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钢建——游酢和杨时对朝鲜大儒的影响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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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门道脉南传的闽学开创人游酢和杨时不仅对湖湘学派的形成产生了直接影响，而且对后来朝鲜的儒学大师们有着重要影响。这里，重点讨论游酢和杨时对朝鲜大儒李滉退溪[1]和李珥栗谷[2]理学思想的影响。其中涉及他们之间具有共同特征的历史文化背景以及一些理学范畴和概念的重要意义和发展过程。游酢和杨时对古代韩国儒教文化的影响很大。宋嘉定十六年(1223年)宋使到达高丽后，高丽国王急切地问道：“龟山先生安在?”由此可见程门立雪的杨时和游酢在古代韩国的影响之大。 [Z$H<m{c-  
一、          朝鲜大儒李滉李珥思想的历史背景 [Z$H<m{c-  
游酢和杨时都是宋代理学的中间骨干。李滉和李珥都是明代李氏朝鲜的儒学大师。李滉是李珥的老师。从生活年代看，李滉和李珥的生活年代要比游酢和杨时的生活年代晚将近500年。游酢和杨时在身后将近500年能对李滉退溪和李珥栗谷思想产生影响，有着特定的历史联系和时代背景。李滉和李珥的生活年代具有朝鲜党禁政治的特定历史环境。李氏朝鲜历史上的四大党争直接影响到他们思想的许多方面。16世纪的朝鲜朝经历了建国初期的繁荣安定、政权空前巩固、文化高度发展期之后, 国情急转直下,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百病滋生。自从第十一代君王暴君燕山君当权的1495 年至1505年十年间, 统治阶层内部的政治斗争伴随社会矛盾一起爆发出来。“戊午士祸”(1498 年)、“ 甲子士祸”(1504 年)中,大儒占毕斋和金宗直及其门徒和大批学者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士祸过后,燕山君被罢黜,中宗即位。新一代学者赵光祖等登上政治舞台,他们倡导道学, 经世救国, 主张进行改革。后来，官僚反对派进行反扑,制造了“ 己卯士祸”( 1519年)。赵光祖及一大批学者遇难,知识分子主导的改革宣告失败。中宗以后的仁宗和明宗两家的亲戚,结成两派政治势力, 互相争权夺利, 导致了“乙巳士祸”(1545 年)的发生。明宗的亲戚大尹获胜,反对派及大批士大夫受株连遭难。这四次大规模的士祸相继发生,对知识分子群体形成沉重的打击。在朝学者之间又由于学术观点的不同而分裂为东人党、西人党、老人派、少壮派等诸多党派,所谓“ 四色党争”兴起。在这一历史大背景下，李滉李珥思想的鲜明特点在于提倡公论公党构成其思想的主线。游酢和杨时都是在理论与实践方面主张知行合一，并且都具有敢于直谏和抨击弊政的儒家风范。宣和六年（1124年）经张舜民推举，徽宗召杨时为秘书郎。翌年三月，杨时上书《与执政论时事札子》，建言十件大事。他写道：“如今士大夫不敢对天下大事畅所欲言，不过是为了明哲保身而已。但他们不曾想过，天下动荡不安，岂能保全自身？”他从“慎令、茶法、盐法、转般、籴买、坑冶、边事、盗贼、择将、军制”十个方面分析朝廷一些政策的弊端以及由此产生的负面影响，并且提出许多趋利避害的建议和措施。此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坚韧精神正是经历党禁和暴政的朝鲜知识分子所迫切需要坚持的。游酢和杨时这些内圣外王的政治理想和实践，直接影响到李栗谷的政治人生。栗谷任兵曹判书时,向宣祖上疏, 提出:“请豫( 预)养十万兵, 以备不虞。” “国势之不振极矣, 不出十年,当有土崩之祸,..豫养十万兵.. 以为缓急之备,否则一朝变起, 不免驱市民而战, 大事去矣。”[3]栗谷的上疏遭到了宣祖的辅佐大臣柳成龙等人的极力反对。栗谷因此而遭到两司弹劾, 无法实施自己的政治抱负,终抑郁成疾。临终之前, 他在病榻上写下六条治国方案, 至死上疏救国。六条是:一曰任贤能, 二曰养军民, 三曰足财用, 四曰固藩屏,五曰备兵马, 六曰明教化。[4]李栗谷的这六条上疏与杨时的十项建议在思想主张上是一致的。从赵光祖到李退溪再到李栗谷，实际上继承了由游酢和杨时传承的宋代二程理学的真儒精神。栗谷的老师李退溪先生曾经将金宏弼、郑汝昌、赵光祖、李彦迪并称为“东方四贤”。1610 年,这四位贤者受到了文庙配享待遇。栗谷强调学者应在学问和人格两方面立言垂后。李彦迪曾经有过一段不光彩的政治经历。在己巳士祸时,李彦迪曾被迫担任审问受难学者的官吏,并因此而被封为“靖难功臣”。宣祖六年( 1573 年), 成均馆儒生讨论文庙配享,提名有金宏弼、郑汝昌、赵光祖、李彦迪。李栗谷以李彦迪“无经济之才”、“出处不明”为由投了李彦迪的反对票。栗谷认为虽然李彦迪学问甚高,著述颇丰, 但他的经历有污点,不能为后人做榜样。栗谷崇拜的“真儒”是静庵赵光祖。栗谷以为“道学精神体现在无自欺的内在的诚实性上, 一心之本清澈见底, 不得掺有一点邪恶,给旁人和后人树立榜样,赵静庵具有道学精神的特征”。[5]栗谷崇拜的“真儒”是己卯士祸”( 1519年)中遇难的以赵光祖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对于将近500年前的游酢和杨时的著作，李滉和李珥都有条件拥有和阅读。据《高丽史》记载,高丽朝曾派学者到中国江南购入书籍一万八百余卷。宋朝人曾带书籍五九七册来到高丽国。朱子学在宋朝时传入朝鲜的途径很多。其中一个途径是中国的移民带到朝鲜的。例如韩国刘氏始祖荃为汉高祖刘邦之四十世孙，宋朝时官至翰林学士和兵部尚书，高丽文宗三十六年归化朝鲜。刘荃精通九经、百家书，穷天文地理。 朱熹的后代在宋代时已经移民到朝鲜了。宋宁宗十七年，朱熹之曾孙潜率子余庆、婿具存裕移民朝鲜，此为韩国朱氏之始祖。其婿具存裕为韩国具氏之始祖。朱潜之孙悦，忠烈王时官至一品职之知都兼议事府，受封为绫城君。宋程颐（伊川）之十四世孙思祖，元顺帝时为御尉校丞，陪侍恭悠王妃鲁国公主访韩，后归化朝鲜，官至殿中侍御史，为韩国程氏之始祖。同时陪侍恭王妃鲁国公主归化朝鲜的还有孔子的五十四世孙昭。孔昭为元朝之翰林学士。其孙孔俯与郑梦周、李墙等相交，诗文书法均著名。在元代，朱子学就开始受到朝鲜政府的重视。高丽忠烈王时期,在元朝学成归国的高丽学者白颐正第一次将朱子学著作带到了高丽。元朝曾将宋的秘阁藏书四三七一册赐给高丽。朝鲜的广州君安邦杰的十三世孙安向（裕）于高丽忠烈王十二年以儒学提举随忠烈王入元，笔抄朱子全书回国，为韩国最初研究朱子学之学者。[6]程子之学最初自中国传到朝鲜时，无人能晓，汉人移民的后裔禹倬仅费时一月即通晓之，并以之教导后进，此为韩国理学之蒿矢。禹倬对经史、易学亦深通晓，世人皆称之为易东先生。[7] 从元代高丽史资料中可以看到，朝鲜学者对于宋代的儒学著作在元代时就都能接触到了。[8]明朝初期移民朝鲜的中国政府官员和士人就更多了。所以在李滉和李珥生活的时期，完全有条件拥有和掌握游酢和杨时乃至湖湘学派的大量既成著作。在他们的著作中大量引用和比较研究这些典籍，是十分自然的事情。正是由于具备这些条件，他们的学问可以达到时代的巅峰。儒学在他们的推动下，在朝鲜获得了迅速发展，广泛影响到朝鲜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Z$H<m{c-  
二、创建书院培育士群的影响    宋代儒家知行合一的重要表现是大力创建书院培育士群。通过书院培育士群是中国和朝鲜儒家宪政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游酢和杨时都有办书院培养人才的经验。[9]杨时创办的著名书院有无锡的东林书院和浏阳的文靖书院等。杨时在无锡东林书院讲学前后达18年之久。此外，常州的龟山书院，福建将乐的含云寺，南平书院，邵武和平书院，武夷山的武夷精舍等地也都是杨时聚徒谈经之所。由于杨时乃为二程高足，所以从学者甚众。如在萧山讲学时，"四方之士闻时名，不远千里来从游"。在东林书院讲学，"弟子千余人"。在其办学、讲学过程中，他培养了王苹、吕本中、关治、罗从彦、张九成、萧头、胡寅、刘勉之等一大批儒学名士。杨时在浏阳做浏阳县令时修建了书院，后取名文靖书院。上世纪90年代浏阳出土的元代青铜爵上刻着铭文“大德元年”与“文靖书院”。‘大德’是中国历史上元成宗的年号。文靖书院是浏阳历史上第一所书院。文靖书院取名于杨时，杨时卒谥‘文靖’。浏阳县志记载，文靖书院后来迁到了浏阳河的南边。宋朝灭亡后，元朝政府想请宋代大儒欧阳玄[10]之父欧阳龙生出来做官，他不肯，回乡隐居浏阳天马山。据欧阳族谱上记载，后来礼部特派使者到浏阳修复文靖书院，请欧阳龙生出任书院山长。这是当时长沙地区文化教育界的一件大事，许多退隐山林的老儒们听说后止不住涕泪纵横。欧阳龙生任山长后，生徒云集，欧阳玄当时也在书院就读。[11]游酢在福建、江西、浙江等地书院中培养的学生众多，著名的有黄中、胡文定、胡宪、吕东莱等人。黄中既是游酢门人，又是游酢的外甥，深受游酢的器重，实得游酢理学之真传。朱熹是黄中的学生，所以朱熹是游酢的三传弟子。游酢和杨时以及他们的弟子朱熹等创建书院培育士群的活动对朝鲜的儒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对于人才的培育，朝鲜李退溪更引为己任。陶山书堂就是退溪亲手建成的教育场所，曾培养出三百余名的朝鲜的国家栋梁。对于推展教化，蔚养学风，卓有贡献。晚年定居故乡，在退溪建立书院，从事教育和著书事业，被公认为是朝鲜王朝最权威的老师。李栗谷通过书院讲学活动培养的弟子众多，其中著名的有金长生(1548～1631)、赵宪( 1544～1592)、郑晔(1563～1625) 、李贵(1557～1633 )、安敏学( 1542～1601 )、朴汝龙(1541～1611) 、安邦俊(1573～1654 )等。其中较为有名的是金长生。金长生的门人有其子金集(1574～1656 ) 和他的弟子宋时烈(1607～1689)、宋浚吉( 1606～ 1672 )、张维( 1587～ 1638 )、李惟泰( 1607 ～1684)、赵翼( 1576～ 1655 )、金庆馀( 1596～ 1653 )、李时白( 1592 ～1600)、申钦(1566～1628)等。正是书院培养的士群的努力，推动了朝鲜党禁的逐步放开，在社会上形成尊重知识和尊师重道的风气。孔子所代表的传统儒家不主张建党，理由是党必为私.按此逻辑，要么不要党派，要么就应当实行诸多党派的制度。而李栗谷则认为党可以分为公党和私党，他反对私党，赞成公党。他指出：“正君治国之士，以同道为朋者，一心爱君，一心殉国，党益盛而君益盛国益安矣。人君犹恐其少党。岂患其汇征乎。”[12]正君治国之党，党盛国安，犹恐少党。而营私灭公的私党是同利为党，惟利是求。他主张不要害怕党派，更要鼓励敢于直言谏政的士党。他引用真德秀的论证，指出“为人君者尤当因臣下之过而察其心。如爱君而极谏，不无狂忓之过，要其用心非仁乎.取其仁而略其过，可也。爱君而违命，不无矫拂之过，要其用心非仁乎。取其仁而略其过，可也。”[13]取仁略过是栗谷关于党争主张的真实用意。他对于政府迫害知识分子群体的几次士祸持有不同认识，而赞成敢于直言谏政的士党风气。李氏朝鲜的士党风气在党禁解除以后逐步恢复，这与栗谷的畿湖学派的倡导有一定的关系。 [Z$H<m{c-  
三、诚意致知中和中庸思想的影响。 [Z$H<m{c-  
游酢传播“二程”理学的主要功绩在于作《明道先生语录》，将程颢平时的言行记录整理成书。以后杨时准备收集伊川先生语录时，也请游酢提供材料，因为游酢占有二程的第一手资料。诚意致知是儒学倡导的穷理的重要路径。游酢关于诚意致知的理论对朝鲜儒家的产生了影响。李珥在论穷理时指出：“游氏曰，欲诚其意，先致其知，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李珥赞成游酢的说法，明善是诚身的前提，诚意是致知的前提。[14]游酢和杨时主张的诚意致知的读书方法受到朝鲜儒家的重视。李珥非常推崇杨时的读书方法，他指出“龟山杨氏曰，读书之法，以身体之，以心验之，从容墨会于幽间静一之中，超然自得于书言象意之表。盖某所自为者如此。”[15]杨时的读书之法是身心具用，从容墨会，超然自得。在李珥看来，这种读书方法有利于实现诚意致知。李珥对于游酢关于敦笃与无息的论述表示赞赏。李珥说：“臣按，修己之功，毕陈于前，犹虑其中道而废。故次之以敦笃。诗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所谓敦笃者，敦笃于终也。广平游氏曰，至诚无息，天行健也。未能无息而不息者，君子之自强也。朱子曰常存得此心，则天理常行而周流不息矣。”[16]游酢和杨时关于中和中庸内外兼修的主张直接影响了朝鲜儒家在这些问题上的认识和看法。杨时理学思想的特色是“中庸”。中庸的核心是爱人，即施“仁政”。主要包括民贵、宽政、法治和愿治相结合等。民贵就是把人民重为社稷之根本，他指出:“夫民者邦之本也，一失其心则本摇也”、“人君所当法者尧舜而己”、“盖天下之是非庙堂之心可以独运，合天下之智事则事无不济矣”（卷四）；民为邦者，者必须爱民，宽政是爱民的主要内容，“宽者得众”（卷十二），杨时主张爱人节用、取用适时、安抚农民、使民有家产，目的是为了休养生息，使民安居乐业；杨时还是中国历史上提出法治与愿治相结合较早的人。他提出一套立法、执法、变法的主张。“愿治”就是要辨忠邪，举贤才，“当以礼义廉耻之俗为急”。“中庸待人”（卷十四）是愿治的核心。朝鲜李滉在讨论中庸原理时指出：“中和中庸，以理言之，固非二事。然，以所就而言之，地头论之，安得不异。今以游氏说观之，以性情言之，曰中和。既曰性情，非内乎。以德行言之，曰中庸。既曰德行以对性情，则宁不可谓之外乎。（德以行道得言，已是兼内外而名之。行则专以日可见之迹言，岂非外耶）故饶氏[17]本游氏而推衍为说，未见其有不是处。”[18]在政治方面，李滉强调注重德治，而以孝、悌、慈为本。德治的实现，则端在乎君臣。君明臣贤，天下致治；君暗臣佞，天下混乱。而君臣二者间，国君与德治的关系更为密切。为抚养圣德，退溪以笔代口，上疏帝王之学，此即史家称道的「戊辰六条疏」。同时李滉献「圣学十图」，并亲自进讲。中庸之道源于上古时期的道统。朝鲜李栗谷论道统说：“道统始于伏羲，终于朱子。道统至于孔子而集大成，为万世之师，孔子以下，道成于己，不能行于一时。道统之传止于孟子而中绝。道统传自伏羲止于孟子遂无传焉.荀卿毛苌董仲舒杨雄诸葛亮王通韩愈之徒，立言立事，有补于世教。而荀杨皆偏驳，毛苌无显功，王通见小而欲速，皆少可观。惟仲舒有正谊明道之论。诸葛亮有儒者气象。韩愈排斥佛老，视诸子为优。但仲舒流于灾异之说.亮近于申韩之习，愈疏于践履之学。此所以不能接孟子之统也。”[19]李栗谷论道统认为，孟子以后，能接道统的，首先是湖南道县的周茂叔。然后是二程，再次是张载。至于邵康节，栗谷认为“康节邵氏内圣外王之学安且成矣。而先贤未尝以道统正脉许之。故不敢载于此.”[20] “程门弟子羽翼斯道者亦多而能荷传道之任者亦不可见。故程张之后，继之以朱子焉。但龟山受学于程子，豫章受学于龟山，延平受学于豫章。斯三先生业虽不广，是朱子源流之所自，故略著行迹如左。”“右道统之传自周子，继绝至朱子而大著。”[21]所以，在《圣学辑要》中，除了孔孟以外，“周程张邵朱五先生必称子。”[22]其中被引文最多的是朱子和程子。“朱子之后，得道统正脉者无可的指之人。张南轩与朱子为道义之交，有讲论之功。蔡西山以下诸公，皆有德于朱子之学。故略著行迹如左。”然后栗谷援引《宋史》关于张轼、蔡元定、黄干、李燔的介绍。他最后得出结论说““朱子之后，有真德秀[23]许衡以儒名世，而考其出处，大节似有可议。故不敢收载。至于皇朝名臣，亦多潜心理学者。第未见可接道统正脉者，故亦不敢录。” [Z$H<m{c-  
[24]四、为政以德节俭廉洁的廉政主张的影响 [Z$H<m{c-  
游酢和杨时关于为政以德节俭廉洁的廉政主张在历史上成为为官者的佳话，对于朝鲜的儒士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杨时一向生活十分俭朴。吕聪在《问书册》中说：“（杨时）自京城辞官还乡后，视公（杨时）一饭，虽蔬食脆甘皆可于口，未尝有所择也；平生居处，虽敝庐优屋皆可以托宿，未尝有所羡而求安也。”杨时为了教育儿孙“俭以养德”，特立下这样的家规：“三餐饭蔬，不论脆甘酸苦，只要是可以吃的，就不可有所嗜好；衣服鞋帽，不论布料精细，只要合身，就不许挑挑拣拣；所处房屋，尽管简陋，只要还能居住，就应安居乐业，不要羡慕别人雕梁画栋；故山田园，先祖遗留，应该守其世业，不可增营地产，侵犯他人利益。”他还赋诗勉励儿孙：“敝裘千里北风寒，还忆箪瓢陋巷安；位重金多非所慕，直缘三釜慰亲欢。”他还谆谆告诫后学者：“富贵如浮云，苟得非所臧。贫贱岂吾羞，逐物乃自戕。胼胝奏艰食，一瓢甘糟糠。所逢义适然，未殊行与藏。”[25]绍兴五年(1135年)四月，杨时逝世后，“身后肖然，家徒壁立”。秘书少监朱震上疏朝廷说：“时学有本原，行无玷缺，进必以进，晚始见知。其撰述皆有益学者。”[26]高宗下诏取阅杨时的《三经义辨》，赠文：“言正而行端，德闳而学粹。网罗百家，驰骋千古。辨邪说以正人心，推圣学以明大义。而陈疏义，足以扶国本于当时；注释经义，足以开来学于后世”。杨时在《余杭见闻》中愤然写道：“今天下上至朝廷大臣，下至州县官吏，莫不以欺诞为能事，而未有以救之！”“今天下非徒不从上令，而有司亦不自守成法。……其如法何？”他批评朝廷：“免夫之役，毒被海内，西城聚敛，东南花石，其害尤甚。前此盖尝罢之，诏墨未干，而花石供奉之舟已衔尾矣。今虽复早前令，而祸根不除，人谁信之？”他主张“为政以德”，“爱人节用”，“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他还一再上疏恳请朝廷减轻农民赋税。据《萧山县志》载：“政和二年，（杨时）为邑令，经理庶务，裁决如流。以民岁苦旱，开筑湘湖，以灌九乡，至今民赖其利。祀宦祠。”李珥对杨时的为政以德的廉洁主张深表赞赏。李珥说:”臣按，正家之法，已备于前，而节俭最为人君之美德，故表而出之。杨氏曰，薄于自奉，而所勤者民之事，所致饰者，宗庙朝廷之礼。所谓有天下而不与也。夫何间然之有。”[27]游酢和杨时的为政以德思想是以理一分殊求仁体义的理学创新相联系的。“理一分殊”是宋明理学的一个重要范畴，它始见于杨时和程颐关于《西铭》主旨的讨论。在杨时看来，“理一分殊”的关系就是仁和义的关系，理一为仁，分殊为义，仁是本体，义则是本体之用。这就是说，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存在着“理一而分殊”。据此，人人都应当有共同的仁爱之心，又应当爱有差等。朝鲜李滉和李珥对于“理一分殊”的理论范畴给予了高度重视。李滉说：“龟山杨氏，西铭理一分殊，知其理一，所以为仁，知其分殊，所以为义。犹孟子言，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无差等耳。”[28]李滉将西铭图的发展过程进行了总结。李滉说，“右铭，横渠张子所作，初名订顽，程子改之为西铭，林隐程氏作此图（西铭图）。盖圣学在于求仁，须深体此意，方见得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真如此处，为仁之功，始亲切有味。免于完荡，无交涉之患，又无认物为己之病而心德全矣。”李滉还在《经筵讲义》中对杨时和程子之间关于理一分殊的通信进行了深入分析。在《西铭考证讲义》中，李滉指出，“杨龟山上伊川第一书，疑西铭言体而不及用，恐流弊遂至于兼爱。伊川答书，深言其理一分殊，仁义兼尽，非墨氏之比。龟山稍悟前非。于第二书，引此语，以明西铭推理存义之意。意虽不失，语有未瑩。故朱子特举其说而解说之如此，以发明龟山未尽之意，则伊川指示龟山之微旨，始无余蕴矣。”李滉认为杨时与程子之间的对话进一步论证清楚了理一分殊仁义兼尽的道理。 [Z$H<m{c-  
五、《圣学辑要》与湖湘学派 [Z$H<m{c-  
李栗谷的《圣学辑要》是仿照中国宋朝曾经担任长沙行政长官（知潭州）的西山真德秀(1178～1235 )[29]的《大学衍义》，浓缩道学精华编辑而成。栗谷说：“西山真氏推广是书，以为衍义，博引经传，兼援史籍，为学之本，为治之序.”[30] 栗谷以四书六经为本,参考先儒的学说和历代史料, 纂述《圣学辑要》,实为修齐治平的纲要。全书历经两年完成,献给25岁的宣祖(1568～1608)。栗谷曰“:臣之诵此言久矣, 尝欲辑此一书, 以为要领之具,上以达于吾君, 下以训于后生..。”[31]栗谷期待君主能够以三代为期, 哲人治国, 以道治世,创造一个理想的大同世界。《圣学辑要》分为五个部分: 统说、修己、正家、为政、道统。其框架接近于大学八条目,援引诸经典, 止于至善为终极目标, 致中和为其践行方法原则。统说第一部分主要讲道由于性，性出于天.天德致王道，其要在慎独.德性达道，须分性德情德之辩.致中和，未发当别动静，去外诱，修己治人，圣神功化。大人之学，在新民德，明德即心，自性即佛，格物致知，诚意自慊。说明目的是要建立治纲，分正百职，明德新民，止于至善。在这一部分，主要引用了朱子、程子、道乡邹氏、胡季随、西山真氏等人的语录。修己第二部分上包括总论、立志、收敛、穷理四章.主要讲修己功夫，有知有行，知以明善，行以诚身。主要引用的语录来自朱子、真氏、北溪陈氏、叶氏、明道、张子、陈氏、节斋蔡氏、应氏、南塘陈柏、苏氏、游氏、程子、延平李氏、叶氏、张子、龟山杨氏、果斋李氏、东莱吕氏、永嘉周氏、刘氏、武夷蔡氏、尹氏、许氏、建安丘氏、勉斋黄氏、张南轩、吴氏、刘康公、龙泉叶氏、五峰胡氏、范氏浚、邹氏、勿轩熊氏、汪氏等等。修己第二中部分包括诚实、矫气质、养气、正心、捡身五章。其中除了四书六经外，主要引用朱子、南轩张氏、程子、刘忠定公、司马温公、蔡氏、黄氏、谢氏、董氏、吕氏、吴氏翌、范氏、西山真氏、苏昞、赵致道、延平先生、胡季随、陈氏、双峰饶氏、觉轩蔡氏、上蔡谢氏、和靖尹氏、廖子晦、勉斋黄氏、薛氏、五峰胡氏、临川吴氏、邵子、李先生、方氏、长乐刘氏、冠义、吕荣公、郑氏、北宫文子等等。   修己第二下部分包括恢德量、辅德、敦笃、修己功效四章。其中主要引用的语录来自蔡氏东莱吕氏、程子、张子、朱子、薛氏、孙氏、西山真氏、赵氏、范氏、杨氏、新安陈氏、勉斋黄氏、南轩张氏、广平游氏、永嘉郑氏、周子、叶氏、胡氏、延平先生、陈氏、真氏等。正家第三部分包括八章。主要引用的语录来自朱子、程子、叶氏、吴氏、陈氏、真氏、胡氏、方氏、李氏、金华应氏、蔡氏、辅氏、毗陵慕容、严陵方氏、范氏、宋范祖禹、叠山谢氏、东莱吕氏、王氏、长乐陈氏、北溪陈氏、张子韶、杨氏等。为政第四上下部分共十章。主要引用的语录来自蔡氏、张子、程子、朱子、谢氏、董氏、胡氏、杨氏、吕氏、游氏、庆源辅氏、新安陈氏、范氏、象山陆氏、南轩张氏、尹氏、谢氏、蔡氏、诚斋杨氏、真氏、张氏、陈氏、苏氏、丰城朱氏、薛氏、范氏、韩氏、三山陈氏、郑氏、辅氏、勉斋黄氏、陆贽、贾谊、朱氏、上蔡谢氏等。圣贤道统第五部分单一章。主要引用的语录涉及的人物有节斋蔡氏、汉上朱氏、建安丘氏、蔡氏、新安陈氏、朱子、程子、尹氏、西山真氏、胡氏、黄氏、侯氏、吴氏、杨氏、云峰胡氏、谢氏、尹氏、赵氏、林氏、韩氏、濂溪先生、明道先生、汝南周茂叔、文彦博、刘绚、李龢、谢良佐、游酢、张绎、苏昞、吕大临、吕大钧、尹享、杨时、罗仲素、草庐吴氏、李燔、黄干、蔡元定等。上述这些被引用的人物大多都与湖湘学派和岳麓书院有关。有的是湖湘学派的代表，有的在岳麓书院游学。 [Z$H<m{c-  
六、儒释道互补的思想影响 [Z$H<m{c-  
游酢和杨时以及李滉和李珥都有佛家渊源，在他们的著作中都论述到儒释道的比较和互补问题。有关道学始传朝鲜的说法,在《栗谷全书》中有如下记载:“ 问道学之名始于何代耶?先生曰始于宋朝。道学本在人伦之内,故于人伦尽其理则乃道学也。..问我朝学问亦始于何代?曰前朝末始矣。然权近入学图似显龃龉, 郑圃隐号为理学之祖, 而以余观之,乃安社稷之臣, 非儒者也。然则道学自赵静庵始起。“[32]栗谷说明了道学为人伦之学, 宋朝道统之学问研究的是人伦之理。[33]杨时到庐山佛教东林寺游览过后，曾赋诗《东林道上闲步三首》以纪之，诗云：“寂寞莲塘七百秋，溪云庭月两悠悠。我来欲问林间道，万叠松声自唱酬。”“百年陈迹水溶溶，尚忆高人寄此中。晋代衣冠谁复在，虎溪长有白莲风。”“碧眼庞眉老比丘，云根高卧语难酬。萧然丈室无人问，一炷庐峰顶上浮。”可见，那里的林间松声、“虎溪三笑”的典故、高僧的超然物外，一切都深深吸引着他。他看到无锡保安寺的环境与庐山东林寺相似，便勾起了对庐山东林寺的向往之情，遂决定以“东林”命名书院。根据《朝鲜王朝实录》的记载，李栗谷母亲过世后，栗谷入金刚山学习佛法。对于栗谷入山求佛的动机,说法不一。朴世采的《记栗谷先生入山事》说: 栗谷先生入山事时,其于谱状详矣。..适得郑畸庵日录已入别集旧本, 操冕周记闻,郑则以为, 先生庶母悖甚,少不如意, 每欲缢死,家人奔救而止。又与伯兄某失和, 先生周旋两间, 尽力规谏,而终不得, 遂泣告其事于赞成公。一日, 留封锁册匣而去。中有父兄及庶母前三书,末言终不底和, 则宁有死而不知也..适值行僧之向枫岳者,因与偕往, 以为少纾宿愿之地..或曰学禅之本,虽因其高明, 而此事亦出于仁爱切至之致, 二者皆非有可讳,但据实迹, 谨以传之, 亦何不可哉..兹记此说,以世之达理君子正焉, 观者幸恕之。[34]宣祖元年, 栗谷上书中曾谈到自己出家求佛的动机。他说:“ 臣本汉阳一布衣也,发年求道, 学未知方, 泛滥诸家, 罔有底定,生丁不辰, 早丧慈母, 以妄塞悲, 遂耽释教,膏浸水润, 反覆沉迷, 因昧本心,走入深山,从事禅门, 迨周一年。赖天之灵, 一朝觉悟, 诬辞伪说,破绽昭著, 抽脏擢腑, 未足洗污, 累然归家。”[35]栗谷对于佛法和儒道的关系有着独到的见解.“僧曰: 儒家亦有即心即佛之语乎?余曰: 孟子道性善, 言必称尧舜, 何异于即心即佛,但吾儒见得实。”[36]栗谷20 岁从金刚山回到江陵,明确了自己的人生目标是要成圣, 于是作《自警文》立志自勉: 先须大其志,以圣人为准则, 一毫不及圣人, 则吾事未了。[37]栗谷以达圣为目标, 对自己提出了严格要求: 晓起思朝之所为之事,食后思书之所为之事, 就寝时思明日所为之事。无事则放下,有事则必思得处置合宜之道, 然后读书。读书求辨是非, 施之行事也。若不省事,兀然读书, 则为无用之学。[38]游酢杨时李滉李珥等均就儒释道比较研究的问题发表了大量论述，并且都在不同程度上与佛教道家等有缘分。这里有一个重大的理论文化问题需要讨论。这就是儒释道均源于上古湖湘文化。儒释道互补的原因在于儒释道源于上古湖湘文化。（未完） [Z$H<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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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滉，字季浩，后改景浩，号退溪、退陶，生于朝鲜燕山君七年，即明孝宗弘治十四年（公元1501年）， [Z$H<m{c-  
卒于宣祖三年，即明穆宗隆庆4年（公元1570年），为16世纪朝鲜李朝朱子学大师。[2]李珥号栗谷, 字叔献，幼名见龙，诗号文成，栗谷为其号。朝鲜中宗三十一年, 中国明世宗嘉靖十五年（ 1536年12 月6 日）,出生于朝鲜江原道江陵府北坪村。1584 年1 月16日49 岁英年早逝。世居德水，为康平公明晨第五代孙，元秀之子，母为师任堂申氏。公元1564年，以户曹佐郎从仕。公元1568年（宣祖一年），33岁时以书状官赴明。35 岁任弘文馆教理,36 岁兼任黄海道观察使, 38 岁任弘文馆直提学, 39岁任右副承旨、外兼任清州牧使, 40 岁任弘文馆副提学,44 岁任司谏院大司谏,46 岁任司宪部大司宪、户曹判书兼弘文艺文大提学, 47 岁任礼曹判书、刑曹判书、兵曹判书, 48岁再任礼曹判书兼任议政府右参赞。栗谷开创的畿湖学派，对学界影响极大。后人称其为东方圣人。公元1682年从祠文庙，白川建有文会书院以祭祠之。[3]李珥:《年谱·下》,《附录》,《栗谷全书》,卷三十四, 322 页。[4]李珥:《六条启》,《启议》,《栗谷全书》,卷八, 169 页.[5]柳承国:《栗谷哲学的根本精神》,《栗谷哲学和现代社会》,韩国思想文化学会, 1999 年1 月, 117页。[6]唐宪宗二年（新罗哀庄王八年），中国移民李瑗三个儿子枝春、叶春、花春于景文王四年，因讨伐倭寇有功，受赐姓为安氏，名字亦各自改为邦俊、邦杰、邦侠。邦俊受封为竹山君，邦杰为广州君，其后孙们即将本贯据于竹山、广州。[7]韩国禹氏始祖玄，高丽显宗五年文科及第，官至门下侍中平章事。其八世孙倬，文科及第，官至成均祭酒。[8] 张东翼：《元代丽史资料集录》，首尔大学出版部，1999年1月，初版，第2次印刷.该书是前年应韩国中央政府邀请参加国际食品安全研讨会时在首尔书店购到的.在此要感谢韩国农业部陪同我去书店购书的朋友。[9]武夷山文化肇始于游酢与杨时。游杨分别程颐后，二人讲学著述、讲学于武夷，终老于斯。自此，理学在武夷植根繁衍，历南宋、元、明数代，绵延不息。历代著名的理学家纷至沓来，藏修著述，满载而归，播扬四方。声名卓著的有开创湖湘学派的胡安国、胡宏、“东南三贤”朱熹、吕祖谦、张栻以及称誉“朱门领袖”、“闽学干城”的蔡元定、蔡沈、黄干、刘火仑、真德秀、魏了翁等。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在武夷山生活达50年之久。[10] 欧阳玄号圭斋先生，从小智力过人。一天京城来了一位部使，走到湖南听说浏阳有个神童，便来考查。当时欧阳玄只有10岁，在书院中与人交流学习，部使以“诸生”引见，面试命赋《梅花诗》，欧阳玄当时便作了十首，等到傍晚部使要走时，他已作百首，一时间名声大震。[11] 青铜爵的出土证明，南山书院的前身不是文靖书院。《易氏族谱》上绘有的易雄墓地图，标出此位置有座南山书院。[12]《圣学辑要》卷二十六， 《栗谷全书》.[13]《圣学辑要》卷二十六，《栗谷全书》,[14]穷理章第四，卷二十，圣学辑要二，第435页[15]卷二十，圣学辑要二，429页。[16]圣学辑要四，敦笃章第十二，卷二十二，第493页。 [17]双峰饶氏是指饶鲁（1193—1264）。饶鲁字伯舆，一字仲元，号双峰，门人私谥文元。饶州余干 （今江西万年）人。先后从柴元裕、柴中行、黄榦、李燔学。游学豫章、东湖书院，归里，建朋来馆，广聚学者，互相切磋。复筑石洞书院，聚徒讲学。其学以持守涵养为主，学问思辨为先，而笃行终之。远近从学者众。受诸道部使之聘，历主白鹿洞、濂溪、建安、东湖、西涧、临汝诸书院。景定元年（1260）荐授迪功郎差饶州州学教授。著有《五经讲义》、《语孟纪闻》、《西铭图》等。[18]李滉退溪集《中庸》第二章。[19] 卷二十六.[20]卷二十六.[21]卷二十六.[22] 《圣学辑要》[23]嘉定十五年（1222年），真德秀以宝漠阁待制的官析出任湖南安抚使知潭州。到任后他以“廉仁公勤”勉励僚属。在任期间对百姓实施惠政，废除榷酤制度，免征苛重的酒税，停止加收斛面米，废除对农民的额外剥削。他仿照朱熹当年创立义仓的办法，立惠民仓五万石，在青黄不接时，以平价卖给缺乏粮食的百姓，又在辖区内十二个县普遍设立新仓，使之遍及乡落，以救饥民之急，此外又专门设立了慈幼仓，储备粮食，专门用来赈济无依无靠的老人和儿童。[24] 卷二十六.[25] 杨时《书含云寺学者》。[26] 《续资治通鉴．高宗绍兴五年》。[27]圣学辑要五，节俭章第七。[28]李滉退溪集，《进圣学十图剳并图》，《西铭》。[29]真德秀字景元，后更为希元，福建浦城（今浦城县晋阳镇人）本姓慎，因避孝宗讳改姓真。生于宋孝宗淳熙五年（1178年），卒于未理宗端平二年（1235年）。真德秀是南宋后期与魏了翁齐名的一位著名理学家，也是继朱熹之后的理学正宗传人，他同魏了翁二人在确立理学正统地位的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大学衍义》，在真德秀的诱导下，感动了理宗皇帝，此书深为理宗所称赞，说该书“备人君之轨范焉。”《大学衍义》也为后世帝王所重视，元武宗说：“治天下，此一书足矣”，明太祖尝问以帝王之学何书为要，宋濂举《大学衍义》，乃命大书揭之殿两壁。[30]李珥:《圣学辑要》,《栗谷全书》, 卷十九,420页。[31]李珥:《圣学辑要》,《栗谷全书》, 卷十九, 418 页。[32]李珥:《语录上》,《栗谷全书》,卷三十一, 755 页。[33] 朝鲜的道学最初是由高丽学者阳村权近(1352～1409 ) 所著《入学图说》起步的。权近39 岁时,为性理学的初学者作《入学图说》上下两册, 其中共画图四十幅,加有权近的解说和问答式补充说明。如书中第一图就是《天人心性合一之图》,第二至第五图分别是《天人心性合一分释之图》等。高丽末期的名儒权近、郑梦周(1337～1392)、郑道传(1337～1398)等都是成均馆校长牧隐李穑(1328～1396 )的弟子。[34]朴世采:《记栗谷先生入山事》,《南溪·朴世采文集》续集, 卷二十。[35]李珥:《疏..一》,《栗谷全书》, 卷三, 56 页。[36]李珥:《诗上》,《栗谷全书》,卷一, 12 页。[37]李珥:《自警文》,《栗谷全书》,卷十四, 杂著, 300 页。[38]朴永圭:《明宗实录·明宗二十年·乙丑》,《朝鲜王朝实录》。 [Z$H<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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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分享了。

游酢理学已传至国外，将来全世界都会追捧他。

拜读并学习

游杨并世，无论是个人友谊还是学术思想，都难以分割。只是从他们死后的谥号看，他们在为政者心中还是有些许差异。谥号不仅具有特定的涵义，而且具有特定的等次，二人谥号以“文”开头，是二人根本之定位，后面搭配的字，极为讲究。等次依次为：正、贞、成、忠、端、定、简、懿、肃、毅、宪、庄、敬、裕、节、义、靖、穆、昭、恪、恭、襄、清、修、康、洁、敏、达、通、介、安、烈、和。游酢谥号“文肃”排第九，杨时谥号“文靖”排17。 [Z$H<m{c-  
肃：刚德克就曰肃；执心决断曰肃；威德克就曰肃；正己摄下曰肃；能执妇道曰肃；好德不怠曰肃；貌敬行祗曰肃；刚德克服曰肃；身正人服曰肃；法度修明曰肃；严畏自饬曰肃；摄下有礼曰肃；貌恭心敬曰肃；达礼蔽乐曰肃。 [Z$H<m{c-  
杨时：高宗下诏赠文：“言正而行端，德闳而学粹。网罗百家，驰骋千古。辨邪说以正人心，推圣学以明大义。而陈疏义，足以扶国本于当时；注释经义，足以开来学于后世”；特赐其家银帛二百两匹，诰赠左太中大夫、太师太中大夫，谥“文靖”。

对游酢文化的研究与宣传，使其发扬光大，是游氏子孙的责任。福建、湖南宗亲开了好头，向他们学习。

要大力推广游酢文化，最好把游酢其人，以及思想文化，能放进中小学教材。因为游酢文化，不光是游氏的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让年轻一代也了解游酢。我了解游酢都是成年后，通过中华游氏网，才了解的，以前也听说过程门立雪的典故，但也没弄懂怎么回事。

学习了

珍贵资料

学习了    拜读了  不亏为大家 谢谢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