是汉朝人无意得之。《木兰诗》中“万里赴戎机”以下六句宛然唐调，“策勋十二转已是唐制”，有的研究者据此而定为唐人作品，但多数的意见还是认为形成于北朝而在流传中经唐人润色。《胡笳十八拍》全诗的情调不类汉末乐府，不能和上两首诗并比。游先生细加探索，发现了第七拍中“日暮风悲兮边声四起”三句明明是《李陵答苏武书》“举目言笑”一段的改装。李书之为伪作，刘知几已经怀疑，苏轼又进而认为出于“齐、梁小儿所拟作”，游先生认为江淹《诣建平王上书》已经套用此书，不当出于“齐、梁小儿”之手，但为拟作则无问题。《胡笳十八拍》因袭李书，这是依托的明证。《乐府诗集》于此诗解题中没有引用《古今乐录》，可见南朝陈代的释智匠也没有见过这首诗。据唐朝的文献材料，李颀、韩愈的诗文中都提到这首诗，裴铡《传奇》载蔡文姬作胡笳弄，大历中刘商有拟作的《胡笳十八拍》，所以传为蔡琰的这首琴曲，其出现或在初盛唐。游先生这篇论文发表以后，到50年代末，由于郭沫若先生《蔡文姬》话剧的上演，学术界又旧案重提，对这个问题做了一次有节制的争鸣。如同几年以后对《兰亭序》的讨论一样，在今天再做回顾，是非所在已经是不言而喻的事了。

四  凝聚毕生心血的《楚辞注疏长编》

1952年，教育部对全国高等院校做了大调整。北大、清华、燕京三校的文理科合并于北大。游先生担任合并以后的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林庚先生担任副主任。从此开始，游先生以主要的精力投入教学和教材建设，行有余力，才能从事著述。在任职的十几年间，游先生和林先生团结一心，并和吴组缃，浦江清、王瑶、季镇淮等各位先生一起，为培养人才付出了巨大的心力。从那时开始到“文革”以前，北大中文系涌现了一大批肯于钻研古典文学的学生，其中有多数后来都在不同岗位上成为骨干力量。

1956年，高教部对全国高校重点学科的教材做出规划，准备分别邀请该学科教学中比较权威的学者教授编著教材，作为各校教学时的依据或参考。文学史教学，准备先拟出大纲，然后编写教材。这年暑假开学，游先生承担了先秦两汉部分大纲的编写。待各段大纲都已编写完毕，高教部召开了一次讨论会予以认定。次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高教部又组织有关学者在青岛把大纲扩大充实成书，但随着“反右”运动的开始，这一工作不得不半途而废，以致使那本《大纲》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发挥了预先所没有设想到的作用。

和文学史教材相配套的是《参考资料》。《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和《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从1955年起，具体工作由吴小如先生承担，规模擘划和审订全稿则由游先生负责。游先生逝世以后，吴小如先生曾撰文详细回忆当时的情况说：“游老对我既抓得紧又放得开，使我这负责具体工作的人既培养了独立工作的能力，又体会到做学问的甘苦，既敢于承担重任，又时时不忘游老所指示的方向。”这两种《参考资料》以作品选注为主，入选作品比较丰富而具有代表性，注释详细精当，交代出处；附录作家传记、评论以及有关的后人研究成果，也开创了一种新的体例。这两本书的出版，大大方便了高校特别是新建和边远地区高校的文科教师和学生。时隔三十年，各种作品选注和鉴赏辞典层见迭出，而这两部《参考资料》却经受了检验筛选，依然为广大的读者所使用、称道。

1961年，物质生产中出现的连续三年困难使精神领域里稍稍回复了清醒，高教部又重提文学史教材的编写，指定游先生和萧滌非、王季思、季镇淮、费振刚先生担任主编，组织北大、北京师大、人大、北京师院的部分中青年教师参加编写。由于“反右”和“大跃进”的余悸未消，工作进行自然有许多困难。游先生和其他主编在力所能及的限度里顶住了简单粗暴，以丰富的原始材料为基础，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为中国古典文学的发展勾出了一个比较实事求是的轮廓。全书四卷，和几乎同时进行的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三卷，学术界习称四卷本、三卷本，同为这一时期具有权威性的文学史著作。三十年来，它们尽管受到过来自不同方向的各式批评，但是至今出版社还在重印，其中的许多结论还常常被人引用。

1963年11月，游先生作为中国学术代表团的成员赴日本讲学．当时中、日尚未建交，这次学术访问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他在日本会见旧友，结识新知，促进了两国学术界的交流和友谊．回国以后，日本学者波多野太郎和三好新次、岛崎康信先生先后两次寄来了汪瑷的《楚辞集解》照片，而此书在国内已是遍觅不得的本子。还有一件事情也应该提到，游先生在日本名古屋，曾应著名汉学家人矢义高先生之邀，用临川方言朗读了罗常培先生《临川音系》中阴入阳入的例字和《古诗十九首》中的两首，当场录音。1987年冬，沈玉成访问日本，据关西大学教授森濑寿三先生说，他当时正在名古屋大学读书，见过游先生，这盘录音磁带还可以设法找到。1988年5月，森濑先生专程从大阪飞来北京，把复制的三份磁带分别面交游先生的长女游珏和沈玉成。这件事使游先生的家属和学生极为感动，吴小如先生和沈玉成都为此写了文章以志纪念。

从50年代开始，是游先生学术生涯的第三阶段。面对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游先生认真而踏实地学习，并力求用以指导自己的研究工作。1953年，他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白居易及其讽谕诗》、《读<秦中吟>的<伤宅><立碑>二诗》(此前已经在《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上发表了论白居易的文章)；同年，屈原作为世界文化名人被纪念，他又发表了《纪念祖国伟大的诗人屈原》和《屈原作品介绍>>等文章。以一位学术上已经完全成熟的学者而从头学起，新、旧之间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扦格。游先生本着一贯的对学术真理的追求，学习一点，消化一点，运用一点。例如分析屈原及其作品，他就更强调对崇高理想的执著和对祖国的热爱两个方面。过去对《九歌》与屈原的关系有过犹豫反复，到这时就采取了完全肯定的态度，在前人和自己过去的意见基础上做了令人信服的发展。在《屈原作品介绍》中，他明确表示：

《九歌》起初本是民间的口头创作，后来才经过屈原写定或修改的。这过程大概同《诗经》——特别是《国风》——和汉代乐府古辞差不多，所以我还是同意朱熹的意见。为什么说屈原是最可能最恰当的加工者?这理由首先就在屆原自己的作品里面，在屈原的作品与《九歌》的词句二者之间多半相同的关系里面。例如：《云中君》的“与日月兮齐光”一句又见于《涉江》；《湘夫人》的“九疑缤兮并迎”一句又见于《离骚》；《东君》的“载云旗兮委蛇”一句也见于《离骚》(原注：《离骚》作“载云旗之逶迤”，只有一个字不同)。

至于基本相似的句子和词汇则为数更多。游先生这样的论证方法看似纯粹在做形式上的比较，但实际上坚强有力。十一篇《九歌》无疑是民间祭神的歌辞，却有相同的艺术水平和风格，而且编排上也显得有系统，如果没有经过统一的加工，是很难想象的。同时，在王逸编定《楚辞》以前，班固(实际上是刘向)已经有“屈原赋二十五篇”的记录，如果除去《九歌》，那是无论如何也凑不够这个数字的。班固、王逸的根据今天已不可知，但处理文献时有一条基本原则：没有强有力的反证就不能轻易否定已有的记载，对待班固、王逸的意见也是如此，更何况又能从《楚辞》本身找出许多内证?从这篇论文发表以后，《九歌》与屈原的关系基本上已成定说。

“反右”以后接踵而来的“拔白旗”运动，极大地震荡了知识界。游先生是北大中文系“大白旗”之一，自然会受到很难避免的冲击。风潮过去以后，曾经有过一段相对的平静。游先生对自己的学术道路做了认真的反思。“理论家”的简单粗暴和汹汹气势使他明白了很多道理，他一方面在主编《中国文学史》的工作中抵制对历史和真理的歪曲，一方面又猛然悟到像他这样年岁的老人恐怕很难再赶上方兴未艾的形势，更重要的还是这种形势和自己做人、做学问的良心冲突。与其舍长就短，何如弃短用长，反正哪一种方法的治学都是在为发扬民族遗产献出自己的心力。

《楚辞讲录》是为北大中文系新成立的文献专业所开设的专题课讲稿，经整理后发表在《文史》第一辑上。全文三万字，是“楚辞学”中第一篇以文献整理的方法所做的系统研究，无妨视之为“楚辞文献概论”。第一部分论楚辞的流传和编辑，考论屈原作品在楚国和汉代楚地的流传情况，由楚地及于吴地进而扩大影响于北方地区，并对今本《楚辞》题作“汉都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刘向集”做了说明。第二部分论楚辞的古注。在《楚辞概论》中，游先生对王逸以迄清人的三十家注释本做了简单的提要，但所收精粗互见；至1953年中华书局本《屈原》的“附录”《楚辞注本十种提要》，则既是经过严格选择的具有代表意义的选本，同时辩论是非也当然较之三十年前的意见深入准确。《楚辞讲录》仅仅选择六种，所论也更加专业化。例如论淮南王刘安《离骚传》，举三证考辨王念孙《读书杂志》以“传”为“傅”即“赋”之非，论定《屈原列传》中“国风好色而不淫”一段为《离骚传》序文，旧说不误；释道骞(一说当作“智骞”)《楚辞音》残卷是敦煌遗书之一，在校勘、训诂、音韵上都有重要意义，是研治《楚辞》者所必须了解的材料，闻一多先生有《敦煌旧抄楚辞音残卷跋》，游先生在本节中以不多的篇幅，提要钩玄，就对这个残卷的意义、价值做了清楚的说明；《楚辞释文》辨“释文”并非刘宋时江邃所作《文释》，同意闻一多、王重民先生的结论，进而引余嘉锡先生说考定《楚辞释文》一书及作者见于《宋史．艺文志》，可能是南唐时的著作而藏于中秘，所以洪兴祖、陈振孙不知作者而仅称“古本”(谨按，游先生所引闻、王、余三先生之说而断以己意，这一问题可成定论，但前几年出版的一部有权威性的工具书却依然沿用“文释”为“释文”之倒的旧说)。游先生从洪兴祖《楚辞考异》中辑得佚文七十七条，详加比勘，对它的价值做了恰当的判断。第三部分是校读举例，分异文、脱文脱简、衍文错简、讷误、音韵、训诂六个方面说明《楚辞》中语言文字上的“关卡”，当然，同时也就说明了校勘学中的一些原则和通例。

前面已经提到《楚辞注疏长编》中《离骚》、《天问》的初稿完成于30年代之初。当时曾有少量油印本发给学生参考，他自己手头保留了一份。游先生始终认为只是“初稿”，还有大量材料需要补充。50年代，出版社了解到这两部油印稿的价值，曾不只一次提出付印的要求。其时，游先生不仅感到资料还不够完善，而且有些训诂、考证的结论也要修改或是深化，所以婉言谢绝，期以他日。但由于教学、行政和其他会议等事务十分繁忙，根本没有条件修订补充。等到1958年“拔白旗”以后，在客观、主观两方面都出现了新情况，游先生这才下决，乙提出重理旧业，除了对《离骚》、《天问》做补充修订外’还要续编《九歌》、《九章》和《招魂》部分。从1959年开始，金开诚先生就一直协助游先生进行这项工作，同时中文系有五位中青年教师和中华书局聘请的孔凡礼、李淡虹先生也先后参加了资料的收集、核对。到1965年，材料工作已经基本完成，然而山雨欲来，工作被迫中断。“文革”期间，游先生精神上极度抑郁，但始终对这项工作念念不忘，一有可能，就继续考虑修订编撰的具体问题。1976年10月，扫橈枪而拨云雾，祖国大地重见光明，游先生不顾年事已高，以有病之身立即投入工作。在他的主持指导下，由金开诚先生对资料重加校核编排，董洪利先生和高路明协助工作。编排工作初步完成后，游先生逐条逐句细加审订，并口述意见，指导金开诚先生修改按语，即使在肺疾复发的住院期间也未曾中断。南开大学的马汉麟先生也参加过部分修订工作。

1978年6月，游先生突感呼吸困难，因抢救未能及时，遽尔逝世，终年79岁。《楚辞注疏长编》的第一部《离骚纂义》、第二部《天问纂义》均由中华书局作为遗著出版，其他部分则由金开诚等先生按游先生的生前规划继续进行，《九歌纂义》已完成交稿。

《楚辞注疏长编》是游先生毕生研治楚辞的总结。在1933年所写的序言里，他提出对《楚辞》本身的整理，其要有五：“一日校其文，二日明其例，三日通其训，四日考其事，五日定其音。”在已出版的两部书中，因为按计划还有校勘、音韵的专书，所以“纂义”侧重在通训而兼及明例、考事，也就是融会通常所说的训诂、义理、考据于一体。这些都是属于乾嘉朴学的基本功夫。游先生早年从此人手，出乎意料的是治学五十年，似乎又折回到了原来的出发点上．但透过表象观察深层，游先生在形格势禁之下重新走上这条道路，至少有两方面值得注意。第一，清代朴学成就极高，其根本性的缺点是见树木而不见森林。游先生经受了先进思想的洗礼，他始终把楚辞这一文学现象作为一个总体来研究，解剖其一肢一节是为了更有利于说明全体，也就是上面曾经强调过的以微观体现宏观。两部“纂义”都相当鲜明地体现了这不同于前人的特色。第二，汇纂前人成说加以判断发挥，这好像是一种初级的工作，只要肯下苦功，一般人都可以做出成果，不过不同的人所做出的成果就必然有高下精粗之别。浅学者率尔操觚，充其量不过是聪明的文抄公，而游先生以毕生研究的积累，指导助手广泛搜集材料，披荆棘，理荒秽，排比分析，融会贯通，就能成为一个阶段之中带有总结意义的著作。可以随手挑选两个例子作为证明。《离骚》“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汉书。高帝纪》“喟然大息”，大音泰。(自注：《贾谊传》“可为长太息者六”作太不作大。)大亦长也，言长叹息而出气也。师古读如大，而云言其叹息之大，失之。本书《九歌。湘君篇》亦云，“女婵媛兮为余太息”。民生即人生，本书多以民代人，下文“终不察夫民心”，“相观民之计极”，“民好恶其不同”，《哀郢》“民离散而相失”，皆是也。民生多艰盖指广大楚国人之遭遇言之。汪瑗蒋骥所谓屈原自渭，陈本礼以为泛指孤臣孽子，并非；王夫之谓指同列小人，更谬以千里。

“大息”、“太息”、“叹息”并为通假，《史记．苏秦列传》“仰天大息”，小司马亦释为“久蓄气而大呼”，或即承师古误说。“民”“人”互训，也为古籍中习见；唐代避讳改“民”为“人”，又为校勘增加了混乱。游先生的训释平正通达，又举出屈原作品中多以“民”代“人”。在他有关屈原的其他论著中，一再强调屈原关心民瘼，同情人民，所以这里对“民”字的理解就比前人之说更为有理有据。再如“饨鬱邑余诧傺兮，吾独穷困乎此时也”：

饨鬱邑者，三字为连文。本书《悲回风》篇之“愁鬱鬱”、“穆眇眇”、“莽芒芒”、“藐蔓蔓”、“缥绵绵”、“愁悄悄”、“翩冥冥”、“纷容容”、“罔芒芒”、“轧洋洋”、“漂翻翻”等三字联绵词甚多(自注：本篇下文亦有“纷总总”)，恒以第一字为一义，余二字又为一词，以足卜一词主义。故此文恼为忧义。鬱邑当与忧义近，而用以重申其义者。合三字以为词，(谨按，中华本置逗号于下句“义”字下，盖排校偶误)，义若可分，若不可分，本书此例正多。又此文以余字位于句中，盖倒装文法。忳鬱邑余侘傺者，即余饨鬱邑而侘傺之谓也，言我忧鬱失志，无聊赖也。其主语不居句首而居句中者，在使句法多变耳。本篇下文“延伫乎吾将反”，“曾獻郗余鬱邑”，“溘埃风余上征”，及《惜涌》之“心鬱邑余化傺”等句，皆此类也。盖《楚辞》词例之特异者，往往如此。

诸如此类，都是合明例、通训为一的解释。至于对《天问》中词句的解释，游先生始终把握着神话、传说、古史的传闻异辞和互相转化的指导思想，几乎全篇都是明例、通训、考事相结合的旧瓶新酒式的训释。

游先生立身厚重端方，诚实不欺，表里如一，平时蔼然可亲，但在原则问题上从不作违心之论。他对学生后辈要求严格，言教身教不相偏废，对同辈学者则虚心而尊重。其为学如其为人，平正谨严而能创新，强调要有深广的基础，诸如考据、训诂、文字、音韵、版本、目录等各种学科的知识，在这样的基础上大量收集材料，通过深刻的思考，对某一种或某一时期的文学现象做出剖析说明。“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是他常常用来教育学生的话，更通俗简单地说，就是“多读书”三个字。朴素的语言蕴涵着甚深哲理。从认识论而言，人的正确思想只能通过实践而获得，而古典文学研究的实践活动主要是读书，读书所得存于记忆之中就是思考的材料，思考材料越多，思考活动就越有左右逢源之乐。从博闻多识到会通成说再到开拓发展，也许能大体上概括游先生的治学特色。

王瑶先生在本书的撰稿人会议上曾经这样评价：“游先生是现代《楚辞》学的集大成者。”30年代，年富力强的游先生曾经制定过一个宏伟的计划：“窃不自揆，妄欲网罗众说，考核群言，钩稽参校，时出鄙见，为《楚辞笺证》十七卷，《考证》、《正均》、《考异》、《论文》各若干卷《楚辞学考》、《楚辞笺注书目提要》各一卷(原注：附历代亡佚及知见传本《楚辞书目》)，凡三十九卷。人事拘牵，时作时辍，未知成书当在何日。”如果其后一直能处于像80年代这样良好的学术环境之中，以游先生的学力和勤奋，我们相信是可以实现这一宏愿而为后学者留下更多精神财富的。惜乎各种不同的原因占用或浪费了这位学者大部分的时间精力，使他带着未完成的遗恨离开了人间。即便如此，他的三部代表着三个时期的著作《楚辞概论》、《读骚论微初集》和《楚辞讲疏长编》(当然还包括其他专著和论文)，必将在《楚辞》学史上占据应有的地位，从而证明王瑶先生的评价是准确而合乎分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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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著作目录
《楚辞概论》  1926年，北新书局；1928年商务印书馆收入《万有文库》及《国学小丛书》。
《先秦文学》  1924年，商务印书馆，收入《万有文库》及《百科小丛书》．
《读骚论微初集》  1937年，商务印书馆。
《屈原》  1946年，胜利公司；1953年改写，三联书店；1963年再次修改，中华书局，收入《知识丛书》，1980年再版，收入《文学史知识读物》。
《楚辞论文集》  1957年，古典文学出版社，上卷全录《读骚论微初集》，下卷收录1943  1953年发表的论文。
《陆游诗选》  与李易合作，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
《离骚纂义》  《楚辞注疏长编》之一，1980年，中华书局。
《天问纂义》  《楚辞注疏长编》之二，1982年，中华书局。
《游国恩学术论文集》  1989年，中华书局，收录一生中主要论文。

[附记]  本文中有关游国恩先生的生平事迹，主要根据游先生长女游珏先生所撰《游国恩传略》，见《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7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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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游国恩是新楚辞学的莫基者。他的《楚辞概论》是２０世纪楚辞学的一座里程碑，体现了楚辞研究的新方法、新思维：一、以历史的眼光把楚辞作为一个整体看待；二、把比较法引入楚辞领域；三、在占有大量资料的基础上，用现代科学手段严密考证；四、把社会学和民俗学引进楚辞研究中。他的《读骚论微初集》纳新思维是：一、在宏观指导下进行微观研究，对《天问》古史等作新解；二、在《楚辞概论》的基础上进一步以民俗学的基本观点考核《九歌》山川之神；三、运用综合分析推论法解释屈原“见疏”、“初放”、“再放”。新中国成立后，游国恩又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修正或转变某些观点。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出版的《离骚纂义》、《天问纂义》则体现了以微观体现宏观，以解剖一肢一节来把握整体的新思维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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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江西省有关部门采取措施对游国恩故居进行修缮保护。
但此前有帖报道过

湖南常德游氏<九言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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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过去了二年多了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旅游景点规划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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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政府保护。

海峡两岸心连心,天下游姓一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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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酢水云寮和杨时隐居处

游酢为二程的一传弟子，理学南传后，此为第一站传播处。古遗迹有游酢居处“水云寮”的摩崖石刻和游酢舂米岩臼遗物以及根据原物重修的“水月亭”。水云寮的石门坊至今仍保存完好。

理学前辈杨时也曾在此与游酢论学。杨时、游酢都是“程门立雪”的二程高足。杨时在武夷讲学期间曾授徒胡寅、胡宏等理学先辈。杨时在武夷山隐居治学的史实过去多被忽略，因此有必要介绍他在云窝一带筑室著述的史实。根据杨时《游武夷》一诗的诗句：“自怜病骨挂尘网，幔亭高会何由逢。解衣归卧钓矶畔，仰看明月穿疏篷。”足可证明他晚年曾归隐求学于云窝钓矶畔，简陋的篷筚之居正是他所筑的读书室。他坐卧其间，“仰看明月穿疏篷”，室虽简陋，但明月映照，篷筚生辉。

游酢是延平人，延平至今尚存游定夫祠堂，并建立纪念馆，其学友杨时是将乐人，墓葬在将乐，1985年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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