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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倒序阅读使用道具楼主发表于: 2013-07-02

戴金波——游酢、杨时与湖湘学派

游酢、杨时与湖湘学派

戴金波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博士、法学院博士后

湖湘文化源远流长，它的形成发展与从屈原开始的许多历史重要人物有关。杨时（1053~1135）、游酢（1053~1123）作为宋代著名的理学家，与湖湘学派关系密切，在学术上对湖湘文化产生了相当深刻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杨时、游酢的闽学，曾经为湖湘文化在宋代以来的发展注入了不可或缺的学术性要素，对湖湘文化在今天的发展做出过直接性或间接性的贡献。
一、杨时、游酢与湖湘学派开创者胡安国的交游
胡安国（1074~1138），字康侯，谥号文定，世称胡文定公，建宁崇安（今福建武夷山市）人，绍圣四年（1097）进士，为太学博士，旋提举湖南学事。后迁居衡阳南岳，主要从事学术研究，创办碧泉、文定书院讲学。作为湖湘学派的创始人，胡安国与作为二程高弟的杨时、游酢有过不浅的交往，其子胡宏（1102~1161）又是二程的再传弟子。从这个角度来看，无论是杨、游在福建创立的闽学，还是胡安国在湖南创立的湘学，都是二程洛学文化南传的产物。同时，杨时、游酢又与胡安国是同乡，杨时是南剑州将乐人，游酢是建州建阳人，基本都在武夷山地区。乡邦情结为更深一层地加强闽学与湖湘学派的关系提供了基础。杨时、游酢与尹熔、谢良佐等号称“程门四大弟子”。程颢在世时，杨、游两人便曾先后往河南向二程兄弟学习理学，明道去世之后，又到洛学师就学于伊川，留下了“程门立雪”的千古佳话。后来，游酢还到扶沟进一步向程颐问学。程颐对杨、游两人尤其是杨时很重视。一次，杨时南返时，程颐感慨：“吾道南矣”，对其寄予厚望。岳麓书院乾隆御笔所书“道南正脉”匾额的典故出处。岳麓书院乃至湖湘学派所传之道、所讲之学，与杨时、二程之学一脉相承。从时间上看，胡安国比杨时、游酢要小近二十岁，与杨时、游酢都有过较多交往。胡安国的学术师承问题，曾经有不少笔墨官司。但与游、杨及二程之间的渊源，却是确定无疑的。《龟山学案》有言：“胡文定曰:吾于谢、游、杨三公，义兼师友，实尊信之。若论其传授，却自有来历。据龟山所见在《中庸》，自明道先生所授。吾所闻在《春秋》，自伊川先生所发。”胡安国自己说的，与游、杨亦师亦友。从现存《龟山集》中，杨时曾有17封写给胡安国的书信。在这些书信中，杨时与胡安国讨论了许多重要问题，包括格物致知、《春秋》纪元、程颐语录的编写、向子韶《墓志铭》、王安石《三经新义》批驳、孔门弟子出处进退、世道人心、外战内盗、治道理财，以及湖南、福建百姓疾苦等问题。此外，杨时多有赠胡安国之诗，对胡安国进行赞扬，比如：“欲驱残腊变春风，只有寒梅作选锋。莫打疏英轻斗雪，好藏清艳月明中”。还比如：“北溟有潜鳞，其广数千里……为士贵弘毅，无忘味斯旨”。杨时去世之后，胡安国写过《杨文靖公墓志铭》、《杨龟山先生行状》，对其一生给予了极高的赞誉。胡安国子胡宏，字仁仲，号五峰，人称五峰先生，作为湖湘学派创立中的重要人物，幼年时曾师事于杨时。胡安国与游酢交往也较深，再加上杨时，实际上形成了一个来自于武夷山区以洛学为标榜的文化共同体。考察现存史料，杨时与游酢通信，时常提到胡安国，杨时给胡安国的信中，亦经常提及游酢。同时，游酢还将胡安国推荐给秦桧，达成了胡安国与秦桧这位政要的长期的友谊。宣和元年（1119年），胡安国父亲胡渊去世，胡安国请游酢为之作《宣义胡公墓志铭》。游酢去世之后，杨时为之作墓志铭，也得到胡安国的肯定。建炎三年（1129年）冬，胡氏父子在避难湖南时，将胡安国父母的墓志铭丢失，乃求助于游酢之子，可见两家的交情还是很深的。
二、朱熹闽学与湖湘学派的交融 ^uS/r#l
胡安国、胡宏父子避乱湘中，讲学衡岳，创建了湖湘学派。而杨时、游酢也开创了闽学。当时，杨时长期讲学在无锡东林寺，形成了后来著名的东林书院。游酢则返回故乡荐山之麓构筑草堂，将理学传到福建。后之人评价说：“闽学之盛，埒于邹鲁，两先生之初功”。闽学的发达，为后来朱熹集理学大成最终形成程朱理学提供了土壤。杨时、游酢之后，武夷山地区又出现了罗从彦、李侗等理学家，一直到朱熹，发展得蔚为壮观。朱熹对杨时、游酢这两位闽学前贤的学说都有继承和研究。从师承关系上，朱熹是杨时一脉，杨时传罗从彦，朱熹的父亲朱松曾求学于罗从彦，后来朱熹从学于李侗，而李侗又是罗从彦的弟子，从这个角度上说，朱熹是杨时的三传弟子。关于这一点，学术界研究较多。朱熹的许多理论，比如静坐及体验未发等工夫便都与杨时有关。朱熹的名著《四书章句集注》中也多采杨时的说法，都标有“杨氏曰”。有学者指出，朱熹吸收过杨时理论中的道统论、对正心诚意的解释及其它一些具体解释。朱熹与游酢没有直接的师承关系，但是从《四书章句集注》来看，朱熹对游酢学说的吸收也是很多的。学者高令印曾指出，说朱熹“采用游酢言论多多矣。”比如《孟子》于“诚身”的解释，朱熹便引游酢“能诚慎于不睹不闻之中，则上天之载可循序而渐进矣”之说；对有“贤贤易色”，朱熹又引游酢说认为：“三代之学，皆所以明人伦也。能是四者，则于人伦厚矣”，这些朱熹都用“游氏曰”标明。学者谢德鍭又研究了游酢的《易说》、《中庸易》、《论语杂解》、《孟子杂谈》，进一步肯定了这种说法。朱熹曾到湖南，与湖湘学派的后人张栻论道太极、未发、已发等哲学问题。张栻（1133～1180）是四川人，为宋代名将张浚之子，师事胡宏，曾建城南书院，又主持岳麓书院。乾道三年（1167年），朱熹千里跋涉到长沙，与张栻进行讲学，规模盛大，史称“朱张会讲”。学术界对此多有研究，但是只是注意张栻对朱熹的影响，而对于朱熹如何影响湖湘文化却关注不足。张栻去世之后，其遗作由朱熹进行审订整理，编为《南轩文集》，具体删减当是以朱熹自己的观点来判断的。更重要的事件是，绍熙五年（1194年），朱熹任湖南安抚使，颁布了《朱子书院教条》，亲自改革岳麓书院。于是在湖湘学派的大本营，闽学正式传播。现在岳麓山还留有一些相关的古迹，证明朱熹在当时的活动。因此，不仅是作为闽学的朱熹在吸收湖湘学派的精华，湖湘文化也很大程度上受到闽学的滋润。而朱熹与张栻的交往及其在岳麓书院教学的实践，自然可以视作杨时、游酢与湖湘文化关系发展的进一步继续。
三、程朱理学是湖湘学术的重要内容 ^uS/r#l
胡安国、胡宏的主要学术精神是由二程而来的，而朱熹后来又与张栻论学，并一度在岳麓书院讲学，以及石鼓书院撰写记文，这些都为湖湘文化烙上了闽学或者说程朱理学的色彩。湖湘文化中的程朱理学精神，可以作为杨时、游酢开启的闽学与胡安国开启的湖湘学派交流的一个产物或者说影响。这种影响像一粒种子，深种在湖湘文化的骨髓之中。从地域上看，湖南自南宋以来，一直都是程朱理学的重镇，与闽北、中州、徽州等地相并列。在明代，王学盛极一时，但是也没有将湖湘文化中的程朱理学精神淘汰。虽然黄宗羲《明儒学案》中列有“楚中王门”，但是这个其主要传播地区是在武陵或湖北，在湖南的影响并不广泛。因此，到清代之后，程朱理学在岳麓、城南等书院又一次蓬勃发展开来。清代的学术以考据学为主，然而考据学流播到湖南，已是道光时期。湘水校经堂是其重要代表。此后，王先谦等人也是考据学界的名流。与普遍意义上考据学反对宋人之学尤其是程朱理学不同，湖南的学风呈现出一种汉、宋兼采的格调。像王先谦、叶德辉虽然都是考据学家，但是也都是程朱理学的崇信者。程朱理学在晚清的复兴，湖南是重要的策源地，著名理学家唐鉴作《学案小识》，一反考据学家江藩《汉学师承记》对考据学的褒扬，为程朱理学在清代的发展梳理了脉络。罗泽南著《姚江学辨》，也张扬了湖南程朱理学派在全国的影响。在唐鉴、罗泽南等人的影响下，以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等人为代表，湖南的理学经世派出现在近代历史中，为湖湘文化抒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即便是在清末欧风美雨的侵蚀之下，湖南仍然是程朱理学的保垒。现在学术界对湖南作为新学的阵地关注很多，梁启超主持时务学堂，传播新学，对湖南文化界确实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但是，从保守派的角度来讲，湖南在全国也仍然是首屈一指的。王先谦等人力排梁启超出湘，俞廉三在戊戌变法之后又将时务学堂改为求是书院，敦请理学家黄舒昺返湘讲学，以肃清梁启超的所谓西学“遗毒”。实际上，直到民国间，程朱理学的流风仍然不绝。曾求学于岳麓书院的杨昌济就对程朱理学情有独钟，在其影响下，青年毛泽东在一师求学时，也曾对程朱理学有所注意。直到现在，岳麓书院也是国内较早恢复讲求程朱理学的阵地之一。程朱理学传统在湖湘文化中的地位由此要见。因此，杨时、游酢与胡安国、胡宏的交往，朱熹与张栻的论学，已使程朱理学融化为湖湘学派不可分割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