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中华遗产》 作者：丘晓江）
几乎每个中国家族，都有一部家谱。家谱是家族的历史，是祖先的灵魂，更是凝聚族人的『法宝』。然而在大家族离散、宗族组织消失的今天，家谱依旧是不可取代的家族『图腾』吗？
大约十年前，我的一位远房堂姑突然来拜访父亲。堂姑仅比我大几岁，是曾祖父同父异母兄弟的孙女。她说刚好来这里出差。出发之前，她隐约记起祖父提过一位堂兄，似乎就住在出差之地。于是辗转打听，终于找到我父亲的联系方式。
素未谋面的亲人“从天而降”，让我感到新鲜而亲切。那时，我正在大学学习古文献，酷爱“寻根溯源”。于是我开始缠着父亲，让他一一“交待”还有哪些未知亲戚。父亲陆陆续续说了一堆，竟组成一个长长的名单。但每说一人，他总会说，我们很久没见面了，或者是，我也从来没见过他啊。至于这些人的子孙状况，那更是一个未知数了。
我突然涌起一个强烈的愿望—我能否利用文献专长，为自己的家族修一个家谱呢？这样，失散多年的族人也许能够联系上，而那些逝去已久的亲人，也不至于被人忘得一干二净。
十年过去了，我仍跋涉在寻根的“长征”路上。由于家族的离散，更由于工作的忙碌，我计划中的家谱仍只是个蓝图而已。我为什么要自找苦吃修家谱呢？隐隐中，觉得有个很深的理由，但却言说不清。于是我常常流连于各大图书馆，“泡”于各个寻根网站，希望从那些“老土不堪”的家谱中找到答案。 不能断的家谱
我曾在不同的新闻报道、研究论著甚至不同时期的家谱里，看到一个家族300年来的修谱故事。 那是198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丁肇中先生第一次回家省亲。他的家乡在山东日照市涛雒镇。临行前，父亲丁观海嘱咐他—回大陆要想尽一切办法带回一部家谱。
丁观海此时住在台湾，念念不忘的家谱名叫《日照丁氏家乘》。1949年，丁观海的族叔、同盟会创始人之一的丁惟汾随国民党迁台，临行前特意带了一本《家乘》。似乎只有这样，才不至于成为无根的游子。他小心翼翼保管家谱，还定期组织台湾族人的聚会，仿佛成了日照丁氏台湾分部的“族长”。可丁惟汾不了解台湾的气候，家谱慢慢霉变、虫蛀，在他面前一点点消失。丁惟汾心痛无比。临终之际，他叮嘱祖孙丁观海，一定要找回家谱，并传承下去。但无奈两岸相隔，丁观海迟迟找不到机会。
失去家谱，丁氏族人忧心如焚。一群漂泊的人，怎么能没有家谱？1973年，老四支长房九支的丁履诜，凭着惊人的记忆力，竟把旧谱的基本内容一一默写出来，是为《日照丁氏事略》。1985年，老四支长房长支的丁履仕，又把多年搜集的台湾族人资料整理出来，名叫《日照丁氏旅台宗亲录》。也是在这一年，诺贝尔奖得主丁肇中首次获准回乡省亲，丁观海终于等到寻谱的机会。
到了日照，丁肇中四处寻找族人和家谱。一番奔波后，他不仅找到族人，也见到久违的家谱。但完整的家谱只有一套，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他带走。面对丁肇中的热切渴望，族人决心帮他达成心愿。他们立即组织起大队人马，连夜手抄家谱。
丁肇中带着手抄出来的家谱回到台湾，丁观海欣喜无比。因为距离上次大修，恰好过去了60年。他感到续修家谱已迫在眉睫。南宋理学大师朱熹曰：“三世不修谱，为不孝。”古人以三十年为一世，三世将及百年。到了明清时期，孝子贤孙们不再满足“三世一修”，进而发展出“六十年一大修，三十年一小修”的传统。日照丁氏的家谱就是几乎30年一修的，从康熙初年开始，到1925年，共修了七次之多。
为什么需要一部家谱？为什么必须不断修谱，才是一名合格的孝子？我们来看看丁氏修谱的理由。
清康熙十一年(公元1672年)，丁未科进士、曾任内阁中书等职、主编康熙版《日照县志》的丁氏五世丁(shí），决心为家族修一部家谱。在《初修家乘序》里，丁说：“邑有乘，家讵(注：岂)可无谱”。“无谱而孙不知祖，昭不知穆”，“无谱而孙蒙祖讳，昭犯穆称”。所谓有家谱，家族才有历史，才能不忘祖先，才能维持住家族的伦理秩序。
而南宋大儒朱熹则把家谱提升到和国史一样的高度：“家有谱，犹国有史也。”于是修家谱也是孝行之一。在传统社会，这要受到社会舆论和家法的严厉“监督”。比如绩溪邵氏就曾为此订立过严峻的族规：“古人云三世不修谱为不孝，……倘有故行作梗或不终厥事者，是为忘祖，即以不孝论，应将其人本身以下削去，不入系图，以示痛绝，事关重大，罚规不得不严。”
日照丁氏没有如此严峻的族规，却有极大的孝心和责任感。更何况，家族的历史是那么的令他们骄傲。日照丁氏是明末清代山东当之无愧的望族。据统计，在有清一代，共出进士14人、举人127人，低级功名近800人，科举人才占去整个日照县的三分之一强。更难得的是，这个科举世家不仅会考试，还能“与时俱进”。到了晚清民国，又出了洋务领袖、军事科学家丁守存，革命家丁惟汾，日照最早共产党员丁基实等先锋派。
而辉煌大族的子孙，无论是守旧的绅士，还是叛逆的革命者，都以传承家史、铭记祖先为责任。
不让“族人”变“路人”
找回旧谱，丁观海终于没让续修的传统中断。但年迈的他实在力不从心，遂把“接力棒”交给族弟丁原澧。当1989年海峡两岸实现“三通”时，丁原澧就带着长子丁肇宾回到大陆老家，与族人商议续修家谱的事。不料大陆族人潜意识里以此为“封建迷信”，居然应者寥寥。丁原澧只得一边在台湾搜集家族资料，一边嘱咐留在大陆的次子丁武昌修谱。 1949年留在大陆的丁武昌，小学没毕业，是位朴实的农民。他骑着破旧的摩托车，奔波在凡有丁氏族人的鲁南各村。整整七年，骑坏三辆摩托，独力做出八修家谱的草稿。丁武昌的努力终于感动了大陆族人，唤起久违的家族情感，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其中。2006年3月1日，大陆日照丁氏家乘(谱)编纂委员会成立。
一个四处离散的大家族，竟因为修家谱，再度凝聚起来。看来，家谱不仅能铭记祖先，也会对现世的家族产生“魔力”。在明清鼎革，家族离散之际，康熙朝大学士李光地就曾道，续修家谱使他的家族“族属散而还聚，诗书歇而复兴”。他甚至发出“宗谱之兴废，家之兴衰之占也”的感叹。而在迁移频繁、家族离散的当代，家谱更被称为“穿越时空的家族聚会”。
八修家谱，丁氏家族再度焕发惊人的活力，甚至连姻亲也被感召而来。
2009年，丁原澧、丁肇宾父子再度从台湾来到日照涛雒。这次，他们为家谱的编写请到一位得力助手—日照学者田文阁。田文阁其实是日照丁的“外甥”。他的老家也在日照涛雒，而祖母正是出自大名鼎鼎的日照丁。一进门，丁原澧就对丁肇宾、丁武昌兄弟说：“这是老亲，你们得叫表叔！”对此，丁原澧还特意嘱咐：“这叫‘礼’！”那时，“晚辈”丁肇宾已经70多岁了。田文阁不禁撰文感叹：“日照县大姓之间世代通婚，礼数很严，譬如丁家哪一世和秦家哪一世，见面的辈份是已定的。”
这又道出家谱的一大“秘密”—处理族人甚至姻亲间的关系。中国古代农村往往聚族而居，族人抬头不见低头见，谁和谁应当怎样称呼，人们需要怎样的交往，是不能弄错的，否则就乱了家族的伦理秩序，甚至让“族人”变“路人”。为此，要不断地修谱和续谱。这就是所谓的“收族”。晚清一名监生李绥，曾于自家修谱之后感叹，一个家不仅不能没有家谱，而且不可不续，如果不续修，有谱也等于没谱，因为时间一长，族人就会不知宗族源流，不明个人的世次，不会慎重对待续嗣，不懂得回避尊长名讳，更不清楚族人的生卒，很可能出现同姓、同宗通姻的现象，最终“族人会相视为途人”。
也许有读者会以为这是“封建关系”。但这种关系伦常里，饱含着浓浓的亲情。有了相应的辈分称呼，族人间才会有亲人的感觉。即使在不再聚族而居的今天，也没有过时。
日照丁氏族人再度凝聚，风风火火的修谱大业仿佛“昨日重现”。继丁武昌的“摩托大业”后，家谱编委会乘搭更便利的交通工具四处搜求。他们还灵机一动，创建了一个网站，用来联系族人、搜求资料。如此一来，不少失散族人获得消息，陆续走上“回归”之路。
正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现代族人没有宗族组织可依靠，却有发达的交通工具和网络可利用。2010年3月1日，台湾版和大陆版的日照丁氏家谱双双竣工。
修谱的黄金时代
为什么要修谱？在日照300年修谱的“长篇连载”中，我若有所悟。然后，我向着更久远的过去回溯，寻找家谱的源头。 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所所长王鹤鸣老师，把春秋末期的《世本》视为家谱的“诞生”。那是本记载帝王诸侯卿大夫家族世系的书，里面包括这些家族的姓氏起源、世系源流、迁居本末等内容。与后世不同，《世本》不是某个家族的族人所修，而是史官的大作。周王朝和各诸侯国都设了专门的史官，来记录和保管各个贵族的世系。
由“公家”帮助家族修谱，这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这就与周代的宗法制有关了。宗法制以嫡长子继承制为核心，而且把政治与血缘“捆绑”在一起，一个家族的世系传承，不仅是自家的事，更关系到国家的政治。
不过家谱的黄金时代，却是出现在动荡的魏晋南北朝。那时的“家谱界”比周代热闹多了，不仅佳作迭出，而且关注度也前所未有之高。比如南朝梁武帝就专门设立一个保管牒谱的机构——谱局。
中国人从来没像那时一样，感到家谱“无处不在”。按照当时盛行的九品中正制，人才的选拔、家族的地位乃至婚姻大事，都牢牢地被“门第”给钳制住了。能证明门第的家谱，自然就成了一个家族的“命根子”。为此魏晋之人不仅要对自己的家谱了若指掌，还得“窥探”别人的家谱，不然连基本的人际交往都受影响。
《世说新语》里就有这样一则故事：东晋桓玄出任太子洗马(太子的随从官员)。坐船途中，好友王忱来拜访他。桓玄拿出美酒待客。但王忱刚刚服了寒食散，不能喝冷酒，便连呼左右：“拿温酒来！”王忱的话音刚落，桓玄就伤心呜咽起来。王忱只得讪讪的离开了。这当然不是桓玄在无理取闹，而是因为他的父亲叫“桓温”，“温酒”一词正犯了父亲的讳。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孝道的表现简直到了“行为艺术”的地步，往往会“闻讳而哭”。因此与人交往要力避对方家讳。而要想不犯家讳，熟悉诸家谱牒就成了最有效的办法。“避家讳，谙谱学”正是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学问，它甚至有助于一个人的官运。
幸亏这样的“家谱学”到了宋代突然变成“昨日黄花”。
宋人解释，这与一场大乱有关。唐朝末年，黄巢举旗造反，他率军攻入长安，一把大火烧了李唐的宫殿、官署，藏在里面的官修家谱也成了劫后余灰。接下来，中国又迎来五代丧乱，官修、私修家谱都“在劫难逃”。时人纷纷叹息，“士族亡其家谱”、“旧谱十亡九散”。
但唐末五代的丧乱，又怎能与更加动荡不堪的魏晋南北朝大分裂相比？所以，这不是真正的理由。
其实，家谱在宋代“辞旧迎新”，几乎是必然之事。因为隋唐所创的科举制，已完全取代魏晋的九品中正制；与之相伴而来的是，一个人最受重视的是才华而非门第。家谱不再能够影响一个人的政治前途和社会地位。以门第为灵魂的旧谱，就变得不合时宜了。
对于过时的家谱，人们对它异常冷淡。正如后世学者潘光旦所说：“唐亡，继以五代丧乱，旧谱十九散亡，官家亦不复提倡，谱学乃中绝。”
人们真的不再需要家谱了吗？
其实，人们需要的是家谱的“变身”。因为就在这时，大文豪欧阳修与苏洵联手“起义”，进行了一场“家谱革命”。他们首先从内容上，进行了大刀阔斧的革新。比如在家谱最重要的世系图上，宋代以前并不统一，有时以六世为一图，有时七世，有时五世。欧苏却极力提倡五世一图。
这当然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问题。所谓五世，是指从高祖到元孙。按欧阳修的说法是“谱图之法断自可见之世”。这种想法非常贴近家族的现实。因为一般情况下，一个人没有可能见到比高祖更老的祖先了。
家谱由此开始真正把目光投向了家族。
随之改变的，它的编纂者不再是史官，而是族人；而且修成后由族人妥善收藏，不再公之于众。前文所述的一套修谱思想乃至规矩、程序，也基本在此时定格。此后，家谱只是在此基础上不断完善，最终发展出以世系为主，包括谱序、凡例、恩荣录、谱论、姓氏源流、世系、传记、家法、风俗礼仪、祠堂、坟茔、族产、契约、艺文、行辈等在内的庞大谱书。我们今天看到的家谱，就是宋代定的调。
追溯至此，我开始天马行空——如果要追求政治前途、社会地位，我愿意去修魏晋的家谱；如果要享受大家族的天伦与庇护，我愿意去修宋以后的家谱。而如今的家谱呢？
家谱里的“生意经”
如今的家谱，比任何一个时候都难修。 族人四散，聚族而居至少在城市成为历史。而且，“钱”的问题如影随形，比如安徽宿松的彭氏家族修谱。这个家族的高材生彭秋婵在其硕士论文里，记录了亲历的修谱之路。
相比城里的小家庭，宿松彭氏还保留着聚族而居的古老习惯。继1990年修谱之后，又在2006年再一次大修。修谱委员会很快诞生，并立即展开筹钱工作。经费的一部分来源是“族内AA”，即每位男丁交30元。此外，编委会又发出“重赏”，承诺在家谱内专门列表记录捐钱人的名字和捐钱数目，鼓励族内自动捐钱的“勇夫”。
在聚族而居的宿松村落里，这部分费用筹措得尚且顺利。修谱委员会的族人以新款为支持，坐着便捷的交通工具，外出寻找迁移出去的族人。
陕西族人听说老家来人，举村沸腾，摆下象征同根根源的香案迎接。但团聚的欢乐很快被忧愁代替。当宿松族人邀请陕西族人回家合谱时，响应的人竟只有十之一二，理由都是生活艰苦，没有钱合谱。于是，宿松彭氏这次家谱大修，就成了“断臂维纳斯”——缺了一块。
其实，宿松彭氏最大的难题不是遇到了“穷亲戚”，而是没有族产。据学者冯尔康研究，过去宗族修谱的经费来源，第一大项就是包括族田、祭田等内容的族产，其次才是向族人摊派、族人捐献等。家族因修谱缺钱时，往往会动用族产来支持。可到了现代社会，无论大家小家，都没有任何族产了。
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为何还有家族前仆后继去修谱？
感情和责任的“魔力”不可替代，正如日照丁氏那样。可对于家族观念淡泊的人，感情就不足以说服他们了。冯尔康在调查当代修谱的过程中，就碰到过这么一位困惑的“族人”。那是某矿务局的青年工程师。他说老家人修谱时，父亲代他们兄弟报了名。于是老家来电话，要求他们起个谱名。这位工程师从未回过老家，对家族也没有多少感情，觉得此事无聊可笑。村里人遂对他说：“你们有了谱名，以后也好同在外地的族人联系啊。”工程师一听，觉得这的确是扩展人脉的一次机会，于是不仅起了谱名，还为修谱捐了一点钱。
此举不是孤例，只要翻阅一下新修的家谱就会发现新意：比如增加了家族通讯录等新内容。有的家谱甚至会以不小的篇幅，为族中的捐资大户做广告，介绍他们所从事的职业或开办的企业。当然，这也为家族修谱筹钱找到了一条“出路”。
为了劝说人们修家谱，不少“寻根网”也在为此找寻实际的理由，其中一家这样说道：
有了家谱以后，不论家人亲友到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只要上“寻根网”家谱中心，就能彼此保持联系。您也将在建立家谱的过程中，了解到家族的历史，通过网站认识遍布世界各地的族人，从而获得更多世界不同地区的讯息。在取得联系以后，可以用自己的优势，互相帮助，分享家族中杰出人士的荣耀。很可能，在新加坡的王先生在“寻根网”建立家谱，认识了在美国工作的远亲，他们通过国际网络保持联系，后来联手进行跨国贸易，收益甚丰!另外，因为这个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在同族某一个人患上特殊的疾病，需要找到同血缘的器官时，会有更宽泛的选择范围。
有意思的是，为了扩大族人的交际圈，家族还努力扩展宗亲的构成范围。比如2000年在河南叶县成立的世界叶氏联谊总会。既然是“世界叶氏”，就不再以某地叶氏为主了。会议一致决定编撰世界叶氏宗谱，以便于散落各地的叶氏宗亲联系。庞大的“家族”，是“同姓一家亲”的明证，但同时也有现实作用。比如在2004年的一次代表大会上，600多名叶氏代表举行了隆重的祭祖仪式后，还进行了经贸考察，一口气签订合作项目18个，金额高达13亿元。
当家谱不再是“政治利器”，也不再对家族起着实际的维持和庇护作用时，新的“亮点”却被挖掘出来。
多少有点理想主义的我，曾对这类“生意经”颇不感冒。但和一位朋友聊起来，她却道：“家人之间本就该合作和帮助，这总比争家产强。而且这也要以族人之间的感情为基础啊。”
家谱就像一位家族神灵
大约30多年前，现代家谱史上发生过一件轰动一时的事。菲律宾的女政治家阿基诺夫人获得一个消息——她的家乡其实是在中国福建的一个小村庄！秘密刻在阿基诺夫人曾祖父的墓碑上，其中写有“同邑皇清显考十九世尚志许公封碑”等字。皇清是清代中国，“同邑”即当时的同安县，今属福建厦门。1861年，许尚志(又名许玉寰)离开家乡鸿渐村，到菲律宾谋生。他来到菲国后，长居于此，并兴办企业，成了菲律宾的望族。 一块偶然揭开的尘封石碑，让女强人涌起强烈的寻根愿望。1985年11月，菲律宾国家女子篮球队访问中国。阿基诺夫人委托该队教练戴良聪帮她寻根。戴先生来到同安，向当地赠送了“许玉寰大使纪念杯”，却没能找到鸿渐村。短短两年之后，刚当上菲律宾首位女总统的阿基诺夫人，百忙中委托舅舅和弟弟到中国寻根。其弟许焕戈和夫人辗转打听，终于找到了碑文中所说的鸿渐村。村名们听说有菲律宾亲人来寻根，十分惊讶和激动。他们带着来人去参观家庙，并拿出《鸿渐许氏十八世许渊家谱》，让来人核对。家谱在手，许焕戈很快确认了一个信息——曾祖父许尚志的确是许渊的儿子，鸿渐许氏第十九世孙。
许焕戈立即把消息传给姐姐。阿基诺夫人兴奋不已，决心要亲自到家乡寻根。1988年4月14日，菲律宾总统、鸿渐许氏第二十二世孙阿基诺夫人“回”到鸿渐村，见到素未谋面的亲人。这个默默无闻的小村庄，一时变得光彩夺目。阿基诺夫人前往许氏家庙拜祖，又到曾祖父的故居参观，还栽下一棵南洋杉。临别前，她说了句耐人寻味的话：“我到中国既为国事，又有私人原因，因为我既是菲律宾国家元首，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这个村庄的女儿。”看到此，我不由得想，家谱犹如一位家族神灵，冥冥之中，会让游离千里之外的家人，寻回家园。
关于鸿渐许氏的家谱，还有后话。阿基诺夫人逝世后，他的儿子、新一任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也“回”到鸿渐村。阿基诺三世接到一份特殊礼物——族亲许永忠送上的一本家谱。这是本新修的家谱，名叫《菲律宾许娜桑·阿基诺母子总统中国家谱世系考略》。原来阿基诺夫人寻根鸿渐村后，许永忠的心绪久久不能平静，遂花了21年时间，走遍菲律宾、泰国和中国的香港、澳门、广东等地，经过反复论证、研究、修改，编写出这份家谱。至此，鸿渐许氏的家谱补上了缺失的一章——迁移海外的族人。
与阿基诺夫人有着相同遭遇的故事时有发生。1988年，韩国孔氏大宗会副会长孔树泳带着他的族人来曲阜寻根，在孔府档案的《居住朝鲜世系草稿》中，查到了700多年前先祖孔昭随迁的记载，有了这份家谱材料，韩国孔家族人第一次被载入2009年续修的《孔子世家谱》中，如果不是这份家谱，谁能知道，在韩国竟也有孔子的后裔呢？
不仅是韩国孔氏，流寓其它国家的孔氏，也纷纷入籍。甚至在边远地区、已成少数民族的孔氏，也首次被家谱“寻”了回来。据统计，《孔子世家谱》的新谱中至少包括14个少数民族的后裔、约20万女性以及近5万名港澳台及海外孔子后裔。
有些人对自己的祖父母或曾祖父母的祖籍，仅知道一两条材料；也有的人为了编纂家谱，在网上寻求学者或有经验人士的帮助。无论是茫然无绪，还是有了蛛丝马迹，寻根志士们大多毅力坚韧，不轻言放弃。
为什么连异了衣冠、改了国籍的海外族人，也如此热衷于寻根呢？这或许是“我从哪儿来”的人生主旋律在作用吧。
的确，有了家谱，就寻到了“根”，个体因此成为群体中的一员。哪怕你再默默无闻，至少会有一群人，永远地记住你，怀念你。如果你与之相连的历史，恰好有着伟大的人物、辉煌的过去，那么那种与历史联接上的惊喜，更是难以言喻。
“未来家谱”
因为对家谱着迷，我一直辗转在各类家谱书店和图书馆中。有一次和国家图书馆的杨印民老师聊天，说起家谱的变化，他提到几种有趣的新谱。一种叫“家庭谱”，体量十分小巧，因为上面只记载几代直系亲属，比如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和自己。这种谱每个家庭都能够编撰。还有一种“志谱”，以一个村庄的几个家族为对象，既像方志，又像家谱。
后来我又辗转获知几种与众不同的家谱。比如《刨根问底集——林家三姐妹的后人》。林家三姐妹，就是林则徐的三个女儿——林尘谭、林普晴、林金銮，当时分别许配给刘、沈、郑三氏。据家谱记载，早在上世纪20年代，三姐妹的后人就常常在北京北海公园聚会，有时聚会人数多达一二百人。这是一种“姨表亲”的欢聚。到了八九十年代，三姐妹的后人还会聚到一起，为长辈祝寿。
在漫长而亲密的关系中，这些后人产生一个强烈愿望——以“三姐妹的后人”为题，把散居海内外的姨表亲全部编到一部家谱里。家谱在1991年编定完毕，以林则徐为第一代，林家三姐妹及其配偶为第二代，如此推演，竟有九代之多。它不仅以女性后裔为内容，而且对其后人中的子与女也一视同仁，登录他们的夫或妻及子女。
就这样，传统宗亲的范围被突破了，不分男女的血缘关系成了家谱的新标准。男女平等的新取向“攻入”古老的家谱。在当前只生一个子女的国策里，这样的家谱，就更有必要了。
新的东西正在萌芽，新的希望正被找到。然而我仍不时忧心忡忡。我对杨印民说：“你看如今大家族多已消散。虽然有人想起要修谱，也有许多现实的动力在里面，但感情的作用仍是不可取代的。我个人十分欣赏和认同这种感情，但不是每个人都拥有它呀。”
“可家谱不会消失。无论如何，还是那句老话：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人类永远有这种需要。”他回答得十分坚定。
的确，也许不是每个家族、每个人都还会去修谱，但渴望家谱并寻求来去归宿的人，却一直都有。
[ 此帖被游安民在2018-03-21 20:12重新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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