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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粮食巨头进军中国 大豆价暴脱离政府调控
[提要] 2008年始，外资进入粮食流通领域的WTO过渡期结束，跨国公司开始进军中国。在国家限制粮食出口的情况下，13亿人口的国内市场成为国内外粮企必争之地，著名的国际四大粮商（ADM、邦吉、嘉吉和路易达孚）布局中国的速度明显加快。目前中国粮食自给率接近90%，大豆却有70%依赖进口。自此，国际粮食巨头给中国市场带来诸多不确定性。相关策划：美“粮食武器”逼近中国
　　韩国《首尔经济》7月14日文章，原题：进军中国的全球粮食巨头助推大豆价格暴涨
　　趁全球化进军中国市场的跨国粮食巨头占据了中国大豆进口80%的份额，拥有中国70%的大豆加工厂。他们将进口大豆在华加工，向中国全境供应豆油和蛋白质食品，他们正逐步掌握中国市场。这些巨头掌握中国市场供应链的流通结构，使大豆价格脱离中国政府调控范围。

　　当然，价格不稳定首要原因是供给不足。世界第二和第三大大豆生产国巴西和阿根廷今年由于气候恶化，收成不佳，而中印等新兴国家的大豆需求却在增加资料显示，中国大豆消费量2007年为4600万吨，2008年增至5000万吨，今年将超过5100万吨。伴随经济发展，以城市为中心，收入提高的中国人开始购买有益健康的食品，豆油消费增加。同时由于猪牛等肉类消费的增加，用作家畜饲料的豆饼需求也激增。为保证大豆供应充足，中国于2007年将大豆进口关税从3%降至1%。目前中国粮食自给率接近90%，大豆却有70%依赖进口。

　　去年7月，大豆从每吨1万元降至3200元，中国农民遭受巨大损失。为扶持农民，政府以高于市场价的每吨3500元从农民手中收购了500万吨大豆。当时进口大豆价格不过3000元，中国许多大豆加工企业停止购买本国大豆，转而使用进口的。政府匆忙介入市场反而适得其反，造成中国国内大豆销售减少，进口量进一步增加。(作者李承铉，张尹珠译) (来源：人民网-《环球时报》)
    深度解读：跨国“粮食帝国”巨头通吃 粮价比石油贸易更甚
    粮价飙升谁在险中求利？农民并未从“农业通胀”中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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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场寂静的海啸。
　　粮食价格上涨，正如汹涌的潮水席卷全球众多国家。
　　民以食为天。对于太多人而言，这是一个关乎生死存亡的问题。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称，由于过去两年来粮食价格高涨，可能已经使1亿多人陷入了贫困。
　　此外，日趋升高的粮食价格，已经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造成了社会动荡。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6月初的粮食危机峰会上警告，粮价已达到30年来的新高，世界各国必须“立刻作出反应”。
　　此番国际粮食价格上涨开始于两年前。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统计，世界粮价在过去一年里上涨了42%。但在有些国家，粮食价格在过去两年间暴涨两倍。在西非国家塞拉利昂，米价甚至暴涨3倍。对于这种涨价现象，人们创造了一个新的词语来表述——“农业通胀”。
　　农民得到的份额越来越少
　　然而，在这场粮食危机中，粮食价格上涨没有使一般小农收益，利润流入了少数大公司的腰包，农业领域的巨头们攫取了创纪录的高利润。世界银行数据表明：2007年12月至2008年2月的3个月间，农业物资生产企业孟山都公司净收入11.2亿美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利润几乎成倍增长；嘉吉公司也不甘落后，同期净收入从去年的5.53亿美元增至10.3亿美元，上涨86%。
　　周立把这些农业领域的巨头称为“食物巨人”。他说，以粮食帝国美国为首的少数几个富裕国家，扭曲了全世界的农业生产和食物体系，在不知何时结束的危机中，它们注定是最大的赢家。
　　周立对美国农业和粮食市场做过长期的考察，接触过许多食物体系的研究者、食物消费者、农业生产者以及NGO行动者。他发现，美国农民从“食物美元”中，得到的份额越来越少。
　　“食物美元”是衡量每一个美元的食物消费中，食物价值流向的指标。在1910年，农民可以得到40％的食物美元，上游的农业投入，会占15％，下游的食物加工与营销，会占45％。但到了现在，农民只能得到5%。
　　食物巨人用钳子夹住农民
　　食物巨人的手，不仅停留在加工环节，还进一步伸向投入环节，使得种子、化肥、农药、机械等多种生产性投入，都一步步走向集中。即使销售环节也仍然在大公司的控制之下。
　　“美国的农业投入品供应商和食品加工商，通常隶属一家大公司，或有联盟关系，被产前成本和产后价格两把钳子夹在中间的农民，在食物价值的分配结构中，所占份额只能不断地降低。”周立告诉本报记者。
　　以孟山都和嘉吉两间公司建立伙伴关系为例，它们控制了种子、化肥、农药、农场信贷、谷物收购、谷物加工、牲畜饲料、牲畜生产与宰杀，以及许多著名的产业化食品品牌。
　　“对于一个种植玉米的农民来说，他别无选择。想购买种子？嘉吉公司是方圆100英里范围内唯一的农资和储运公司，它只卖几种孟山都生产的产品。你如果不种孟山都的种子，你就找不到一个能卖出你玉米的市场。需要种子贷款？你得去嘉吉拥有的银行，你得告诉他们你用贷款来的钱买孟山都的种子和嘉吉的化肥。一旦玉米成熟，如果你不接受嘉吉所说的收购价，你就只能拿这些玉米去喂你的猪了！即使喂了猪，你想卖高一点儿的肉价，对不起，只有嘉吉的Excel公司买你的猪肉。”周立阐述了美国农民的困境。
　　如果这个农民不种玉米跑到城市去，他会遭遇什么？事实上，即使逃难到城市里，他仍然摆脱不了控制。
　　“你买的玉米片，是嘉吉提供的面粉生产的，其他的食物，都与嘉吉有关，因为本地不接受嘉吉指定生产方式的农民，都像你一样破产移民了。你吃不到本地的粗燕麦了，你只能买工业化玉米片，而主要的工业化玉米片都是由嘉吉生产或供货的。货架上的大品牌玉米片价格似乎都是那么高，因为这些公司总可以让市场供不应求。”周立分析说。竞争对手不是农民是国家
　　周立认为，在市场经济的框架下，相对于工业和服务业，以及各种新兴产业，农业最容易被资本所抛弃。原因十分明显：短时期内，农产品的供给和需求，都是相对稳定的，不可能如其他产业一样，出现爆炸性的增长。在追逐利润最大化的资本面前，最容易被忽视。　　但美国“食物巨人”的做强做大，与美国的巨额补贴有关。世界其他国家的农民，实际上是被迫在跟美国的财政部竞争，而不是跟美国的农民竞争。
　　在过去20年间，美国政府一直在提高对农业的直接补贴。周立发现，上游的农业投入部门，和下游的农产品储运、加工和销售部门，拿走了几乎全部的补贴。
　　也就是说，控制上游和下游的食物集团，又拿走了几乎全部的农业补贴。“1995～2002年，美国共提供了1140亿美元的农业补贴，年平均142.5亿美元，80％的补贴流入到农场的公司。”周立告诉本报记者。
　　逐步地，一个强大的“食物帝国”在美国建立了。
　　维系廉价体系的秘密
　　周立认为：“产业资本和国家政治相结合，合力营造出一个庞大的食物帝国。它不仅通过市场扩张，还通过价值重塑和政治谈判，诱使甚至迫使各国模仿美国的农业模式与食物体系。实际上，二战以来，世界各国已经陆陆续续在农业补贴、粮食援助、农产品自由贸易等食物帝国扩展方式下，因其农业生产体系和食物产销体系无法独立生存，而沦为食物帝国的附庸，从而丧失最基本的公共物品——粮食的主导权。自然，国家安全和人民健康都受到支配。”
　　在他看来，作为世界粮食出口第一大国，美国能够维系一个廉价的粮食生产体系，与其国内的政治结构、国家利益、居民消费惯性以及巨型公司的“捕获”有关，也是美国国内粮食生产体系、食品消费体系、能源消费体系已经产生“路径依赖”的必然结果。伴随石油价格的上涨，美国的资本化大机器农业，面临巨大的成本上涨压力。寻求将粮食转化为乙醇，以实现本国粮食生产体系、食物消费体系、能源消费体系的良性互动，是题中应有之义。逻辑上说，造成国际粮价上涨就是结构矛盾的副产品。
　　当前，美国正积极寻求将粮食转化为乙醇。据美国农业部预计，未来几年内美国1/3的玉米产量将用于生产乙醇燃料，而2002年仅有11%。尽管面临国际压力，但出于自身利益考虑，美国短期内不可能停止生物燃料的生产。
“食物帝国”推动了粮食政治。作为粮食政治的一部分，粮食援助成为比石油贸易更为强大的政治武器美国一家战略预测机构曾经指出，粮食已成为地缘政治中的王牌，因为“粮价比油价对政治稳定更具有重要性”，而美国和欧盟是最大的粮食囤积居奇者，正在发起世界“粮食大战”。　　周立分析，对食物帝国的主导者而言，在全球粮食贸易体系中，涨价也收益，降价也收益，早已“赢家通吃”。而农业无利润、农民流离失所、农村凋敝，则是很多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普遍困境。
　　专家预测
　　中国粮价
　　相对独立却不容乐观
　　在周立看来，相对于这些出现悲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粮食生产和消费体系是相对独立的。所以，在全球粮价上涨的时候，政府有能力调控粮价，能保持稳定，也由此保持社会稳定。
　　与国际粮食价格的“高歌猛进”相比，国内粮价只能算是“小步慢跑”，粮价涨幅仍在合理区间内。
　　不过，前景不容乐观。“中国农业的小部门化、农业产业化、粮食市场化，正在不断地推进之中。此轮全球粮食价格上涨，中国之所以比较幸运，与我们还不够‘进步’有关，与农民们普遍还在进行自给自足的粮食生产和消费直接相关。”
　　周立称，“伴随10多年来农业产业化和粮食市场化的推进，农民为城市居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甚至消失殆尽。为自己生产粮食的农民群体，也在大幅度地减少。在这一轮的‘粮食战争’中，中国可能还能暂时保持中立。而在食物帝国下一轮的粮食洗牌过程中，中国没有任何理由乐观。”
　　“寂静海啸”
　　随时吞噬上亿饥民
　　失去粮食安全的后果是悲惨的。在危机中这样的国家往往成为最大的输家。
　　事实上，近几个月以来，日趋升高的粮食价格已经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造成社会动荡。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统计，当前全球共有37个国家和地区面临粮食危机。令人们想起上世纪70年代在粮食和石油价格上涨背景下先后卷入40多个国家的全球粮食危机。
　　人们担心，如今这场新一轮的国际粮食危机，像寂静的海啸前夜一般，可能随时吞噬上亿的饥民。

创业板开户今日正式受理 开户需走四道程序
投资者可在同一家券商的异地营业部办理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从今天开始投资者可以前往券商营业部申请开办创业板交易户头。部分券商营业部透露，他们已经准备就绪，只待投资者前去。但考虑到今天是第一天，各家券商都在摸索和完善创业板申请开户程序，建议投资者不必非在第一天进行。
开户需走四道程序
CBN记者昨天采访了招商证券、国信证券、联合证券、华泰证券等券商经济业务部门人士，据他们介绍，他们已将客户需要填写的风险揭示书、客户风险承受情况调查表、开户协议书等相关法律文件全部下发到营业部，每家营业部也专门成立了创业板开户工作组。投资者前往客户营业部来申请开办创业板户头时，将会设立专门的引导员、绿色通道来办理创业板开户业务。华东一家创新类证券公司零售客户服务部经理告诉CBN记者，他们部门已经忙了一个多月，现在一切准备就绪。
据了解，投资者前往营业部开设创业板交易户头，需要携带自己身份证和股东账户卡，完成4道程序即可。按照深交所规定，同一家券商的客户可以在异地营业部开办创业板账户。但有券商人士表示，这类客户办理时手续会稍微复杂一些。
CBN记者获悉，投资者开户的程序：
第一步是查询账户交易记录是否超过两年，这些交易对象指的是沪深两市的A、B股，并不包括基金、债券、权证等交易品种。 点击查询首次交易时间
第二步是查询完交易记录后，营业部会对客户进行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调查，具体操作中，往往是客户填写调查问卷，营业部评估客户的风险承受力。
第三步是客户需要在营业部现场签署风险揭示书及特别申明，营业部根据客户的风险承受力评估情况，来对客户进行专门的创业板交易风险教育。对于那些交易经验不足两年的客户，营业部还会安排专门人员讲解风险揭示书内容，提醒客户审慎考虑是否申请开通创业板交易。据了解，多家券商人士在这一环节还会有PPT播映、宣传册等方式来进行风险教育。
第四步，客户在充分评估自己的风险承受力以及交易风险后，现场签署开户协议书。交易经验超过两年的股民，其账户在2个交易日后就开通；那些交易经验不足2年的股民，其创业板账户要在5个交易日后才开通。
招商证券深圳免税大厦营业部总经理万长平介绍说：“营业部已经安排了专门的团队来开办创业板账户，现在也没有专门发短信去提醒客户办理，明天先等着客户自己过来，等营业部工作人员熟悉相关程序后，再通知客户集中办理。”万长平透露，目前该营业部已经对交易经验2年以上的账户有了标记，这些客户来开办创业板户头时，可以直接在营业部的系统查询，不用再通过网络去中证登记公司查询了。
也有营业部承认准备工作并不十分充分，昨天还在参加深交所的培训，很多工作昨天下午才布置下去，有点手忙脚乱，建议客户还是要慢慢来，不要蜂拥而至。
佣金费率暂不确定
日前有媒体披露，创业板交易佣金费率可能会高于目前A股佣金水平。CBN记者采访的多家券商人士都没有证实该观点，国信证券泰然九路营业部副总经理魏辉说：“我们还没考虑到创业板佣金率，按实际情况办吧。”另一家券商人士则认为：“现在创业板交易细则还没有公布，看交易所怎么规定吧，现在谈佣金水平也只是空谈。”

深交所发布创业板开户“十问”
1、何时开始申请开通创业板交易？
　　答：投资者最早自7月15日起可以向证券公司提出开通创业板市场交易的申请，具体受理日期请按照证券公司的内部安排而定。
　　2、是否需要“尽早”申请开通？
　　答：自15日起一直到创业板正式推出后，投资者都可以随时到证券公司办理创业板交易的开通申请手续。投资者可以通过网上和到现场向证券公司提出申请，但签署风险揭示书及特别声明必须到营业部的现场办理。
　　需要特别提醒，不必赶在7月15日开始几天“扎堆”去营业部办理申请手续，也尽量不要等到创业板首批股票上市交易前才抢着去办理，而应有序地分期分批去办理，避免因拥挤而带来长时间的等待和不便。
　　3、具体要经过哪些流程？
　　答：流程大致分为四步：
　　一、投资者应客观评估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审慎决定是否申请开通创业板市场交易。
　　二、投资者要通过网上或到证券公司现场提出开通创业板市场交易的申请。
　　三、投资者应向证券公司提供本人身份、财产与收入状况、风险偏好等基本信息。证券公司将据此对投资者的风险承担能力进行测评，并将测评结果告知投资者。如果风险承受能力较弱，投资者应审慎考虑是否参与创业板交易。
　　四、投资者需按照要求到证券公司的营业部现场签署风险揭示书（未具备两年交易经验的投资者还应抄录“特别声明”）。
　　4、如何确认自己的交易经验？
　　答：证券公司将依据中登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投资者的首次股票交易日期进行查询，并根据查询结果对投资者的交易经验进行认定。
　　此外，投资者也可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网站对本人证券账户的首次股票交易日期进行参考性查询，网址为：http://www.chinaclear.cn/。
　　5、如何开通创业板市场交易？
　　答：具备两年交易经验的投资者，提出开通申请后需认真阅读并现场签署《创业板市场投资风险揭示书》，并核对相关内容后再予签字确认。
　　6、交易经验未达两年如何开通？
　　答：对未具备两年交易经验的投资者，原则上不鼓励直接参与创业板市场交易。如果投资者审慎评估了自身风险承担能力坚持要申请，则必须在营业部现场按要求签署《创业板市场投资风险揭示书》，并就自愿承担市场风险抄录“特别声明”。证券公司在5个交易日后为其开通交易。
　　7、是否必须亲自到现场办理？
　　答：原则上投资者必须本人亲自到证券公司签署风险揭示书等相关文件。投资者年龄超过70周岁、身体残疾或者身处国外等可作特殊情况。
　　8、是否必须到原先开户的营业部办理？
　　答：投资者原则上应在目前进行交易的开户营业部办理开通手续，但证券公司所属营业部也可以受理在本公司异地营业部开户投资者的开通申请和进行风险揭示书的签署。
　　9、为何要提供个人情况和风险偏好等信息？
　　答：由于创业板市场投资风险相对较高，并非所有投资者都适合直接参与创业板市场。证券公司要对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进行测评，帮助投资者判断其风险认知和承受能力，提示风险。此外，一般还会要求申请人在办理时留下个人影像资料。
　　10、转托管后原开通申请是否还有效？
　　答：对于跨证券公司转托管，在甲公司提出申请但未开通交易期间发生的转托管，投资者到乙公司需要重新提出申请办理开通。已经开通创业板交易的转托管，投资者可向乙公司出具在甲公司签署的风险揭示书复本，乙公司在复核签署时间等内容后，可以为其开通创业板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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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新股炒作风险
新华网北京７月１５日电（记者赵晓辉、陶俊洁）虽然监管层屡屡警示，桂林三金和万马电缆两只新股仍然难逃被爆炒的命运。在经历首日巨幅上涨和随后两个交易日的急剧下跌之后，这两只股票１５日再次出现明显炒作迹象：桂林三金涨幅近６％，万马电缆开盘不到半小时即封住涨停。
    在上市后的四个交易日中，桂林三金和万马电缆的股价犹如“过山车”，振幅超过２０％。截至１５日收盘，桂林三金报收于３４．０１元，万马电缆报收于２６．８２元，高于此前市场认可的合理价格区间。
    更为重要的是，两只新股的换手率一直高企不下。上市首日，两者换手率分别达到８２．０３％和８５．５１％。第二个交易日，桂林三金的换手率在４３．５６％，而万马电缆则高达５３．６３％。近两个交易日，这两只股票的换手率也保持在３０％至４０％之间的较高水平。
    如此的股价变动，再加上高企的换手率，两只新股的炒作风险值得引起投资者的注意。实际上，在两只新股挂牌之前，证监会和交易所就频频警示爆炒新股所面临的风险。
    证监会从新股认购阶段即加强风险提示，要求上市公司发布特别风险提示公告，深圳证券交易所也数度出手，不仅专门发布通知，进行制度规范，还以案例和数据来说明参与新股炒作可能面临的损失。
    根据深交所金融创新实验室的统计，对于２００６年６月至２００９年６月期间发行的２２３只中小板股票，上市首日买入的投资者亏损比例过半，其中个别股票的投资者账户亏损比例甚至高达９９％。深交所综合研究所的研究表明，１９９１年至２００９年期间，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投资者“炒新”发生亏损的可能性甚至超过６０％。
    尽管监管层进行了力度前所未有的风险提示，但在当前市场向好的情况下，久违的新股仍然激发了投资者的高度热情，风险被置之一旁。
    长期以来，特别是近几年来，新股上市后的炒作颇为盛行。在股价暴涨现象的迷惑下，投资者不仅容易忽视上市公司的基本面和专业机构的估值分析意见，也不关注上市公司和交易所的风险提示，盲目跟风炒作，结果高位被套，损失惨重。
    股票市场的确存在投机行为，根据基本面进行价值投资的投资者甚至可能会错过一些获取较高投机收益的机会，很多投资者正是在这种投机收益的预期下盲目跟风。
    但应该看到，新股炒作中蕴藏着巨大的风险，投资者在参与之前一定要慎重冷静，切勿因股价上涨就盲目跟风迈入。应该牢记的是，“炒新”并非包赚不赔，盲目跟风炒作更是风险巨大。、

从陈晓为国美引资附加特别规定说起
据上海证券报报道：国内企业对于引进外资机构乐此不疲，还美其名曰“战略投资者”，可是痛定思痛的陈晓对此却有其自己的理解：战略投资者是食肉性动物，瞄准控股权，而食草性的财务投资者是一个阶段性投资，想的不是控股权，而是财务收益。这次，他就是以这个要求为国美选择了贝恩资本，按协议，即使将来所有股东都不参加新股增发，贝恩资本在扩股后的国美也无法控股。
    在遭遇金融危机的严重局势下，大股东黄光裕入狱，国美雪上加霜。临危受命的陈晓和他的经理人团队决定用引入外资的办法来挽救这个濒于生死一线的企业，选择什么样的合作者就成了首当其冲的一个问题。国美未来三年需要的资金缺口约30亿元，面对这笔不算太大的数目，手持橄榄枝的投资者纷纷上门。但作为一家拥有1300多家门店的国内最大的商业连锁企业，不能没有底线。可以说，正是因为陈晓在为国美量身定做的引资三原则中，加上了“合作者得是‘食草的’而不能是‘食肉一族’”的特别规定，才有了国美今天的转危为安。
    陈晓在进入国美担任职业经理人之前，原是与国美、苏宁三足鼎立的国内家电连锁巨头永乐的掌门人。永乐为了寻求赴港上市发展的机会，在陈晓主持下与摩根士丹利等外资机构签订了一份协议。规定，如果永乐上市后净利润超过7.5亿元，外资股东将向永乐管理层赠送4697.38万股永乐股份，如果净利润不超过6亿元，则永乐管理层向外资股东赠送加倍的永乐股份。鉴于永乐在短期内难以达到预定目标，等于在一开始就陷自己于对赌失败的窘境。而摩根士丹利等则在所持永乐股份锁定期结束前，先是给予“增持”评价并抬高目标价位，然后在第一个锁定期结束的当天，就减持全部到期的永乐股份，占其所持永乐股份的一半之多，还随即调低了评级，引起其他投资者跟风减持，致使永乐股价走低，客观上使得永乐和当时位居国内家电连锁业第五的大中换股合并方案陷于不攻自破的尴尬境地。无奈之下，永乐被迫选择投靠国美的方式自我解脱，还累及了身陷局中的大中。表面上，国美坐收渔利，通过收并数百家永乐、大中的门店，一举成为国内家电连锁巨无霸，但真正得大利的，其实还是脚踩国美、永乐两只船，惯于放长线钓大鱼的摩根士丹利。摩根士丹利原本就是国美的“战略投资者”，至今还拥有8.47%股份。
    国内企业对于引进外资机构乐此不疲，还美其名曰“战略投资者”，可是痛定思痛的陈晓对此却有其自己的理解：战略投资者是食肉性动物，瞄准的是控股权。而食草性的财务投资者——私募基金，是一个阶段性的投资，通常想的不是控股权，而是财务上的收益。他这次为国美选择的是有全球商业领域投资经验的著名国际私募基金贝恩资本。贝恩资本究竟属羊还是属狼，陈晓的个人看法当然不作数，但按现在所签订的协议，即使将来所有股东都不参加此次新股增发，贝恩资本在扩股后的国美理论上的持股上限，也达不到控股水平，其派出的三位董事也将是非执行董事。至少在目前看来，似乎并不违背陈晓对于食草成分的倾向性。
    英国动物学家埃尔顿1927年提出了“食物链”这个概念，按他的说法，食物链理论也是受到中国俗语“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启发。人类的经济活动作为一种为了生存或更好生存而进行的竞技活动，每天都在发生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故事。企业并购更是如此。
    值得思考的是，发生在企业并购中的弱肉强食的故事，并不都是他人所强加于人，有时常常是自己引狼入室。如果不是为“小兔儿乖乖”的甜言蜜语所迷惑，而辨识不清“披着羊皮的狼”，那么，其中一定有某种不足为他人道的原因。陈晓本人在分别具有两种不同身份的时候，对于引资对象所作的选择也是有所不同的。他在签订永乐与摩根士丹利的对赌协议的时候，不见得一点不了解对方的狼子野心，也不是一点不懂得对赌是一把弄得不好就会伤着自己的双刃剑，但是，由于他自己就是利益中人，就忘掉了对风险应有的警惕。现在，陈晓的身份是职业经理人，他提出的引资方案也是请独立董事拟定的。尽管他和他的团队在新引进的大股东贝恩资本的支持下，启动了黄光裕时代迟迟没有提上议事日程的管理层持股奖励计划，但是，为了表明自己的目的只是为了寻求在国美建立起有可能取代原来带有很强烈家族制色彩的职业经理人机制，而并无从根本上改变股权所有制成分的非分之念，他还对原来托管在自己名下的永乐老股东持股作了有利于撇清某种利害关系的适当处置。换言之，陈晓作为职业经理人对自己的定性，也正是“食草者”。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企业选择的职业经理人是“食肉者”还是“食草者”，这个问题同企业在引进投资者时选择“食肉者”还是“食草者”，可以说几乎同样的重要。在这方面，陈晓也许可以非常庆幸地说一声：“吾道不孤”，创维的张学斌就是他的志同道合者。创维在公司创始人和大股东出事之后，以张学斌为首的职业经理人团队及时接掌了公司的运作权力，保证了公司立于狂澜而不倒，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比原老板大权独揽时运作得更好。这再次说明，一个“食草者”的经理人机制，不仅是企业在迫切需要引入投资者的过程中不至于由于某些当局者的某些昏招而落入险境的重要保障，也是公司治理结构规范完善的标志，尤其是对于上市公司而言。

引用第3楼游小莉于2009-07-15 18:44发表的 :
春波你的帖子太长了，等我看完了，哈哈哈~~~你肯定会发的。

哈哈，你真快。

长三角产业新版图：高端、服务、创新 


新华网上海７月１５日电（记者　叶锋　邓华宁　冯源）如何将应对金融危机和谋求长远发展结合起来？长三角地区的政府、企业、社会正日益形成共识：向“结构调整”要生产力和发展空间。经受了危机的洗礼，长三角正在绘制以高端、服务、创新为发展方向的产业新版图。     瞄准高端、先进制造业为“主攻方向”
    金融危机加速了产业“洗牌”，长三角面临路径选择：是继续走附加值不高、边际发展空间小的传统制造业，还是主攻附加值和产业能级高、发展空间大的高端、现代制造业？这一问题，长三角地区的政府和企业一直都在思索，但金融危机的“倒逼”使这一抉择变得坚定而迫切。
    上海已确立先进制造业的突破方向。在５月底出台的《关于加快推进上海市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实施意见》中，上海列出了新能源、民航制造、先进装备、生物医药、电子信息制造、新能源汽车、海洋工程装备、新材料、软件和信息服务等九大产业，提出：在２０１２年使这九大产业的产值由目前的６５００亿元提高到１．１万亿元。
    上海还希望通过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化，加快传统制造业淘汰落后、抢占高端，带动先进制造业走工业化和信息化“两化融合”之路，并带动现代服务业等新兴产业成长。今年上海将结合世博会环境整治淘汰６００项落后产能，为此将减少２００亿元以上的生产总值。
    在浙江，一些企业已开始向高端进军。５月底，正泰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首条２０兆瓦微晶非晶第二代薄膜电池生产线正式投入试生产。作为国内传统低压电器领域的领军企业，正泰的“当家人”南存辉已为企业锁定下一个增长点。“从目前情形看，开发新能源和新环保技术已经成为客观趋势，谁抢占了新能源市场的先机，谁就有可能成为下一轮产业兴起的龙头”。目前，正泰在太阳能电池项目上的投资已近２０亿元，而上述首条生产线预计今年产值可达１０亿元左右。
    现代服务业“点亮”区域经济
    在金融危机的阴霾之下，长三角的现代服务业迸发出勃勃生机，“点亮”了区域经济的基本面。
    江苏省统计局副总经济师刘兴远表示：“作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江苏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增长提速、比重提高、水平提升。”
    据统计，今年１－５月，江苏全省新签离岸外包合同额增长４０．５％，执行金额增长１０６％；软件业销售收入、利润同比分别增长３９．４％和２７．２％；旅游业总收入增长１４．７％。新公布的“２００９年中国国际服务外包十大领军企业”和“百家成长型企业”中，江苏药明康德新药开发有限公司入选领军企业，１９家企业跻身百家成长型企业。
    浙江的数字也同样令人瞩目：今年１－５月，全省限额以上第三产业投资１６５８．０亿元，增长２１．２％，增幅比一季度提高４．５个百分点。如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则增幅高达３３．８％。在第三产业投资中，增幅超过３０％的有金融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等。
    浙江省发改委经贸流通处处长张国云介绍，目前浙江的现代服务业在四个方面发展比较迅猛，一是金融服务，二是商贸流通服务，三是现代物流，四是信息服务。此外，还促进工业企业分离发展服务业，为“浙江制造”做好配套性生产服务。
    在上海，即使一些没有明显比较优势的区，发展现代服务业也成为政府、企业的共识。比如老工业区闸北依托“中国上海人才市场”，做大人才服务文章。区领导还北上南下当起“猎头”。如今，该区“不夜城”商圈的一幢４万多平方米的人才大楼里已经入驻１１家国内外知名的人才公司。
    自主创新打造“后危机”时期持续增长点
    一些企业和工业园区负责人表示，越是困难时期，越是要注重自主创新、自主研发。一些企业、园区还以自主创新为抓手，瞄准“后危机”时期打造新的增长点。
    上海思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照平说，危机面前，企业压缩了相关预算，但今年研发投入却增加到１亿元。公司新近自主研发的ＧＩＳ（气体绝缘金属全密封组合电器）项目，是用于城市电网变电站改造的高端产品，“在国内绝对处于领先”。
    为此，公司追加投资成立新的生产基地，并招聘首批２５０多名员工投入研发、生产。目前这一项目已实现量产。陈照平说，到今年年底还将招聘２５０人。上述项目总投资将达到４亿元，四五年内能达到满负荷生产，年产值可达２０－２５亿元。目前该产品还通过了国际权威的ＫＥＭＡ认证，这意味着拿到了国际市场的“通行证”。
    江苏、浙江的政府、企业同样紧紧抓住“自主创新”这一“牛鼻子”。来自江苏的数据显示，１－６月江苏省企业研发投入预计达２８０亿元，同比增长２５％。建有研发机构的制造业本土大中型企业比例从年初的３４％提高到５０％。企业创新产出大幅提升，企业申请专利位居全国第一，同比增长８０．４％。
    上海市莘庄工业区党工委书记张金弟还介绍，工业区将大力扶持科技型中小企业，“科技型企业是不是值得扶持，只有三个标准：技术创新怎么样、团队怎么样、产品的市场怎么样。如果看准了，不管企业是大是小、有钱没钱，我们都要大力扶持”。

君子借钱，借之有道

楼市和股市曙光再现，又重新点燃了不少人的致富梦想。但在上一次牛熊市的巨变中，不少人的财富已经被淘洗，再也无力整军再战，不少人就萌发了借钱再赌一把的想法。    说实话，对于他们这样的想法，我并不反对。因为资本最有威力的地方在于钱能生钱。简单来说，手上钱越多的投资者越容易累积财富。在现代商业社会，用别人的钱赚钱已经成为商界的一条准则。正如法国作家小仲马在他的剧本《金钱问题》中写到的一句话：“经商，其实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它的窍门就在于善于借用别人的资金。”我所碰到的商界成功人士，从未见过单凭自有资金而获得成功的，他们成功的标准几乎都是善于利用各种融资渠道为自己的企业或公司筹集资金。
    但在很多普通人眼中，对借钱投资的看法却是两极分化，要么“只见贼吃肉，未见贼挨打”视借钱为迅速发大财的康庄大道；要么认为举债是一件风险很大并且不体面的事儿，视借钱为畏途。实际上，不举债虽然也能理财致富，假如借钱有道，却可加速财富的累积。
    所谓借钱有道，道在何方呢？基本在于两点，一点是风险管控能力，即在最坏的情况下，必须有足够的现金还本付息。正如美国著名的小商品经营大王格林尼说过这样一句话：真正的商人敢于拿妻子的结婚项链去抵押。这不就是告诫那些勇于借贷的人，借钱之前你最少得有可以抵债的项链，一无所有却敢玩空手道，那自然就是自寻死路。
    其次，要根据自己拥有的个人资产确定借债规模。因为借贷本身是一个四两拨千斤的巧活儿，你的收入和你的资产就是保持资金流平衡的砝码，也是阻止你滑入风险区的救命索，只有了解这两点，你才能借助举债的力量来获取财富。
    借钱之道的另一个关键就是投资收益一定高于贷款利率。以贷款买一套价值100万元的房子为例，假设现在我有资金100万，我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全款买房；一个是趁现在贷款利率低，20万用来付首付，另贷80万，自己余下的80万元用来投资其他更高收益的投资品。
    这时候，我们就一定要算算自己的期望收益率了。
    假使这座房子房贷20年还完，按照现在5.94%的年利率，利息则是80×5.94%×20=95.04（万），加上80万元本金，等于175.04万元。假如20年中，我这80万只赚出了175.04万元，那就意味着，这二十年你完全是替银行打工，因此你必须赚到175.04×2=350.08万才算合适。那就意味着每年的年均收益至少为350.08/(20×80)=22%，这样高的收益率，除了高风险投资之外，很少有能够到达的。因此对于风险承受能力很弱的人来说，显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还不如全款买房，落得一个自在。

亚洲富人为何"富难过三代":老父发家史哈佛学不到

殖民和腐败官僚体系制造畸形富人
    尽管不是全部，但殖民主义至少部分为东南亚的这种寡头体制负责。一般而言，该地区殖民前的典型特征是，集权体制为维护政治权力，往往推行贸易垄断政策，资源控制在政府和代表政府的官僚政客手中，打击来自民间的竞争。后来，随着西方殖民者的到来，他们在情非得以之下与殖民者合作，共享垄断。譬如在马来亚，英国人和当地权贵出售贸易、采矿和其他特许权给华人和印度人，同时力图将当地人禁锢在土地上。
    20世纪四五十年代殖民主义土崩瓦解，这个地区新的领导人建立了一种政治控制的体制。在这个时代，绝大多数东南亚富豪的财富都来源于国家授予的某种形式垄断。对糖和面粉等日常消费品的垄断让印尼的林绍良和马来西亚的郭鹤年在早年财源滚滚。在香港和新加坡，房地产成为有效的排他行业，因为英国殖民当局控制土地市场，将“皇家土地”大块出售，除少数几个大的玩家之外，这无疑给其他所有人进入该行业制造了障碍。同时，在银行信贷方面限制他人，给本地巨头提供数额巨大的贷款。
    能够得到资金是东南亚大亨发财致富的第二个先决条件。在该地区的每个地方，大亨们利用他们的政治影响力，从国家银行获取贷款，或开办自己的金融机构作为家族企业的融资工具。金融腐败泛滥成灾。菲律宾在一个接一个的银行危机中挣扎了近一个世纪，这个国家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马科斯倒台时，从来没有自财政破产中恢复过来。印尼林绍良掌控下的金融服务机构“中亚银行”把60%的贷款借给林家的其他公司，完全漠视20%的法定最高限额。
    1997年金融危机后发生了一些银行并购，许多银行被国有化。不幸的是，腐败的政府官僚在管理贷款配置上的记录比财阀自己控制的金融机构更为糟糕，而重新私有化的那些金融机构又再次落到大亨财阀的手里。
    金融危机后的东南亚，大亨财阀们重整旗鼓，几乎没有任何人毁灭。尽管有过去十多年的惨痛教训，但在这个地区，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相互勾连的生命力之顽强超乎任何人想象。     
    最近，随着杭州飙车、网络炫富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在经过了30年经济现代化建设的中国，富裕起来的一部分人能否维持家族基业的延续，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后发的亚洲其他一些国家，富翁们的发家史与中国当今许多富人一样，多少凭借了体制之弊或灰色经营，创造出一个个财富神话。但随着经济发展的深入，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必然会走向规范化，先辈的“优势”必将难以为继。更重要的是，在今天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家族企业在生产销售和金融等各方面，都不可避免地卷入波诡云谲的全球资本市场。面对这样的局面，富二代甚至富三代们还能将家族控制维持下去吗？通观资本主义历史，答案是“难”，即便他们接受过最精良的教育也是如此，更遑论那些不学无术、只图奢淫骄纵的富二代们。
A 亚洲富人依靠垄断发家
    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东南亚的发展是成功的。该地区40年来国内生产总值和工作机会的增长与出口的扩大并肩偕行。然而，出口的扩大，或直接来自跨国公司的生产，或来自当地小制造业企业的代工合同。而这个地区那些身价过亿的富翁们，则避免介入出口制造，因为那需要参与全球竞争。相反，他们在当地的服务性经济中———如港口装卸、房地产、电信和赌博等行业，通过政府优惠、垄断地位和企业联合从而发财致富。
    东南亚金融危机十余年过去了，这个地区的亿万富豪仍然处于支配性地位，因为显见的有违常规的体系从未受到触动。即便被列为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体香港亦未能通过反垄断法，而在全世界各个发达国家中，反垄断是社会经济的一个中心支柱。在全球化竞争的丛林里，这些依靠体制取得垄断地位的既得利益者不过是只无牙老虎，不能推进规则的制定，不能产生技术和品牌创新，不能促进生产效率的大幅提高，总之无力参与国际性竞争。所以在这个地区，只有被内部媒体吹捧的地方性亿万富翁。但在运作商业方面，与西方那些商业巨头相比，他们还是个幼稚的孩童。
    对工人阶层和中产阶层的亚洲人来说，过去十年不平等状况日益上升。即使是两个最富裕的城市———香港和新加坡，其衡量不平等的基尼指数都与阿根廷的城市旗鼓相当。金融危机后，菲律宾、泰国和印尼相当部分的人生活在世界银行的2美元/天的贫困标准线以下，接近贫困线的人比拉丁美洲还多。时至今天，这个地区骄纵的政治和经济精英们看起来很可能听凭国家滑入拉丁美洲的泥沼，因为他们继续高高在上地过着骄奢淫佚的生活，而忽视普通人坠落到贫困的黑暗中去。
　　B 财富交接易生豪门恩怨
    无论如何，二战后伴随亚洲经济成长而致富的一代已经不再年轻了。即便这群人中最显要的，如香港的身家分别达230亿美元和17亿美元的李嘉诚和李兆基，都已年近八旬。马来西亚首富郭鹤年八十多岁了，而台湾塑料大王王永庆年过九旬，是《福布斯》杂志上年龄最大的亚洲亿万富翁。“战后时代还是青少年的企业家们今天都已到75岁至80岁之间了”，温德尔家族企业国际中心主任兰德尔·卡洛克说，“他们要交接班了。”
    尽管亚洲富人的垄断具有传统和文化的双重基础，但亚洲在经济起飞之后恐怕也不能逃避世界其他地区的道路。美国工业家们（如卡内基和洛克菲勒）19世纪建立起来的商业帝国，在20世纪很大程度上都被分解了。21世纪，同样的命运看上去正在等待着亚洲许多战后时代崛起的财阀大亨。
    正如一句中国俗语所云：“富不过三代。”这会应验吗？芝加哥凯洛格管理学院家族企业研究专家约翰·沃德说，由于家族统治而产生出来的种种问题，这有“非常大的可能性”。内部风险包括，在族长的诸多继承人中出现的继承争端、裙带关系与兄弟姐妹间的敌对和所有权的分散稀释。外部风险则是，战后时代父辈利用政府袒护获得国内市场垄断的好日子不再了，国内市场将不断开放，全球金融市场日益介入，需要本地企业更好的管理方式和更透明的财政制度。
    沃德说：“在所有社会，在家族企业历史中最脆弱的时刻就是兄弟姐妹合股的一代，也就是兄弟和姐妹们共同拥有、有时候甚至共同管理公司的时候。”亚洲已证明确实如此。虽然成功地向兄弟姐妹合股转变业已发生，但具有警世意义的故事是悠长的。譬如在韩国现代公司，兄弟三人相互争斗促使集团于2002年分崩离析。两年后，印度“信赖集团”创始人阿姆巴尼的儿子们因为在管理问题上存在分歧，将这个国家最大的工业公司一分为二。分析人士指出，这些分家拆伙并不是基于商业发展的目的。
C 老父发家史哈佛学不到
    与此同时，亚洲兄弟姐妹合股一代面临着全球竞争的严酷考验。香港李嘉诚的第二个儿子李泽楷旗下的新经济工具“盈科公司”，以285亿美元收购香港的英国电讯时，被媒体欢呼为小超人。在此后的3年里，随着网络经济泡沫破灭，电信盈科的市值缩水96%，媒体又讽刺他是亚洲最大的败家子。马来西亚89岁的亿万富翁“云顶集团”创始人林梧桐的合法继承人林国泰，至今仍然在为1993年创立的“丽星邮轮”公司苦苦打拼。该公司是世界上第三大游轮航线，但在去年亚洲繁荣的旅游市场中仍然亏损了1.56亿美元，而竞争对手嘉年华邮轮股票价格自2002年以来已翻了一番。
    家族企业现在发现自己跨骑在两种资本主义模式之间。父辈曾经在封闭鼓励的经济中开创了自己的事业———依靠政府支持和垄断地位操纵一切，可以忽视市场走势，在需要的时刻大胆出击，下极端的长期赌注。但也正是这些人，将子女送到世界上一些顶级大学获得MBA学位，学习最好的管理实践、控股最大化方式和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法规，这给他们提供了完全不同的视野。
    儿辈们的教育因此削弱了家族模式———不择手段地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的管理原则。“如果每个人都根据哈佛商学院的原理，那么没有任何人能真正赢得相对的竞争优势”，沃德说。由于受到全球视野的训练，第二代人从未完全掌握过父辈的政治技巧和通往官场的后门关系。父辈们的游戏规则并不能应对全球性的商业竞争，但在地区经济体中却能获取优势，虽然这样的操作方式将把地区带入到如同拉丁美洲那样相对停滞的状态。“父辈们与政客共存，在官场中学习，你去哈佛学不到这些。”沃德说。
　　D 家族企业不能长久维系
    兄弟姐妹合股一代面临着尖锐的选择：要么细心呵护占据统治地位的国内商业帝国，要么使它成长为全球性企业，后者风险更大。许多大亨财阀把维护家族控制作为首要工作，但有许多不同的战略达到这一目的。王永庆通过交叉控股协议维持家族控制，亲戚们在列出的集团公司里筹措自己的股份。
    然而，就公司现代化来说，这是一个落后的举措。韩国交叉控股是这个国家在1990年代负债累累的主要原由，日本密不透风的家族供应网络促成了这个国家竞争力的丧失和汽车制造公司尼桑的衰落，该公司在1999年雷诺公司出手挽救之前几乎走向毁灭。但韩国企业巨头也是亚洲地区积极走向现代化的典型，外国投资者现在拥有三星公司相当大比重的股份。韩国反托拉斯法的出台、政治的民主化、更大的透明度结束了家族裙带资本主义时代，因此，儿子们的地位也不再那么稳固了。朝鲜大学一个著名的商务教授说：“第三代大亨财阀在文化上应该为韩国所接受，但他们必须证明自己的职业技能。如果他们失败了，就不会给予第二次机会。”
    这非常类似欧洲和美国的既有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大多数家族最终将先辈们建立的商业帝国管理权让渡出来，转向职业规范的管理方式。这就是前家族巨头如福特和通用在20世纪崛起为世界最大的跨国公司的过程。美国亿万富翁巴菲特曾经把家族继承体系比喻作“选择得过2000年奥林匹克游泳冠军的儿子去夺2020年奥林匹克冠军”，一个成功希望极其渺茫的尝试。我们不必梦想亚洲在这方面会有什么不同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