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大势：未来30年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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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倒序阅读使用道具楼主发表于: 2011-11-23

《中国改革2010》书序
文/高尚全
2010年是中国改革重要的历史节点。
在过去30年，中国改革经历了艰难的探索，确立了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设科学发展的和谐社会。在未来30年，中国改革将继续新征程，国强民富、社会和谐、民族复兴，谱写中国发展的历史新篇章。
目标明确了，路怎么走？再远的路也要从脚下一步步往前迈。
过去30年，经济、社会转型的阵痛，改变了许多人坚守的理想，也令他们抛弃了自己的理想。而另一些人则坚持了下来，他们思考改革，实践改革，身体力行地参与改革事业，不是为了沽名钓誉，更不是为了改革而改革，而是时刻关注国家未来、社会进步、百姓福祉。他们经受种种诱惑，穿过重重迷雾，直指改革核心，探索和寻找未来之路。他们将改革事业看作人生的使命，改革不仅是他们现实生活的支点，更是他们孜孜以求的梦想。
《中国改革2010》的作者正是这样一群人，多年来，他们一直活跃在改革事业的各个领域，无论是作为决策参与者、改革实践者，还是改革观察者和理论家，他们都是发自内心、毫无功利地奉献自己的智慧和才干，致力提高人们对改革的认识，促进改革事业发展。他们的实践和思考，可以让更多的人明确改革的意义、方向、目标和路径，可以让更多的人理解改革与每一个人的命运是那么密切相关。所以，这样的文章也就更具有了现实的阅读价值。
2003年以后，中国经济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改革的成绩更为突出，而改革的步伐也平稳前行，形成了渐进式改革的特点。从国企改革、改制，到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与完善，以及扶持非公有制经济，从城市化到解决三农问题，从粗放型经济到更加注重产业转型和升级的低碳经济以及GDP增长的质量，改革按照经济社会发展的固有规律在一步步渐进地深化，而和谐社会目标的确立，则吹响了从经济转型到社会转型的号角。
对渐进式改革的正确认识，要求把改革看作一项事业，而且是长期的事业。不能把改革等同于古代的变法，靠一两个精英的一招两式取得一些暂时的、眼前的成效。推动中国这辆大车前进，不惟是启动它的发动机的问题，整个的零件、车厢、车轮都要创新，要有系统性思维。任何一蹴而就的想法，都会使它步入歧途；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决不能倒退回去。
这一阶段的经济高速增长不同程度地遮掩了改革存在的问题，使有些人以为经济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这种片面的经济发展论阻碍着对改革全面性长期性的认识，也导致了发展困难的堆积，改革的攻坚难度也将随之加大。
中国改革已经步入“深水区”，要从经济领域逐渐转向更广阔的社会领域，前景令人期待，挑战也许更大。但无论难度有多大，人心齐则泰山移。《中国改革2010》的出版，将从一些层面上解开改革事业的面纱，让更多读者能够明白中国改革与你我前途休戚相关，看清方向，往前走得更加从容。


中国经济60年（1）
吴敬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已经六十年了。在纪念国庆六十周年的时候，我们不妨套用列宁的话说，“庆祝伟大革命的纪念日，最好的办法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还没有解决的革命任务上”。在过去六十年中，现代中国的建设走过一条迂回曲折的道路，经历过无数艰辛、动荡、摇摆与反复，既有山重水复之困惑，也有柳暗花明之转机。这是一段中华民族走向复兴之路的历史。研究这段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将能为我们指明实现未了任务的方向。
回想60年前，天安门的礼炮声迎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在1949年－1953年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中，曾经灾祸纵横的中国医治好战争的创伤，国民经济的面貌为之一新。这使亿万民众从心底里唱出《歌唱祖国》的歌声：“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然而，胜利也有它的阴暗方面。恢复国民经济的伟大胜利，使人们高估自己的能力和滋长了虚夸冒进的思想。在匆忙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上建立起苏联式的集中计划体制，非但没有进一步激发人民大众的创造热情，相反形成了毛泽东故主席所说“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缺乏生机与活力的局面。于是改革就提上了日程。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也同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一样，为改变集中计划经济体制的低效率状态，试图对经济体制作出一些调整。1956年提出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就是要在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大框架不变条件下，进行某些政策调整，以便给经济注入活力。此后20多年，才在不断摸索中，逐渐明确了市场化改革的正确方向。然而，对于要建立什么样的市场经济，以及如何建立市场经济等问题上，仍然存在许多意见分歧。
在半个多世纪的改革过程中，中国先后采取了多种措施，变革集中计划的经济体制，以及建立新的市场经济体制。这些措施以不同的经济理论和改革思路为背景，往往方向各异，有时甚至相互矛盾。为了简化头绪、深入讨论，本文以主要的改革措施为标志，将中国经济改革的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对这些改革措施的利弊得失进行检讨，进而解析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之路。
第一阶段是1958年至1978年，分权型命令经济。改革的重点，是中央政府向下属各级政府放权让利。
第二阶段是1979年至1993年，为增量改革阶段，改革主要在国有部门以外的经济领域中推进，并以民营经济的成长壮大来支撑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
第三阶段是从1994年至今，为整体推进阶段，以建立市场经济体系为目标进行全面改革。
在中国改革历程中，各个阶段的多种改革措施是相互穿插的，在前一阶段施行的改革中往往蕴含后一阶段主要改革措施的某些萌芽；后一阶段施行的改革，又常常保留前一阶段改革的某些遗产。
上篇：分权型命令经济改革（1958年至1978年）
完成“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中央计划经济得以全面推动，并在初期取得不小的成就，但其弊端也很快就显现出来。整个国民经济就像是一个“大企业”，中央政府是企业领导，各级地方政府是企业的各级部门，本该作为独立经营主体的企业，类似于这个“大企业”中大大小小的车间。

中国经济60年（2）
在这个“大企业”中，中央政府制定目标，通过计划指令层层下达至各级“部门”，然后由各级“部门”下达给各生产“车间”。这是一个无比庞杂、自上而下集体行动的体系，集生产和消费于一体，其计划异常复杂而难以精准，且缺乏调整的弹性。整个国民经济看似有序，却难免陷入低效甚至僵化的境地。
当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开始拖经济的后腿时，中国政府试图加以调整。不过，囿于当时的意识形态和认识水平，这个阶段的种种调整不过是在计划经济框架下的修修补补。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许多措施又往往容易变形走样，甚至走向更为错误的方向。
此后的实践证明，建立在中央计划体制下的改良，无法根除其弊端。相反，由于严禁分权决策下微观主体的必要尝试，计划经济体制每一次政策的调整，都意味着少数精英带领整个社会都经历一次震荡，其间缺乏应有的缓冲和弹性。
“体制下放”
这一阶段，调整的主要内容是中央向各级地方政府放权让利。这是对计划体制的第一次修补，类似于“大企业”领导在一定程度上向各级“部门”下放了自主经营权，也增加了“部门”之间的竞争，但其本质不变，仍然是把整个国家看成一个企业，主要靠行政命令进行运作，而不是依靠价格信号来对稀缺资源进行配置，其有效程度极端依赖事前计划的周密度和精准度——而缺失价格信号作为客观标准，主观计划的优劣无从作出合理评判。计划本身的问题，执行能力的问题，执行者的动机问题，都可能造成各种无法度量的低效、浪费和损失。
1957年，中国政府根据1956年8月*八大一次会议决定，制定了以向各级地方政府放权让利为主要内容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方案，并从1958年初开始了“体制下放”运动，形成一种分权型的命令经济体制。与此同时，还发动了人民公社化运动，把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改组为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和“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进一步加强了政府对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全面控制。由“体制下放”和“人民公社化”所形成的经济体制，成为毛泽东在1958年发动的“大跃进”运动的制度基础。
向各级地方政府放权让利的方针，与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讲话中提出的向地方、生产单位和劳动群众放权让利的原意不完全符合，后面两种放权让利退居到微不足道的地位。原因主要是1957年－1958年国内政治事态发生变化，从而使向国有企业和职工放权让利变成“政治上不正确”了。
在*第八次代表大会以前，不少经济主管部门官员和国有企业领导曾经怀着很大兴趣研究南斯拉夫的“企业自治”试验，希望中国能够有所借鉴。在*八大上，企业自治曾是一个热门话题。然而，在1957年，随着*对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自治社会主义”的批判逐步升级，扩大企业自主权问题自然就从中国共产党的改革纲领中删除。
而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中关于要向职工个人放权让利，以便“调动”他们“积极性”的思想，是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非斯大林化”过程中加强对国有企业职工物质刺激的思想潮流相一致的。1957年，*和苏共在对待斯大林主义问题上的分歧已经露出端倪，同时，“反右派”运动后期，更把“个人主义”定为“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根源”，要求人们“斩断名缰利索”。此时，通过对劳动者个人的“物质刺激”来“调动积极性”，就明显地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冲突了。


中国经济60年（3）
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放权让利就只能以各级地方政府为对象。这样，向各级地方政府下放权力和与此相联系的利益，就成为1958年改革的基本内容，而“体制改革”也就被定义为“体制下放”。这种改革思路，对中国以后的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1957年9月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是发动“大跃进”运动的一次会议，同时也是开始“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来“为跃进运动准备体制基础”的一次会议。会议原则通过了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组长陈云起草的《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关于改进商业管理体制的规定》和《关于划分中央与地方对财政管理权限的规定》，并将这三个规定草案提交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总的精神，就是向各级地方政府放权让利，把权力下放给地方行政机关，以便进一步发挥地方和企业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因地制宜完成国家统一计划。11月1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它们自1958年起施行。
1958年的“体制下放”，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下放计划管理权。*中央在1958年9月发布《关于改进计划管理体制的规定》，要求将原来由国家计委统一平衡、逐级下达的计划管理制度改变为“以地区综合平衡为基础的、专业部门和地区相结合的计划管理制度”，实行以地区为主、自下而上逐级编制和进行平衡，使地方经济能够“自成体系”。这份文件规定，地方政府可以对本地区的工农业生产指标进行调整；可以对本地区内的建设规模、建设项目、投资使用等进行统筹安排；可以对本地区内的物资进行调剂使用；可以对重要产品的超产部分，按照一定分成比例自行支配使用。
——下放企业管辖权。1958年4月11日，*中央和国务院发布《关于工业企业下放的几项规定》，提出国务院各主管部门所管理的企业，除极少数重要的、特殊的和试验性的企业仍归中央继续管理外，一律下放给地方政府管理。这样，原来由中央各部委所属的企业和事业单位，有88％下放到各级地方政府，有的还下放到街道和公社；中央直属企业的工业产值占整个工业产值的比重，由1957年的％下降为1958年的％。
——下放物资分配权。一是减少由国家计委统一分配的物资（“统配物资”或称“一类物资”）和由国务院各部管理的物资（“部管物资”或称“二类物资”）的品种和数量。二是对保留下来的统配、部管物资，也由过去中央“统配”，改为各省、市、自治区“地区平衡，差额调拨”。三是在供应方面，除少数部门外，都由地方政府的计划机关负责分配和调拨。
——下放基本建设项目的审批权、投资管理权和信贷管理权。对于地方兴办的限额以上项目，只需将简要计划任务书报请国家计委批准，其余由地方审批；限额以下的项目，完全由地方自行决定。允许地方政府在中央下拨资金和地方自筹资金总额的范围内兴办各种事业，包括限额以上的大型项目。地方银行可以根据各地“生产大上”的要求，“需要多少就贷多少，什么时候需要就什么时候贷”。
——下放财政权和税收权。为了增加地方的财力，扩大地方政府的财权，决定实行“包税制”。

中国经济60年（4）
——下放劳动管理权。改变劳动用工计划由国家计划委员会统一制定、层层下达的做法，各地招工计划经省、自治区和中央直辖市确定以后即可执行。
1958年的改革，虽然把向企业放权让利从它的公开纲领中删除，但实际上除了向地方政府放权让利，也采取了一些向企业放权让利的措施，包括：（1）减少指令性计划指标，将国家计委层层下达给工业企业的指令性指标由12项减为主要产品产量、职工总数、工资总额、利润等4项；（2）将原来分不同行业按一定比例从利润中提取少量“企业奖励金”（厂长基金）的制度，改为一户一率的“全额利润留成”制度；（3）扩大了企业的人事安排权，除企业主管人员和主要技术人员外，其他一切职工均由企业负责管理，企业还有权在不增加职工总数的条件下自行调整机构和人员；（4）部分资金可以由企业调剂使用，企业有权增减和报废固定资产。
“放－乱－收－死”
调整之后，地方政府有了更多的资源和自主权，各级企业的自主权利也有了相应的增加，但仍似总体计划下地方政府指挥的“车间”。掌控着企业和多种资源的地方政府之间有竞争，却既无价格机制作为信号引导和评判标准，又无优胜劣汰的有效约束，于是没有朝着创造财富的方向发展，却形成了“大跃进”的制度和组织基础。另一方面，由少数精英主导的计划经济，本身又极易受限于精英们的意识形态、认识水平、政治立场甚至情绪波动，容易大起大落。这一阶段，中国经济的进程更是被深深打上了政治活动的烙印。
在保持计划经济用行政命令配置资源总框架不变的条件下，向地方政府层层分权所形成的分权型计划经济体制，和农村人民公社一起，构成了“大跃进”的制度基础。在这种体制支持下，各级政府响应毛泽东“三年超英、十年超美”的号召，充分运用调动资源的权力，大上基本建设项目，大量招收职工，无偿调拨农民的资源，来完成“钢铁生产一年翻一番”之类绝无可能实现的高计划指标。结果很快爆发了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争夺资源的大战，“一平（平均主义）、二调（无偿调拨）、三收款”的“共产风”盛行，经济秩序一片混乱。
由于经济混乱，经济效率大幅度下降，耗费大量资源所换得的，只是一大堆为了邀功请赏而制造的虚夸数字。后来的事实证明，当时号称已经完成的钢铁、粮食等生产指标，完全是虚假的。
然而，一些领导人仍然陶醉在自己制造的幻象之中。在食品供需出现短缺，全国性饥荒即将爆发的时刻，毛泽东却在思考“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提出采取“休耕制”“敞开肚皮吃饭”一类解决办法。在人民公社中，纷纷采取了“公共食堂”“五包”“十包”等“各取所需”的分配办法。
1958年末，这种一意孤行做法的消极后果终于显现，生产下降，大批工商企业出现亏损，生活必需品供应不足，经济陷入严重困难。
面对这种严峻局面，*中央在1958年11月的“郑州会议”、1958年11月*中央政治局武昌扩大会议和1959年4月的*八届七中全会上，要求“压缩空气”、纠正“左”的偏向。
1959年7月到8月间，*中央在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史称“庐山会议”）。毛泽东在会议开始时提出这次会议要进一步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而且承认“大跃进”存在“没有搞平衡，打乱了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财权、商权、工权等四大权力下放过多”等缺点。可是，后来因为政治局委员彭德怀致信毛泽东，要求认真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经验教训，毛泽东临时决定延长会期，对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活动”进行严厉批判，由此掀起了全国范围的“反右倾运动”。整个政治气氛从“纠‘左’”转向“反‘右’”。

中国经济60年（5）
“反右倾”运动导致的第二次“共产风”，使经济和社会状况进一步恶化。1959年全国共生产粮食1700亿公斤，比1958年的实际产量2000亿公斤减少了300亿公斤；1960年粮食产量降到1435亿公斤，比1951年的1437亿公斤还低，全国普遍发生饥荒。
由于封锁消息和缺乏拯救措施，城镇地区广泛出现因营养不良导致的浮肿病，农村地区则造成了饿死2000万到4000万人和刘少奇所说“人相食”的人间惨剧。
1960年秋季，党中央终于确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恢复了由陈云任组长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采取坚决措施来克服“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造成的严重经济困难。
“八字方针”的实施，主要采取了以下手段：
——*中央于1962年1月召开的有中央、中央局、省市、地、县五级干部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毛泽东在会上表示承担错误责任以平息干部的怨气，同时要求加强团结，加强纪律，加强集中统一，做好工作，战胜困难。与此同时，恢复了以陈云为首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统管“调整国民经济”工作。
——根据国务院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建立比1950年统一财经时“更严更紧”体制的要求，中央政府各部门在财政、信贷和企业管辖权等方面收回在1958年改革中下放的权力。例如，发布了加强计划纪律的“十项规定”和一系列收回原来下放权力的决定，对金融、财政和统计实行中央的垂直领导。1958年下放给地方管理的企业，也大多回到中央由各行业部管理。
——凭借这一套高度集中化的体制实行稀缺资源的再配置，主要的措施是：大炼钢铁中兴建的“小土群”和“小洋群”冶炼设施全部“下马”；将“大跃进”中“招之即来”、进入城镇就业的约3000万农民工“挥之即去”，全部退回农村；对城市工业企业进行“关、停、并、转”调整。
经过几个月的调整，经济逐渐稳定下来，并在1964年大体上得到恢复。
不过，在人们庆幸经济秩序恢复的同时，却发现集中计划经济的所有弊病又都卷土重来。于是又酝酿再次进行改革。
但是，直到1976年“*”宣告结束，由于存在社会主义只能采取行政命令配置资源这样的意识形态障碍，市场取向改革很难在政治上被接受。于是，进行向地方政府下放计划权力，几乎成了惟一可能的改革选择。因此，此后仍然多次进行过类似于1958年的行政性分权改革，例如，1970年以“下放就是革命、下放越多就越革命”为口号的大规模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就是1958年“体制下放”的重演。
总之，1958年至1976年期间的多次“体制下放”，无一例外地以造成混乱和随后重新集中告终。在“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循环下，形成了“放－乱－收－死”的怪圈。
制度反思
“放－乱－收－死”的魔咒挥之不去，促使人们深刻反思，这种情况可能是由以公有制为基础的集中计划经济体制所固有的缺陷所决定的，甚至进一步摒弃固有的思维模式。在这种思考的基础上，人们的思想认识逐渐深入和提高，并为以后的改革实践提供了思想基础。
中国理论界第一个对“体制下放”思路提出批评的经济学家是孙冶方。他在1961年给中国经济工作领导人的上书中指出，经济管理体制的中心问题，不是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权力应当如何划分，而是“作为独立核算单位的企业的权力、责任和它们同国家的关系问题，也即是企业的经营管理权问题”。在孙冶方看来，只有让企业获得权力，“才能调动其积极因素，全面地把国家交给它的担子挑起来。”

中国经济60年（6）
不过，孙冶方的这种批评，并不是从稀缺资源有效配置和使用的角度，而是在“放权让利”和“调动积极性”的理论框架下进行的。因此，他并没有从理论上讲清楚为什么向地方政府放权让利不能解决问题，而向企业放权让利，“扩大企业的管理权”就能提高国民经济的效率。而且当时在极“左”路线统治下，即使孙冶方这种要求在计划经济框架下扩大企业自主权的主张，也不可能被当局所接受。所以，他在提出上述观点后不久，就被说成是“比利别尔曼还利别尔曼”的“修正主义分子”而受到批判和*。在1976年极“左”路线统治倾覆后，孙冶方的意见才被许多人所接受。
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人们才开始运用现代经济学理论去分析“体制下放”的利弊得失。在这一争论中，经济学家们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认识：
一种观点认为，“体制下放”对中国经济发展特别是非国有经济成分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例如，上世纪80年代初实行财政“分灶吃饭”，向地方政府下放财权，导致了地区间的竞争，进而又引发了民营企业的产生和发展。在地方政府拥有某种财政独立性的情况下，地方官员为了追求本地利益，运用手中的权力使乡镇企业得到融资、生产、销售等方面的某些保护或便利，是中国非国有企业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张五常教授在他总结中国市场化改革30年的论文中，给予向地方政府放权让利（层层承包）以极高的评价，认为正是由此造成的“县际竞争”促成了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
持另一种观点的经济学家，对那种把“体制下放”作为改革主线的想法和做法持批评态度。他们认为，不应当笼统地把改革的目标规定为“分权”，而应当区分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分权，即市场经济下的分权状态（“经济性分权”）和计划经济下的分权状态（“行政性分权”）。能够从根本上改善经济运行状况和提高整体效率的分权，只能是经济性分权，而不能是行政性分权。他们的论证如下：
——从计划经济的角度看，要使这种经济体制多少行得通，必要条件之一就是在集中进行经济计算的基础上编制和下达计划，并且做到令行禁止。如果不是这样，而是政出多门，按照地方的利益和长官意志配置资源，结果只会使整个经济陷于混乱。总之，计划经济的资源配置方式在本质上要求集权。分权的计划经济，是较之集权的计划经济还要糟的计划经济。要摆脱“集权的计划经济就是死，分权的计划经济就是乱”这一两难境地，惟一的出路是进行市场取向的改革，建立市场制度，使得在市场竞争中形成的、能够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的价格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的作用。
——从建立市场制度的观点看，市场经济是一种分权的经济。在那里，个人和企业等独立的市场主体根据市场价格信号和自身的利益，自主地作出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为谁生产等决策。行政性分权在短时期中的确有激励地方政府积极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作用。但是，由此形成了企业与当地政府关系过于紧密的体制，既会促成地方保护主义的蔓延，也容易滋生*。
从后一种观点看来，中国在1958年、1970年和1980年实行的行政性分权的财政体制，的确为市场关系在地区之间竞争的缝隙中成长提供了可能性，但在另一方面，又使地方保护主义和市场割据的倾向得以滋长。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地区间相互封锁、分割市场以及对本地企业实行行政保护等行为，已经成为形成国内统一市场（integrated market，即一体化的市场）的重大障碍。甚至有人把中国经济称为“诸侯经济”。

中国经济60年（7）
因此，对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中国来说，当市场力量增强到一定程度，打破地区封锁和形成统一市场就成为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
中篇：增量改革（1979年至1993年）
在计划体制内多次徒劳无功的改良尝试和震荡，迫使中国政府进行深刻的反思，并考虑其他方向的变革。允许微观主体在公有体制之外进行尝试，成为这一阶段改革极为重要的积极因素，在这个基础上，才有了非国有经济的发展空间，以及更为系统的增量改革战略。
从小岗村的农地改革试验开始，允许人们在公有体制之外进行尝试，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抉择。在分散的微观主体成功尝试的基础上加以系统性的理论总结，并逐渐以制度化的形式将这些成果固定并加以推广，是一个伟大的经验。这种看似没有理论指导的“摸着石头过河”策略，蕴藏着一个内在合理性，即允许分散的微观主体分头探索社会发展的方向，并且一旦这些探索取得成功，整个社会可以分享其成果。
“增量”的强大生命力一旦释放，便迅速为社会所认可，并吸引着越来越多的资源积聚，不但逐渐成为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支撑点，更在与“存量”的竞争中占了上风。至关重要的一点是，能够反映稀缺资源程度，并引导资源配置的市场价格体系在“增量”中逐渐形成，最终在大多数领域内将原有的公有经济彻底融入了新的价格体制。改革开放的大门一旦打开，新旧两种体制的优劣立判；在经济力量的牵引和推动下，就无法再回头了。
1976年10月，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被逮捕和“*”宣告结束，使中国经济发展出现了转机，此后的经济社会体制改革，是从扩大国有企业自主权开始的。在扩大企业自主权试验不成功、国有经济改革停顿不前的情况下，中国领导把取得进展的希望放到了非国有经济方面，力图通过一些变通性的制度安排使民营经济得以破土而出并逐渐发展壮大，成为中国新的经济增长点。我们把这种改革战略叫做增量改革战略。往后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与这一新的改革战略有关。不过，由这种改革战略长期延续所带来的“双轨体制”，也造成了一系列很难解决的问题。
“体制内改革” 受挫
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固然已经难以为继，但无论是意识形态、人们的认识水平，还是原有体制的惯性，都决定了新的经济体制不可能从天而降。当改革已成大势所趋，改革的方向却存在争议。究竟是继续在原有体制下进一步改良，把重点从“给地方政府放权让利”改为“给企业更多的自主权”，还是在计划指导下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甚至全面建立市场经济体制？
改良的主张在辩论和实践上一度占据上风，但其固有的缺陷也很快再次显现。与此同时，包括产权改革萌芽的市场化改革实践，则开始在民间小心而积极地尝试，并显现出勃勃生机。
十年“*”结束后，由于把整个社会变成牢笼和使上亿人遭到*，绝大多数中国人对“全面专政”制度彻底绝望，全社会一致认为旧路线和旧体制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由此形成了必须通过改革开放变革救亡图存的共识。这正像*所说：“不改革不行，不开放不行。过去二十多年的封闭状况必须改变。我们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大家意见都是一致的，这一点要归‘功’于十年‘*’，这个灾难的教训太深刻了。”

中国经济60年（8）
启动改革的第一项行动，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发动解除极“左”思想束缚的“思想解放运动”。当时主持*中央党校工作的*，支持《光明日报》在1978年5月11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评论员文章，以此为开端，全国掀起了一场以“解放思想”为基本内容的启蒙运动。“思想解放”意味着原来认为天经地义的“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之类的理论是可以被怀疑的，原来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计划经济制度和“对党内外资产阶级（包括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全面专政”的政治制度是可以改变的。这次运动打破了数十年僵化思想的束缚，激发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机关干部开动脑筋去寻找挽救危亡、求得发展的出路。他们认真总结自己的教训，学习他国的经验，提出了各种各样变革的设想。中国政府也派出了许多代表团，分别到美国、西欧、东欧和东亚国家去考察取经，力图汲取它们促进经济高速发展方面的经验。
在这种氛围下，决策层提出了改革问题。1978年7月－9月召开的 “国务院务虚会”印发了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等国进行企业改革和引进外资促进经济高速发展的材料。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在务虚会上作总结报告时指出，当务之急，是既要大幅度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也要多方面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改变人们的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
至于如何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大致上有两种不同的想法：
第一种是以扩大国有企业自主权为主要内容。
在“*”结束以后的政治思想和经济政策的“拨乱反正”中，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和党政领导人认同孙冶方的经济思想，认为应当把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和提高企业活力放在改革的中心地位。
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的总结中指出：“过去2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主要缺点，是把注意力放在行政权力的分割和转移上，由此形成了‘放了收、收了放’的‘循环’。在今后的改革中，一定要给予各企业以必要的独立地位，使它们能够自动地而不是被动地执行经济核算制度，提高综合经济效益。”1978年12月*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也指出：旧经济体制的“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当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以便“充分发挥中央部门、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使社会主义经济的各个部门、各个环节普遍地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
多位经济学家也持有类似的观点。例如，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的马洪在1979年9月的一篇论文中提出，“改革经济管理体制要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入手”，扩大企业在人、财、物和计划等方面的决策权力。同一研究所的副所长蒋一苇针对中央集权的“国家本位论”和行政性分权的“地方本位论”，提出了“企业本位论”。他认为，改革的方向应当是“以企业（包括工业企业、商业企业、农业企业等等）作为基本的经济单位。企业在国家统一领导和监督下，实行独立经营、独立核算，一方面享受应有的权利，一方面确保完成对国家应尽的义务”。他主张：“企业应当是企业全体职工的联合体，……企业的权利是掌握在全体职工的手里”实行独立经营、独立核算。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董辅则把扩大企业自主权归结为改变“全民所有制的国家所有制形式”，认为全民所有制经济单位“应该具有统一领导下的独立性，实行全面的独立的严格的经济核算”；“各经济组织中的劳动者有权在维护和增进全体劳动者的共同利益的前提下，在统一计划的指导下，结合本单位和自身的利益的考虑直接参加经营。”


中国经济60年（9）
另一种意见的思考范围更加宽广，认为改革的目标应当是建立一种完全不同于苏联模式的新经济体制：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例如，中国*主义经济学的宿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长期担任中央政府经济领导工作的薛暮桥在1979年出版的、对当时的改革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的著作《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中指出，中国经济改革迫切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企业（包括集体经济单位）管理制度的改革，使企业成为有活力的基层经营管理单位；另一个是国民经济管理制度的改革，使它更适合于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他在1980年初夏为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起草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中明确提出：“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我国经济改革的原则和方向应当是，在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的条件下，按照发展商品经济的要求，自觉运用价值规律，把单一的计划调节改为在计划指导下，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薛暮桥在1980年9月召开的各省市区第一书记会议上就这个《意见》作说明时说：“所谓经济体制的改革，是要解决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应当建立什么形式的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这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方向。将来起草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规划，是一部‘经济宪法’。”薛暮桥起草的《意见》，得到了*等领导人的支持，但是这种想法并没有最终形成政府的决定。
还有一位对于中国经济改革理论和政策有着重要影响的是长期从事农村经济研究的杜润生。他曾经辅佐过被毛泽东批评为1952年到1962年“十年一贯制”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中国农村工作领导人邓子恢。杜润生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从推行农村承包制开始，重新发挥他在制定农村经济政策方面的影响。他广泛吸收了现代经济学的理论成果，主张全面建立市场经济体系。
长期在宣传部门工作的于光远从恢复*主义“原义”的角度批评斯大林、毛泽东的经济理论和经济体制。他和他的追随者更多地倾向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提出的“企业自治”和“社会所有制”的经济体制。
在上述两种思想中，第一种思想更加受到实际工作者和国有企业领导人的支持。受这种思想的影响，四川省率先开始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1978年10月，四川省选择了六家国有工厂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取得了明显成绩。随后，四川省的试验扩大到100家国有企业。1979年7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自主权的若干规定》等文件，要求各地方、各部门选择一些企业按照这些规定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验。到1979年底，全国试点工业企业达到4200个。到1980年，又扩大到6600个，它们的产值占全国预算内工业产值的60％、利润占全国工业企业利润的70％。
“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的内容与1965年苏联总理柯西金领导的“完全经济核算制”改革大体类似，主要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简化计划指标，放松计划控制；二是扩大资金数额，强化对企业和职工的物质刺激。
在开始的几个月内，“扩权”显著提高了试点企业职工增产增收的积极性。但是，这种和1965年苏联的“柯西金改革”相类似的做法的局限性很快就表现出来。在新体制下拥有某些自主权的企业并未受市场公平竞争的约束，也不处在价格信息的引导之下，因此，企业“积极性”的发挥往往不一定有利于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加之当时对发展工业要求过高过急，增加投资的压力很大，造成了总需求失控，财政赤字剧增，经济秩序陷于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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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外先行”战略
旱路不通走水路。当体制内改革的尝试遭遇瓶颈时，决定整个改革方向的中央领导表现出足够的包容度和灵活性。以微观主体的自发探索为第一推动力，中央政府从默许到制度化承认，逐步在公有制之外推行市场化取向的变革。以家庭承包制度为基础的农村土地改革，率先推动了产权制度层面的变革，并迅速在国有部门之外形成燎原之势。此后，对外开放与对内改革齐头并进，私有产权和计划之外的价格体系得到事实上的认可，并不断发展壮大。非公部门和市场价格对公有部门和命令价格体系形成有力的冲击，成为公有制改革的强大外在压力，但前两者与后两者长时间仍然并行运行，分别形成经济体制与价格体系的“双轨”。
当国有企业的扩大自主权改革陷入困境以后，已经掌握领导权力的*改变了改革的重点，从城市的国有经济转向农村的非国有经济，其中最重大的政策转变，是对农村包产到户由禁止到允许的转变。
1980年9月，*中央决定允许农民根据自愿实行家庭承包制度。此后仅仅两年时间，家庭承包制，即家庭农场制就在全国绝大多数地区取代了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农村经济从此气象一新。在此基础上，以集体所有制为主的乡镇企业也蓬勃发展起来。从这时起，中国开始采取了一种有别于苏东国家以改革现有国有企业为主的新战略，这就是不在国有经济中采取重大的改革步骤，而把改革重点放到非国有部门去，在那里创建市场导向的企业，并依托它们实现经济增长。这种战略被称为“增量改革”战略或“体制外先行”战略。
当增量改革战略在农业领域取得初步成功以后，中国党政领导将这种经验推广到其他部门，采取的策略是在保持国有经济主体地位的条件下，逐步放开对私人创业活动的限制，加上在这之前已经开始的对外资开放国内市场，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开拓出一定的空间，使非国有经济（民营经济）得以自下而上地发展起来。
发展非国有经济的战略，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允许非国有企业成长。
是否允许非公有经济存在和发展，在中国一直是一个在政治上非常敏感的问题。即使在1976年以后几年的“拨乱反正”时期，“愈大愈公愈好”“割资本主义尾巴”“要让资本主义绝种”等毛泽东时代的教条仍然统治着人们的观念。因此，在改革开始时期，只能采取迂回曲折的方式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包产到户”取得成功以后，这种思想禁锢才被进一步突破。1983年在事实上取消了对私人企业雇工人数的限制。也就是说，私有企业取得了合法地位。在那以后，私有部门得到了愈来愈快的发展。
第二，营造“经济特区”的“小气候”，实现部分地区与国际市场对接。
在各国以往的经济发展史中，国内市场的发展往往是旷日持久的，需要很长时期才能形成。本来旧中国的商业文化传统就十分薄弱，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经历了30年的计划经济实践，市场力量几乎被消灭殆尽，国内市场的形成就更加困难。面对这种情况，要在改革开放初期的短时期内形成国内市场并全面与国际市场对接是完全不可能的。于是，汲取其他国家建立出口加工区和自由港的经验，利用沿海地区毗邻港澳台和海外华侨、华人众多的优势，通过营造地区性的“小气候”作为对外开放的基地。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宣布实行“对外开放”的方针，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1979年，中国政府确定对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以便发挥它们毗邻香港、澳门的区位优势；1980年，建立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等四个经济特区；1985年又决定开放沿海14个港口城市。对外开放以来，逐渐在沿海、沿江、沿边地区形成了有一定纵深的开放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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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开放促进了国内经济改革。参与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使中国的经营管理人员对国际市场有了更好的了解，同时也使他们对提高产品质量和降低生产成本，产生了紧迫感。为了在竞争中生存，取得更大的自主权和改进经营管理成为十分必要的事情。参与进出口贸易竞争，也促使中国国内价格结构向国际市场看齐，加快了国内价格改革的进程。
第三，建立经济体制改革综合试验区，实行改革开放的“地区推进”。
在市场取向的改革不能在全国同时铺开，改革又需要有系统性的条件下，选择沿海某些市场一向比较发达、又具有较好的对外开放条件的地区建立改革试验区，在改革和开放这两个方面结合运用前面讲到的两种做法，使市场经济体系能够多少完整地建立起来，然后通过它们的示范和辐射，带动内地的改革和开放。自从1985年广东省的广州、佛山、江门、湛江等四个市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城市”，经过十来年的发展，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从辽东半岛到广西沿海一线涌现了已经初步形成成片市场、经济具有很强活力的地区。在内地，也出现了某些初步“搞活”的地区。市场力量的作用，正在从这些地区向四面八方辐射，它们已经成为推动市场化改革的强大基地。
实施增量改革战略最重要的成果，是使民营经济得以从下而上地成长起来，并且日益发展壮大。上世纪80年代，中国民营工业的增长率约为国有工业的2倍。到80年代中期，非国有经济成分无论在工业生产中还是在整个国民经济中，都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工业中，其产出份额已经达到三分之一以上；在零售商业中，非国有成分的份额增长得更快。
十余年的增量改革，给中国经济带来了高速增长。在1978年至1990年的12年中，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
“双轨制”的形成
非公经济与市场价格的持续发展，不可避免地与公有经济和命令价格产生直接的冲突。“双轨”不可持久。一者因为公有经济部门长期处于命令价格的保护之内，既缺乏自我改革的动力，又使非公经济部门在竞争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二者因为两套价格长期并行，以命令价格取得资源者可以利用价差牟取暴利，致使寻租、*盛行，极大地扰乱经济秩序。作为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双轨制”曾经作出过重要的贡献，然而随着时代的进步，已经越来越不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甚至妨碍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实行增量改革战略，在大体维持国有经济现有体制的条件下，容许私有经济发展和引入部分市场机制，使中国经济出现了命令经济和市场经济双轨并存的状态。这种经济体制“双轨制”最集中的表现，是生产资料分配和价格的“双轨制”。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生产资料由国家在国有经济单位之间统一调拨，价格只是这些单位之间进行核算的工具；消费品由国营商业系统统一经营，各级物价管理部门统一定价。
在改革开放之初，国有企业获得了销售产品的自主权。1979年国务院转发的《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自主权的若干规定》允许企业自销超计划产品，在计划轨之外开辟了物资流通的“第二轨道”——市场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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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没有物资调拨指标的非国有企业的产生和发展，也提出了从市场获得原料等物资的必要性。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非国有企业工业总产值已经占到全国工业总产值的31％，通过市场流转的生产资料份额也不断扩大。在这种情况下，1985年1月国家物价局和国家物资局下发《关于放开工业生产资料超产自销产品价格的通知》，允许企业按市场价出售和购买“计划外”产品，从此开始正式实行生产资料供应和定价的“双轨制”。具体的办法是，对那些在1983年以前有权取得计划内调拨物资的国有企业，仍然根据1983年调拨数（即“83年基数”），按调拨价供应所需生产资料；超过“83年基数”的部分，则按照市场价格从市场上购买。
在实行增量改革战略情况下，由于国有部门和私有部门双轨并存，除生产资料分配和价格形成的“双轨制”外，还在其他领域形成了多种“双轨制”，例如国家银行贷款利率和市场利率的“双轨制”、外汇牌价和调剂市场价格的汇率“双轨制”，等等。
对于“双轨制”的利弊得失，经济学家的看法也非常不同。
刘遵义、钱颖一、G.罗兰（Gérard Roland）和张军对价格“双轨制”在稳定国有经济生产和实现帕累托改进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作出了肯定评价。他们根据一般均衡分析，论证了双轨价格自由化的帕累托改进的特性。
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体制改革研究所1986年的一份研究报告，从经济和政治两方面论证了价格“双轨制”的积极作用。报告认为，从经济上看，在“双轨制”条件下，“企业无论是增加或减少生产品或投入品，其增减变化部分的价格实际是按市场价格计算的。这同时也意味着，市场价事实上已对企业的边际产出和投入产生了决定性作用，通过这种边际作用，形成了调整短期供求的信号和影响力量。”从政治上看，“在双轨经济中有一种能够用行政权力分配资源的机制存在。在一定条件下，这种凭证的货币化会向权力的货币化转化，即分配凭证的权力，实际上是分配货币的权力，也就是说权力本身能够用货币度量了。它完全可以把权力变成一种货币。这种腐化行为在经济上是非常合理的。只要凭证货币化的机制发挥作用，在计划所派生的行政权力又有所保留时，把对各种资源的分配权力当做一种资本来运用，就完全是一种非常自然的情况。”
美国经济学家K.墨菲（Kevin Morphy）、A.施莱弗（Andrei Shleifer）和R.维什尼（Robert Vishny）对此持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如果所有的价格不是一齐放开，就会产生资源配置的扭曲。而且，它会在能够获得变相补贴的国有企业与只能以市场价格获得原料、设备和贷款的民营企业之间造成不平等的经营条件，因此愈到后来就愈益成为阻碍民营经济进一步壮大的因素。
另外一些中国学者例如本文作者对“双轨制”持续带来的社会政治后果给予高度关注。
他们认为，“双轨制”的制度安排所造成的经济和社会后果是双重的。一方面，正像前面一些学者所说，它给民间创业活动一定的空间，使各种类型的民营企业得以成长；另一方面，特别值得警惕的是，如果这种“权力货币化”或“权力资本化”的制度安排持续下去甚至得到加强，就会造成广泛的寻租（rent-seeking）环境，埋下*蔓延的祸根。而如果不能及时通过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铲除这一祸根，就有可能助长权贵资本主义的发展，酿成严重的经济、社会及政治后果。

中国经济60年（13）
这样，“双轨体制”就把两条可能的进一步发展道路摆在中国的面前：一条是坚持改革，建设政治文明下法治的市场经济；另一条是强化寻租基础，走向权贵资本主义的穷途。
下篇：“整体推进” 全面改革（1994年至今）
“双轨”的存在，意味着国民经济中仍然存在着大量低效的公有经济成分以及非市场化价格体系。公有经济和计划体制痼疾未除，与新生的非公经济和市场体制之间的矛盾却在日益尖锐。中国经济的改革战略从“增量改革”向“全面改革”进行转变，遂改革的必由之路。改革的主要措施，包括价格“双轨制”的“并轨”，以及国有企业大刀阔斧的改革。许多改革措施卓有成效，为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作出关键性贡献，但由于种种原因，许多重要的改革未能适时推进，导致进一步的改革更为艰难。
在国民经济许多重要领域，如能源、电信、石油、金融等国有垄断行业，改革难以深入。一些重要的要素价格，如能源、利率、汇率，也尚未放开，依然未能真正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从而影响资源配置的效率。更为严重的问题在于，政府和国有经济部门依然掌控着国民经济的大部分资源，与市场经济的生产方式不相适应，而且“国进民退”等逆潮流的事件时有发生。
多年来的经验证明，改革如果不彻底，则其在推进至某个特定的阶段，在破除原有格局的同时，往往会形成新的既得利益集团，成为妨碍改革进一步推进的重要阻力。而由于改革不彻底而产生的种种弊端，包括*、寻租、社会不公等，又必须通过继续进一步深化改革才能去除。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其进程更加不容耽误，中国经济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采取增量改革战略，目的是为了减少改革阻力，积蓄改革力量，缩短改革进程，最终目的还是建立统一的市场经济体系。因此，改革终归要推进到国有部门。在“体制外”改革已经为全面建立市场经济制度准备了必要条件的基础上，就应当抓住时机，在占用了国民经济中大部分重要资源的国有部门进行整体配套改革，实现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全面转轨。
由于没有能够及时实现改革战略的转变，国民经济中已经搞活的“体制外”部分和在很大程度上仍受传统经济体制束缚的“体制内”部分之间出现了剧烈的摩擦，经济体系中存在着许多漏洞，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就经常受到威胁。正如青木昌彦（Masahiko Aoki）在《比较制度分析》一书中所指出的，一个体系中的各种制度具有战略互补性，某一项或几项制度发生变革，其他的制度要么进行相应的变化，要么就会与新制度不相配合，对新制度的实施产生阻碍。因此，制度变革本质上就应该是整体推进的，虽然在实施上可以分步进行，否则，就会存在巨大的制度运行成本。所以，“双轨制”拖得愈久，其消极后果也体现得愈严重。
随着社会经济矛盾的加剧，由局部市场化转向全面改革的呼声也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变得愈来愈强烈。1986年，在改革领导人的推动下，终于开始转向进行全面改革的尝试。
试水全面改革
这是中国改革以来又一个全新的阶段，改革开始从非公部门推向公有部门，从农村推向城市，从价格体制推向以价格体制、税收体制和财政体制为重点的配套改革，从经济改革推向政治改革，进行了全面的尝试。这些改革措施在许多领域，尤其是宏观经济体系建立和所有制结构调整两方面都取得了重大进展，但由于突发性事件以及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出现重大反复，并未能取得预期的成就，这也使得后来的改革难度进一步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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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增量改革”的倡导者，但他并不满足于改革前期在非国有部门取得的成就。当非国有经济已经能够为整个改革提供支撑点的时候，他提出了转移改革战略重点、把改革推向国有部门的要求。他在1984年6月指出，在农村改革见效以后，“改革要从农村转到城市。城市改革不仅包括工业、商业，还有科技、教育等，各行业”。同年10月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实施这一战略转变。
根据*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和1985年《*中央关于制定第七个五年计划（1986年－1990年）的建议》通过企业、市场体系和宏观调控体系等三方面互相联系的改革，“在今后五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内，基本上奠定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础”的要求，中国政府从1986年起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
为了克服双重体制胶着对峙造成的种种弊端，1986年初，时任国务院总理*提出了以价格体制、税收体制和财政体制为重点进行配套改革的设想。他宣布1986年国务院的工作方针是：在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控制的条件下改善宏观管理，在抑制需求的条件下改善供应，同时做好准备，使改革能在1987年迈出决定性的步伐。接着，*就改革形势和“七五”（1986年－1990年）前期改革的要求多次发表讲话。他在这些讲话中指出，这种新旧体制胶着对峙，相互摩擦，冲突较多的局面不宜拖得太长。因此1987年和1988年需要采取比较重大的步骤，促使新的经济体制能够起主导作用。这就需要在市场体系和实现间接调控这两个问题上步子迈大一点，为企业能够真正自负盈亏，并在大体平等的条件下展开竞争创造外部条件。“具体说来，明年的改革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去设计、去研究：第一是价格，第二是税收，第三是财政。这三个方面的改革是互相联系的。”“关键是价格体系的改革，其他的改革围绕价格改革来进行。”
为了进行拟议中的配套改革，国务院在1986年4月建立了经济改革方案设计办公室。这个办公室在国务院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直接领导下，拟定了“七五”前期以价格、税收、财政、金融和贸易为重点的配套改革方案。其中的价格改革，准备采取类似于捷克斯洛伐克在1967年－1968年改革的做法，用“先调后放”的办法实施价格市场化：先根据计算全面调整价格，然后用一到两年时间将价格全面放开，实现并轨。在财税体制方面的主要举措，则是将当时实行的“分灶吃饭”体制（Revenue-Sharing System），改革为“分税制”（Tax-Sharing System）以及引进增值税（VAT）等，上述配套改革方案在1986年8月获得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决定从1987年1月1日起施行。*在1986年9月13日听取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关于改革方案的汇报时，对这个配套改革方案作出了很高的评价，要求照此执行。
与此同时，*在1986年再次要求启动以“党政分开”为重点的政治体制改革，使中国的政治体制适应于市场经济的需要。20世纪80年代双轨并存引致的诸多矛盾表明，问题的症结在于：在双轨体制下，“国家辛迪加”中政府控制和支配基本经济资源的遗产尚未得到消除，使矛盾集中在政府身上。要消除这些遗产，就不能不彻底进行国家体制的改革。正是由于认识到政治改革的重要性，*在1986年重提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遗憾的是，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没能进行下去。

中国经济60年（15）
在经济改革方面，在政府内部和学术界一直存在不同的意见。国务院领导原来是坚持“价、税、财配套”改革的，但是到1986年10月，国务院领导改变了原来的想法，转向以国有企业改革为改革主线，并在1987年和1988年实行了“企业承包”“部门承包”“财政大包干”“外贸大包干”和“信贷切块包干”等五大“包干”制度，回到了维持市场经济与命令经济双轨并存体制的老做法。由于丧失大步推进改革的时机，行政*、通货膨胀等问题愈演愈烈，最后以1988年的抢购风波和1989年的政治风波告终。
1988年的经济危机和1989年的政治风波以后，一些政治家和理论家把这次经济和政治动荡归罪于市场取向的改革，指责“取消计划经济，实现市场化”就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于是，发生了改革开放以后的又一次回潮。直到1992年初*作了推动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南巡讲话以后，才迎来新的改革开放热潮。
1992年10月*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1993年11月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又作出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在以下的问题上获得重要突破：
第一，明确提出“整体推进、重点突破”的新的改革战略。也就是说，不只在边缘地带进攻，而且要在国有部门打攻坚战，要求在20世纪末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
第二，为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外汇管理体制、企业体制和社会保障体系等重点方面的改革提出了目标，拟定了方案。
根据*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从1994年初开始，中国政府在财税、金融、外汇管理、企业制度、社会保障体系和国有企业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来推进改革。同时，国务院要求按照《公司法》进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以便在取得经验后全面推广。在以上诸方面的改革中，外汇改革进展最为顺利，提前实现了全会《决定》所规定的在经常账户下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的目标，财税体制也进入了预定的轨道。其他方面，特别是国有经济改革虽有一定进展，但仍未达到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
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改革在宏观经济体系建立和所有制结构调整两方面都取得了重大进展。基本标志是原来国有经济一统天下的局面发生了改变，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有了比较大下降。不过从全面建立市场经济所有制基础的角度看，改革的大关并没有过。直到1993年，虽然国有经济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的比重不到一半，但政府和国有企业仍然是稀缺经济资源的主要支配者。以资金为例，国有部门占用了70％以上的信贷资源。此外，由于政府和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使适合市场经济的金融、财税等体系难以健全。发生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旧有的国有经济体制，亦即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所说的“国家辛迪加”（The State Syndicate），或者用现代语言说，党政经一体化的大公司（The Party-State Inc.），乃是整个旧体制的核心或基础。以此为依据的利益关系盘根错节。如果在旧体制中既得利益者不能以整个社会的利益为重，就会以种种口实（包括政治借口）阻碍国有部门改革和改组的进行。于是，改革和改组就会遇到很大的阻力。

中国经济60年（16）
世纪之交的改革与矛盾
随着改革的深入，改革与反改革的力量交锋日益激烈。从某种意义上讲，此后的改革比改革初期更为艰难。改革初期的阻力主要来自意识形态，而此时则主要来自既得利益；改革初期的措施有帕累托改进的特性，而此时国有垄断企业和政府部门已经享受改革的成果，但进一步改革会损害它们的利益。推动国有垄断企业和政治体制改革，意味着政府要对自身进行改革，改革由此进入更为艰难的攻坚战，进度明显放慢。
中国经济改革面临的旧所有制结构的障碍，在1997年的*十五大上取得了某些重要的突破。
从经济方面说，*十五大否定把国有经济比重大小同社会主义性质的强弱直接联系起来，明确肯定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是至少一百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在世纪之交，一个以混合所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的轮廓开始显现在人们的面前。据此，代表大会要求根据“三个有利于”的原则，调整和完善国民经济的所有制结构，建立今后长时期的基本经济制度。调整包括三项主要内容：（1）缩小国有经济的范围，国有资本要从不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领域退出；（2）寻找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多种公有制实现形式，发展多种形式的公有制；（3）明确宣布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鼓励个体私营等非公有经济的发展。
1998年，*十五大的上述决定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
在此后几年中，中国的经济改革取得了不小进展。
第一，国民经济的所有制结构明显优化，从国有经济一家独大的结构转变为多种所有制企业共同发展。除少数垄断行业外，民营经济一般居于主要地位；在就业方面，民营企业成为吸纳就业的主体，2006年民营企业就业人数达到全国城镇就业人数的72％。
第二，国有企业改革取得重大进展。主要表现在：国有企业已从国有独资的产权结构，变为以股份多元化的公司制企业为主。目前在非金融类企业方面，绝大多数国有二级企业已经改组为国家相对或绝对控股的股份有限公司。在金融类企业中，21世纪初实现四家国有商业银行的海外整体上市，为中国金融市场提供了必要的微观基础。这些公司在股权多元化的基础上搭起了公司治理结构的基本框架。
中国虽然在20世纪末建立起市场经济制度的基本框架，但是市场经济的若干重要架构，例如规范的金融市场，现代市场经济所必需的法治体制，并没有建立起来。所以说，距离原来确定的经济改革目标还有不小的差距。有鉴于此，2003年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
不过，这一决定的执行不是没有阻力和障碍的。由于改革有所放缓，社会矛盾的态势也发生了新的变化。
首先，按照*十五大和十五届四中全会的要求，国有经济的布局调整和国有企业的股份化改制都有了重要的进展。到了21世纪初期，全国中小型国有企业，包括基层政府所属的乡镇企业已经全面改制，其中绝大部分成为个人独资或公司制企业，但是，当国有经济改革改到能源、电信、石油、金融等重要行业的国有垄断企业时，改革步伐就明显慢了下来。一些行业的行政垄断还有所强化。在某些国企改革中，还出现了改革遭到扭曲，“掌勺者私占大锅饭”的权贵私有化的现象。所有这些，都使民怨沸腾。

中国经济60年（17）
近年来，围绕重要行业中国有企业究竟应当“进”，还是应当“退”的争论又起。有些论者提出，在这些行业中，国有经济的比重不但不应当降低，还应当提高。2003年，国资委有的官员宣传一种“国有经济是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的观点，引起相当程度的思想混乱。直到200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党政领导对此做出了澄清，但类似的论调在一部分人中间仍然很有市场。2004年爆发市场化改革的大方向是否正确的争论以后，社会上又出现了被媒体称为“再国有化”或“新国有化”现象。这种“回潮”的趋势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有些领域在已对民营企业进入发放“许可证”的情况下，又往后退缩，不让民营企业继续经营；二是一些国有独资和国有绝对控股的公司对民营中小企业展开了收购兼并，使这类企业的垄断地位进一步强化。
第二，政府对企业微观经济活动的行政干预，在“宏观调控”的名义下有所加强。
从2003年四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出现了“过热”的现象。为了保持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中国政府决定采取措施促使经济降温。宏观经济是一个总量的概念、全局的概念。在发生了宏观经济过热，即总量需求大大超过总供给的情况下，就理应按照市场经济的常规，以汇率、存款、准备金率等间接手段为主，进行总量调控。当然，在中国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够完善的情况下，还有必要运用某些行政手段，例如对银行信贷的“窗口指导”作为补充。但是，必须明确，它们只能是辅助性的手段，而且应当在运用这种手段时，对它们的局限性和副作用有充分的估计。但是，当时，在对宏观经济形势进行判断时，主流意见却把问题的性质确定为“局部过热”，采取的主要措施也是由主管部委联合发文，采用审批等行政手段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等“过热行业”的投资、生产活动进行严格控制。从那时起，“宏观调控要以行政调控为主”就成为正式的指导方针。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各级政府部门纷纷以“宏观调控”的名义加强了对微观经济的干预和控制。使行政力量配置资源的能力和手段大为强化，而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则遭到削弱。英国的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说：“权力易于导致*，绝对的权力会绝对地*”。行政权力的扩张，导致寻租活动制度基础扩大，使*日益盛行。
第三，政治改革滞后。*在1980年发动全国农村承包制改革同时，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著名的“八一八”讲话，启动了政治改革。1986年他又多次指出，不搞政治改革，经济改革也难于贯彻，要求加快政治改革。不过，这两次改革都没有能够进行下去。*逝世以后，新一代领导人在追悼会上再次提出政治改革问题。1997年的*“十五大”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口号，“十六大”又重申了这一主张，而且还提出建设*政治和提升政治文明的问题。但是，十年来进展十分缓慢。例如《物权法》《反垄断法》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都用了13年的时间才得以出台。对于一个所谓“非人格化交换”占主要地位的现代市场经济来说，没有合乎公认基本正义的法律和独立公正的司法，合同的执行难以得到有效保障。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活动的参与人为了保障自己财产的安全，就只有去“结交官府”。于是，就出现了寻租的“新动力”。

中国经济60年（18）
寻租活动基础的扩大使*活动日益猖獗，“傍大款”和“傍大官”的“官商勾结”，“买官卖官”等丑恶现象也随之蔓延开来。根据一九八八年以来若干学者的独立研究，中国租金总额占GDP的比率高达20％—30％，年绝对额高达四万亿至五万亿元。巨额的租金总量，自然会对中国社会中贫富分化加剧和基尼系数的居高不下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第三次改革大辩论
改革的时间拖得越长，新旧两种体制之间积累的矛盾就会越多；既得利益者积累了更多的利益，也就有更多的动力去阻挠可能影响自己利益的进一步改革。社会存在的种种矛盾，尤其是与经济问题相关的不公事实，根源在于改革不彻底，而非改革本身，这一点在中央决策层已经明确，并指出“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但要将改革深化推进，还需要有更切实、有力的措施。
由于双轨并存的社会存在法治的市场经济和权贵资本主义这两种不同的发展前途，于是，近年来就一直存在这样的情况：当市场化改革大步推进，例如，当20世纪90年代初期商品价格放开，商品市场寻租的可能性大幅缩减时，*被抑制，大众满意的声音占有支配地位。又如，当世纪之交包括大量“苏南模式”的乡镇企业在内的中小企业实现“放小”改制，促成了沿海地区经济的大发展，居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时，虽然出现了某些局部性的不公正行为，满意的声音仍然占有优势。反之，当进一步的改革受到了阻碍，比如说国有垄断企业的改革停顿不前，或者改革遭到扭曲，比如说推行了所谓“斯托雷平式”的权贵私有化时，就会造成*活动猖獗，贫富差别进一步扩大的态势。
对这种情势的原因，社会上存在不同的判断，也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
支持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和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改革的人们认为，既然中国社会存在的种种不公是由市场化经济改革没有完全到位和政治改革严重滞后，权力不但顽固地不肯退出市场，反而强化对市场自由交换活动干预压制等寻租活动基础所造成的，根本解决之道就只能是坚持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和*法治化的政治改革，铲除权贵资本主义存在的经济基础，并使公共权力的行使受到法律的约束和民众的监督。
另一部分人把*蔓延、贫富两极分化的原因归结为市场化改革。他们认同传统政治经济学的话语，认为市场经济必然带来贫富两极分化和劳动者生活水平下降。主流媒体对当前全球金融危机原因和应对措施的阐述加强了这种思想倾向。于是，有些人把希望寄托于恢复国有企业的统治地位以及政府主导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状况。
在这两种观点相持不下的情况下，一些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支持者利用大众对于丑恶现象的正当不满，玩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口号迷惑大众，把反对和打击的目标从运用公共权力牟取私利的特殊利益集团转移到在市场化改革中成长起来的一般“富人”，包括同样身受贵族压榨的中产阶级身上。极力鼓吹，目前我们遇到的种种经济和社会问题，从*猖獗、分配不公直到看病贵、上学难，甚至国有资产流失、矿难频发等都是由市场化改革造成的，由此鼓动扭转改革开放的大方向，“在城市，把在改革开放期间一切公有财产被私有化了的财产，全盘收归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在农村，实行土地国有化、劳动集体化、生活社会化的三农政策”。在政治上，则要重举“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旗帜，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昭雪”，“七八年再来一次，进行几次，把无产阶级*进行到底”，实现“对党内外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中国经济60年（19）
改革开放前旧体制和旧路线的支持者对中国现状所做的这些主张，不论就他们的“诊断”，还是就他们的“处方”来说，都是不正确的。
以贫富分化为例。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捍卫者宣传说，赞成市场取向改革的人们主张扩大贫富差距，而市场化改革也正是中国贫富差距扩大的罪魁祸首。这种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中国收入差距过大，正是一批主张改革的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提出并逐渐引起社会注意的。
问题的焦点在于，中国社会中的贫富分化加剧的原因何在，解决这一问题的着力点又应当在哪里。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捍卫者断言，这是由市场取向改革造成的，因此，他们主张把矛头对准在市场经济中由于勤于劳动、善于经营而取得中高收入的人们，以便拉平他们和低收入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主张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中国面临的社会问题的人们则认为，目前中国社会中贫富差距不正常拉大的主要原因是机会不平等，也就是由于各级党政机关有过大的支配资源的权力，能够接近这种权力的人就可以凭借这种权力靠寻租活动暴富，或者由于部分企业的行业垄断所造成。根据这种分析，缩小贫富差距的着力点应当是通过推进市场化改革，挖掉寻租活动的基础，打破对竞争性领域的行业垄断，坚决打击“权力搅买卖”的*行为。
当然，在市场经济机会平等的情况下，由于人们的能力有大小，也会产生收入的不平等。特别是中国目前传统低效农业和现代先进工商业二元经济并存，这种差距就会比一元经济中更大。对于这种结果不平等，也应当采取切实措施加以补救。但最重要的补救办法，应当是由政府负起责任来，建立起能够保证低收入阶层基本福利的社会保障制度。
中国原来实行的只覆盖国有部门的社会保障体系本来就很不完善。像公费医疗费体系，只覆盖国营企业和党政机关，支出主要用在城市居民，特别是党政领导干部身上，普通工人、特别是农民却缺医少药。改革开放以后，这一套体系完全无法运转了。因此，1993年的改革方案里对建立新的社会保障体系做出了框架性的设计。从现在的情况来看，这一设计也是基本正确和大体可行的。如果能在实施过程中进一步完善，完全有可能为中国居民编织一个能够有效运转的安全网。
可是14年过去了，由于某些部门出于部门利益的考虑，采取消极甚至抵制的态度，使十四届三中全会的方案由于国有企业老职工“空账户”补偿问题未获解决而不能实现。
如果说他们对中国社会问题所作的“诊断”属于“误诊”，他们开出的“处方”，即回到“全面专政”时代，就更是有害无益了。我国社会中目前存在的种种权贵资本主义现象，究其根源，就在于不受约束的权力对于经济活动的干预和对于经济资源的支配，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支持者要求加强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加强政府及其官员不受约束的“专政”权力，不正是强化*的制度基础，和他们所宣称的目标南其辕而北其辙吗？
这样，虽然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支持者利用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煽情和他们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某种优势，在对医疗、教育、住房以及国企改革等具体问题的讨论中，通过蒙蔽蛊惑大众，取得了某种程度的成功，但是一当他们亮明底牌，即扭转历史车轮，回到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民族灾难的旧路线和旧体制去的时候，那些虽然对于改革开放的某些具体做法和中国社会的现状怀有意见，但能够理性思考问题、并不反对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大方向的人们，也就离他们而去了。

中国经济60年（20）
对于这种开倒车的主张，中国的党政领导也明确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总书记2006年3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海代表团的讲话中指出，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2007年10月召开的*十七大，在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中尖锐地提出“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对那种走回头路的主张进行了正面的批判。这份报告指出：“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中国是否能够在未来的30年续写辉煌，将取决于我们能否正确应对新一轮的挑战。我们好几代的先辈曾经为建设一个富裕、*、文明的中国而努力奋斗过。虽然过去屡经挫折，未来的道路也不会平坦，然而推进改革，防止倒退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兴亡和所有中国人的根本利益，在这样的问题上，容不得我们有丝毫犹疑。只有冲破阻力，奋力过关，才能走上坦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高尚全
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不寻常的一次会议，在我们党和国家历史上特别重要，因为它实现了我国从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走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轨道，揭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实现了历史性的转折。
当时的背景是什么？
从国内情况看，第一，思想理论的拨乱反正。通过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打破了“两个凡是”，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做了思想理论上的准备。当时真理的标准讨论是耀邦同志组织的。原来是在南京大学胡福明和中央党校孙长江两位教授的文章的基础上形成的，1978年5月10日在中央党校《理论动态》上发表了，11日在《光明日报》又以特邀评论员的名义发表，新华社当天就在全国转发，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全文转载。在全国引起了讨论的热潮。5月17日，一位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的领导指责说，这篇文章“思想上是反动的，理论上是荒谬的，组织上是砍旗的”。所以这给耀邦同志很大的压力。后来小平同志出来讲话了，他说：我原来没有注意这个文章，后来听说不同意见，我看了一下。看了以后我觉得这篇文章是*主义的，现有的争论是不可避免的，争得好，根源就是“两个凡是”。小平同志在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上又高度评价了这场大讨论，指出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讨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了，他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的确是一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是一个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版，第18-31页。]。
第二，*了冤假错案，端正了组织路线。耀邦同志后来当了中央组织部长，准备了大量的材料，在中央开会的时候给大量的干部*。这就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做了组织上的准备。

中国经济60年（21）
第三，经济上的左倾路线使我国国民经济处于停顿状态。拿农业来说，万里同志当时是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他说：我当第一书记的时候，安徽省28万个生产队中能够维持温饱的只有10%，65%的生产队人均收入低于60元，25%的生产队人均收入只有25元。安徽省是农业大省，但为什么出去要饭的人最多？非正常死亡300多万人。过去左了那么多年，几乎把农民的积极性打击完了，不肃清左的问题，农业永远不能翻身。安徽的小岗村农民冒着生命危险去搞包产到户，效果很好，解决了温饱问题，出去要饭的人也回家了。民间流传说“要吃米，找万里”。
从外部环境看，当时国际上兴起了新的科学技术革命，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但是我们却停留在阶级斗争，经济没有发展，而且到了非常困难的边缘。台湾的朋友说，你们搞*的时候我们在搞建设，所以台湾变成了“四小龙”之一。现在反过来了，你们在搞改革开放，我们在搞“*”了。因此台湾经济没有发展，人民生活没有改善，竞争力大大下降了。人民得不到实惠，*下台是必然的。
我先后参加过六个中央文件的起草，其中三个是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一个是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第二个是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第三个是2003年10月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三个*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对推动中国改革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个关于改革的决定，我有幸参加了这个《决定》的起草工作。当时解放思想冲破了“左”的干扰，农村改革取得了突破，农民的积极性大大提高了，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1984年农业生产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大丰收，粮食增产达到4070亿斤，创造了历史最好水平。过去搞计划经济，农民没有积极性，农民的劳动跟自己的收入没有关系，所以农民说，插秧一行是七棵，前面六棵不知道给谁插的，最后这一棵才是给自己插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包产到户解决了这个问题，交了国家的，留了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农产品丰收了，要有市场、要有销售渠道，同时也要求交换农业所需要的生产资料，所以就迫切要求城市改革。但是城市还是原来的那套体制模式，还是计划经济那一套，有以下几个弊病：
一、政企不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经济部门直接管理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企业失去了自主权和活力，结果宏观经济决策没搞好，微观经济活动又管得死，严重压抑了企业的生产积极性。　　二、条块分割。把完整的国民经济分割为众多的部门所有制和地区所有制，造成了部门壁垒、地区封锁，限制了地区之间、部门之间的横向联系，影响了行业之间、企业之间的专业化协作，使企业的生产能力不能充分合理地发挥。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沈阳有两个厂，一个是变压器厂，旁边一个是冶炼厂，变压器厂由机械工业部管，冶炼厂由冶金部管，结果变压器厂需要的铜由机械部从云南等地大批量运来，而冶炼厂生产的铜由冶金部分配到全国各地。一墙之隔的两个企业不能横向联系，造成了大量的物质和时间上的浪费。部门之间缺乏联系，扯皮很多，“九龙”治水，对权力抓住不放，而对责任往往一推了之，这种权利最大化、责任最小化的弊病很突出。　　三、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计划来管理经济，主要不是商品生产、价格规律和市场在起作用，使企业缺乏竞争力和应变能力。　　四、分配中的平均主义很严重。分配没有真正体现按劳分配的原则，干好干坏一个样，形成了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的局面，严重地压抑了企业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　　以上弊端使社会主义经济失去了活力，严重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影响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在这个阶段，也受到了极“左”思想的干扰，一位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曾经在一封信里批判了经济学家关于利用价值规律，发挥市场调节作用的观点。他说，这些主张“必然会削弱计划经济，削弱社会主义公有制”，势必“模糊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1982年9月《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批判了主张缩小指令性计划、扩大指导性计划的观点，说这些观点是否定计划经济。1983年在清除“精神污染”的背景下，在党报上对“减少指令性计划、增加指导性计划”的看法，开展了有组织的批判，强调指令性计划是计划经济的标志，还把商品经济、指导性计划作为精神污染来清除，可见这一年思想理论界很紧张，理论上很混乱。

中国经济60年（22）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接近六年的改革开放实践基础上，党在十二届三中全会认真总结了经验，1984年10月20日通过了《*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决定》阐明了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规定了改革的性质、任务和各项基本方针，在理论上和政策上也有许多重大的突破。其中一个重大的突破就是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决定强调，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只有充分发展商品经济，才能把经济真正搞活，促使各个企业提高效益、灵活经营，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需求，这是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计划所不能做到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改变了原来十二大提出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同志对这个《决定》予以了很高的评价。他说：“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我是这么个评价。”“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讲清楚了。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1008页。]
这一论断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其实早期在理论界争议是比较多的。人们对于原来计划经济的弊病早有认识，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但是改革的目标和方向却不清楚。当时计划经济“一统就死，一死就叫，一叫就放，一放又乱，一乱又统”的恶性循环。只是在你管、我管上做文章。我在1956年就提出企业要有一定的自主权的建议，在1956年12月6日《人民日报》第二版上发表了，当时认为这种体制不行，造成了官僚主义，限制了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计划经济部门怎么管理呢？一个是靠开会，一个是发文件。那时已经出现“跑部前进”了，企业缺电要找部里；缺煤了，没有任务了，要找部里；没有人了，也要找部里。因为企业不是一个企业，而是一个部门管理下的车间。企业的产、供、销、人、财、物都没有自主权。当时认识到这种体制是不行的，但是不知道改革的方向。当时人们的思想当中，认为社会主义和商品经济是对立的，互相排斥的。这有其历史原因。因为*、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是相互排斥的。列宁起初也坚持这个观点，后来遇到了困难，他就实行了包含商品经济内容的“新经济政策”，但只是作为暂时的政策，没有在理论上加以说明。
长期以来，由于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有不正确的认识。特别是1957年以后“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认识处于僵化状态，有的地方甚至在理论上出现倒退，把商品经济完全归属于资本主义的范畴。所以在实践当中，限制、扼杀商品经济的发展，逐步建立起高度集中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要进行这样的改革，首先必须要在理论上突破，理论上怎么突破？要解放思想。我记得当时首先提出商品经济理论的是广东一位叫卓炯的经济学家。1979年在无锡召开的社会主义经济价值规律讨论会上，也有人提出商品经济的意见，还有国务院财经委员会改革小组也提出类似的意见。这些见解没有被中央采纳，没有进入到中央的决策，但是这些意见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中国经济60年（23）
十二届三中全会之所以能够写出一个如小平同志所说的“一个政治经济学初稿”，原因就在于党中央集中了全党的智慧。开始讨论十二届三中全会究竟开什么内容时，小平同志说最理想的是要搞一个改革的文件，十一届三中全会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都起了很好的作用，这次三中全会能不能搞一个改革文件，这个文件将对全党起到巨大的鼓舞作用。他说就搞这个文件，别的不搞了。
根据小平同志的意见，中央成立了以*、*、胡启立、胡乔木、姚依林、田纪云同志组成的文件起草领导小组。从1984年5月份开始组织一些同志对文件的起草进行酝酿，先后找有关部门、有关省市的领导开座谈会。起草小组在第五稿的时候把草稿发到中央各个部门、各个省市自治区征求意见，各个部门和地方都认真进行了讨论，并提出了修改意见。比如说当时国家体改委提出，文件在讲到过去的经济模式时，必须明确它是限制商品经济发展、排斥价值规律的。在讲到改革要建立新的模式的时候，应当明确提出我们的经济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4年9月10日，时任国务院总理的*给中央常委写信，提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三点意见，指明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计划要通过价值规律来实现。*、陈云同志在他的信上画了圈表示同意。9月11日，中央召集了在京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纪委委员、中央各部门的主要负责同志、各省市区、各大军区同志，以及26个大企业的负责同志共约1500人，认真讨论了征求意见稿，通过讨论加强了对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城市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的认识，同时把原稿第四部分“改革计划体制、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标题改为“自觉运用价值规律，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有什么重大突破和创新呢？过去大家知道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基本特征，《决定》第一次提出了“商品经济”这一概念，这很不容易，是解放思想的结果。在稿子起草过程中，党中央和国务院主要领导同志先后八次和起草小组进行了座谈，共同修改这个决定。在起草过程中，我提出，改革就是要为迅速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扫清道路。从我们改革试点的实践经验来看，什么时候我们比较注意发展商品经济了，什么时候经济就比较繁荣。哪个地方重视商品生产，那个地方经济就比较有活力。这是我经过多次调查得出的结论。包括广东，就是因为先搞了商品经济，才有了活力，老百姓的日子就比较好过。所以可以这样总结，在“只有社会主义可以救中国”这句话之外，还要加上一句“只有发展商品经济才能富中国”。但是，我的意见提出来以后，起草小组就有人不赞成把商品经济写入《决定》，主要担心是什么呢？害怕社会主义跟资本主义混同起来，怕变成资本主义。我认为，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第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发展的，和资本主义是有区别的；第二，商品经济和计划经济并不是对立的，商品经济越发达，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越高，就越需要在宏观上加以指导。但是当时在起草小组通不过，因为反对的人官都比我大，所以我没有办法了。后来我建议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的名义，于1984年9月初在北京西苑饭店召开理论研讨会，请了20位学者专家参加会议。在会上，我首先提出：应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概念，这是当前改革要求在理论上的一个关键性突破。大家一讨论，思想都比较解放，意见很一致，认为“商品经济是个必然的途径和资本主义制度并无必然联系，不是资本主义的特有范畴”，“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商品经济同计划经济不是对立的”。另外，我们也讨论了另一个问题，就是过去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提法问题。为什么提出要以计划经济为主呢？因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制度，是必须要坚持的，市场调节只能作为辅助作用。一个是社会制度，一个是手段和方法，这两个东西不对称的。要么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要么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要么计划与市场。我们把讨论的结果给中央写了报告，时任总理的*阅后批示给起草小组，并说“马洪同志也有这个意见”。因此在十二届三中全会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写到决定上去。但是当时对“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人们在理解上却不同，有人侧重于“有计划”，是有商品的计划，有人说重点是要发展商品经济，争论还没有停止。　　关于计划与市场，已在世界范围内争论了近100年，我国理论界的争论也没有停止过。什么是市场？我曾经在多种场合讲到，哪里有商品交换，哪里就出现了市场，它不是社会主义特有的，也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它自古就有了，古文中有“日中为市”的提法。一个地方有了市场，就会繁荣起来，城堡加市场，就出现了“城市”。资本主义国家叫“城市”，社会主义国家也叫“城市”，并不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计划经济就叫“城计”，也即“城市加计划”。由此可见，计划与市场这两个概念是一种手段，一种方法，不是社会制度的特征与属性。

中国经济60年（24）
第二个*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根据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的精神，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明确了，怎么建立？当时心中没数。所以中央专门在十四届三中全会研究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过讨论，认为必须建立五根柱子。第一要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第二要建立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第三要建立以间接调控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第四要建立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第五要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相应的法律法规体系。在起草这个《决定》过程中我负责市场体系这部分，当时一起参加的有郑新立、张卓元同志，我们三个人是一个小组。在这个《决定》中，第一次把资本市场写上去了，这不容易，因为解放以后不能提“资本”两个字，怕“资本”和“资本主义”相联系了，所以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只能叫“资金”，“资金利用”、“资金周转”，不能提资本。其实，资本是生产要素，不是与资本主义相联系，我们社会主义同样要利用资本这个要素。关于提“劳动就业市场”还是提“劳动力市场”有不同意见。我坚持要理直气壮地提出劳动力市场，但有人说：劳动力怎么进入市场呢？劳动力进入市场就影响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所以不赞成劳动力市场的提法。为了使我的建议得到高层的支持，我曾分别征求薄老和李岚清副总理的意见，他们的反应很积极。薄老的回复是，“尚全同志：我对这个问题没有做过深入研究，在目前我们实行市场经济或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出劳动力市场是自然而然的。因此，我同意你的五点论述，但我觉得目前不必多争论，多看几年自然而然（或顺理成章）的解决。”李岚清同志的回复是：“我原则赞成这个意见，但劳动力一般理解为体力劳动，劳动力市场应为广义的概念，应包括脑力劳动，因此，提法上还值得推敲。”后来中央常委专门开会讨论《*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我有幸列席参加了，我当时心血来潮发了言，我说：必须明确提出“劳动力市场”。我一口气讲了五条理由：第一，劳动力的价值只能通过交换才能体现出来。劳动力进入市场是劳动的能力进入市场，而不是劳动者本身进入市场，不是把劳动者去作交换。劳动的能力有大小，贡献有大小，因此反映他的价值也是有大小的。第二，确立劳动力市场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我们要建立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就必须使要素进入市场，如果劳动力这个最活跃的要素不能进入市场，那么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就很难建立起来。第三，我们现在就业压力那么大，不开放劳动力市场，就业压力解决不了。第四，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已经有了劳动力市场。第五，我们提出“劳动力市场”不会影响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我记得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先生说过：你们的汽车司机服务态度不够好。因为司机认为我是工人阶级，我是主人，你坐车的是仆人。主人怎么给仆人服务呢？所以心态不平衡。工人阶级是一个整体概念，而具体到每个工人的是局部概念，不能把两者混同起来。会议没有继续讨论，*总书记只说了一句：提出劳动力市场，社会上能不能接受？第二天我找了主持起草小组的*同志，我有点内疚，我说：昨天我不应该发言，但莫名其妙我发了一个言。家宝同志很敏锐，他说：我赞成你的意见，但能不能上中央文件我也没有把握。家宝同志为了把“劳动力市场”写到《决定》上去做了很大努力。起草小组要讨论，他说：不要讨论了，这是中央决策的问题。他怕一讨论就七嘴八舌的又报不上去了。后来他把我关于劳动力市场的材料报送给总书记，*同志又批转给各中央常委，各常委表示没有意见。所以把劳动力市场写进十四届三中全会《*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第三个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就是2003年10月*中央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央关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当时有人认为，我们已经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搞得差不多了。中央及时指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提出了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目标和任务。这个《决定》有几个创新点：第一，提出了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第二，要完善国有资本有进有退、合理流动的机制，进一步推动国有资本更多地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第三，提出大力发展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是促进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原来在重要力量后面还有“和生力军”四个字，后来我提出来“重要力量”就可以了，“生力军”就可以不写了，因为有些领域非公有制经济已经成了主力军了。例如就业问题，五分之四是靠非公有制经济解决的，最后就把“生力军”删去了。第四，提出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第五，最重要的是，《决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论断。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提“以民为本”还是提“以人为本”，起草小组作过认真的讨论。我赞成提“以民为本”，因为我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中华人共和国”。毛主席提到“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人服务”；*同志的“*”中，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锦涛同志提出“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都讲的是民。所以我主张提“以民为本”。当时家宝同志反应很敏捷，立即用了一句古语“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会上，郑必坚同志提出“以民为本”带有政治的内容，因为有些不是“民”，是不是可以扩大到“以人为本”。最后中央文件上用了“以人为本”。　　以上回顾了*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三个决定。*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都对经济体制改革作出了重要的论述，都有许多理论上的创新。譬如，十三大，提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建立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体制，而且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设想。十三大我没有参加起草，但是有一个建议，登在1987年8月20日国家体改委的一个简报上，题目是《希望十三大在理论上要有重大突破》，我讲了三点意见：第一，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是一种手段和方法，不是社会制度的属性，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第二，用经济合同逐步替代指令性计划；第三，随着改革的深化和经济的发展，计划与市场结合的形式发生变化，从指令性计划向政策性计划转变，是经济发展和改革的需要。当时国家体改委主任李铁映在简报上批了“送总理参阅”几个字。总理看了以后于1987年8月30日批示：“要把指令性计划改为经济合同制的观点反映到报告中去”。用经济合同制逐步取代指令性计划，这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大突破。现在看来不觉得什么，但当时是一件大事。因为国家体改委有一个委员考察了匈牙利回来说：匈牙利取消了指令性计划，后来受到了猛烈的批判：“指令性计划怎么能取消呢？取消指令性计划就是取消计划经济，取消计划经济就是取消社会主义”，上到这么高的纲来批判。我在1986年带了一个18人代表团考察了匈牙利，为什么带那么多人去考察呢？因为匈牙利是第一个搞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央派人，地方派人，企业派人，到处派人去考察，匈牙利这个小国有点应接不暇了，他们说：我们的牛都认识你们中国人了。大家都重复地去考察，问的问题也差不多，考察的资料由各单位分别封锁起来，别人不能分享。我当时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下决心要改变这种状况，做深入的考察，要弄清匈牙利到底进行了哪些改革，哪些改革成功了，哪些改革不成功，有什么经验教训？而且在考察过程中的重要问题通过使馆用密电发回来，分发中央各有关领导。后来把考察的结果汇编成册，书名叫《艰难的探索》，资料大家可以共享。在考察中我问了匈牙利主管经济的副总理，“你们为什么要取消指令性计划？”他说：“我们根据平衡表编制计划，计划执行的结果就是有的完成500%，有的只完成4%，但谁也没有责任，所以就取消了指令性计划。”后来我又考察了捷克斯洛伐克，副总理见了我，让我到两个大学发表演讲。捷克这个国家本来“拔佳”皮鞋是名牌，解放以前上海有这种名牌的皮鞋。但是后来搞了计划经济没有名牌了，因为计划部门根据当时捷克斯洛伐克人口一千六百万人，计划部门按每人两双皮鞋作计划，总共三千二百万做皮鞋，然后把计划指标分到各皮鞋厂。计划执行结果，生产出来的皮鞋往往人家不要，而人家要的却没有生产，一方面大量积压，一方面又大量短缺。为什么？因为皮鞋这样的东西需要是个性化的，男人跟女人不一样，城里人跟农村人不一样，收入高的跟收入低的不一样，大人跟小孩不一样，你千篇一律一人按两双来做计划，是对资源的极大浪费。他们都明白过来了，很自然地就取消了指令性计划。但我们还在争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特征，取消指令性计划就是取消社会主义。

中国经济60年（25）
起草十五大报告时，我负责所有制改革部分。十五大在所有制理论上有创新，创新点是什么呢？第一，提出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过去讲是方针，但十五大报告作为基本经济制度，而且跟初级阶段相联系，就是一个长期不能随意改变的制度。第二，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应该而且可能多样化。第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过去讲是有益的补充。第四，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我讲过有两种模式，一种是百分之百的国有，另外一种是国有的在每个企业只占20%。哪一种模式的控制力强？我认为是后一种控制力强，因为前者控制一个企业，后者控制五个企业。第五，提出国有经济的比重减少一些，不会影响社会主义性质。在讨论十五大报告时，内地的一些代表提出，“我们的国有经济比重比沿海的高得多，为什么经济发展不如沿海快？为什么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不如沿海快？”过去认为，搞社会主义国有经济比重越高越好。第六，各类企业都是同等竞争，一视同仁。
另外，十五大也提出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这部分由另外两位同志负责起草。我提出“这一部分怎么没有把‘自由'和‘*'写进去？”他们说：“没地方了。”后来起草小组开大会的时候我发了言，我说：“我建议要把“自由”和“*”写到十五大报告中去。”我讲了三条理由：第一，我们每个人都想一想，问一下自己，你要不要自由？要不要*？我相信如果不说假话的话都要，都要*，都要自由。说假话是另外一回事。第二，《宪法》上讲到有这样那样的自由，为什么十五大就不说呢？第三，*、自由、*是人类文明的成果，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我们不要回避它。要老百姓继续跟着共产党走，就必须把这个旗帜举得高高的。这个建议得到了主持起草小组工作的*同志的赞同。所以他亲自在十五大报告中写上了“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大家记得，2007年开两会的时候*在回答记者说，*、法制、自由、*、平等、博爱，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进程*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这是他多年来形成的重要观点。权力没有制衡必然要*，这点大家有共识。但怎么样制衡，建立什么样的机制？一直没有很好的解决。这次十七大里头提出，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这三者既要相互协调又要相互制衡。过去，有人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现在理直气壮写到中央文件上了，这是思想解放的结果。
以上是我参与中央一些重大《决定》过程中的体会。总结起来，三十年改革开放有什么特点呢？我体会最深的有四点：
第一，三十年改革开放的过程也就是解放思想的过程。每次改革开放的重大突破都是以解放思想为先导。只有解放思想，才能实现体制创新和理论创新。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主义。”“事实雄辩的证明，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改革开放使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这个巨大变化来之于改革开放，来之于解放思想。

中国经济60年（26）
第二，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同志和他的理论起了关键的作用。例如，当有人严厉批判市场化改革，计划经济回潮时，*同志大声疾呼：“谁不搞改革谁就下台”[ 这是*南巡讲话中份量最重的一句话。中央将*在视察南方期间的谈话要点作为1992年第2号文件下发，此句话改为：“谁不搞改革开放，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是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1月版，第459-460页
]小平同志强调：“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与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第三，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党的领导下，主要是通过中央的重大决策、决定从上而下来推动的。同时，通过改革开放的试验，自下而上逐步推开的。我们改革的目标是在改革过程当中逐步明确的。改革开放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了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为了使人民富裕起来。所以，改革为了人民，改革依靠人民，改革的成果应由人民来分享。
第四，改革开放中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很突出，围绕姓“资”姓“社”、姓“公”姓“私”的争论。我去年到了一次越南。发现有两条他们走在我们前面了：第一，总书记是差额选举的；第二，去年召开的越共十大，开会之前两个月把十大的报告就发给全民讨论，让老百姓来参与。我在参加十五大报告的起草开始阶段，曾建议，我们是否可发布个信息，十五大要讨论什么问题，搞一个网站，让大家来献计献策，不是把报告发给人家讨论。当时徐匡迪市长也参加十五大报告的起草，他很赞同，表示先搞党内的*。匈牙利取消指令性计划也没有先问一下姓“资”姓“社”、姓“公”姓“私”，他们觉得不行就取消了。我们要先问一下姓“资”姓“社”，标准是停留在本本上，停留在老祖宗说过没有。例如搞股份制，有人说这是资本主义的，后来就去找典型著作上有没有？幸好，*对股份制有过论述，所以就有了勇气去推行。反过来看，假如老祖宗没有讲过，怎么办？我们对老祖宗的要求太苛刻了，哪能要求他预言一百多年以后的事情。我们曾经历过农村困难时期，不准农民养猪养鸡，不准有自留地，不准有农贸市场，更不准养牛，因为牛是生产资料。因为本本上说，生产资料公有制就是社会主义，不管社会主义为了什么？朝鲜现在也要想搞改革开放，允许农民养猪养鸡，但时至今日还不能养牛，为什么？因为牛是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必须实行生产资料公有。这些现在听起来觉得很可笑，但我们过去也经历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经验教训都很深刻，我们必须认真总结。

三个转变与中国改革（1）
郑新立（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
一、转变发展方式是“后危机”时期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根本举措。
1995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了《*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在这一建议里，提出要实行两个转变——实行经济体制转变向市场经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从增长方式转变到发展方式转变，变化虽然只有两个字，可它的内涵大大地扩展了。原来说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主要是指通过生产要素结构的调整，实现经济增长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而发展方式转变，则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容扩大到从需求结构、供给结构到生产要素结构这三个领域。
需求结构转变，是发展方式的第一个转变，经济增长要从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转变为消费、投资与出口协调发展，增强消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第二个转变就是供给结构的调整，经济增长要从过度依赖第二产业的增长，就是过度依赖工业的增长，转变为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
第三个转变是要素结构的调整，经济增长从过度依赖物质资源消耗，转变为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强化管理，提高劳动者素质来推动经济的增长。
这三个转变的提出，体现了我们党指导经济工作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对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更深刻。
抓住三个改变，取得实质性进展，就能为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创造一个良好条件。党的十七大提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之后，我们各个方面又开始积极行动起来，2009年金融危机的冲击，使我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个战略任务更加紧迫了。
如果危机之前我们说还可以混点日子，那么危机来了之后，我们的出口大幅度下降。2009年增长幅度下降19%-20%。下降这么多，相当于我们整个GDP的13%左右的总需求没有了。因为在这之前的五六年，我们的出口平均每年增长20%，现在一下子下降20%，上下波动就是40%，出口波动40%，总需求的13%就没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办？如果没有内需的扩大，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会马上下降2%-3%。到那个时候就业的矛盾更突出，社会稳定等各个方面的问题面临更大挑战。所以在2009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总书记专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一个问题展开来讲，把发展方式转变的问题，作为一个突出的问题提出来。
在发展方式转变上，取得实质性进展，不仅是2010年继续保持企稳向好的良好发展势头的需求，也是“十二五”、“十三五”今后10年、20年乃至30年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发展的一个迫切需要。没有经济需求结构、供给结构、要素结构的调整，我们的增长速度，很难保持前30年的速度。
二、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第一个转变，需要加快垄断行业改革、社会体制改革和建立城乡一体化发展制度的改革。
第一个转变是调整需求结构，要扩大消费。要扩大消费就要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增长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尽快形成一个橄榄型的收入体系结构，中间大两头小。在现在收入分配体系里，最突出的矛盾就是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太大，差了三倍多。单就城市或者单就农村来讲，这个经济系数并不是很高，但是城乡统算这个经济系数，可以说已经大到一个收入分配很不平衡的国家的范围。

三个转变与中国改革（2）
现在调整收入分配结构，首先要做的就是，改变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局面。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建立一个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制度，加快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加快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移。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六项制度——实现城乡规划一体化、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公共服务一体化、城乡市场一体化、城乡社会管理一体化等等，这样让农民也能够分享第二、三产业带来的机遇和收入。
还有一个差距是行业之间的差距比较大，主要是由于垄断导致机会不均等。与发达国家比，我们国家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要大得多。原因就是我们这些垄断性行业，使得民营资金和社会资金进不去，他们靠垄断获得高额收入。例如，金融领域就是这样，中央文件一再呼吁，要允许社会资金进入到金融领域，兴办各种所有制的各类金融机构，但是始终在协调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进展。
还有其他一些垄断领域也都是收入明显偏高。现在要打破垄断，使各个行业职工的收入大体能够均等。
加快垄断行业的改革非常迫切，还有一个是重点领域是社会体制的改革。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社会体制改革这个概念，社会体制改革就包括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城市公共事业等等这些领域的改革。
这些改革现在在推进。医疗社会体制改革，现在已经出台了，并且正在推进；教育体制改革，现在正在抓紧制定方案；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我们有了方案。现在我们社会事业发展滞后，整体上是由于社会领域的改革滞后，这些改革滞后就制约了公共服务的发展。
现在在许多个人消费领域，已经出现了供过于求的局面。但是在公共服务领域，基本上是处于供不应求。我们教育、医疗保险、公共交通、城市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环境治理等等，整体上依然供给不足。供给不足是因为经济体制改革之后，制约了社会资金的进入，社会体制改革比经济体制改革难度要大。经济体制改革，我们用市场竞争，优胜劣汰，就可以把很多问题解决了。但是社会体制改革不行，公共服务具有社会公益性和经营性双重属性，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个行业里面不同的企业，它可能有的是从事公益性服务，有的是从事经营性服务，所以这个社会领域要更复杂。
我们从事社会改革研究的力量、研究的深度，以及我们下的功夫，相比经济体制改革研究要差得远，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事经济方面的研究所有十几个，而从事社会方面的研究所只有一个。所以我建议原来从事经济体制改革的人，能不能花点精力，把我们的研究放在社会改革领域，对社会领域的改革提出一些方案。例如，住房制度改革，住房不是一个纯粹的商品，是拉动社会发展的一个特殊商品。要通过社会体制的改革，把社会资金引入到社会事业发展领域，改变社会产品，包括是公共服务供给不足，这是今后若干年我们面对的一个重大任务。
所以通过这些垄断行业的改革、社会体制改革、城乡一体化发展制度的建立，来推动社会发展方式的第一个转变。
三、实现社会发展方式第二个转变，就要加快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和工商管理体制的改革。
第二个转变重点是要加快发展第三产业。到目前为止，我国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40% ，就业比例占全社会就业人员的比例只有34%，这两个比例都太低。为什么第三产业的发展，始终没有突破？最近我们分析原因，结论还是体制的障碍。

三个转变与中国改革（3）
第三产业经营规模小，大量都是小企业、个体工商户。这类企业税收比较重。第三产业用电、用水的价格比工业贵。另外就是税赋重，小企业刚要开张，一下子收那么多税，就开完了。这些都是体制问题导致的。
怎么在体制上调整为第三产业发展、为创业创造好的环境？比如税收三减两免，等企业做强做大了再收。比如行政管理收费，最近做了一个调查，沿海民营经济发展得好，发展沿海地区行政收费占财政收入比中西部要低得多。我们中西部经济没有发展起来，行政收费要占财政很大的部分，而财政很大部分就是从中小企业收费起来的。他摆的小摊，本小利薄，你一收费他就做不下去了。而在印度满大街都是小商店，国家不让大商场干，这块利益丰富，要留给老百姓，让他们就业、让他们生活。而我们恰恰把这块抠得很紧。
不同的地方不同政策造成不同的效益。在浙江有3000多万人，有400多万个企业。我最近调查中部地区，像湖南、湖北、山西，一百万个企业都不到，虽然他们的人口比浙江多，但经济主体少。最近湖北省政府给当地工商局的一个批示，说得非常好——工商局的本事不是体现在你们怎么能够管得严、管得狠，而是能够把湖北省的市场主体发展好。这是说到要害了。实践证明，工商管理上稍稍松一松，比如企业注册登记，原来规定注册资金是10万元，现在不要那么多，并且开始时可以少一点，在今后经营当中，逐渐增加注册资金。单就这一条，新办企业的数量就会迅速增加。
如果银行降息或者出台一些税收减免政策，那么中部地区这些个体工商户、小企业会大量增加起来。三五年之后，中部地区的经济活力就会大大地增长。
工商行政管理要改革，金融体制也要改革。小企业需要的资金量可能就是几万、几十万，它需要的贷款数量也是很小的规模，但是没有给人它贷款。现有的银行，基本上是盯着大企业、大项目，因为这些贷款项目，大都是几亿、几十亿元，他们感兴趣。如果小企业一个几万、几十万的贷款，银行投入的力量，跟几亿、几十亿的贷款一样，信贷成本太高。所以我们在整个金融体系当中,没有专门给小企业、个体户和农民贷款的金融服务体系。全国政协委员刘克崮通过调查将这类服务称为草根金融体系，中国没有草根金融体系。服务于“草根”的金融体系一旦发展起来，将为中国经济市场主体的增加和发展起到奇效。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段应碧退休后，就搞小额贷款。现在发放额度好几个亿，没有一个坏账的，不良资产率是零。德国的一个机构看了后，说他办的这个小额贷款，比孟加拉尤努斯要好得多，尤努斯小额贷款利率是20%，我们只有10%。他就是根据银行贷款成本和经营成本，将利率确定在10%左右。他雇了几千人从事这项工作。
没有金融体制改革的突破，我们的第三产业起不来。再过十年可能还是这个样，所以要从体制上找原因，把我们第三产业搞得快一点，这个意义太大了。*在资本论讲，说资本主义丧钟要敲响，因为现代化工业化会排挤劳动力，就会存在一个失业大军。这个失业大军没有事干，就会敲响资本主义丧钟。为什么丧钟没有敲响？因为这些被机器排挤下来的人跑到第三产业去了。发达国家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占到总就业人员的80%，而我们现在才仅仅34%，比例实在太低。所以我希望在这方面我们多下功夫研究，怎么为第三产业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体制环境。

三个转变与中国改革（4）
四、实现社会发展方式的第三个转变，需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
在科技体制，我们制定了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纲要。各个部门提出了70多项鼓励创新的政策。最近全国政协专门对各个部门出台70多项政策实施的情况做了调查，调查的情况有喜有忧。一方面企业的投入、各级政府的投入大幅度增加，最近增长20%，但是另一方面看，企业通过科技进步发展的体制机制基本上还没有形成。特别是央企，现在基本上还没有建立鼓励自主研发这样一个机制。对央企的考核，重点是考核资产的保值增值和当年的实行利润，光有这些指标还不够。考核资产保持增值，现在光看有形资产，不看无形资产。企业有研发投入，形成了技术成果，没有人去评价，技术成果不计入企业资产考核的范围评价内。所以我这个厂长在任时，投入了研发，产生了成果。在我的任期内可能表现为风险的增长、奖金和收入的减少。等到这些成果产业化挣到钱，业绩却表现在我的下一任，十年八年以后。所以这种考核机制助长了企业经营决策的短期行为。中国为国企改革花了很大成本，几千万人从国企里面转移出来，历史包袱花几万亿元资金剥离转移出来成立的大公司，现在还没有处理完。
现在国企日子好过，利润大幅度增加，情况非常好。如果央企在自主创新这一关过不去,央企不能在自主创新上投入，像华为那样形成自主的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从而提高国际竞争力，也可能十年八年以后，央企要第二次脱困。所以我们要深入研究国有企业的管理体制，国有企业改革远没有结束。比如建立企业研发投入的激励机制，研发投入产生技术成果评价，也列入企业资产保值增值的考核范围。鼓励央企，提高企业的有机构成，增加资产的科技含量。如果央企都能像华为那样，那么党中央提出的建立创新性国家战略就能落到实处。过去央企没有钱，现在有钱，就要看怎么建立这个考核机制。
另外要建立、鼓励自主创新的风险投资体制。像深圳现在基本上形成一个以创新来带动发展的机制。深圳就是由市政府出资，办了一个风险投资公司和一个贷款担保公司。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支持企业技术成果的产业化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现在深圳成长起来的企业，90%以上都获得过这两个公司的支持。像华为，期间有几次都快完蛋了，是政府伸出援助之手把它扶持起来。华为公司在别的地方成长不起来，就是因为深圳有这样的环境才发展起来。深圳有这样一大批像华为那样的公司，就是因为深圳有这样的环境才发展起来。
如果其他的城市都能像深圳这样，形成鼓励创新的政策环境、社会环境，那么才能造就一大批像深圳华为那样的创新型企业。
另外，教育结构的调整要加紧进行，去年我们大学的毛入学率达到24%。现在大学生就业难，有人说是因为我们大学的招生太多了。我们看看周边国家，日本大学入学率有70-80%，韩国达到50-60%，我们才24%。我们要跟日本、韩国比。现在关键的问题是我们的教育结构如何适应社会市场对人才的需求结构，根据社会市场人才需求来调整教育结构，并形成一个体制机制。现在高校有的专业，十几年培养的人都不从事这个专业，但它还照样招生。社会急需的人才得不到培养，可是没有相应扩大招生的机制。关键还是要根据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培养市场需要、专业对口的人才。现在闹技工荒，在深圳一个技工每月可以挣四五千元，但是大学生也就两三千元。喊了多少年发展职业技术教育，还是没有发展起来。这说明我们的教育结构不适应社会对人才的需求结构。所以怎样根据社会经济发展需求来改革教育体制，调整教育结构任务非常艰巨。总之，三个转变能不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我看是寄希望予改革。

中国改革动力的历史考察（1）
周瑞金（人民日报社原副总编辑）
深化改革，说来容易实行难。似乎上上下下各有苦衷，即使领导者个人意识到深化改革的紧迫性，一旦企图有所改弦更张，都有一种备受各方牵制的无力感。
下一个30年，中国改革的动力何在？从过去30年的经验来看，上述问题的答案只有一个：官民互动，上下借力，共度时艰。中国改革的真正动力，源自执政党上层的政治胆识与民间力量的推动和强力支撑。
从三个维度看民间的作用力
在我们熟知的以历次党代会、中央全会和若干个“一号文件”、“N号文件”构成的中国改革史之外，我们不妨再做一次改革动力的历史考察，看看来自中国民间的力量，如何与励精图治的几代领导核心和领导集体上下呼应，江湖与庙堂联动，自下而上地瓦解了束缚经济发展的传统体制，松动、融化了被传统体制板结了的中国社会。
首先，是中国民间“草根人物”的崛起，始终拥有要求改革、寻求发展、追求幸福的强烈意愿和无穷智慧。上一个30年，每一次改革面临重大进展，或是某个局部改革取得重要突破，几乎都循着这样一个线索展开：民间小人物“胆大妄为”的冒险“违规”，取得阶段性成果之后，得到开明地方领导干部的默许甚至鼓励，经由目光敏锐的媒体记者的报道，引发热烈讨论和争议，最终得到高层认可，推向全国，并以政策或法律将之制度化。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中国经济的体制性探索，从涓涓细流到惊涛拍岸的市场化大潮，就是在民间草根阶层坚持不懈的拱动下，才得以最终完成。
农村改革序幕的拉开，始作俑者是安徽凤阳小岗村的18个穷得叮当响的农民。而城乡二元结构的松动、城市化的推动者、托起“中国制造”奇迹的基石，更源自从乡村涌向城市，最初曾被党报称为“盲流”欲严厉禁绝，后来被称为“农民工”的“民工潮”。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冲决了旧有的土地制度、城乡户籍壁垒和工业农业的剪刀差。
工业方面，浙江萧山的鲁冠球悄悄办起的乡村小小农机厂，在财大气粗、包揽几乎所有资源的国营工业的夹缝中渐成气候。众多的“鲁冠球”与千万个曾被蔑视的“个体户”一起，把曾经被体制和政策“围追堵截”的灰头土脸的乡村工业和小摊点小门面，胼头胝足地壮大成蔚为壮观的民营经济，“红头文件”从否定到默认、鼓励，最终在中国经济中三分天下有其二。
而安徽“傻子瓜子”年广九的出现，冲决了“雇工8人以上就是剥削，必须打击”的《资本论》铁律；温州街巷中涌现的小摊主、小业主“八大王”的命运起伏，抓而又放，成了民间市场及多元流通渠道走向合法化付出的局部代价；浙江海盐一剪子剪开国企改革帷幕的“小裁缝”步鑫生，河北石家庄斗胆承包亏损造纸厂的小小业务科长马胜利，从监狱里出来就敢用国企积压的罐头从苏联换回飞机的川人牟其中，阿里巴巴的马云等年轻知识阶层的IT新技术人士……不管他们最终的命运怎样，都在不同层面冲决着几十年拒绝市场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性堤坝。
几乎每一项改革的起步，都站着这样一些“舍得一身剐”的草根小人物，而他们的背后，是无数双渴望个人幸福、渴望国富民强的眼睛。

中国改革动力的历史考察（2）
13亿人的渴望和智慧，是推动中国改革最大的动力。
其次，是中国民间新社会阶层、新社会组织，因改革而诞生而壮大，始终拥有最强烈的改革冲动。30年前，“白领”、“民营企业家”、“中介组织”、“自由职业者”、“新上海人”(或“新北京人”、“新广州人”)、“消费者协会”、环保NGO……这些称呼会让人匪夷所思，不知所云。但今天，他们活跃于中国的每一个角落，不但成为中国经济运行和社会进步的润滑剂，更成为有强烈改革冲动的阶层。没有改革，就没有他们；只有继续改革，他们才能拥有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才能获得人生价值和成就感。因此，他们是改革最坚定不移的支持者和依靠力量。
根据*十六大报告的定义，新社会阶层是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产生的，包括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和自由职业人员等6个方面的人员。
据*部官员的粗略估算，新社会阶层以及相关行业的从业人员人数多达亿。他们人员构成较复杂，但有鲜明的特征：相对学历较高，拥有较多财富，多为非*人士，不太“安分守己”，时有逾界行为，有愈来愈强烈的社会改良意识和政治诉求。
作为改革开放产物的他们，对社会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们的能量已不仅局限于经济领域——占GDP总量65%的非公经济贡献就出自他们之手，也强烈波及了社会、文化乃至政治领域。仅从立法看，私有财产保护的写入宪法、非公经济36条的制定、《物权法》的艰难出台，都呈现着他们的强力推动。
还有新社会组织。也就是方兴未艾的各类民间性的社会组织，包括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部分中介组织、行业协会、慈善组织以及社区活动团队；也包括在南方雪灾、汶川地震、北京奥运中，让世界刮目相看的志愿者队伍。他们在扶危济困、解决就业、维护公民权益、推动环境保护、协调各界关系、化解社会矛盾等方面，立下汗马功劳。他们可以疏通民间不满情绪的宣泄渠道，充当社会矛盾的减压阀，在政府和民众之间开辟出辽阔的中间缓冲地带。
但是，初生的新社会阶层和新社会组织，由于人员构成复杂，价值观极不稳定，职业流动性较大，因而社会认可度仍然不高，甚至还经常被体制内力量有意无意地排斥。那些习惯于公权力唱独角戏的大一统社会治理模式的领导干部，那些沉迷于凭借行政权力轻而易举占有社会资源、垄断发展机会、独占改革成果的人群，对这些靠市场的开放空间、社会宽容度增加才有腾挪之机的阶层和组织，造成很大的伤害。
目前炙手可热的报考公务员热，就是一种值得警惕的社会现象。说明体制内人士对社会资源的占有已经到了尽人皆知、趋之若鹜的地步。年轻人一窝蜂地往体制内挤，力求在体制内分一杯羹，而不是壮大中产阶层——说明中国改革已经面临一个非冲决不可的体制瓶颈。体制内的好处越明显，表明权力寻租对社会的腐蚀性越大，改革也就越发迫在眉睫。
因此，决策层对待新社会阶层的态度，可以说是改革的风向标之一。应对经济危机，如果只重视基础设施和国有大中型企业，而对受冲击最为严重的民营经济不假援手的话，对调整经济发展模式不利，对改变收入分配不公和开放垄断领域不利，对新社会阶层显失公平。历史的教训值得记取。上世纪80年代为了保国企，防止新生的民营企业与国企争原材料、争能源、争市场，而出重手打击，阻滞了民营经济的同时，也阻滞了改革进程。

中国改革动力的历史考察（3）
而决策层和执行层对新社会组织的压制，则会在社会矛盾积聚、凸显、日益濒临爆发点的情况下，使党和政府直接面对因利益受损或期望受挫而无助、愤怒却又散乱无组织的各类草根民众，一旦发生群体性事件，可能连一个可以对话沟通的民众代表都不容易找到，也没有了居间调停缓和民众情绪的社会中介组织。结果，只能使任何一个原本针对某个地方、某项具体政策、某些基层小吏的不满，迅速升级放大为对政府的总体抗议，对干部阶层治理能力和廉洁度的总体否定，甚至是对执政合法性的质疑。
因此，要化解经济危机，要深化改革，要解放思想，必得借重新社会阶层、新社会组织的力量。他们可能会成为协助化解危机的一把有效钥匙。
最后，新意见阶层的问世营造了舆论*的平台，丰富了意见表达的渠道，成为深化改革的舆论先声。民间“新意见阶层”在互联网上的崛起，是近几年来自然灾害和人为事故频发、社会矛盾加剧的情况下，中国社会一抹难得的亮色。中国网民忧国忧民的视线，锁定了诸多事关公共决策的大大小小的事件。诸如陕西华南虎照片的真伪之辩，山西“黑砖窑”的曝光，厦门PX项目的迁址与上海磁悬浮建设是否影响沿线居民的争议，重庆“史上最牛钉子户”以及《物权法》大讨论，西藏拉萨事件与西方媒体的对峙，汶川大地震诸多救人线索的网上披露以及对校舍建筑质量、救灾物资公平分配等问题的反复诘问……诸多事件，是在网民和传统媒体的联手下，拓展了张扬社会公平正义的理性解决渠道。
各级政府对网络舆情的重视，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焦渴——*与人民网网友在强国论坛的交流，成为“中国网民年”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因此，*总书记无可争议地被评为2008年度“强国论坛”最佳嘉宾。网民之于推进政治文明的积极意义，终获决策层的正面肯定。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场景，中国民意表达与最高决策层的思谋，开始走向合拍。
在对中国*政治的遐想中，一直困扰于一个13亿人的大国，纷纷扰扰的民间意见表达的程序和渠道难以十分畅达。但互联网的出现，从技术层面轻而易举地解决了这一问题。网民们如无数没有编制的“公民记者”、“网络意见领袖”，时时更新着对任一事件的报道和评论。而这个新意见阶层，正是改革最可依靠的民间舆论力量。
警惕普通民众在改革中被边缘化
20世纪90年代进入小康社会后，中国改革的动力，主要来自于政府注重GDP增长提升政绩的强烈愿望与企业管理者占据更多生产要素的强烈愿望的结合。在相当程度上，官商形成利益共同体，或曰“既得利益阶层”。深化改革，最大的障碍往往是“既得利益阶层”。而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和整个80年代居于改革舞台中央的普通民众，则急剧边缘化。据社会学家孙立平等人的研究，改革初期激发中国活力的社会流动到20世纪90年代基本停止，官民、贫富分野而且代际相传，从社会底层进入社会上层的门槛越来越高，基本上难以逾越。这一情况值得我们忧思。如果一个社会大面积堵塞了底层民众的上升通道，这个社会就将丧失变革的动力和能量，结果可能会像地震后形成的“堰塞湖”一样，民怨、民愤淤积，最终可能会冲毁改革以来形成的经济繁荣和制度化成果，出现全社会上上下下都不愿意看到的局面。
因此，如何对待上述三个层面的民间推动改革的力量，是封堵、漠视，还是鼓励和因势利导？把广大民众改善物质生活、维护个*益、扩大政治参与，看做中国社会进步的动力，还是潜在的不安定因素，需要“严管、严控、严查”？这一点是衡量决策层思想是不是解放，改革是不是动真格的试金石。
上一轮经济危机时，美国总统罗斯福在1933年的就职演说值得我们深思借鉴：“现在首先是要讲真话的时候，坦率地、大胆地讲出全部实情”；“在我们民族生活中的每一个黯淡的时刻，坦率和有力的领导人都得到人民自身真诚的谅解和支持，而这正是胜利之本。”近来，我们常说企业对投资要有信心，公民对消费要有信心，还有一个信心更为关键，就是政府对人民要有信心。
相信人民，依靠人民，尊重人民群众的历史首创精神，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这是共产党人的经典口号。我们说了几十年。但真正做到这一点，需要各级领导干部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勇于担当的胆识，需要视民如殇的人道主义情怀，说到底，也需要领导层的坦然自信。不仅要教育人民群众相信党、相信政府，各级领导干部自身也要相信人民群众，是经济和社会双“维稳”的主体和动力，而不是在群体性事件等场合“维稳”防范的对象。要真正做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因素，并智慧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这样才能汇聚起攻坚克难的强大力量。
如此，则中国前途幸甚，中国人民幸甚！


认真对待“国进民退”现象（1）
保育钧（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
究竟有无“国进民退”？
攻之者说有，辩之者说无。上纲上线，莫衷一是。应当理性分析。客观看，中央大政方针未变，因此可说不存在“国进民退”；但实际生活中这一现象确实大量存在，尤其是每次宏观调控和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之后，在某些行业、某些地区确实出现“国进民退”现象。谓之局部“现象”，而不是全局和方针比较合适。但如果不重视或不正视这种现象，有可能发展成大趋势，那将是改革的大倒退。这不是杞人忧天。从清末以来，无论是北洋政府时代、民国时代，还是我们党领导的时代，都有“国进民退”的传统。
这些年有哪些现象？
2003年陕北油田事件，2004年铁本事件，2005-2006年民营加油站被收购，2008-2009年民营航空公司被宣布破产清算或被国企合并。
国际金融危机后，政府出台刺激经济一揽子计划。四万亿政府投资投向国企，“国进”了，相对而言，民企有失落感。在危机冲击下，一些民企孤立无援，不得不破产或被国企兼并。
落实“十大产业振兴规划”的过程中，在提高产业集中度、资源整合、兼并重组的旗号下，有些地方不依法办事，不尊重民营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强行“大吃小”、“国吃民”。本来由企业自己去兼并重组，无论是国企兼并民企，还是民企兼并国企，这是市场竞争中的正常现象，但是权力一搅进去就麻烦了。现在正是由于某些地方政府出面，凭权力支配兼并重组，民营企业没有平等的谈判地位，人家自然就会说这是“国进民退”了。这不应当归结为“中国特色”。
近年来，地方政府出现了“傍央企”现象，直接间接挤占了民营经济发展空间。据有关报道归纳，地方政府招央企、引央资，总额达到万亿，仅安徽一省就招央商央资万亿元。
政府投资和银行借贷向国企倾斜，民企贷款更难。
上述现象使部分民企看到的是政府帮国企，他们很失落，很无奈。看不到市场预期，投资愿望降低。2009年，民企数量虽有增加（超过700万户），但投资增速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最低的。更有部分民企不投实业转投资产（炒股、炒房），甚至把资金转移到境外，在境外置业。
为何认真对待？
不能满足于“大政方针未变”这句原则话，必须认真分析深层次原因。
国企、国资的定位要进一步明确。1999年*第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调整国有经济战略的决定有一个定位：“国有经济需要控制的行业和领域主要包括：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骨干企业”。这个定位虽然比过去无所不在有了大进步，但仍失之原则笼统，没有具体的目录。国有企业是国有资产的一种存在形式，它的本质是提供公共产品，为全体国民服务。何谓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何谓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骨干企业？应当进一步细分。绝大多数行业是应当允许民企进入的。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难道只有国企垄断才安全么？至于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行业，更应该具体化。2006年，国资委把“自然垄断行业”修改为“重大基础设施和重要矿产资源”，由此引发煤矿行业的“国进民退”。当前央企恶炒地皮、争抢“地王”，算哪类哪行业？事实证明，这些年国企国资该进的没有进够，如公路等基础设施、教育、卫生和社保等公共服务领域；该退的没有退够，比如一般竞争性行业，出现与民争利的现象。

认真对待“国进民退”现象（2）
除了定位需进一步明确之外，国企还要列入各级预算。央企应列入中央预算，地方国企应列入地方预算，接受各级人大监督，向各级人大报告经营状况。否则，容易变成内部人控制的特殊利益集团。国企除了交税之外，还得向所有者上交利润，让全体公民分享其红利（如划转为社保基金）；垄断行业的利润要用于补贴公共支出，还得上交资源和土地的租金，不能无偿占用国家资源。国有企业、国有资产在本质上是全民保障性资产，应该成为全国保障体系资金的来源，而不能由他们在行业内独享。清末以来国有资本演变为官僚资本的教训应当记取。
要给民（私）企业定性定位。十五大以来，对非公经济的政策逐步宽松。十五大确定了基本经济制度。私企从体制外的“补充”进入体制内，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力量”；十六大强调“两个毫不动摇”和一个“统一”，给私企业主以“社会主义建设者”称号；十七大重申平等竞争、平等保护。2005年非公经济36条，2009年中小企业29条，都强调鼓励、支持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但这些年来，事实上并没有真正实现“一视同仁”、“平等竞争”，公有制崇拜和对私有制的歧视、恐惧，并没有真正解决，有人甚至还重弹“国企是共产党执政基础”的老调，言外之意，私企是异己力量；有人在建国六十周年之际，针对民企发展快和贡献大的比例，重提“阶级斗争”，把民企当作“新生资产阶级”。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是由于没有给民企真正定性定位。我们还是囿于传统观念和某些教条的束缚，在本质属性之外绕来绕去，骨子里仍然把民营经济视为异类，视为异己。现在，是到了该为民企真正定性定位的时候了——在共产党执政条件下的民（私）营企业，其本质是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创造财富的经济组织，民营经济的实质是人民经济。它与国有经济一道，都是共产党执政的基础。哪有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限制人民自己解放自己、发展经济的道理呢？把“*”思想贯彻到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就不难得出这样的认识。执政党不能再沿用革命党在夺取政权前所用的理论了。这方面也应当与时俱进，而不能重复“刻舟求剑”的愚昧了。
“放宽市场准入”的提法要改，代之以“非禁即准入”。“放宽市场准入”比过去“收紧”是一大进步，但仍然是权力配置资源的思路，是“人治”的思路。谁放宽？自然是政府放宽。今天放宽，明天就可以收紧；这里“放宽”，那里就可能“收紧”，反正是权力说了算。非公经济36条要求各垄断行业向民企放宽，结果有谁放宽了？直到现在，36条的实施细则还没有制定出，其原因就是该放宽者不愿放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当强调法治。应当以法律的形式，明文规定，哪些领域、哪些行业是禁止民（私）营企业进入的；除了禁止的，就是可以进入的。真正解决“国进民退”现象，这一条最管用。
法律上禁止不禁止是一回事，够不够条件进入又是另一回事。各个行业都有自己的进入门槛。门槛设多高，由谁设，也要坚持*与法制的市场经济原则。不能光听国有企业或垄断企业的，政府有关部门要坚持开门立规，听取相关行业协会、行业商会的意见。同样，产业规划行业规划的制定，也要广泛听取行业协会（商会）的意见，不能闭门造事，更不能量着国企身高定尺寸。总之，应当给民企以话语权。


未来30年改革改什么？（1）
张维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未来30年改革改什么？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
改革的基本判断
如果我们把中国改革以60年的跨度来看，过去30年，改革的重点经济体制改革；未来30年，改革重点是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主要表现在，一是价格自由化，二是企业民营化（包括建立新的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民营化），三是地方分权，四是开放国际化。
我在2009年就有一个判断——经济改革，在经济范围能解决的问题，基本上差不多，剩下的是技术性的问题。有的人可能会有一些误解，说经济改革之路还很长。我同意，但我仍然认为是经济改革，包括国有企业今后的改革，剩下的是技术性问题。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例，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我们面临的是方向性的问题，而未来改革主要是技术性问题，比如国有股如何减持等，我想不需要开党的大会讨论，悄悄地就可以完成。过去一年里，大家看到一些新的现象，叫“国进民退”，逆转了过去许多年的改革。但我自己比较乐观，如果以60年的跨度来看，在2040年之前，国有企业所占的比重，应该降到10%以内，而现在是35%。10%是什么概念？就是英国前首相撒切尔主政英国国有企业私有化之前，英国国有企业所占GDP的比重。现在来看，国有企业所占GDP比重从35%下降到10%左右，这将是个非常大的变化。
我们在这一轮危机中采取的措施，可能再过几年形成一些国有企业新的不良债务。所以可能需要新一轮的债务重组，就像20世纪90年代那样，也会带来一些国有企业改革的压力。
同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现在社会体制改革，政府将在医疗、社保、教育等等领域的支出非常庞大。未来正常财政收入是没有办法支持的这些成本的。一个可行的办法就是国有股份的转卖、变卖和套现，这样才能够对社会体制改革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因此，我比较乐观，就是在未来30年，国有企业所占GDP比重将会降到10%以内。这些问题，不需要经过党代会等进行正规的讨论，就可以技术性地解决。
未来30年，重点是政治体制改革
第一，经济市场化，走在政治*化之前，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改革程序。其实，我们从*发起改革起，尽管不断强调政治体制改革，但是到目前为止，政治体制改革的步骤迈得相对比较小，我想这是对的。为什么经济市场化要走在政治的*化之前？我们首先一定要厘定清楚，什么是市场做的，什么是政府做的？许多人对*化有误解，好像*就可以解决像教育、社会公平这样的问题。其实，*是迫不得已的一种办法，能够用市场解决的问题最好不用*，因为*是政治体制下政府解决问题的一个手段而已。什么是市场方式，什么是*方式？打一个比方，好比我们在座的人中午要吃饭，一种办法就是我们每个人拿着钞票，想去哪个餐馆想点什么菜就点什么，这是市场化。*就是大家先投票，确定一个程序，50%以上的人，想吃什么才能吃什么，这是*。因此，*是个迫不得已的办法，它必然会剥夺一部分人的权利，并且损失效率。
而要继续这个过程，市场化就变得非常重要。如果一个国家在经济市场化之前，人们就憧憬政治*化，觉得*化可以给人们带来理想的效果，原本个人通过市场可以解决的问题，就会堆到政府身上。人们就将希望寄托在*化上，改革政府的效能。历史来看这是非常不成功的。所有的国家，凡是*化走在市场化之前的，它都经过非常长的痛苦的过程。我们知道，印度就是典型的*化走在市场化前面。而我们的台湾和香港是经济市场化走在政治*化前面，就是比较成功的典范。如果政府占有的资源太多，*化政治连*问题都解决不了，像印度就是的*程度非常高的国家。许多*选举的国家都是非常*的国家。他们并没有真正经过市场化的过程，直接由政府控制了好多的资源，来搞*化，效果不好。

未来30年改革改什么？（2）
第二，*化一定要建立在一个公民的基本责任意识基础上，而公民的基本责任意识基础靠什么？中产阶级。其实人类过去两百多年的发展，就是中产阶级不断兴起的过程。现在讲全球化就是中产阶级的全球化。为什么强调这一点？因为大家知道，*就是讲个人要行使一种权利，而这种权利的后果会影响很多人。不像我买股票若买错了，只影响我一个人。投票，选举某个人领导人，或者决定某一项法律是否通过，你的任何一项决策都会影响很多人。我们可以设想一种极端的情况，一极是非常富的人，一极是非常穷的人。穷人没有责任心，在选举投票时，很容易被贿赂，受少数人操纵。富人不受这些约束，他自己有钱有权，甚至可以雇用黑社会来做事。所以说，贫富两极的人都不会对社会负更多的责任。而中产阶级这些人一方面足够富有，所以必须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这些人有房、有车，所以不会喜欢社会*。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够富有，不能随便够欺负别人。在所有这些阶层当中，中产阶级是公民意识公民责任最强的阶层。如果这个阶层不够大，*化社会就会变成暴民社会，实际上被少数操纵。只有这个阶层足够大，*化才可能成为保证社会公平、公正的过程。
人类的历史，基本上也是这样。英国的*化当然很早，但是*化是个渐进的过程。英国起初要求有土地的人才能参与选举。没有占有一定土地的人，是不能投票的，而且最初妇女也是不能投票的。当然现在搞*化运动，这些东西是不适用的。但我们要思考一些背后的原因——为什么有些人能投票，有些人不能投票？我们现在搞*化，或者*选举，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投票的。只有18岁以上的人，才可以投票。道理是一样的，就是只有这个人的行为方式能够表现出足够的责任心，能够对投票的后果有责任意识，拥有承担责任的能力，这样让他投票，才是合适的。否则，让无力承担责任的人投票，结果就肯定出问题。
印度的*化问题，其实就是这样。印度有大量的赤贫阶层，中产阶级非常少，所以*化就是被少数人操纵大多数人来进行的。我1990年在英国参加一个国际会议，参会的有各国记者、政治家、学者，与会者对苏东的改革一片叫好，因为当时苏联刚崩溃，叶利钦上台，东欧已经开始*化了。与会者都不看好中国改革，而且认为中国的改革已经失败，因为当时“*风波”刚过。我对会议的主持人提出，在晚上安排时间探讨一下中国的改革。在当晚的讨论会上，我讲了自己的这些看法。当时有个加拿大记者跟我说，你的话我都记下来，20年后如果证明你讲的是对的话，我要专门围绕你的讲话再写一篇文章。从1990年到2010年正好20年，事实证明我的判断，我今年还要找这位记者探讨这个问题。
我记得当时画了个类似太极图，来表达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相关性。中国不是仅仅经济改革，只是经济改革在前30年比重比较大，到后30年逐渐变成一条尾巴。而政治改革从前30年开始比较小，而后30年逐渐变得比较大。当然，到了最后成功的时候，无论经济改革还是政治改革，都基本完成了。
改革的核心挑战是什么？

未来30年改革改什么？（3）
精英政治、精英治理怎么能与*化结合起来？中国必须防止*化变成痞子*，变成暴力政治，最后变成专制政治而不是*。为什么中国发展中产阶层非常重要？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负责任、有公民意识的中产阶级，那么*政治，无论是选举还是投票，导致的都不是精英治理，而是暴民治理。所以中国的政治*化与经济市场化都不能着急，不可能很快就完成，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另外在这一过程中，要建立起法治社会。而法治社会的核心是要树立法律和法院的权威。比如选举，我们选一个省长、或者一个县长，选完了认不认账？这个很重要。如果对选举结果有争议（连美国选总统也有争议），就需要一下权威机构来裁决。如果法院的权威不能树立起来，你说赢了，我不认；我说赢了，你不认，这样的争议就会打起来。如果法院有权威，你们可以有争议，但是法院判决，谁赢就是谁赢了，大家必须得认同。台湾也出现了这个问题，我们看到法院的权威性非常重要。
可是，非常遗憾，我们现在好多做法，都在弱化而不是强化法律和法院的权威性，这是非常危险的。很多民间的群体性事件，本来是人们寻求权利保护，当每个人的权利受到侵害时，你可以诉诸予法院裁决，寻求法律的保护。就像折迁，凭什么拆你我的房子，被拆迁者怎么保护自身的权利？应该由法院判决。但现在许多做法，在弱化法律的权威性的同时，在强化政府部门协调性和政府的权威性，许多个体性事件，不按法律程序处理，就纷纷演变成群体性事件，这是非常危险的。现在许多政府部门并没有意识到这点。
现在看到很多纠纷,都是找政府上访，或者通过政府协调，或者用钱买通来解决，这样早晚会引发大的事件。如果法院以法律手段来解决民间纠纷，比如拆迁补偿，你可以不服，但是法院按照原则判处后，你就得执行。如果这样，那么就不会出现大的社会*。所以我想强调，这个问题没有被政府充分认识到。政府如果采取靠政府本身来去解决这些社会矛盾冲突的后果，可能会引起社会的不安，甚至是*。唯有借助法院和司法的权威性，才可以把社会问题分解成每一个个案、每一个个体的问题，这时候社会才可以安定，这点非常重要。
至于下一步其他好多问题怎么解决？我觉得需要很好去探讨，可惜现在探讨这些问题的气氛不太好。无论经济改革、价格改革、产权改革，我们都曾有大的公开的或者私下的探讨，但政治体制这么大的变革，我们没有组建机构去讨论这样的问题。
政治机制改革，说来说去还是停留在口号上，这就比较麻烦。我认为，应该探讨像台湾模式、香港模式等。其实我们处理香港问题的思路，对未来解决大陆本身很多政治体制改革还是有建设性意义的。通过功能团体选举来逐步过渡，这是保证精英政治和精英治理的一个非常有效的办法。这个不一定对，但是我觉得大家应该讨论。特别是以后无论哪一级政府领导人、政府首长的选举，用什么样的程序更合适，这应该可以讨论。我们内部应该认真去研究这样的问题，然后看怎么样能达到保持社会安定，呈现精英政治和精英治理的局面。如果不认同这些问题，最后反倒会显得比较被动。
未来30年，如果放的远一点就是2040年，中国改革应该基本完成。我借鉴历史学家唐德刚的观点，中国历史有两次真正大的结构性变革。第一次大变革是从封建制到帝国制改变，大概有两三百年时间，从秦孝公开始一直到汉武帝时期。汉武帝之后，整个帝国政治体制就稳定了，之后就是治理的问题了。第二次大变革就是从帝国制到*社会，直至现在公民社会的变革，大概需要两百年的时间。如果按两百年计算，即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2040年，正好两百年。过去30年和未来30年，或许是中国200年历史大变革最后的一幕。我们从1840年开始，通过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社会主义改造，等等，都是在寻找中国转型的出路。最后，*帮我们找到一条经济崛起的好道路。未来30年，我们需要找到在政治上有效变革的道路。
这一话题可能有点太遥远。如果大家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则是很近的事，一晃很快就过去了。美国是1776年发生独立战争，到1865年黑奴解放，再经过一百年，到1965年美国黑人才获得选举权，而40多年后美国选出了个黑人总统。最近全球关注的气候问题，也是20世纪60年代才被提及的问题。因此，历史看起来很长，但是回过头来看又很快。我有一个大胆的预言，到2040年，中国第二次大的历史转型，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的，基本上完成。当然中国历史转型基本完成，并不是没有事干了。那时候还有事干，但是方向性的问题解决了，剩下的是技术性问题。


改革从利益追求到权利保障（1）
辛鸣（*中央党校教授）
曾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改革是一个神话。亲力亲为的改革推动者们对它情有独钟，社会大众也对其给予了满怀的期望与热忱的支持。
但在近来一段不算短的时间来，改革光环渐退，尴尬多多。改革者们“深化改革”的誓言凿凿背后是改革内容的越来越模糊，社会大众“改革停下来，我们要下车”的呼声却益发清晰。
难道中国社会与社会大众竟然如此的健忘，完全忘却了改革之于中国社会的巨大绩效？回答可能恰恰相反。
30多年来，中国社会似乎一切都在改变，唯一不变的就是改革本身。其实，改革在改变社会的同时必须也改变自己。
如果说30年来的中国，是改革推动了社会的转型；那么从今以后的中国，则是变化了的社会促使改革的转型。
不忘记改革，但必须直面改革
我们都在追求好的改革，这实在只是一种良好的愿望。
其实改革只有适宜的改革，适应了当时的社会状况，适应了当时的社会诉求，也适应了当时的社会对代价的认可与容忍。这样的改革在当时的社会就会理所当然被认为是好的改革。
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不论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乃至到后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登场，其改革理念的着眼点就是承认并鼓励社会成员追求利益，并把这作为改革的动力。这一选择是明智的，也是有效的。
30年来中国社会的所有进步及其成果都是对它最好的辩护与论证。远超世界平均水平三倍之多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在世界舞台上坐三看二的经济总量，将近全球外汇储备一半的2万亿美元，更不用说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摆脱贫困，跨越温饱，实现小康的这一事实。
但以利益为导向的改革，其理念绝非完美，其结果甚至难说正义。
一个社会中的成员总是处于不同的社会区位，这是客观事实。但社会成员不同的起点、不同的身份、不同的地位必然导致追求利益过程中绩效的不同。*当年特别强调先富起来是要以“劳动和合法经营”。中国社会这些年改革过程中不是没有靠“劳动和合法经营”致富的个案，但通过其他方式和途径致富的恐怕更不少。
比如，通过权力获取利益就成为了一种最为通行的方式。
在制度尚不完善的中国社会，权力是追求利益最有效也最强大的手段。于是，握有权力者运用权力获得利益，没有权力者通过接近权力，依附权力，结盟权力从而也获得权力辐射的收益。中国社会改革中出现的民营经济无疑是市场经济中最有活力，也最体现市场经济本性的群体，可是“红顶商人”，“不找市场找市长”的权力寻租行为把他们的这种进步意义给完全淹没了。固然他们是可能获得了财富的积累，但失去的恐怕更多，无论是对他们还是对中国社会的改革。
改革初衷是通过激发活力做大蛋糕以使得大家可以多分一点。这种想法不仅当初看一点错也没有，现在来看也很理性甚至很科学。但问题是后来，一些群体发现，无需去费心尽力做大什么，只要掌握了分配的权力，在原有的蛋糕上多切一大块，同样很大、甚至更大。于是，当追求利益的行为恶性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一些群体对另一些群体利益的侵占，出现一系列悖谬的现象：快速的城市化，出现了“失地农民”，是农民但已经没有了土地；快速的城市建设，造就了“农民工”，已经干的是工人的活，但身份依然是农民；快速的旧城改造，被拆迁户越来越走向城市的边缘，补偿款在原居住地买不到一半甚至数十分之一的面积。

改革从利益追求到权利保障（2）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改革过于强调对“利益的追求”，而忽视了对“权利的保障”。我们不反对一个群体去追求自己利益的自由，但该行为不能以损害其他群体的权利为边界，尤其是不能以其他群体的权利为自己的利益渊源。越过这一边界就是不合法，就是不应该，就没有了正义。
这种问题之所以在改革初期不严重，一方面是问题的积累有一个过程；另一方面，社会进步导致权利意识的凸现也是不争的事实。30年来的改革，改变了中国社会，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社会大众已经知道自己的权利是什么，已经开始用自己的行动来维护自己的权利，技术的进步也为这种权利维护提供了有效的手段。可是，改革的制度安排没有跟得上，或者说改革的深层理念没有及时跟进，没有相应的制度、组织和行动去保障这些权利。于是出现了社会的冲突。日渐增多的群体性事件，突发事件、对抗事件乃至非理性暴力事件等等都是这种社会冲突的不同程度体现。
我们有些同志出于对改革的热爱，为改革辩护，把这些问题称之为是“伴随改革出现的，由于改革不完善、不深化导致的现象。”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当我们把巨大发展成就记在改革功劳簿上的时候，同样也要把代价与成本记录在案。无论巨大的成绩也好，还是触目的代价也罢，都是这样一种改革选择的逻辑必然。
可是，30年来的改革选择虽非完美，却是必然。没有对利益的大胆乃至*裸的追逐，不可能打破当年的死气沉沉，不可能激发出社会大众内在那种已经被压抑太久而不自知的发展欲望。在那时的背景下，不可能坐而论道，去设计什么有百利无一弊的蓝图。很多人把*“摸着石头过河”看作是无奈之举，我更愿意当作是共产党人的无私与无畏。更何况不同时代对于成本与代价的理解不同，我们今天开始不能接受乃至完全不能接受的代价在当时的中国很可以忽略不计甚至是理所当然。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直至今天，依然不能忘记改革，更不能去否定改革。
不抛弃改革，但必须改革改革
2010年的中国改革不忘记过去，但也不再能重复昨日的故事。30年的改革带给中国的活力不能湮灭，但需要规范；30年的改革留给中国的财富不能流失，但需要共享。
怎么办？深化改革也好，改革转型也罢，还是改革改革。说法可以不同，指向其实就是一个，2010年及以后的改革必须适应社会的转型进行相应的转型，从鼓励利益追求转向注重权利保障，在保障权利的前提下重新激发改革动力。
权利保障，首先要承认权利。社会公民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必须承认，宪法法律赋予社会公民的权利更是必须认可。我们不能动辄以国家利益、人民利益的名义去取代、压制社会群体应该有的合法和基本利益，尤其是不能为了某一群体、某一范围的利益以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名义去取代、压制别的社会群体应该有的合法和基本利益。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捍卫“要改革”、“要发展”的权利，也要允许一些群体拥有“不改革”、“不发展”的权利。究竟“要改革”、“要发展”好，还是“不改革”、“不发展”好，不要上纲上线，要允许讨论，允许观望。事实上在信息化时代想堵住人的嘴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我们不妨大大方方地让大家去争辩。这样的讨论还可以让“假改革”、“伪改革”现形，从而让真正的改革赢得认同，赢得实践。

改革从利益追求到权利保障（3）
权利保障，还要能协调权利。抽象谈权利是容易的，但要在实践中切实落实权利却不是容易的。姑且不用说此前一些用强力去压制权利的问题，一些强势群体把自己的欲望、贪婪包装成所谓权利的问题。就是同样都是合理合法的不同权利之间，甚至于不同社会群体的同一权利的实现方式上，也有一个相互冲突的问题。该保障什么样的权利，该更多倾向哪一个群体的权利，不能靠想当然，更不能无所作为，必须在更高的公共权利的层面上对不同权利作出协调，求得和谐。因为一些在社会上有力量，有技巧的群体的权利并不一定就是符合整个社会更高公共权利的，但他们往往会比社会上最大多数群体更会争取和更能争取权利。
权利保障，更要去扩展权利。权利是一个历史概念，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公众的权利清单也在不断扩展。换句话说，社会越进步公民权利的内容越丰富。改革必须要能在捍卫社会公民既有权利的同时又不断给社会公民拓展新的权利并捍卫之，而不能反过来，以改革的名义去消减权利、漠视权利。
当这样一种改革的理念成为改革选择时，中国社会各个领域的改革都将出现一种崭新的气象：
经济改革转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不会再仅仅停留于一些形似的细枝末节制度设计，而会把重点放在夯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上，比如培育平等的市场主体，保障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经济政策不再仅仅盯在保增长上，还要在调整结构、扩大内需、转变方式上下功夫；经济发展也不再只是为发展而发展，而是以人为本，为人民发展，更加注重民生实际。
政府改革转型。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将不断破题，政府不再是“经济建设型”的政府，再不需要也不鼓励甚至都不允许政府自己赤膊上阵搞经济，种了别人的地，荒了自己的田。微观层面的经济发展就让市场主体去做吧。政府在适当调节和必要监管之外，把更多精力放在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方面。比如，改革就业管理体制，扩大就业；改革分配体制，提高劳动收入占收入分配的比重；改革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体制，提高生活质量与水平；改革自身建设，增强行政执行力与行政效率等等。所有这些改革都将逐渐深化。
某种程度上的政治体制改革转型。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有着很密切的相关性。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转型与深化，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势必跟进甚至前行。在发展社会主义*政治的大目标下，政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操作定位，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实现形式，宪法与法律权威的真正彰显，基层*自治的拓展与纵深等等方面，都将有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进展。
改革转型的可能及实现
对2010年及以后中国改革的这种展望会不会是一厢情愿？会不会只是一种理论的乌托邦？
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有三大因素支撑着这一判断：
首先，是改革的自觉。在实践中没有好的改革，但并不等于没有对好的、更好的改革的向往与追求。我们决不要去低估中国改革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对改革的真诚、对信仰的坚定和对中国社会的感情，我们更不要去低估中国社会大众对更好生活、更和谐社会、更科学发展的期待。所有这些加上中国社会对30年来改革的清醒认识与反思，完全有可能形成新的改革共识，做出新的改革选择。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当大家都想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这件事情的可能性就出现了。
第二，社会的压力。一种行为模式不会主动退出历史的舞台，但是当这种行为模式已经不再管用，不再好用，甚至都不再能用的时候，就是想不退出也是不可能的。当越来越多的被拆迁者甚至不惜以身抵命的时候，这样的城市化还能进行下去吗？当越来越多的开胸验肺举动出现的时候，这样的劳资关系还能持续吗？当越来越多的宝马车成为不道德乃至罪恶符号的时候，这样的财富积累还能存续吗？有的同志担心，一些在既有改革过程中获得超额利益的群体不会甘心放弃既有的改革模式。这是事实。但这些群体固然不甘心，可更不糊涂。两害相权取其轻，一面是超额利益但雷区重重，一面是平均利益但可保平安持续，何去何从用不着我们多嘴他们就会做出正确选择。所以，当既有的改革选择面对社会越来越强大的压力力不从心与引火烧身的时候，新的改革选择出现的基础就奠定了。
第三，危机的催化。我们很多同志害怕危机，不愿意面对危机。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危机可以暴露矛盾，减低一些社会群体的不合理欲望，迫使以新的改革选择来解决问题。回顾历史，中国社会很多的进步是靠一些危机性事件推进的。2003年的非典危机开启了中国政治运行公开透明的序幕，孙志刚事件又促使废止了延续数十年的收容管理条例。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同样让我们意识到不仅既有的经济运行模式存在问题，既有的微观层面的体制框架乃至更广、更深层面上的制度安排都需要创新与突破。如果把握得当，这场金融危机完全可能成为中国改革转型的催化剂。
最后需要讲的是，改革从对“追求利益”到“权利保障”的转型，并不意味着否认利益在社会发展中的根本性作用。其实权利保障是追求利益在更高层面的实现，或者说“权利”就是一种利益，只不过这种利益内涵更为丰富、更为全面。
这也就是为什么，尽管中国社会的改革在转型，但中国社会的改革依然是一脉相承。

中国亟需社会重建（1）
孙立平（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是要一种更强有力的权力来包打天下，还是形成一个政府、市场和社会各司其职而又互相配合的多元社会治理模式？这个问题无可回避。
改革走到今天，有一个问题已经提出来了，就是重建权力还是建设社会？这已经成为中国今天一个重要的抉择。
为什么会提出这个问题？原因在于，改革已经走过30个年头，从理论上说，应该形成了一个政府、市场和社会相互配合的治理体系，但从现实角度看，似乎是一种相反的趋势，国进民退、强化权力的迹象依稀可见。这种权力的强化，很多时候是以扭曲市场和打压社会为代价的。而目前对于金融危机的错误反思似乎又为强化权力提供了新的论证。
究竟怎么选择，是要一种更强有力的权力来包打天下，还是形成一个政府、市场和社会各司其职而又互相配合的多元社会治理模式？这个问题无可回避。
如何面对难以克服的悖论
中国社会出现权力强化的趋势，不能仅仅看作是某种思潮推动的结果。根本原因在于经济社会生活变化的本身。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日益复杂化，经济生活的市场化，整个世界全球化过程的加快，大众社会消费的来临，还有科学技术的发展，这些因素都使得我们现在的经济和社会生活空前的复杂化。
我们刚刚经历的这场经济危机以及我们正在经历的种种社会矛盾冲突，其实与这种复杂化有密切关系。它提出的一个直接的要求就是，用一种什么样的治理结构来应对它，这个治理结构有没有应对它的能力。换句话来说，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复杂化，要求一种更强的社会治理。但是，如果没有其他的相应机制，这种对更有效治理的呼唤，很容易转化为对更强大的权力的呼唤，为对权力的呼唤提供正当性。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这种情况下，甚至会要求一个比计划经济时代更强大的权力来治理这个日益复杂的社会。
所以，在改革30年走到今天的时候，有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值得我们思考。我们过去说，只要有了市场经济，有了产权的多样化，权力就一定会在某种程度上受到限制和削弱，但是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也就是说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可能会形成一种更强大的、更无孔不入的、更精致的全能性的权力？有没有可能在这个过程中，权力对市场因素和社会因素进行重组，市场和社会都成为强化权力的因素？如果这样一个趋势变成现实，将会形成一个难以克服的悖论。
现在我们的社会中，实际上并存着两个东西：权力的强化与权力的失控。一方面对复杂的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治理，需要更强的治理机制，而在市场和社会力量都很弱小的情况下，这实际上意味着需要权力来包打天下；另一方面，在缺少其他机制，尤其是缺少社会充分发育的情况下，权力会因为缺少有效的制约而越来越失控，并最终失去治理的效能。这两个东西的并存，无疑是我们现在面对的困境之一。比如说在这次应对金融危机和在应对自然灾害上，强化权力模式的动员能力会显得更为有效，但在处理常规化的经济社会生活时，如果仅仅依靠这样的权力，而没有发育的市场和社会的配合，这种权力往往会捉襟见肘。这也是为什么人们如今在社会生活当中觉得权力过分强大，而在治理社会的时候，又觉得权力不够用的原因。

中国亟需社会重建（2）
在这种情况下，以勇气和魄力重建社会，形成对权力的有效制约，并在这个基础上强化权力的治理能力，应当是我们明确的目标。
中国需要一场社会进步运动
我觉得社会进步这个概念，应当成为我们今天一个重要的社会发展理念。但是，社会进步多少年没人讲了。我们讲发展，我们讲改革，没人讲进步。在发展主义的话语下，社会进步成为一个被遗弃的理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今天的中国需要一场社会进步运动，应当有一个非常响亮的社会进步的口号。这一点美国对我们有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启示。美国能够走到今天，和两件事情直接有关：一件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社会进步运动；另一件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搞的建设伟大社会。
在这里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美国的社会进步运动。当时美国社会进步运动发生的基本背景，跟今天的中国有着非常类似的地方。当时美国刚刚经历了一场快速的工业化和快速的经济增长，但政治*、大财团垄断下的不自由的市场、权利和资本的勾结、贫富悬殊分化，社会动荡频仍，社会道德堕落等等，这些事情在美国当时可以说是非常明显的现象。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由不同力量共同发起了一场内容广泛的社会进步运动。落实公民权利、限制垄断、提高政府的效率，增强政府的公正性、扶持弱者、张扬正义，成为这场运动的重要内容。
这个社会进步运动持续了二、三十年的时间，对于改造美国的社会，对于遏制那些恶的东西起到了重要作用。
这个社会进步运动对我们应该有直接的启示。今天中国可能面临的情况和当时的美国不一样，如果说今天中国也需要一场社会进步运动的话，那么这个社会进步运动的目标，应当是制约权力、驾驭资本、制止社会溃败。因为我是搞社会学的，尤其强调后一点。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对中国最大的威胁不是社会动荡，而是社会溃败》。社会动荡更多的是来自于外部，就好像一个人被别人打了一拳一样；而社会溃败是什么？是你自己的细胞坏死、烂掉，对于中国来说，最大的威胁是这个。但是我们现在把社会不稳定当做主要威胁，为了维护稳定，我们自己能够治愈细胞坏烂的措施都被束之高阁。我觉得这一点，应该有一个新的思路和新的思维方式。
需要魄力和智慧来重建社会
社会建设到现在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笼统的概念。我个人的看法，社会建设至少要包含以下六个方面的重要内容。
第一、一个好的社会、一个相对完善的社会，应当有一个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均衡的机制。我们这个社会在过去的一、二十年的时间里，利益关系失衡的现象越来越严重。问题就在我们建立了市场经济这样一个体制，但是和它相配套的利益均衡机制没有建立起来。而这个利益均衡的机制是以公平的利益博弈为核心内容，需要有一系列的制度建设，包括有相关信息的获得机制，有关利益要求的表达机制，施加压力的机制，利益协调机制，矛盾解决机制或者叫终结机制等。我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得有一个利益均衡的机制和它配合。在目前的情况下，退回到过去的旧体制不能够成为我们的选项，唯一的出路就是要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均衡的机制。

中国亟需社会重建（3）
第二、一个社会应当有一个比较合理的社会结构。用一个合理的社会结构来支撑一个相对理想的社会，同时支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行。这个社会结构至少包含四点：中产阶层规模的扩大；保护抑或是改善底层、穷人的社会生存生态；要有一个起码的社会流动渠道；在不同阶层之间形成互惠共生的关系。
第三、促进公民权利的落实，促进NGO组织的发展，增强社会的自我组织能力。但是我们知道，在中国，NGO组织的处境非常艰难。NGO组织的发展需要相应的法律制度环境。
第四、要形成解决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制度化方式。我说的制度化方式至少包含两点：一是这个制度具有能够容纳冲突和矛盾的能力。我经常举一个例子，美国打伊拉克时，国家处于战争状态下，几百万人上街*，美国人没觉得这个社会要天下大乱。而为什么我国在和平时期，几十个农民工上街讨要被拖欠的工资，政府就如临大敌。我们这个制度太脆弱了，要使我们这个制度坚强起来。二是增强我们这个社会用制度化的方式解决矛盾、解决冲突的能力。越是压制利益的表达，利益关系越是失衡；利益关系越是失衡，社会矛盾越是尖锐，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这方面，我们似乎走向死胡同。
第五、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一个好的社会，应当给人们提供基本保障。这个保障不仅仅涉及公平问题，也是经济上一个台阶的重要条件。但是，我们无论强调社会保障也好．强调社会福利也好，强调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也好，在权力不受制约，财政不受监督情况下，会不会出现这种现象：给你一件体恤，从你身上扒下一件羽绒服。政府是不生产钱的，羊毛还得出在羊身上，拔下十根给你一根？我觉得这是未来一个非常大的隐患。
第六、一个好的社会，需要有一个好的基础秩序。这些基础秩序当中最重要的是那些基础制度。比如说规范的现金管理，国民收入即入的制度，规范的票据管理和账目管理等等，这对于一个社会非常重要。这些东西有点类似于城市当中的基础设施，马路、桥梁、管道、输电线路。但是，现在社会生活当中的很多现象实际上处于不可治理状态。你想解决它，却觉得有点“老虎吃天，无从下口”。为什么？因为解决这个问题的基础不复存在了。*问题、贫富悬殊问题、假冒伪劣问题，都是因为我们已经缺少了解决问题的基础。所以要重建社会的基础秩序，使得社会生活中不可治理的状态转变为可治理状态，你才有解决它的可能性。在缺少治理可能的情况下，我们通常的办法就是加大打击力度，但是不起作用。而当你能够把这些基础恢复，其实正常的力度就够了。这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
网上的帖子说，“中国足球为什么就踢不好，因为缺少足球最需要的东西，足球最需要的东西是什么？自由的意志与舒展的灵魂”。在这样一个历史的关键时期，我觉得我们更需要这样一种舒展的灵魂，“走出体制性拘谨”。

美国的教育不是为了考试，而是让人有头脑
陈志武（美国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
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面对很多挑战，现在提的较多的是要把中国建设成为创新型国家。建设创新型国家为什么艰难？产业结构升级为什么难以实现？原因当然包括法治制度、产权保护及国有制问题，但也与中国教育体制的改革问题紧密相关。
从历史来看，产业结构的变化与教育方式、教育理念和教育结构的变化总是相辅相成的。如从某种意义上，科举考试对于专制的农业社会是行得通的。在“小政府”的专制统治中，当官的也用不着宏观调控经济。
时代前进，教育也应与时俱进。在日本、韩国和中国变为世界工厂前，几乎所有的美国州立大学和工程学院都侧重于技能型的工程系科。但经济发展促成了教育的全面转型，目前美国服务业占GDP的85%以上，美国教育体系已经转为侧重通识教育，培养通才。也基于此，耶鲁制定的对本科生的培养理念是：如果学生在大学从耶鲁毕业后，在某一领域投入极深，而忽视更广泛的做有思辨能力的公民的机会，那将是耶鲁的失败。
产业结构升级绝对是受教育约束的。中国的教育则侧重硬技术，由此产生的人才结构，使中国即使想实现从制造业到服务业的转移也非常困难。从上幼儿园到读研究生，中国教育一直强调死记硬背应对考试，强调看得见摸得着的硬技能。科学和工程几乎被所有家长、老师所认同，这样的教育体制使中国差不多也只能从事制造业。建立创新型社会必须侧重思辨能力的培养，也必须重视综合人文社会科学的训练。只看重硬技术、偏重训练工程思维，这样离开市场和人性的研究，难以建立价值。
为了支持以服务业为主的创新型社会，美国在小学、甚至是幼儿园时期，每年都会安排涉及科学、一般人文社会、语言方面的课程，每门课程完全由授课老师决定教材和内容。以人文社会课程为例，可能先是重点了解亚洲不同国家的历史和现状，然后是非洲、拉美等等。从幼儿园到小学，讲的深度会慢慢上升，但差不多每年或者每两年就会绕着五大洲讲一圈。但就是这种非常广泛的了解，从小培养了美国孩子“全球化”的视野与思维。
在美国，思辨能力的训练自幼儿园开始就是教育的重点。具体表现在两方面：其一是课堂表述和辩论，老师给孩子们很多表述的机会，让他们针对某个问题各抒己见或辩论。其二是科学方法的训练，多数校区要求所有学生在小学四、五年级掌握科学方法的实质，这不仅为学生今后的学习、研究打好基础，而且为他们今后作为公民、选民做好思辨方法论的准备。而现在为止，我接触的一些国内博士研究生、甚至科学家，从他们研究、思考和做论文的方法上，很难看出他们理解科学方法的本质。
美国的教育不是为了考试，而是让人学会思辨，培养头脑，避免被愚弄。思辨能力的培养，让学生听到任何话都自然去怀疑、审视，然后去寻找证据证明这个话逻辑上、事实上或数据上是否站得住脚。这种习惯看起来简单，但却是培养自主思考非常重要的开端。同时，还能够把思想表达得很清楚，给人以足够的说服力。在目前，中国经济社会转型、产业结构升级、创新型国家建立等多方面愿望和渴求迫切时，实现这种教育转型尤其重要。
高等教育大规模发展带来的可能不是社会科技和生产效益的全面提高，而是社会性的过量教育和就业困难。
医改篇

医改方案重在落实
宋晓梧（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
新医改方案有重大突破
新医改方案第一次明确提出，建立覆盖城乡全体居民的医疗保险和服务制度，我认为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历史性突破。
新的医疗保险明确了三个主要方面：职工医保，居民医保，农村医保。这是对的，过早提出建立统一的医疗保险制度，时间还不到，需要在此基础上逐步往前走。将来变成统一的医疗保险制度，这需要一个过程。
从中国实际情况看，这有待于二元经济结构的消除。中国城乡的社会经济背景差别还很大，因此，尽管目标是建立覆盖城乡的统一制度，但现在却可以先用不同制度把不同的群体覆盖进来。制度不一样，说的是不同医保水平有差异，医改制度本身并没有差异。比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城市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显然是两个制度。有学者希望将这两个制度尽快统一，这不现实，太理想化。作为一个重大的社会政策，医疗不能脱离它的经济基础。
现在医保已经覆盖了90%多，但城乡不要变成一个统一的缴费、收费管理制度，目前还是三个制度并列。有一些发达地区，比如上海近郊，城乡差距已经很小，可以把农民纳入到城市居民一体化管理，但还是两个制度。也就是说用一个管理机构、两种制度来管理，这是完全可以的。这次医改既有一个长期目标，又有近几年需要解决的问题，应该说考虑得还是比较周全的。
医生可以多点择业，这也是很大的突破。过去我做医改专门研究过这个问题。医生怎么管理是个很大的问题，多点择业以后，他就不再依托于某一个医院，他的发展方向会变成自由职业者。这种发展方向有点像发达国家的医院。医生本身是自由职业者。医院无论是公立的，还是私立的，医生跟医院就是契约关系。不像现在，好像医生就是公立医院的人，医生就是依附于公立医疗机构，像国家行政工作人员。我认为，在这方面继续探索下去，可能会对我们国家的医院管理体制产生很大影响：医疗资源将更好地流动起来，医院之间会在医疗资源方面产生竞争。
再有一个突破，政府三年投入8500多个亿，这个投资力度是过去所没有的。过去政府财政收入没这么高，认识也不像现在这样到位，拿点钱很困难。好像以经济建设为主，医疗保险就应尽量少花钱。地方医院甚至还要向财政交钱，这也是医院企业化的一个诱因。尽管中央政府从来没有提出过要把医院像企业那样推向社会，但也造成了以前医改那种受人诟病的市场化。新医改要制止这种现象，明确公立医疗机构的公益性质。这次医改重申了过去正确的原则。有些过去虽然提出来却没有做到的问题，这次又明确提出来要进一步去做，这些都是很好的进步。
还有一些突破，比如，把公共卫生提得很高，对药品谈得比过去更明确，包括基本药物目录。而且，此次医改方案广泛发动社会各界来讨论，这也是以前没有过的，是一个很重要的突破。
医改方案重在落实
我想强调的是，医改方案重在落实。以前医改也提出很多很好的设想，但落实起来比较难。
此次医改应该说得到中央、国务院各方面的高度重视。以前地方官员的精力主要集中在GDP上，现在确实要把社会事业跟经济事业和谐发展，达到最有利于落实的条件。但是难点在于公立医疗机构的改革，在于以药养医机制的解决。从目前看，这依然是一个还需进一步探讨、研究的问题。
公立医疗机构改革，受到整个社会环境的限制。比如，事业单位怎么定位，怎么改革，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怎么搞，现在争议很大，没完全解决。医疗机构过去都是作为事业单位，在这个大环境里公立医疗机构改革有一定难度。而以药养医的机制如何转变？在我看来，目前的实际情况还没根本改变，下一步怎么改，路径还不是非常清晰。根据世界各国以往的经验看，韩国、日本过去也是医药混在一起，后来施行医药分开，也经历了比较复杂的过程，甚至“医闹”非常厉害，韩国医生上街*等等。公立医疗机构改革，真正落实起来还是很困难的。这次医改方案，没有明确公立医疗机构改革，只是让各地医院去试点，让各地去探索。
但是，医改现在提出的目标很高，也很好，如果说三、五年没有真正落实，人民群众就会失望，失落感就更大了。因此，医改方案重在落实。
同时，有一个倾向值得注意：现在各地都强调医改好，是民心工程，有些地方干脆就施行全民免费医疗。不要说在中国当前的历史条件下，即使发达国家也没有敢这么做的。比如英国，它的公费医疗也是按照标准理论搞，而且还有很多限制，它的医保水平也是很低的。这个现象一定要注意，有的媒体还在广泛宣传，好像是配合新医改，掌声一片，我认为这是很危险的。要谨防地方官员脑袋瓜儿发热，把医改当成政绩来做。
我认为，医改一定要按照中央的整体规划去做。比如，中央说坚持国家筹资、单位缴费、个人三者合理分担的原则，比如医药费用的原则，这就是医改方案的原则。你怎么可以让单位也不交了，个人也不交了？如果这样一放开，医疗费用立马是无底洞。历史经验证明，这种做法是对医疗资源的巨大浪费。医改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好像过去看病难，看病贵，现在干脆就敞开了。这种解决民生问题的方式是不可持续的。
医改已经启动，没有回头路。这是巨大的进步。未来中国一定是各地方走出自己的模式，最后来推动全国的医改。
扩大医疗服务的开放，可能是今后在贯彻执行中央政府新医改方案当中值得注意的一个方面


加快医疗服务开放（1）
周其仁（教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从目前医疗改革形势看，我们要加快医疗服务的开放。为什么？很多人认为政府增加了投入以后，医疗的看病贵、看病难会很大程度得到缓解，这个前景是存在的。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医疗服务供求不平衡的格局形成了很多年。我做过一个调查：1978年至2005年，中国的GDP（现价算）增加了50倍，社会医疗卫生服务总支出增加了78倍，其中，个人医疗开支增加了200倍。从需求看，医疗卫生服务的需求远远高于GDP的增长。
从供给方面看，从1978年到2005年，中国各类医疗机构增长76%，其中医院增加了一倍多，诊所增加了不到两倍，公共卫生机构增长得很慢。医护人员增加了75%，其中，护士人数增加了倍，医生人数增加不到一倍。如此快速增长的医疗需求追逐如此缓慢变化的供给，看病既贵且难，还有什么奇怪的？
2005年开始医改讨论，讨论了三年。这三年中国的GDP增长更快，都在11%、12%这个水平，城乡居民的收入增长非常快，基本上跟GDP增长同步，也达到了11%、12%的水平。其中用于医疗卫生开支的需求增长也没有下降，而这三年改革由于医疗体制的未来方向不清楚，我们对医疗方面的各种机构、社会资本、医院改制差不多都停下来，等着这个未来方向的明确，所以这三年我看到的是看病贵、看病难的情况没有明显的缓解。
2009年4月份，*中央、国务院出台了新的医改方案，特别部署了2011年之前这三年的行动方案，在这三年的方案中，*总理宣布要增加8500亿元，这是在4万亿元以外要增加的投入。这个投入的方针是吸收了医改讨论当中很重要的意见，2/3补给了需方，1/3补给了供方，补给供方的部分主要用于组建基层社区的医疗卫生服务机构。
所谓的“需方”，就是病患方。“三分之二补需方”，就是未来三年将有6375亿元用于扩大城乡医保的范围与财政支付的比例，从而增加了需方的财务支付能力。“三分之一补供方”，则是未来三年政府要拿2125亿元来搞医疗机构的建设（包括城乡基层的社区医院）。
不论其他，单看这三分之二对三分之一，供不应求就是明显的。还要考虑，除了少部分人可享受的公费医疗，当今城乡医保，没有百分之百报销这回事，患者一定还要自付部分医疗费用。这就是说，补需方的那个三分之二，实际形成的医疗需求一定大于6375亿元。同时，补供方的那个三分之一，因为包括了基建和设施的投资，所以，形成的医疗服务能力，又一定小于2125亿元。
如果中国的医疗服务已属“产能过剩”，那么，以上未来三年的供不应求，还不会酿成大麻烦。可惜，实际情况是中国早就出现了医疗服务的供不应求。这也是前几年笔者讨论医改的基本出发点。那这是什么局面呢？1/3补给供方，2/3补给需方，就是原来需求增长更快的力量上又追加了新的力量，把原来不看病的很多人覆盖到看病这个范围内来，那么就诊的需求比过去将会有一个爆发式的增长。谁给他们看病？给他们看病的力量在什么地方？医疗服务供应不到2－3倍的增长，要满足就医需方78－200倍的增长，缺口将可能进一步加大。
中国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已经解决很多难，如吃饭难、出门难、住店难等。但现在看病难还继续存在。尽管未来两三年投入8500亿元，但我的看法未来几年供求之间的压力不会缓解，而会加大。因为1/3投入很多是设备，设备不等于医疗服务能力，投资一个房子不等于看病力量的增加。要形成看病的力量，招募有经验的人员，训练提高服务都要有一个过程。

加快医疗服务开放（2）
所以尽管中央政府已经史无前例地在医疗方面增加了开支，剩下几年在医疗供求、解决看病难的问题上，还将面临巨大的挑战。
挑战的出路在哪里？扩大医疗服务的开放非常重要。
从2005年到2009年新医改方案出台，四个年头又过去了。期间，“市场化医改失败论”来势汹汹，谁也闹不清医疗服务体制的未来走向。大家观望、等待，当然谈不到扩大医疗服务能力。可这几年居民收入还在增加，城市化还在推进，老龄化也没有停止步伐——这些都指向医疗需求的更高增长。这样来论医疗服务的供求形势，当然是供不应求，加供不应求，再加供不应求。
医疗问题是一个保障问题，这个保障有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医疗的财务保障，是指怎样经由多种方式为患者筹措看得起病的财力；第二个层面是医疗的服务保障，是怎样动员人力、物力、技术和组织资源，通过增加医疗服务能力来满足日益增长的医疗需求。很遗憾，我们到目前为止，在公众的认识，包括专业的讨论当中，这两个层次分得不清楚。
发达国家与我们不同，因为发达国家长期没有管制医疗服务的价格，医生的收入非常高，所以医疗服务的供给是充分的。发达国家的医疗服务资源过剩，所以他们医改主要解决的是医疗的财务保障问题。而中国除了财务保障，还有服务保障的问题。
新形势是，在政府花财力大手补需方之后，本来就供不应求的医疗服务面临更严重的供不应求压力。除非放手开放准入、采用针对性强的刺激医疗服务供给的措施，否则，“看病难”的现象不但难以缓解，甚至还有可能加剧。
由于医疗服务费用高，很多中低收入的人群看不起病，所以财务保障是医改的第一位问题。中国不但有财务保障问题，也有服务保障问题。我们国民的收入高速增长，人民群众对医疗需求迅猛增长，城市化在推进，这些变化提高了对医疗服务的需求。我们有很多医学院的学生，不愿意去医疗机构，因为合法的收入偏低。这些问题不解决，我们未来的三年当中，医疗服务供需平衡会遇到很大的问题。
那么，哪些医疗服务领域扩大开放呢？一是要加快改革。最重要的改革就是让已有的医生和医护人员能够充分地发挥服务的潜力，这方面有巨大的余地。
我们医疗卫生服务的结构布局不合理。人口在流动，医疗人员配置还是按照原来不流动的格局配置，医院服务的网点要重组，也要流动。新医改方案里明确要让那些有品牌的大医院通过连锁提高医疗服务供给能力，这个政策要很好贯彻。同时特别鼓励社会各种资本，包括境外的资本进入中国的医疗服务行业，扩大开放。在其他领域的开放充分证明，在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的情况下，开放可以大大增加我们利用世界资本、技术和管理。
特别是这次金融危机，中央制定了吸收全球各种人才的计划。我认为应该高度注意吸收医疗卫生服务人才，吸收有品牌的机构到中国来。在医改讨论当中我们就注意到，中国在很多领域开放很到位，比如，台湾王永庆企业如果到大陆来，在任何地方办个工厂，从中央到地方都欢迎。但要办一个医院，从1999年申请到现在都没有批下来。因为医院高度依赖于品牌，如果我们内生的品牌医院资源不会一下子那么多，可以通过开放去解决。各个地方要像招商引资一样地招医引医，否则现有的医疗服务肯定难以满足老百姓日益增长的就医需求。有很多疾病不是一两天可以消失的，环境改善了，疾病不会很快消失。而且人们收入提高后，大家对疾病的敏感程度会提高。过去认为不是病的，现在则认为是病；过去认为不需要花很多力量治疗，现在需要治疗。随着收入的增长，医疗服务的需求还会快速增长。所以扩大开放以增加医疗服务供给非常重要。

加快医疗服务开放（3）
扩大开放还需认真面对对内开放问题。我们现在发展基层卫生组织是对的，但是自1978年以来，当年的赤脚医生转为乡村医生，他们多年在地方、村庄里面经营、开业，获得了老百姓的承认，他们的服务能不能纳入医保的领域里面来？一些地方是开放的，他们的服务只要老百姓愿意选也可以拿到医保新农合里报销。但是一些地方试图重新垄断起来，只有政府办的机构才能纳入医保。这要调整，高端、中端、低端医疗服务机构都要开放。
价格政策非常重要，基本医疗服务的价格，新医改方案里明确，要在财政出资的前提之下，按照成本价的原则定价。但是在基本医疗服务以外的部分，应该也必须让市场的价格机制发挥作用。我们应对金融危机加大了投资力度，这个货币量在未来的两到三年当中会起到作用，也可以说过多少年后，就不能用1块钱买到2009年1块钱可以买到的东西。
那么哪些领域会更加买不到？一定是供给不足的那些领域。当物价指数总水平往上走的时候，哪些领域物价指数会走得更快呢？一定是供给不充分的。所以我们不要让医疗服务变成未来几年当中供给不充分，相对价格涨得更快的部分，就应该注意扩大对医疗服务的供给能力的动员，要让更优秀的人学医，要让有具备资质的机构开办各种各样的医疗服务机构。包括对境外，要鼓励身体可以、经验丰富的退休医务人员开诊所，执行新医改方案里讲的可以多点行医。
在医改当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要慎重——怎么样以医养医？不要在以医养医没有解决之前，就轻易地改变以药养医。因为以药养医毕竟还在养医，如果以药不能养医，以医不能养医，那最后谁来养医呢？医生没人养，新的优秀人才怎么可能进入这个行业？这样，医疗卫生服务就会陷入长期供给不足。
医疗卫生服务相对灵活的定价机制非常重要。我不认为价格制定部门可以对医疗服务这么多样的项目，可以按成本定价的原则制定反映供求的价格。过去的经验是一轮价格调整十年，而十年当中市场的价格全变化，相对的价格根本追不上市场变化的速度。医疗服务领域的改革，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
关于公立医院的改革，一些医院院长有点意见，说这么大的医改方案，对公立医院没有明确到底怎么改。我在座谈中问他们，这个新医改方案里面有没有说大公立医院不准改？没有明确说哪些地方不准改，这就是好文件。没有说不准改，你就可以改。中国的实践不是先写清楚才把它做清楚的，中国的实践从来是先做清楚再把它写清楚。
总之，我们一定要从实际出发，估计到形势的重大变化，扩大医疗服务的开放，可能是今后在贯彻执行中央和国务院这次医改方案当中值得注意的一个方面。

我亲历的三个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决定》的…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高尚全
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不寻常的一次会议，在我们党和国家历史上特别重要，因为它实现了我国从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走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轨道，揭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实现了历史性的转折。
当时的背景是什么？
从国内情况看，第一，思想理论的拨乱反正。通过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打破了“两个凡是”，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做了思想理论上的准备。当时真理的标准讨论是耀邦同志组织的。原来是在南京大学胡福明和中央党校孙长江两位教授的文章的基础上形成的，1978年5月10日在中央党校《理论动态》上发表了，11日在《光明日报》又以特邀评论员的名义发表，新华社当天就在全国转发，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全文转载。在全国引起了讨论的热潮。5月17日，一位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的领导指责说，这篇文章“思想上是反动的，理论上是荒谬的，组织上是砍旗的”。所以这给耀邦同志很大的压力。后来小平同志出来讲话了，他说：我原来没有注意这个文章，后来听说不同意见，我看了一下。看了以后我觉得这篇文章是*主义的，现有的争论是不可避免的，争得好，根源就是“两个凡是”。小平同志在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上又高度评价了这场大讨论，指出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讨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了，他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的确是一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是一个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版，第18-31页。]。
第二，*了冤假错案，端正了组织路线。耀邦同志后来当了中央组织部长，准备了大量的材料，在中央开会的时候给大量的干部*。这就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做了组织上的准备。
第三，经济上的左倾路线使我国国民经济处于停顿状态。拿农业来说，万里同志当时是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他说：我当第一书记的时候，安徽省28万个生产队中能够维持温饱的只有10%，65%的生产队人均收入低于60元，25%的生产队人均收入只有25元。安徽省是农业大省，但为什么出去要饭的人最多？非正常死亡300多万人。过去左了那么多年，几乎把农民的积极性打击完了，不肃清左的问题，农业永远不能翻身。安徽的小岗村农民冒着生命危险去搞包产到户，效果很好，解决了温饱问题，出去要饭的人也回家了。民间流传说“要吃米，找万里”。
从外部环境看，当时国际上兴起了新的科学技术革命，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但是我们却停留在阶级斗争，经济没有发展，而且到了非常困难的边缘。台湾的朋友说，你们搞*的时候我们在搞建设，所以台湾变成了“四小龙”之一。现在反过来了，你们在搞改革开放，我们在搞“*”了。因此台湾经济没有发展，人民生活没有改善，竞争力大大下降了。人民得不到实惠，*下台是必然的。

我亲历的三个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决定》的…
我先后参加过六个中央文件的起草，其中三个是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一个是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第二个是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第三个是2003年10月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三个*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对推动中国改革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个关于改革的决定，我有幸参加了这个《决定》的起草工作。当时解放思想冲破了“左”的干扰，农村改革取得了突破，农民的积极性大大提高了，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1984年农业生产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大丰收，粮食增产达到4070亿斤，创造了历史最好水平。过去搞计划经济，农民没有积极性，农民的劳动跟自己的收入没有关系，所以农民说，插秧一行是七棵，前面六棵不知道给谁插的，最后这一棵才是给自己插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包产到户解决了这个问题，交了国家的，留了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农产品丰收了，要有市场、要有销售渠道，同时也要求交换农业所需要的生产资料，所以就迫切要求城市改革。但是城市还是原来的那套体制模式，还是计划经济那一套，有以下几个弊病：
一、政企不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经济部门直接管理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企业失去了自主权和活力，结果宏观经济决策没搞好，微观经济活动又管得死，严重压抑了企业的生产积极性。　　二、条块分割。把完整的国民经济分割为众多的部门所有制和地区所有制，造成了部门壁垒、地区封锁，限制了地区之间、部门之间的横向联系，影响了行业之间、企业之间的专业化协作，使企业的生产能力不能充分合理地发挥。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沈阳有两个厂，一个是变压器厂，旁边一个是冶炼厂，变压器厂由机械工业部管，冶炼厂由冶金部管，结果变压器厂需要的铜由机械部从云南等地大批量运来，而冶炼厂生产的铜由冶金部分配到全国各地。一墙之隔的两个企业不能横向联系，造成了大量的物质和时间上的浪费。部门之间缺乏联系，扯皮很多，“九龙”治水，对权力抓住不放，而对责任往往一推了之，这种权利最大化、责任最小化的弊病很突出。　　三、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计划来管理经济，主要不是商品生产、价格规律和市场在起作用，使企业缺乏竞争力和应变能力。　　四、分配中的平均主义很严重。分配没有真正体现按劳分配的原则，干好干坏一个样，形成了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的局面，严重地压抑了企业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　　以上弊端使社会主义经济失去了活力，严重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影响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在这个阶段，也受到了极“左”思想的干扰，一位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曾经在一封信里批判了经济学家关于利用价值规律，发挥市场调节作用的观点。他说，这些主张“必然会削弱计划经济，削弱社会主义公有制”，势必“模糊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1982年9月《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批判了主张缩小指令性计划、扩大指导性计划的观点，说这些观点是否定计划经济。1983年在清除“精神污染”的背景下，在党报上对“减少指令性计划、增加指导性计划”的看法，开展了有组织的批判，强调指令性计划是计划经济的标志，还把商品经济、指导性计划作为精神污染来清除，可见这一年思想理论界很紧张，理论上很混乱。

我亲历的三个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决定》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接近六年的改革开放实践基础上，党在十二届三中全会认真总结了经验，1984年10月20日通过了《*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决定》阐明了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规定了改革的性质、任务和各项基本方针，在理论上和政策上也有许多重大的突破。其中一个重大的突破就是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决定强调，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只有充分发展商品经济，才能把经济真正搞活，促使各个企业提高效益、灵活经营，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需求，这是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计划所不能做到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改变了原来十二大提出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同志对这个《决定》予以了很高的评价。他说：“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我是这么个评价。”“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讲清楚了。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1008页。]
这一论断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其实早期在理论界争议是比较多的。人们对于原来计划经济的弊病早有认识，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但是改革的目标和方向却不清楚。当时计划经济“一统就死，一死就叫，一叫就放，一放又乱，一乱又统”的恶性循环。只是在你管、我管上做文章。我在1956年就提出企业要有一定的自主权的建议，在1956年12月6日《人民日报》第二版上发表了，当时认为这种体制不行，造成了官僚主义，限制了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计划经济部门怎么管理呢？一个是靠开会，一个是发文件。那时已经出现“跑部前进”了，企业缺电要找部里；缺煤了，没有任务了，要找部里；没有人了，也要找部里。因为企业不是一个企业，而是一个部门管理下的车间。企业的产、供、销、人、财、物都没有自主权。当时认识到这种体制是不行的，但是不知道改革的方向。当时人们的思想当中，认为社会主义和商品经济是对立的，互相排斥的。这有其历史原因。因为*、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是相互排斥的。列宁起初也坚持这个观点，后来遇到了困难，他就实行了包含商品经济内容的“新经济政策”，但只是作为暂时的政策，没有在理论上加以说明。
长期以来，由于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有不正确的认识。特别是1957年以后“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认识处于僵化状态，有的地方甚至在理论上出现倒退，把商品经济完全归属于资本主义的范畴。所以在实践当中，限制、扼杀商品经济的发展，逐步建立起高度集中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要进行这样的改革，首先必须要在理论上突破，理论上怎么突破？要解放思想。我记得当时首先提出商品经济理论的是广东一位叫卓炯的经济学家。1979年在无锡召开的社会主义经济价值规律讨论会上，也有人提出商品经济的意见，还有国务院财经委员会改革小组也提出类似的意见。这些见解没有被中央采纳，没有进入到中央的决策，但是这些意见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我亲历的三个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决定》的…
十二届三中全会之所以能够写出一个如小平同志所说的“一个政治经济学初稿”，原因就在于党中央集中了全党的智慧。开始讨论十二届三中全会究竟开什么内容时，小平同志说最理想的是要搞一个改革的文件，十一届三中全会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都起了很好的作用，这次三中全会能不能搞一个改革文件，这个文件将对全党起到巨大的鼓舞作用。他说就搞这个文件，别的不搞了。
根据小平同志的意见，中央成立了以*、*、胡启立、胡乔木、姚依林、田纪云同志组成的文件起草领导小组。从1984年5月份开始组织一些同志对文件的起草进行酝酿，先后找有关部门、有关省市的领导开座谈会。起草小组在第五稿的时候把草稿发到中央各个部门、各个省市自治区征求意见，各个部门和地方都认真进行了讨论，并提出了修改意见。比如说当时国家体改委提出，文件在讲到过去的经济模式时，必须明确它是限制商品经济发展、排斥价值规律的。在讲到改革要建立新的模式的时候，应当明确提出我们的经济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4年9月10日，时任国务院总理的*给中央常委写信，提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三点意见，指明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计划要通过价值规律来实现。*、陈云同志在他的信上画了圈表示同意。9月11日，中央召集了在京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纪委委员、中央各部门的主要负责同志、各省市区、各大军区同志，以及26个大企业的负责同志共约1500人，认真讨论了征求意见稿，通过讨论加强了对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城市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的认识，同时把原稿第四部分“改革计划体制、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标题改为“自觉运用价值规律，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有什么重大突破和创新呢？过去大家知道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基本特征，《决定》第一次提出了“商品经济”这一概念，这很不容易，是解放思想的结果。在稿子起草过程中，党中央和国务院主要领导同志先后八次和起草小组进行了座谈，共同修改这个决定。在起草过程中，我提出，改革就是要为迅速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扫清道路。从我们改革试点的实践经验来看，什么时候我们比较注意发展商品经济了，什么时候经济就比较繁荣。哪个地方重视商品生产，那个地方经济就比较有活力。这是我经过多次调查得出的结论。包括广东，就是因为先搞了商品经济，才有了活力，老百姓的日子就比较好过。所以可以这样总结，在“只有社会主义可以救中国”这句话之外，还要加上一句“只有发展商品经济才能富中国”。但是，我的意见提出来以后，起草小组就有人不赞成把商品经济写入《决定》，主要担心是什么呢？害怕社会主义跟资本主义混同起来，怕变成资本主义。我认为，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第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发展的，和资本主义是有区别的；第二，商品经济和计划经济并不是对立的，商品经济越发达，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越高，就越需要在宏观上加以指导。但是当时在起草小组通不过，因为反对的人官都比我大，所以我没有办法了。后来我建议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的名义，于1984年9月初在北京西苑饭店召开理论研讨会，请了20位学者专家参加会议。在会上，我首先提出：应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概念，这是当前改革要求在理论上的一个关键性突破。大家一讨论，思想都比较解放，意见很一致，认为“商品经济是个必然的途径和资本主义制度并无必然联系，不是资本主义的特有范畴”，“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商品经济同计划经济不是对立的”。另外，我们也讨论了另一个问题，就是过去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提法问题。为什么提出要以计划经济为主呢？因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制度，是必须要坚持的，市场调节只能作为辅助作用。一个是社会制度，一个是手段和方法，这两个东西不对称的。要么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要么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要么计划与市场。我们把讨论的结果给中央写了报告，时任总理的*阅后批示给起草小组，并说“马洪同志也有这个意见”。因此在十二届三中全会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写到决定上去。但是当时对“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人们在理解上却不同，有人侧重于“有计划”，是有商品的计划，有人说重点是要发展商品经济，争论还没有停止。　　关于计划与市场，已在世界范围内争论了近100年，我国理论界的争论也没有停止过。什么是市场？我曾经在多种场合讲到，哪里有商品交换，哪里就出现了市场，它不是社会主义特有的，也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它自古就有了，古文中有“日中为市”的提法。一个地方有了市场，就会繁荣起来，城堡加市场，就出现了“城市”。资本主义国家叫“城市”，社会主义国家也叫“城市”，并不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计划经济就叫“城计”，也即“城市加计划”。由此可见，计划与市场这两个概念是一种手段，一种方法，不是社会制度的特征与属性。

我亲历的三个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决定》的…
第二个*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根据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的精神，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明确了，怎么建立？当时心中没数。所以中央专门在十四届三中全会研究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过讨论，认为必须建立五根柱子。第一要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第二要建立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第三要建立以间接调控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第四要建立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第五要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相应的法律法规体系。在起草这个《决定》过程中我负责市场体系这部分，当时一起参加的有郑新立、张卓元同志，我们三个人是一个小组。在这个《决定》中，第一次把资本市场写上去了，这不容易，因为解放以后不能提“资本”两个字，怕“资本”和“资本主义”相联系了，所以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只能叫“资金”，“资金利用”、“资金周转”，不能提资本。其实，资本是生产要素，不是与资本主义相联系，我们社会主义同样要利用资本这个要素。关于提“劳动就业市场”还是提“劳动力市场”有不同意见。我坚持要理直气壮地提出劳动力市场，但有人说：劳动力怎么进入市场呢？劳动力进入市场就影响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所以不赞成劳动力市场的提法。为了使我的建议得到高层的支持，我曾分别征求薄老和李岚清副总理的意见，他们的反应很积极。薄老的回复是，“尚全同志：我对这个问题没有做过深入研究，在目前我们实行市场经济或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出劳动力市场是自然而然的。因此，我同意你的五点论述，但我觉得目前不必多争论，多看几年自然而然（或顺理成章）的解决。”李岚清同志的回复是：“我原则赞成这个意见，但劳动力一般理解为体力劳动，劳动力市场应为广义的概念，应包括脑力劳动，因此，提法上还值得推敲。”后来中央常委专门开会讨论《*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我有幸列席参加了，我当时心血来潮发了言，我说：必须明确提出“劳动力市场”。我一口气讲了五条理由：第一，劳动力的价值只能通过交换才能体现出来。劳动力进入市场是劳动的能力进入市场，而不是劳动者本身进入市场，不是把劳动者去作交换。劳动的能力有大小，贡献有大小，因此反映他的价值也是有大小的。第二，确立劳动力市场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我们要建立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就必须使要素进入市场，如果劳动力这个最活跃的要素不能进入市场，那么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就很难建立起来。第三，我们现在就业压力那么大，不开放劳动力市场，就业压力解决不了。第四，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已经有了劳动力市场。第五，我们提出“劳动力市场”不会影响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我记得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先生说过：你们的汽车司机服务态度不够好。因为司机认为我是工人阶级，我是主人，你坐车的是仆人。主人怎么给仆人服务呢？所以心态不平衡。工人阶级是一个整体概念，而具体到每个工人的是局部概念，不能把两者混同起来。会议没有继续讨论，*总书记只说了一句：提出劳动力市场，社会上能不能接受？第二天我找了主持起草小组的*同志，我有点内疚，我说：昨天我不应该发言，但莫名其妙我发了一个言。家宝同志很敏锐，他说：我赞成你的意见，但能不能上中央文件我也没有把握。家宝同志为了把“劳动力市场”写到《决定》上去做了很大努力。起草小组要讨论，他说：不要讨论了，这是中央决策的问题。他怕一讨论就七嘴八舌的又报不上去了。后来他把我关于劳动力市场的材料报送给总书记，*同志又批转给各中央常委，各常委表示没有意见。所以把劳动力市场写进十四届三中全会《*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第三个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就是2003年10月*中央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央关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当时有人认为，我们已经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搞得差不多了。中央及时指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提出了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目标和任务。这个《决定》有几个创新点：第一，提出了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第二，要完善国有资本有进有退、合理流动的机制，进一步推动国有资本更多地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第三，提出大力发展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是促进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原来在重要力量后面还有“和生力军”四个字，后来我提出来“重要力量”就可以了，“生力军”就可以不写了，因为有些领域非公有制经济已经成了主力军了。例如就业问题，五分之四是靠非公有制经济解决的，最后就把“生力军”删去了。第四，提出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第五，最重要的是，《决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论断。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提“以民为本”还是提“以人为本”，起草小组作过认真的讨论。我赞成提“以民为本”，因为我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中华人共和国”。毛主席提到“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人服务”；*同志的“*”中，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锦涛同志提出“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都讲的是民。所以我主张提“以民为本”。当时家宝同志反应很敏捷，立即用了一句古语“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会上，郑必坚同志提出“以民为本”带有政治的内容，因为有些不是“民”，是不是可以扩大到“以人为本”。最后中央文件上用了“以人为本”。　　以上回顾了*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三个决定。*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都对经济体制改革作出了重要的论述，都有许多理论上的创新。譬如，十三大，提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建立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体制，而且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设想。十三大我没有参加起草，但是有一个建议，登在1987年8月20日国家体改委的一个简报上，题目是《希望十三大在理论上要有重大突破》，我讲了三点意见：第一，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是一种手段和方法，不是社会制度的属性，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第二，用经济合同逐步替代指令性计划；第三，随着改革的深化和经济的发展，计划与市场结合的形式发生变化，从指令性计划向政策性计划转变，是经济发展和改革的需要。当时国家体改委主任李铁映在简报上批了“送总理参阅”几个字。总理看了以后于1987年8月30日批示：“要把指令性计划改为经济合同制的观点反映到报告中去”。用经济合同制逐步取代指令性计划，这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大突破。现在看来不觉得什么，但当时是一件大事。因为国家体改委有一个委员考察了匈牙利回来说：匈牙利取消了指令性计划，后来受到了猛烈的批判：“指令性计划怎么能取消呢？取消指令性计划就是取消计划经济，取消计划经济就是取消社会主义”，上到这么高的纲来批判。我在1986年带了一个18人代表团考察了匈牙利，为什么带那么多人去考察呢？因为匈牙利是第一个搞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央派人，地方派人，企业派人，到处派人去考察，匈牙利这个小国有点应接不暇了，他们说：我们的牛都认识你们中国人了。大家都重复地去考察，问的问题也差不多，考察的资料由各单位分别封锁起来，别人不能分享。我当时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下决心要改变这种状况，做深入的考察，要弄清匈牙利到底进行了哪些改革，哪些改革成功了，哪些改革不成功，有什么经验教训？而且在考察过程中的重要问题通过使馆用密电发回来，分发中央各有关领导。后来把考察的结果汇编成册，书名叫《艰难的探索》，资料大家可以共享。在考察中我问了匈牙利主管经济的副总理，“你们为什么要取消指令性计划？”他说：“我们根据平衡表编制计划，计划执行的结果就是有的完成500%，有的只完成4%，但谁也没有责任，所以就取消了指令性计划。”后来我又考察了捷克斯洛伐克，副总理见了我，让我到两个大学发表演讲。捷克这个国家本来“拔佳”皮鞋是名牌，解放以前上海有这种名牌的皮鞋。但是后来搞了计划经济没有名牌了，因为计划部门根据当时捷克斯洛伐克人口一千六百万人，计划部门按每人两双皮鞋作计划，总共三千二百万做皮鞋，然后把计划指标分到各皮鞋厂。计划执行结果，生产出来的皮鞋往往人家不要，而人家要的却没有生产，一方面大量积压，一方面又大量短缺。为什么？因为皮鞋这样的东西需要是个性化的，男人跟女人不一样，城里人跟农村人不一样，收入高的跟收入低的不一样，大人跟小孩不一样，你千篇一律一人按两双来做计划，是对资源的极大浪费。他们都明白过来了，很自然地就取消了指令性计划。但我们还在争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特征，取消指令性计划就是取消社会主义。

我亲历的三个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决定》的…
起草十五大报告时，我负责所有制改革部分。十五大在所有制理论上有创新，创新点是什么呢？第一，提出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过去讲是方针，但十五大报告作为基本经济制度，而且跟初级阶段相联系，就是一个长期不能随意改变的制度。第二，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应该而且可能多样化。第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过去讲是有益的补充。第四，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我讲过有两种模式，一种是百分之百的国有，另外一种是国有的在每个企业只占20%。哪一种模式的控制力强？我认为是后一种控制力强，因为前者控制一个企业，后者控制五个企业。第五，提出国有经济的比重减少一些，不会影响社会主义性质。在讨论十五大报告时，内地的一些代表提出，“我们的国有经济比重比沿海的高得多，为什么经济发展不如沿海快？为什么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不如沿海快？”过去认为，搞社会主义国有经济比重越高越好。第六，各类企业都是同等竞争，一视同仁。
另外，十五大也提出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这部分由另外两位同志负责起草。我提出“这一部分怎么没有把‘自由'和‘*'写进去？”他们说：“没地方了。”后来起草小组开大会的时候我发了言，我说：“我建议要把“自由”和“*”写到十五大报告中去。”我讲了三条理由：第一，我们每个人都想一想，问一下自己，你要不要自由？要不要*？我相信如果不说假话的话都要，都要*，都要自由。说假话是另外一回事。第二，《宪法》上讲到有这样那样的自由，为什么十五大就不说呢？第三，*、自由、*是人类文明的成果，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我们不要回避它。要老百姓继续跟着共产党走，就必须把这个旗帜举得高高的。这个建议得到了主持起草小组工作的*同志的赞同。所以他亲自在十五大报告中写上了“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大家记得，2007年开两会的时候*在回答记者说，*、法制、自由、*、平等、博爱，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进程*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这是他多年来形成的重要观点。权力没有制衡必然要*，这点大家有共识。但怎么样制衡，建立什么样的机制？一直没有很好的解决。这次十七大里头提出，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这三者既要相互协调又要相互制衡。过去，有人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现在理直气壮写到中央文件上了，这是思想解放的结果。
以上是我参与中央一些重大《决定》过程中的体会。总结起来，三十年改革开放有什么特点呢？我体会最深的有四点：
第一，三十年改革开放的过程也就是解放思想的过程。每次改革开放的重大突破都是以解放思想为先导。只有解放思想，才能实现体制创新和理论创新。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主义。”“事实雄辩的证明，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改革开放使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这个巨大变化来之于改革开放，来之于解放思想。
第二，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同志和他的理论起了关键的作用。例如，当有人严厉批判市场化改革，计划经济回潮时，*同志大声疾呼：“谁不搞改革谁就下台”[ 这是*南巡讲话中份量最重的一句话。中央将*在视察南方期间的谈话要点作为1992年第2号文件下发，此句话改为：“谁不搞改革开放，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是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1月版，第459-460页

向着最有希望的30年（1）
——2009中国改革十大“关键词”
中国改革杂志社魏群、韩雪
古称三十年为一世。《说文解字》中有：革，道之变也。
经历建国六十载，走过改革开放三十年，2009自然成为下一个三十年改革开放的新起点。岁末之际，中国改革杂志社根据这一年发生的改革热点梳理出十大改革关键词，发现新的改革元年是那样急切而严肃地呼唤着继续深化改革，改革仍将是未来中国发展的主旋律。
正如资深媒体学者杨继绳先生所写文章《最有希望的三十年》中分析的那样，建立新制度的航程进行了三十年，对经济制度进行了根本性改革。中国虽然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但很不完善；政治虽然比过去有进步，但离*政治还有相当长的距离。由于行政权力过度扩张、政治过度干预经济，权力进入了市场交易，最明显的后果是社会不公正。
改革期间社会不公正的表现是，对改革的代价承担和对改革的收益分享错位。改革中出现的既得利益群体形成了社会强势，改革收益较小的是工人和农民。而对改革的成本和风险的付出，后者比前者大得多。社会不公正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贫富差距过大；官员*严重；国企改革、医疗改革、教育改革、住房改革某些方面失当，甚至损害了底层群众的利益。改革中，一方面不断强化和扩大党政机关的利益，另一方面却在有些领域推卸国家财政应当承担的责任。
这种制度性弊端使社会不公正问题更加严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群体事件越来越多。
当今，中国人不得不面对两个现实：权力没有被制衡的上层建筑；资本没有被驾驭的经济基础。中国当前有两个尖锐的矛盾：官民矛盾和劳资矛盾。官民矛盾是权力没有制衡的结果，劳资矛盾是资本没有驾驭的结果。在这个制度下，权力的贪婪和资本的贪婪势必恶性结合，这是当今中国一切社会问题的总根源。
以上问题不是改革产生的，而是改革不到位产生的；不是市场化的结果，而是市场规则受到没有改革的权力体系破坏的结果。这些问题只有进一步深化改革才能解决。
又一个三十年来了，它的目标是什么呢？当然，市场经济体制需要进一步完善，在政治上加快*进程，尽快建立宪政*制度。也就是说，新的三十年的目标是“*政治加完善的市场经济”。在这种制度下，权力和资本将有新的面貌：为社会造福功能会得到更好的发挥，危害社会的弊端将受到限制。显然，将威权政治改变为宪政*政治，是风险较大的制度转型，可能有曲折，但最终还会达到彼岸。这个转型是中国近代社会制度转型的继续。
下一个三十年，是中国最有希望的时期。
“保八”
——在应对危机中成长
2009年中国经济先冷后热，最终成绩：GDP增速。人民日报评论说，保八完美收官，我们信心倍增。
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和自身周期性调整双重影响，中国的出口、用电量、中央财政收入同时出现负增长，工业增速、企业利润等指标大幅下挫。沿海外向型加工经济下众多企业破产，上千万农民工提前返乡，这些都曾一度让民众对经济的未来充满不确定，甚至是恐慌。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果断出台一揽子计划。于是，“8”这个在中国文化中代表吉祥的数字，就成为2009年中国经济最重要的关键词。

向着最有希望的30年（2）
以“4万亿”刺激计划为主导的一揽子措施，是中国政府为应对百年一遇的全球经济危机而下的一剂猛药，核心之一就是“增加投资、扩大内需”。而对于经济以出人意料的速度反弹，“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功不可没。
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中国以更加积极和开放的姿态参与全球经济，而中国经济的走势和力量也备受世界注目。据联合国预测：受金融危机影响，2009年世界经济增幅可能仅为1%；而中国经济增长率将达到，并由此明显拉动全球经济增长。据此，一些西方知名经济学家和国际媒体称：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引擎”，是引领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力量。
“引擎论”、“威胁论”和“大国崛起”的讨论，遍布海内外。从海峡两岸代表团的多次互访到国际社会对中国高级智库成立的评论，从达沃斯论坛到G20峰会，从多哈回合谈判到中美战略对话都表明着一点，世界在关注着中国的声音。
但中国并没有为此沾沾自喜，官方清晰的看到并且不断的强调我们仍处在发展中国家行列的事实。同时，在这场复苏盛宴的背后，繁荣的股市、疯狂的楼市、闻所未闻的天量信贷以及大量泡沫的风险已经摆到眼前。于是业内开始关注重启的央票发行、银监会更为严厉的监管要求、各地各种形式的融资狂潮及其利弊，民众们则注目着政府在房屋、汽车方面的信贷政策是否会持续不变。
为平息各界对政策转向的猜测，官方曾在年中表示“经济企稳但基础未牢，因此必须坚定不移地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核心目标是保增长、保就业”，但对此各界评论不一。支持者认为，经济尚未回稳，贸然紧缩不仅会使经济失去动力、刺激措施前功尽弃，不连贯的政策取向也会使人们的预期混乱，沉重打击市场信心，导致更为严重的后果。批评者则表示，当前的银根过于宽松，将导致越来越大的资产泡沫，重蹈美国次贷危机的覆辙。
然而两种意见都充分肯定了一个矛盾的现状：收紧货币政策，有很大可能发生“二次下滑”；继续执行宽松政策，新一轮资产泡沫也许并不遥远。只是两害相权，各有所取。
这背后反映出所有人的思考，“保八”之后呢？
种种迹象表明，美欧的就业状况很可能将继续恶化，经济学家分析国外市场的需求在2010年仍难有明显反弹，加之近期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举措不断抬头，2010年中国出口前景仍不乐观。
4万亿投资结构中，基础设施占整个投资的三成以上，比结构调整和技术改造、民生工程、社会事业三项之和还高出个百分点。目前计划已近收官，但外需不足、内需拉动无力；钢铁、水泥、多晶硅、风电设备等行业产能过剩，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过于依赖消耗资源而非技术创新，过于依赖一般加工制造业的扩张而非产业升级，转变发展方式进展仍不理想；甚至于资产泡沫、银行坏账等更大的考验已摆在眼前。似乎正在经历一场“寒热症”的中国经济，仅靠政府投资，路还能走多远？
现行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物质资源投入的回报率递减，资源短缺制约经济增长，有些地区的环境已不适合生活，出口不能支撑，投资率的不断提高造成劳动者贫困化，阶级矛盾对立。中国经济亟需培育起新的增长点。

向着最有希望的30年（3）
必须让“保八”的过程成为中国对经济危机、经济发展模式和现代化反思的过程，这是各界的一致意见，“以产业结构调整促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作为未来的指引，寻求突破和发展。”
国务院常务会议在部署2009年四季度经济工作时对结构调整作出了明确部署：要求继续落实、完善促进消费和提高居民收入的各项政策，积极推动最终消费；抓紧出台鼓励和促进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办法；坚决抑制部分产能过剩行业新上项目。
“大危机之下的大机遇，让我们有信心去期待中国经济的一次‘华丽转身’”，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说，新的经济发展方式要求有好的体制环境，办法就是坚定不移地推行改革。
专家观点
厉以宁(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到目前为止我国的通货膨胀还没有到来，大局比较稳定，至少到2010年“两会”前，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不能改变。
吴敬琏(国务院发展中心研究员)：短期政策的力度足够大，依靠财政和货币政策来提振经济增长的目标已经实现，当前应及时将政策重点转向长期问题的解决上，从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转向靠效率提高和技术进步的增长模式。
林毅夫(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2010年积极财政政策还有必要维持，但货币政策可以稍微稳健一点。通过金融机构的调整，促进企业结构的调整，从而收入分配结构就能调整。具体就是建立更多地区性中小银行，加强对中小企业和农户的融资支持，真正促就业，提升中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实现收入分配结构的平衡。
秦晓( 中国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借助财政固定资产投资，推动经济快速大幅反弹，对中国并非好事。经济轻度减速并不可怕，货币政策决不能忽视资产价格走势。中国的货币政策立场迫切需要从宽松转向中性。
“群体性事件”
——“县政危机”迫使基层政府走上改革前台
2009年，“突发公共事件”绝对可居于社会领域关键词的榜首。
从湖北石首的“抢尸暴动”到湖南邵阳的“护尸行为”，从西宁及重庆等地的出租车罢运、会宁警民冲突、巴中公交车司机停运、南康征税到郑州民办教师*、韶关旭日玩具厂群体性斗殴事件、通钢事件，一桩桩的群体性事件接踵而来，民众似乎一直没有足够的时间来消化释怀。
这些事件背后虽然有民众的非理性因素，但更直接的原因是干群关系的日益恶化。知情权不对等、缺乏有效利益表达渠道和公平博弈机会使得“不明真相的群众”与公信力受损的政府之间，形成一种对立关系，纯朴的基层官民关系正在崩塌。
2009年9月，《党的建设辞典》时隔20年后再出版，“群体性事件”被收入其中。无论是传统社会还是今天，道德一直是政权的基石，甚至比政府的政绩更重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官员的道德也应该是商业信誉、公民诚信的典范。
总是出现的“躲猫猫”、总是发生的“处女卖淫案”、多次被证实的“警(官)匪一家”传言，让民众失去往日的信任，而被迫质疑政府和官员的言行。更可怕的是，邓玉娇案以及更令人发指的贵州习水大规模性侵*案、浙江丽水数十名中学生遭*案等事件的发生，让民众赫然发现本应行使保护职责的县干部、村主任、党支部书记等，反而成为危害一方的主犯。

向着最有希望的30年（4）
犹记得“云南孟连事件”发生后，云南省委副书记李纪恒愤慨的形容当地官员，“说话没人听，干事没人跟，群众拿刀砍。”民众对政府和官员已表现出不信、不满、不服，在这样高度紧张的关系下，任何一个偶然事件，都有可能导致民众和社会情绪的“井喷”，酿成群体性暴力或非暴力事件。
基层矛盾的日益尖锐和频繁，加剧了“县政危机”，这无疑是经济体制改革推进到一定阶段后，对社会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然需求。“县政危机”迫使基层政府走上改革前台。
2009年的6月，来自河南新密市的农民工张海超成为全中国的焦点。被多家医院诊断出患有“尘肺”，但由于无法拿到法定诊断机构的诊断结果，不能享受国家明文规定的职业病病人待遇，张海超“挺胸走险”，选择“开胸验肺”，只为一纸证明。
与之极为相似的是，黑龙江省嫩江县一个名叫代力的普通女子，在胞妹代义离奇死亡后，面对司法机关“药物中毒死亡”的鉴定结论，只能“以身试药”换得一次阳光鉴定。代力的多次极端行为也使当地政府、公安部门下属鉴定机构、民办鉴定机构、多位知名司法鉴定专家，卷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鉴定争论中。
开胸验肺、以身试药，这一个个新词汇的背后，是中国普通民众和弱势群体之殇；兰州老人砖拍违章车辆，八成接受调查的网民(总数超过20余万)表示赞同，这种“替天行道”是法治社会的悲哀。
作为北京大学司法鉴定室主任的孙东东，用一句“老上访专业户……至少99%以上精神有问题”激怒了公众。作为一名法律工作者，孙教授此言不但罔顾基本法律常识，同时也是对公民权利诉求*裸的歧视。但这句话从某种角度上也“诚实”地道出了中国信访制度背后的艰辛。一位多年上访无果的网友在博客中写道，“在冷漠、无助、歧视、失望、绝望、打击、恐惧、寒冷、酷暑、饥饿、疾病、伤痛、愤怒、仇恨、衰老、死亡的威胁与折磨”之中，中国的99%的“上访专业户”都成了“精神病人”！
当上访日渐成为各级政府最棘手的公务时，息访就“天然”地成为一地和谐的重要考量。11月，深圳列出十四种非正常上访行为，争论之声四起。这引人瞩目的“钢铁十四条”是否为营造社会和谐提供了最大可能？身处“官出数字”的时代，数字成为一元粗暴的衡量标准，在这种评价体系下，上访率的减少成为众多为官者追逐的目标。
“维稳”绝不是一个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临时性措施，上访也不是民众的最终目的。执政者必须明白，民众所追求的是政府在拘留“非正常上访”前，结束那些“非正常行政”，这才是和谐的本意。
“县政改革”
——郡县治，天下安
2009年，被视为群体性事件的多发年。而群体性事件多发生在县域基层，在县政问题上，人们看到最迫切需要解决的是中央政策落实上的扭曲、服务型政府目标与掠夺型政府现实的背离、信息不对称和沟通渠道的堵塞造成基层矛盾的群体化和多发化，以及“一把手”权力的失制。为此，“县政改革”成为2009年政改关键词。
*中央一号文件再度锁定“三农”，文件提出：要推进省直接管理县(市)财政体制改革，将粮食、油料、棉花和生猪生产大县全部纳入改革范围。

向着最有希望的30年（5）
到了七月，改革的方向更加明显。财政部公布的《关于推进省直接管理县财政改革的意见》中写明，“省直管县”财政改革将在2012年底前在中国大部分地区推行。
2009年9月16日，作为全国县域经济的标兵，顺德雷厉风行的推出了《佛山市顺德区党政机构改革方案》，2/3的原党政机构被精简。此举是在经济领先之后的政治试验，如其成功将为全国县域单位提供模仿经验。
中国有2800多个县级行政区划单位，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很多县的人口超过100万，比世界上的很多国家还要多；西部有的县尽管人数少，但地域广袤。所谓“扩权强县”核心是通过扩大县一级政府的相关权力，以使其具有更大的自主权，从而为实现县域经济发展和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实施奠定基础。目前，从率先推行“扩权强县”改革的浙江来看，能下放的经济管理权限都下放了，强县扩权也似乎走完了应走的里程。因此，取消省、县之间的地级市，实行“省直管县”体制，成为“扩权强县的嫡传”，专家称其“肯定是中国行政区划改革的大势所趋。”
但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经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于建嵘在对广东省进行调研后表示，“几乎所有官员都说现阶段县域经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是没钱、没权、没人、没地。从省到地级市到县(包括县级市)都是如此。”
“没钱”，就是缺乏资金。按照分税制，税收的75%归中央财政，县域至多只占25%。很多县级财政都处于破产状态，更不用说乡镇政权的财政了。同时国有银行在县域内的网点很多被裁撤，县中小企业和农民贷款困难。
“没权”，就是缺乏行政资源，行政体制上许多部门实行垂直管理，县级政府缺乏综合调控能力。
“没人”，指的是缺乏人才。按照国家人事制度，高学历者均为城市户口，再加上市场机制的作用，人才向大中城市集中，县城以下地方人才资源濒临枯竭。
“没地”，则是中国人多地少的国情决定的，现在国家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不仅农业用地数量有限，对于迫切希望发展县域工业的地方官员来说，建设用地更是发展的瓶颈。
四个“没”，概括起来就是，县级政府在县域经济发展和新农村建设中“主导乏力”。于建嵘表示只在省市县三者的职权关系上做文章，很难取得真正的成效。体制性的突破，是要把县政自治作为县政改革的目标，做实县级人大代表选举制度和监督功能，以司法制衡行政，并开展试点，逐步推行。这似乎也为我们理解中央政府主推“省委任命县委书记”的人事权体制改革、“省财政与县财政直接联系”的财政体制改革和“县级政府将拥有更多市级政府权力”的扩权改革的含义，多了一份诠释。
如此全方位的规划“县政蓝图”，所指之意已十分明显。郡县治，天下安。而治郡县，制度以外，人是关键。于是，2009年“县政改革”的另一重点即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为了强化县级领导力量，解决县级党政正职变动频繁的问题，部分地方开展了“高配县级党政正职”的探索和尝试。同时，中组部主推将“一把手”培训工程设定为干部培训工作的重点工程之首，2009年全国2000多名县委书记、县纪委书记均接受了“跨级直训”。两年内，政法系统将完成对全国3080名县级公安局长；3500余名基层检察长；所有中级法院、基层法院院长；包括新任司法厅(局)长、监狱局长、劳教局长，全部监狱长、劳教所长、县(市、区)司法局长，甚至部分律师事务所党支部书记在内的司法干部培训。

向着最有希望的30年（6）
除此之外，中组部还颁布了《关于加强县委书记队伍建设的若干规定》，这是建国以来第一部专门关于县委书记的中央文件，其将县委书记选拔管理升格为干部工作的战略重点工程。
基层官员对于应对群众上访、突发事件、抓农村工作等方面的工作比较熟练。但在加快发展县域经济被提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的大背景下，改革和发展对县域官员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从官员轮训到县官高配，这一系列措施和尝试是否能达到预期的效果，还有待实践检验。但至少让人们看到了中央对县政问题的关注和改革的希望。
专家观点
周天勇(中央党校校委研究室副主任)：省直管县财政改革的一个好处就是避免“市刮县”，进一步改革，地级市的区也要精简机构、精简人员。可能的一个方案就是把区一级政府逐步的改革为派出机构，有的地方可以与乡镇合并，把这级政府取消。改革的远期目标也是逐步的将乡镇这一级政府改为派出机构。总体上就是最后压成中央、省、县市三级政府。
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如何建立和中央的直接关系，就要考虑县政主要领导人谁来任命的问题。县委书记和县长数千人，中央政府要把这些人从选拔、管理、和培训等任务担负起来并不是一件难事。近年来中央党校开始培训县级领导人是一个积极的发展，但还是不够。党的主要领导人需要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县委书记和县长的培训和直接领导，犹如当年的黄埔军校那样。引入*因素进县政也非常重要。也可考虑是否在县政，必须具备现在的六套班子。党政关系问题、行政和立法关系等都可以进行开放式试验。　
“钓鱼执法”
——拷问公权力
2009年，一篇名为《无辜私家车被以黑车罪名扣押，扣押过程野蛮暴力》的网帖将“钓鱼执法”问题推到公众面前。白领好心帮载自称胃痛要去医院的路人，结果却被城市交通执法大队认定为载客黑车，遭扣车与罚款1万元。帖子发表后，相似遭遇的人越聚越多。
虽然当地相关政府部门公开在电视媒体上表态说他们执法是合法的，但仅一个月后，同样的事情再次在上海发生，同时民众的情绪已经升级，18岁的车主自断手指以示清白。
10月20日，浦东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对于其公布的“10·14”事件调查报告，受到了众多媒体、专家和网民的一致质疑。而这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惯常模式，执法人员或当地政府不是以中立的调查者和公正的仲裁者之形象出现于公众议论之中，与之无切身利益相关的民众都将愤怒和怀疑指向相关政府。
80后作家韩寒说，“在这个社会上，如果你生病了或者家里有急事需要搭车，有人愿意让你上车是很罕见的，这样的人是珍稀的物种，是单纯的好人。闵行区交管部门做的事情说简单点，就是将这些单纯的好人从茫茫车海中分辨出来，拘押下车然后罚款一万。”
网友则调侃成都私家车主“防钓鱼” 车贴意味十足， “ 本车拒绝一切搭载求助，临盆产妇、车祸、中风、触电、溺水都不关我事，尤其是胃疼的！”
行政执法是政府行使公权力、管理公共事务的途径之一，作为公权力的一种，它来源于民众私权的让渡和委托。
但“钓鱼执法”等事件体现出的却是权力滥用、缺乏监督等公权力的异化。权力已经悖离了它的公共性质成了掌权者的私有物，服务于掌权者的私利。从而侵蚀和破坏了政府的公信力，更动摇着社会道德的底线和三十年来国人艰难推进的法治国理想。

向着最有希望的30年（7）
公权力的自由裁量与恣意妄为的分野在于，前者是受法治约束的、权力执掌者理性与自律状态下的一种自由，而后者则是滥用公权力的产物。
对于必须让渡私权、又“没有什么社会背景”的小老百姓来说，谁都有可能成为“被选中的羔羊”。不必问为什么选中你，因为在滥用的公权面前，人人都可能是罗彩霞。面对如此的情况，民众的期望仅仅是“还公权一个本来面目”。
有些事情，公权力应该抽身退出。抑或齐齐哈尔市政府的重金自奖、黑河发布的城市打狗令、温州在广场公审疑犯示众、河南灵宝以败坏政府形象为由对公民诽谤罪的起诉、国家工信部强制推广的绿坝花季护航软件，还有广电总局为“快乐女声”节目制定的三条军规。
有些事情，公权力必须认真过问。比如3年内已有80起交通违法记录的肇事者张明宝竟然仍能醉酒驾驶造成五死四伤的惨剧；杭州富家子飙车肇事后不久，公路血案再次发生；经适房六连号等各地频发的关于保障性住房的负面新闻；时有发生的食品安全的争论等等。
有些事情，公众只是需要一个真相。比如为什么高考考生民族成分加分问题由公安、民委、教育等众多部门联合监管，但重庆造假事件仍未被杜绝？为什么湖南株洲的高架桥、上海“莲花河畔景苑”13层空楼会坍塌或倒塌？为什么火车相撞的重大责任事故(湖南郴州)一再发生？
有些事情，已经让我们看到前进的力量。比如“最牛团长夫妇”的覆没、周久耕与天价烟的辩证法、“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的“逯军式选择题”、“躲猫猫”调查中，政府邀请网民参与调查，并希望将其发展成为一种常态的创新尝试，还有《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中明确的党政领导干部实行问责、被问责干部异地任职的限制。
“法无授权即禁止，法不禁止即自由”，这句经典的法律谚语正可恰如其分地对应政府公权与民众私权，是值得执政者永远重复的常识。目前中国多元利益和多元主体已经形成，由私权与政府公权的利益博弈担当正义分配的机制已经势不可挡。这种博弈展示着中国政治、社会转型的真实形态，牵扯到公权与私权、社会与国家等多方因素。政府公权不受约束或者软约束下的民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要么徒具虚名，要么岌岌可危。
2009年，中国民众关心的并仅不是29岁的周森锋怎样当市长，也不只是杭州、辽阳车改后每级干部到底补了多少钱，让小学生监考干警不过是监督公权的一种黑色幽默，法院判决交通执法大队“钓鱼执法”的行政处罚决定违法，也只是事后法律救济的一次胜利，民众更希望看到制度化的权力约束和监督。“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让公权“有所为有所不为”，这点我们已等待了很多年。
“反腐打黑”
——不改革，党就会有危险
2009年4月16日，中央纪委有关负责人证实，广东省政协主席陈绍基、浙江省纪委书记王华元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至此，陈王两位分列正部和副部级高官的落马几成定局。
在陈王二人前，高层反腐的意向已经十分明显。1月，公安部原党委委员、部长助理郑少东因涉黄光裕案被“双规”；同期中纪委对福建省委原常委、秘书长陈少勇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检查；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终审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国家开发银行原副行长、证监会原副主席王益因涉嫌受贿罪被批捕。2月，全国人大代表、吉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米凤君，因涉嫌违纪违法被终止代表资格。

向着最有希望的30年（8）
2009年高层反腐高潮迭起。
4到5月间，因王益案的牵连，中国银河金融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原总裁肖时庆、国金证券原董事长雷波被“双规”；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原厅长、党组书记刘友君，也因涉嫌严重违纪被“双规”。6月，天津市滨海新区原工委书记兼管委会主任皮黔生被立案检查；同时被“双规”的还有深圳原市委副书记、市长许宗衡。7月，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原总经理、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同海，因受贿近2亿元，一审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8月，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原党组书记、总经理康日新被“双规”；广西壮族自治区原副主席孙瑜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同时，重庆司法局原局长文强被“双规”，拉开了“重庆打黑”的大幕。10月，辽宁省人大副主任宋勇、宁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李堂堂、贵州省政协主席黄瑶三名地方高官，分别证实被“双规”，成为中央反腐行动的又一轮高潮。
2009年至今，反腐行动脉络清晰，民众看到了13名省部级官员落马，十余件千万元以上的特大贪腐案被披露、数十名*官员被处以重刑，深入各级政权的反腐大网正在张开。严厉查处重点领域*以及“借改革之机，行*之事”的*；同时，采取改革开放后最大范围的制度化、规模化防腐反腐措施。
继2008年提出的反*制度体系的框架之后，2009年中央连续公布了《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等众多反腐文件，同时在四中全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中，明确提出党内要坚决反对*。
“制度反腐”将战略着眼点移向法治，力图用各种机制、法律和管理制度，将预防、惩治、监督、激励、教育等诸多反腐环节有机结合，最终形成反*的天罗地网。
对于轰动全国的“重庆打黑”，更令人深思的是如今中国官场*窝案的盘根错节。文强并非一人，贪腐也非一处。目前，重庆公安系统已有20多位处级以上官员被掀翻，处理警员多达百人。从重庆市公安局原副局长彭长健、经侦总队总队长陈光明、刑警总队副总队长黄代强，到交管局局长陈洪刚、高级法院副院长张弢、高院执行局局长乌小青，司法行政序列的涉黑贪腐官员已成网状勾连，拴在这根绳子上的还有黎强、陈明亮、龚刚模、王天伦、岳村等数名涉黑的亿万富翁。
贪官、官倒、官商勾结、垄断经营，体现的是权力和资本的不义结合。被扭曲的“仇富”言论背后是民众“仇腐”的怒火，是缺乏权力制约的公共资源、财富的被掠夺。于是，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网络上，网民永远对涉及“史上最牛”与“三公部门”(公权力大、公益性强、公众关注度高的部门，包括其中的公职人员)的事件反响强烈，溯其本源就是对公共部门和公职人员“涉腐、涉富、涉权”的愤慨。
我们看到，为加大制度和规模反腐，中组部的改革动作在年内也十分频繁。中组部长李源潮在大大小小的会议上，数次提到从选官用人角度出发，从根源上防腐。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署名文章中，李源潮毫不留情的强调，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直接涉及权力和利益关系的调整，牵一发而动全身。改革有风险，但不改革党就会有危险。


向着最有希望的30年（9）
同时，针对*年轻化的趋势，*中央制定了《2009—2020年全国党政领导班子后备干部队伍建设规划》，这是中央首次制定党政领导班子后备干部队伍建设规划，随后下发了与之配套的《关于加强培养选拔年轻干部工作的意见》。跨度长达12年的规划拉开了执政党“接班人”选拔的大幕。
制度反腐，坚决打黑，这一系列决策都向民众传递着中央反腐倡廉的坚定决心。我们也欣慰的发现，各界呼吁多年的另一项反腐制度——官员财产申报制不仅于年初在新疆阿勒泰地区“破冰”试点，而且在浙江慈溪、四川高县、重庆市江北区、湖南浏阳衡阳等地也陆续跟进。无论这些各有不同的做法进度如何，我们都相信，这是为全国范围内推广此项改革的有力尝试，每一个前进都是飞跃。
专家观点
林喆(中央党校教授)：在未来的反*法制建设中，除了考虑以反*法的出台来实现反*法律体系的法典化权威化之外，对于一些带有试验性质、不那么成熟的做法或规定，可以考虑以国家公职人员道德条例的形式面世，从法治与德治、硬和软两个方面加强反*力度。　
任建明(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我国反*体制的主要问题是“条块分割”——横向上有多个反*机构，隶属党、政、司法等不同系统；纵向上划分为多个层级，分别隶属各级政府，使反*的权威和人力资源过度分散，难以发挥规模效应。
何增科(中央编译局当代*主义研究所所长)：目前廉政法规制度体系已初具规模，但完备性程度仍有提升空间。首要问题是，廉政法规执行中“法规不如文件、文件不如批示、批示不如口头指示”的现象仍不同程度存在，削弱了廉政法规的权威性。其次，大量的廉政法规表现为“严禁”或“不准”等禁止性规定，但对于由谁或什么机构来负责执行缺乏明确的规定，对于违反禁令如何处理也缺乏具体的规定。
“新地王”
——在公众关注的“国进民退”背后
9月30日，国企绿地集团以亿元的价格拍得龙华地块，再次刷新上海地王记录，而这距离央企中海以7 0 . 0 6亿拿下上海长风地块登上地王宝座，才短短20天。将时间再拉远一点，我们会发现上海在3个月内五次刷新地王记录。不仅仅是上海，在经历了低迷、徘徊、反弹、疯狂后，中国地产业在2009年上演着一场急速的“V型”反转，北京、杭州、南京、苏州、无锡、成都、重庆、佛山、东莞等全国众多城市中，“新地王”的桂冠如击鼓传花般，在中央军和地方城建集团这些“国字头”房地产企业中流转。同时，前三季度房地产企业销售额前十强中，包括前三名在内的六家企业均为国企。
也不仅仅是房地产市场，国企势力扩散性的漫延至民航、钢铁、公路、煤炭等众多一般性竞争行业。中粮控股蒙牛、山东钢铁集团重组日照钢铁、四川航空绝对控股鹰联航空等国企购并民企事件，让国内担忧“国进民退 ”之风重新袭来。
金融危机爆发之初，国内持“危中之机”观点的学者曾指出，2009年是垄断行业改革的契机。但实际上，事情并没有向建议的方向发展。工信部发放的“3G牌照”毫无疑问的落入*、*、中国联通三家电信巨头手中；贯穿全年的“十大产业振兴规划”，除了普适性的贷款优惠、税收减免等产业扶植政策外，支持国企通过并购重组、做大做强的政策导向相当明显。“对号入座”式的倾斜，被点名的汽车产业重点支持的“四大四小”、船舶工业重点发展的“两个龙头企业”、钢铁产业的系列企业均为国企，其中央企更占绝大多数。

向着最有希望的30年（10）
也有专家指出“国进民退”现象是局部、行业、暂时和阶段性的，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就舆论关注的山西煤炭业改革而言，改革的根本目的在于提高煤炭行业集中度，提高煤炭生产的机械化、信息化和安全性，消除矿难频发痼疾，避免不可再生煤炭资源遭遇竭泽而渔的掠夺式开发，提高煤炭工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另外，从战略层面考虑，基于自然资源稀缺性、煤炭开采高风险性和国计民生煤炭重组不无道理。
局部“国进民退”现象值得关注，但不宜被加倍放大理解。我国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就是发挥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30年的经济发展路径决定市场化进程不容逆转。
在公众关注的“国进民退”背后，确有几个重要问题，值得重视和研究。
火爆的拍地让各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暴增。截至到第三季度，仅上海市政府在土地出让上的收益就已突破600亿元；北京市的数字达到571亿元；天津更一举突破400亿元，成为黑马。随后，9月来自国家审计署的报告，让民众“倍受打击”：25个中央部委涉及地产违规，涉及金额数十亿元。其中，外交部账外资产万元用于购置房产；农业部越权开发商品房、虚报住房补贴；财政部2008年所属机关服务中心出租财政部房产取得房租收入万元，未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公安部越权审批基本建设项目投资亿元等等。
有业内人士无奈做了一个比喻，“如今房地产市场最大炒作者俨然是一个国家队。国有银行是中锋，不断地向身为前锋的央企输送炮弹，进攻球员在高歌猛进的同时完全没有后顾之忧，因为有国企和大量政府事业单位作为守门员兜底”。
政府的责任显然应该是为市场运作提供规则和规制，而非参与市场运作。与开发土地相比，政府责任应该是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好消息是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已经启动，未来中国农民60岁以后都将享受到国家普惠式的养老金，为失地农民提供了多一重保障。但更为直接关系到农民利益的《土地管理法》修改草案，虽然将农地流转、农民土地确权等问题提上修改议程，至今尚无定论。修改稿中一度提出的，在住宅70年大限到期问题上，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自动续期”替换原来表述明确的“无偿自动续期”，其预留操作空间的用意，足以让无数业主冷汗连连。
在房价翻倍飞涨的背景下，保障性住房建设试点毫无疑问成为万众期待的改革焦点。住建部提出，为保障民生要加强保障性住房建设，对此产生的巨大资金缺口，可以用高达6000亿元的闲置公积金投入其中。在一片争论声中，中国目前最大的公共基金——住房公积金用于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的试点工作启动。
然而争论和担忧并没有停止，近年来如“中国住房公积金第一案”等多起住房公积金大案要案还在眼前，案件多因公积金管理中心负责人与财务人员串通合谋的问题尚无制度予以解决。在目前这种看似双赢的“对接”中，民众更希望法律能告诉自己，“谁在如何保证我住房公积金的安全”。
专家点评
李稻葵(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打破楼市僵局，必须进行第二次房改。其基本方向应该是由政府主导提供房屋住房服务，除了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政府要建更多的平租房，将目前未纳入政策性住房的中等收入群体纳入其中，减轻高房价给“夹心层”带来的压力。

向着最有希望的30年（11）
章立凡(近代史学者)：国营未尽高效，民富才能国强，独大未必为公。与民争利、赢家通吃非长治久安之道，历史上两次“国进民退”的教训，足以为后来者戒。
林毅夫(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政府现在投资的领域基本是基础设施，民营经济一般不进去，所以它对民营经济并没有挤出效应。因此，表面看好像“国进民退”，实际上给民营经济未来更快速发展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
“全民分红”
——贫富差距的拉大不是改革的初衷
2009年4月19日，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时说，2008年140多家中央企业实现利润亿元。其中，更有三大企业利润过千亿：中国石油净利润亿元，蝉联亚洲最赚钱企业；*盈利亿元，成为全球最赚钱通信公司；中国工商银行税后利润1108亿元，成为全球最赚钱银行。但其上交国家的利润，比例最高也只有10%。
在全球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央企的利润上升和去向将各方的关注点再次引向“全民分红”话题中。很多经济学家提出拉动内需的首要条件就是提高居民收入，因此构建社会保障体系自然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与此同时要考虑，央企的高额利润，应该让全民共享。
9月16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六部门联合出台《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的指导意见》，中国政府首次对所有行业的央企发出高管“限薪令”。
但事实上，各界对“ 九折限薪令”反响并不热烈。处于垄断优势的央企，其高管获得高薪本身是一种扭曲的价格，对扭曲价格进行扭曲的管制和干预，也许有可能“以毒攻毒”，使得高管薪酬跟市场竞争情况相一致，但这种情况出现的几率更象大海捞针。
“我国行业收入差距最高与最低的比值在逐年拉大，2009年一季度公布的数据显示，最高的证券业是全国平均的倍。行业收入最高与最低的比例扩大到了11：1。这种差距约1/3是垄断因素造成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表示。国企高管的“天价”年薪与国民基本收入的巨大差别，人为地加剧了本就日益明显的贫富差距。由社会分配失衡所引发的公众不满情绪愈演愈烈，而这显然不是政府实施国企改革的初衷。
对于“全民分红”，学者看法不一。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8年的统计数字，中国的基尼系数为。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只有，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高达50%。
令人担忧的是，中国贫富差距扩大的幅度过大、速度过快。在短短 20 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已经从一个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转变为贫富差距扩大现象严重、收入差距超过国际上中等不平等程度的国家。虽然“贫富差距突限” 在“合理的限度”只是一个模糊概念，但是显然，我国贫富差距较大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清华大学世界与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表示，全民分红，这是个很糟糕的主意！物价上涨主要影响的是低收入家庭，所以我的建议是，对于低收入家庭，要根据各个市的实际情况去增加补贴，补贴要跟食品的价格挂钩。如果全民补贴的话，等于是高收入家庭搭低收入家庭的便车！
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则认为，应该将国有资产公示、实现 “全民所有”。具体办法是，在全国31省市分别成立国民权益基金，把全国的国民权益基金股份均分给13亿公民，各省市的基金按照“本地公民多分、外省市公民少分”的原则进行，以此完成民有化改革。

向着最有希望的30年（12）
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认为，应该将国企股票平均分给每个公民，实现全民共享发展成果。
在今年的全球智库峰会上，央行行长周小川、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刘遵义等众多官员与学者从不同角度阐述了缩小贫富差距的重要性。如果说，此前中央重视民生问题、不断推出社会政策更多是基于系统的考量，那么，目前经济学界和经济决策者对贫富问题的关注，则是因为充分意识到缩小贫富差距对于经济增长和应对经济危机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目前的重点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发挥税收的调节作用，通过财政手段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政府基于社会均衡发展等各种需要，可以通过税收等手段来对富人征税，并通过财政杠杆转给低收入群体。
二是发挥国有资本这一“水库”的调节功能，要求垄断国企承担起社会分红的责任。国有资本的社会化则越来越被重视。
这一共识的形成，也可以说是全球金融危机在中国产生的一个重要影响。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中遭遇的一大挑战即是外需急剧减少，必须要通过刺激内需来对冲这一变化。但是由于存在贫富差距颇大的问题，刺激内需事实上还面临一些现实困难，因为一些收入偏低、乐于消费的普通民众还缺乏足够的社会保障，没有太大能力投入消费，而富裕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较低。缩小贫富差距，是刺激内需、应对危机和解决绕不过去的问题。
“神木医改”
——新医改接受公众的检验
2009年3月初，《神木县全民免费医疗实施办法(试行)》开始实施。
“神木医改”，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了各界贯穿全年的争论。批评者指“神木医改”有“乌托邦”之嫌，且制度设计上存在漏洞，“遭遇公民道德困境”。赞同者则认为，神木是公益医疗的先行者，代表着新医改的方向，切实解决了“看病贵”的积弊难题。
无论争论如何，我们依然要肯定神木在医疗改革上迈出的这坚实一步，至少改革不再停留在纸面，在“或将”和“有望”中矜持，而是走上前台接受媒体和公众的检验。
“神木医改”的背景是全国范围内的新医改讨论。2009年1月21日，国务院原则通过了新医改方案；4月6日，历经三年酝酿与争论，新医改方案终于正式公布，医改原则回归公益，改革重点放在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建设、初步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均等化、推进公立医院改革等五个方面，力争让全民共享改革的实惠。
事实上，对于新医改的讨论，在制定、公布、甚至如今实施过程中一直都没有停止。采取税收筹资的直接举办医院免费提供医疗服务模式，还是采取购买服务的社会保险模式；界定“基本药物”会不会与基本医疗保障制度所强调的“保大病”基本原则发生冲突等问题一直存在争议，而基于此的公立医院改革自然成为改革的试点和难点。
目前的情况是，进行了近一年的医改，原定的2 1个医改配套文件，大多数姗姗来迟；面对中央政策的模糊，各地医改方案或尚无实质性的动作，其中包括四大直辖市，或简单复制、缺乏创新和地域特色；具体医改措施在监督、绩效、考评方面几为空白，难于问责。

向着最有希望的30年（13）
民众对热烈欢呼的“文件图景”原就兴味索然，大多数人更关注午夜排队挂号、挂号慢甚至是挂号难、号贩子横行；看病五分钟排队五小时、划价收费取药逢队比排，住院等候两三周的困扰，大医院拥挤异常、小医院门可罗雀、社区医院叫好不叫座，全国患者奔北京等，一系列问题究竟何时才能解决？
对此专家提出，中国新医改的下一步关键是，找到一个真正代表公众利益的购买者，让卫生或者社保部门等机构代表公众或患者利益，而不是部门利益去购买。解决目前的看病贵、看病难等问题，这也正是“全民医改”的初衷。
“大学之盗”
——教育改革，刻不容缓
2009年10月，百年学府武汉大学的常务副校长陈昭方、常务副书记龙小乐因涉嫌在该校学生宿舍的建设中受贿而被湖北省检察院批捕。武大*案被曝光的同一天，广东湛江师范学院院长郭泽深在学校基建、财务等方面涉嫌存在经济问题，被当地公安机关刑拘。4天后，又爆出武汉科技学院院长及副院长因涉嫌基建*被“双规”的新闻。
昔日的象牙塔变成“蛀虫塔”，大学之道无奈地成了“大学之盗”。
有专家分析，高等院校开办公司、基建采购、项目招投标；具有“自主”性质的招生和毕业生落户，这三大环节已经成为高校*案件的重要源头。
适逢《2020年中国教育中长期规划》草稿出台，教育界一致呼吁相关部门将规划的重点落实在教育体制改革上，而首当其冲的即是解决教育行政化问题。很多学者认为，大学体制的行政化是导致当前“行政*”的直接诱因，从校长任命到不完善的人事管理体制、职称评定业绩考核体制，片面的教育评估制度、存在漏洞的教学、办公、科研、生活、设备采购体制和后勤管理体制等整体管理体制的行政化，导致了大学缺乏自身办学宗旨和教学理念的真实动力，反以行政官员的好恶为取向。
同时，对行政领导的权力监管几乎处于真空状态，使拥有管理决策权和经费签字权的高校领导以权谋私易如反掌，成为高校权力*的直接根源。
如果说大学行政体系内在基建等方面的*，烂的只是皮肉，重整制度严管监督就能够治愈教育之病的话，那么2009年不时爆出的博导“潜规则”女弟子、校长抄袭他人论文、圈内人垄断课题资源、官人商人名人买学位有如买菜等新闻，却让我们看到了从“大楼*”到“精神倒塌”的大学精神危机。
皮肉之腐已开始内侵入腹，行政人员的贪腐和体系的官僚化慢慢“蛊惑”了传道授业解惑的师者，浮躁与物质的氛围使大学圈内小气候浊化，教授创收、入仕和沽名钓誉成为“能力与本事”的象征，基建、后勤领域的“成功*”案例助推了象牙塔内的权学交易、学术拜金理念的蔓延。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明德是人之本心性德，是真理。基于此，2009年全民高呼“教育改革，刻不容缓”。人们寄希望于主政新官能力挽狂澜，因为大学需要回归正道，在教育屈从于金钱和权势的淫威、摧毁部分教育工作者道德和法律底线的同时，也必将摧毁一个社会的良知、断送民族的未来。
“富二代”
——重建道德与精神
“富二代”一词最先出现在《鲁豫有约》栏目，他们的父辈大多是改革开放后“先富起来”的一批企业家，他们出生于80年代以后，继承过亿家产，被称为富二代。

向着最有希望的30年（14）
前些年舆论对“富二代”的关注大都集中在他们能否承担起家族事业的重任，能否书写“从富到贵”的商业文化新篇章等等。
然而2009年，“富二代”群体被众多事件——醉酒超速、威胁记者、殴打行人、炫富斗富、对执法者口出狂言等裹挟，再次出现在公众面前。其中最为典型的当属“杭州富家子弟胡斌飚车撞人事件”。
2009年5月7日，浙大毕业生谭卓被肇事者胡斌驾驶的红色三菱改装车撞飞5米高20多米远，经抢救无效身亡。肇事者撞人后与车友谈笑，其身份与“富家子弟”、“二世祖”这些敏感符号连接后，网民群情激愤，也诞生出“欺实马”这样充满嘲讽、愤懑意味的网络新名词。这场疯狂的赛车，重新在全社会掀起一场有关财富和特权、正义和真相的讨论。
几乎在同时，与之相对“贫二代”概念和“贫二代的18条标准”高调登场，发生在云南孟连的副县长之女施暴同学事件，也使得“权二世”现象也摆到了社会民众眼前。
更为直接的事件是，河南省固始县在2008年全县选拔正科级和县局级干部任用中，最后确定的12名乡长基本都是当地官员和房地产老板的子弟，媒体称之为“遍眼尽是官二代”。之后，江苏省委党校在全省培训1000名名民营企业家后备人才，希冀其引领民营经济新一轮发展的做法，更将社会的讨论引向顶峰。
于是针对年轻一代的各种社会调查在2009年热火朝天起来。事实上，横行的“富二代”只是少数，公众似乎更倾向于挞伐“富二代”的种种恶行，而不愿相信很多“富二代”也有积极向上的奋斗精神。
这不禁让人感慨，打在改革开放后出生的“80后”、甚至“90后”身上的“富二代”、“贫二代”、“权二世”等诸多标签，会不会让这一代年轻人不堪重负、迷失方向？
贫富差距渐大、阶层间的社会矛盾趋于紧张的当下，多数人仇视和声讨的并非“富贵”的“二代”们，而是“富贵”背后的权力与不公。
我们需要承认，每一代人都会有其独特的贡献和局限，“80后”也不例外。这个出生在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之始的一代人，成长在中国全面建设市场经济体制的90年代，成熟在中国加入WTO的21世纪初期，他们成长的背景是中国渐渐超越追求单一经济增长目标而朝着致力于多重综合目标的方向发展，超越以物为中心的目标而朝着以人为中心的目标发展，由此影响下，这代人对急速的社会结构、社会文化和社会心理变迁有着独特的感受。
2009年两会期间，由“80后”学生创作的一首名为《我给总理提个问》歌曲迅速在网络流传开来，似乎表明着这代人对政治经济关注的独特方式——个性的解放和主体性的张扬。
外媒曾经赋予这代中国年轻人“鸟巢一代”的称号，在2008年其一度成为重要的“现代中国符号”。在经历四川地震“敢于承担”的考验和奥运洗礼，他们被描述为具有爱国热忱、有梦想敢竞争、善于交流、责任心强、崇尚参与、友善快乐等特质，蕴含着改革开放时代的品质和“领军一代”的潜质。
与前辈人相比更为充裕的物质条件，使得这代人的目标从重点追求个人生存层面，逐渐向追求个人发展层面迁移。价值观的人本化趋向在“80后”身上尤其明显地表现出来，他们呈现出更为开放、透明的社会心态。
1982年，24岁的大学生张华为救69岁的掏粪老农而牺牲的事件，曾在社会上引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生命价值观争论。27年后，荆州长江大学三名学生为救两名落水儿童溺亡，在感动国人的同时，又一次引发了国民对此的争论。
虽然社会的物质基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对于核心价值观的讨论是一致的。从生命价值等值的角度质疑救人行为的本身，体现出的就是市场经济时代社会精神重建的困惑。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已经将经济行为和道德行为、经济价值和道德价值混淆在了一起，却忘了很多事情是不能以经济价值去衡量的。面对救人溺亡的年轻人，仍能“打捞船挟尸要价”，这就是经济价值理论的恶化，狠狠的伤害了社会、尤其是年轻一代的良善之心。
社会学者认为，当社会的成员能够自觉到自我的合法权利并努力去维护以及能够自觉到自我对他人、社会的义务或责任并勇于去担当的时候，公民社会便会产生。建立公民社会，社会道德、社会精神的重建是必经的考验，也是民族的未来。


改革在路上
袁绪程
如果用大历史观来看，中国数千年文明史其实是一部革命史。
读者耳熟能详的改革，只是这部革命史诗巨著中的一些标点而已。
革命虽好，但极具破坏性，这也就是我们智慧的中国人勤劳而一直不富有的重要原因。
改革虽显保守，但总是建设性，无论是经济，还是社会领域，改革的使命是改掉不合时宜的东西，社会因此与时俱进，能够在逐步完善中更加和谐地进步。
历史伟人*为中国人民指出了一条正确的道路——改革开放。这条道路让中国只用30年时间，告别短缺，奔向小康；甩掉羸弱，直面崛起；摘掉封闭，拥抱世界。中国真正进入诚如晚清重臣李鸿章所言的“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时代。实践证明，改革开放是比战争革命更有效率的社会进步引擎。
2010年是不同寻常的一年。前30年，中国改革开放奠定的扎实基础，我们可以更从容思考未来。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我们也同样付出巨大的成本。这些成本既有经济的，也有社会的，注定需要你我在未来的岁月里共同承担和消化。效率与公平，发展与民生，成就与成本，如影随形，如果不能平衡，那么社会进步的引擎必然失效。
解决我们眼下经济的、社会的问题，最有效的工具是改革！改革向何处去，既事关国家民族前途，更涉及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中国更加繁荣昌盛，长治久安，社会发展的成果惠及每一个老百姓，是改革的目标。
基于此，《中国改革2010》邀请改革理论家、实践者和观察者撰文，旨在帮助读者逐步理清中国改革的性质、方向、目标和路径。在经济改革取得进展后，改革主题自然要进入更为广阔的民生领域，教育、医疗、养老、住房是最基本的民生内容。本书就老百姓最普遍关注的，也是问题积累较多的教育和医疗改革，给出阶段性的讨论，以期为读者思考提供新的视角。通过对一些深层次问题的探讨，逐步帮助读者释疑，让读者能更好地面对未来，专心走好自己的路。
中国已不再是过去的中国！前30年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的轨迹。未来何去何从，如何启动新一轮改革，人们充满着期待。
《中国改革2010》将给关心未来的读者一个思考发展的新逻辑起点——改革在路上！
感谢所有关注改革与未来的读者！
感谢《中国改革2010》所有作者的思考与智慧！
感谢科学出版社对改革事业的关注和支持！感谢本书策划编辑钟秀斌、周青丰的不懈努力！感谢科学出版社大众分社周辉社长、李俊峰编辑的高效工作！
]小平同志强调：“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与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第三，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党的领导下，主要是通过中央的重大决策、决定从上而下来推动的。同时，通过改革开放的试验，自下而上逐步推开的。我们改革的目标是在改革过程当中逐步明确的。改革开放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了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为了使人民富裕起来。所以，改革为了人民，改革依靠人民，改革的成果应由人民来分享。
第四，改革开放中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很突出，围绕姓“资”姓“社”、姓“公”姓“私”的争论。我去年到了一次越南。发现有两条他们走在我们前面了：第一，总书记是差额选举的；第二，去年召开的越共十大，开会之前两个月把十大的报告就发给全民讨论，让老百姓来参与。我在参加十五大报告的起草开始阶段，曾建议，我们是否可发布个信息，十五大要讨论什么问题，搞一个网站，让大家来献计献策，不是把报告发给人家讨论。当时徐匡迪市长也参加十五大报告的起草，他很赞同，表示先搞党内的*。匈牙利取消指令性计划也没有先问一下姓“资”姓“社”、姓“公”姓“私”，他们觉得不行就取消了。我们要先问一下姓“资”姓“社”，标准是停留在本本上，停留在老祖宗说过没有。例如搞股份制，有人说这是资本主义的，后来就去找典型著作上有没有？幸好，*对股份制有过论述，所以就有了勇气去推行。反过来看，假如老祖宗没有讲过，怎么办？我们对老祖宗的要求太苛刻了，哪能要求他预言一百多年以后的事情。我们曾经历过农村困难时期，不准农民养猪养鸡，不准有自留地，不准有农贸市场，更不准养牛，因为牛是生产资料。因为本本上说，生产资料公有制就是社会主义，不管社会主义为了什么？朝鲜现在也要想搞改革开放，允许农民养猪养鸡，但时至今日还不能养牛，为什么？因为牛是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必须实行生产资料公有。这些现在听起来觉得很可笑，但我们过去也经历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经验教训都很深刻，我们必须认真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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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去学习，哪来知识。不去工作，哪来财富。不去拼搏，哪来成功！不参与大趋势，哪来的机会！不相信一切，就要被时代所淘汰。所谓困难，困在家里就难。出路，走出家门就有路。思路决定出路，高度决定视野。有信心不一定赢，没信心一定会失败！性格决定命运，气度决定格局，细节决定成败，态度决定一切，思路决定出路，高度决定深度，格局决定结局。思想决定一切，播种正面积极的思维，才会收获健康成功的人生;一种良好的心态，比一百种智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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