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说，封建社会黑暗腐败，贪官多，清官少。这不是一句虚话。一般人或从古典小说、戏曲，或从当今影视中已有所了解。这里，对清代州县衙门中贪赃枉法、徇私舞弊的陋规作一披露，或许可以从史实方面有助于读者对此问题获得进一步了解，丰富认识。 pAH 9
清代是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封建社会中各方面的弊端，在清代无不是集大成的了。州县衙门中的陋规，更是陈陈相因，贪官污吏胡作非为，平民百姓难以聊生。州县衙门是封建国家政权的基础，直接统治民众，治理着社会，而清代州县地方政权的陋规积重，国家如何?社会如何?这就不难推想了。 pAH 9
州县政权机构设置方面。清朝地方政权，省以下分道、府、县三级。另外又有厅、州，以其土地大小、人口多少、经济实力强弱、军事与交通位置上的重要与否，或属省(布政使司)管辖，其地位如府，或属府管辖，其地位如县。 pAH 9
县衙设置，分吏、户、礼、兵、刑、工等六房。这建置固然沿袭明朝，但各房吏胥衙役之设比之于明朝更为浮滥。明代各房经办和衙役最多不过十数人，而清代却膨胀到数百人、数干人。何承乔《清代吏治丛谈》载，康熙十四年(1675)前，嘉定县衙胥以千数”。道光(1821—1850)时，据《皇朝掌故汇编》载，四川巴县衙役多至数千人。机构臃肿，人员浮滥，不仅办事效率低，而且加重了国家的财政负担，更何况“鲜有不营私之吏”。道光六年，清政府对于挂名吏役进行了一次裁汰，但是三四十年后(同治七年，1868年)，吏役不仅复增，并且大超道光时期。御史游百川的奏折指出：“大邑每至二三千人，次者至少亦不下三四百人。夫此数千百人者，政之蠹，民之蟊贼也。”这个庞大的寄生阶层，增加了社会的经济负担。 pAH 9
在州县衙门里，刑钱为重，此外是掌一署之财货源流、阖境公私出纳的“帐房”。按规定，各房典吏任职5年为届，役满解职。重新聘定。承替者谓之“顶参”。欲承替者得先支付顶银(参费)。衙门中的肥缺，参费最重，富庶州县的帐房顶银需花一万两白银，比较穷的州县也要二三干两。据四川地方志中载，穷僻的长宁县、灌县，这参费也要数百两至数千两，较富一点的广安县为二万两。这笔参费款项，落入州县官和幕友家丁腰包，大约是官得八成，幕友家丁得二成。至于县衙中的“帐房”常人用高额参费去顶承也是不容易到手的，顶承者往往是县令的心腹。县官将如此心腹之人安排在衙门里，把握经费的出纳支付的实权，何事不可为? pAH 9
有的州县，不仅县衙的各房典吏要出顶银。甚至县以下最基层的地方上的乡约也要纳参费。四川平武县，为川西北一个偏僻贫困的小县，光绪时该县有乡约300余人，每届县官到任后，乡约必须更换执照，每人也就例须纳执照费钱3000文。以当时钱价计算，共计可易银7000至8000两。这笔费用，史书称“县署办公之费，即全赖于此”。 pAH 9
在四川的合州，又有一种陈规。乾隆时，合州设总役12名，号称“十二版当家头”，新官上任．每名照例向上司敬送“到任规”白银200两。 pAH 9
这“参费”、“执照费”、“到任规”，说穿了就是拿钱买职位，买权力。本来，中国古代卖官鬻爵的历史也比较悠久，秦汉时期已有。清代康熙乾隆之后更是明码实价地卖官，即所谓的“捐官”。州县官可以用钱买。买卖是要求利润的。一本清人笔记中载，有个姓易的县官在一桩案件中勒索一个富人，富人求情说：“请老爷高抬贵手，小的田都卖光了。”易知县冷笑一声。说，“哼，你的田卖光了，你就没有打听打听老爷捐这个官耗资比你卖田多得多。不向你们要，我找谁去?”用钱买的州县官如此，州县官以下的吏胥役卒职位也是拿钱买的，他们当然也就不免被人们骂之曰“饿虎”、“饥鹰”。不过，役卒不比县官，对巨富、富户不敢过于放肆，但对于小民百姓却尽情欺压盘剥。清朝人对于吏役的危害已有揭露，指出这伙人乃是蛇蝎之心，豺狼成性，一遇巨室，少有势力者，彼自不敢过肆鲸吞”，对于小民“多方苛刻，以饱其私囊。何时为民?何肯为民?书吏县令断非小民福星。”(《皇朝掌故汇编•吏胥》)吏胥视民为鱼肉，必然是民畏吏胥如虎狼，激化了社会矛盾。 pAH 9
古代官场宦海，朝夕沉浮，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为着名、位、权利。归根到底最终目的还为着经济利益。州县衙门的种种陋规，无外乎就是凭藉各自的权力向下作各种需索，目的在于向所属的上级机关、人员贡献金钱与礼物，或者为自己及其部属谋取非法利益，因此在经济领域里的胡作非为也就最为严重。 pAH 9
财政方面，赋役钱粮征收之中的陋规最多。在征收数额上，总以各种耗损、支销为由进行超额剥削，如清初广东昌化县正赋不及银2000两，而额外征收的“浮粮”银竟达600两，占正额的33％。此外，“经承有费，差役有费，科派杂项有费，以及站柜、修仓、解饷、兑漕、种植有费，大半入官胥之囊，而小民倾家败产，甚至流离死徙矣。”在钱粮征收过程中，“更有劣衿蠹棍，包揽代充，议贴银一二百两不等，此辈竟尔中饱，且包纳银粮，多勒耗费。不肖官吏，倚为心腹，指广派十，通用分赃。”(《清代吏治丛谈》卷1)。州县衙门中的官吏胥役又与地方上的富豪勾结勒索百姓，这一来使得许多农民破产逃亡。农民破产可以逃亡，但国家赋税不能少，于是“以现户包逃亡，以一甲包一里，以一人包一甲，公私上下，转相互累，因而俱逃”，使得田地抛荒(《江南通志》卷76)。一户怎能代10户纳粮服役?10户(一甲)怎能代110户(一里)纳粮当差?转相互累，恶性循环，加大了对农业生产的破坏，加深了社会危机。 pAH 9
各省州县在税契征收方面的花样也多。清末，四川的税契征收为包缴性质，历来也无收支册备查的规矩，因而地方上只要能完成上缴之费，便可以随意伸缩。州县地方官吏钻了其中的空子，大开财源。地方官刚上任时，大多牌示减价，一表示新官德政，二可以广为招徕，增加税契收入，谓之“放炮”。有每契作百两，减收一两或二两者。有的地方官，久于其任，已获不少富余之数，二三年间也往往牌示降价一次，谓之“太平炮”。这一举措，客观上有利于商业发展，也增加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当然衙门中官吏役卒也从中大获利益。 pAH 9
州县衙门是基层政权执法部门，直接办理着民间的各种诉讼与刑狱。这方面的陋规不少，仅就经济方面的勒索，也是令人惊讶的。小民百姓一旦与诉讼刑狱相涉，书吏衙役似乎拿着“王法”的绳子拴住了猎物，任其敲榨作贱。有利可图时，他们听讼判案“则直者直，枉者亦直；无所贿赂者，枉者枉，直者亦枉。”更有甚者，他们因未遂愿而诬良为盗，并且常常是“被诬者官未见面，而家已全倾。此弊比比皆是，四川尤甚。”(《蜀僚问答》)四川州县在这方面确实严重，光绪《井研县志》载，每当遇命案，“官即事作评验，名曰下厂，则摊丁费于邻里，远处至十里外，黠役往往勾奸人婪索，至覆其家。虽丐者毙于道，必有无赖出首为尸亲，兴大狱。”衙门役卒与地方无赖俱从中索取利益。 pAH 9
州县原本设有监狱，可是有的州县还另设有拘禁之所。光绪《长寿县志》载，四川长寿县非法设“卡房”，凡是触怒县太爷者均遭拘押，名曰“杂案”。卡房不是例设监狱，可是它比正规监狱更黑暗。“卡房内，屋只一二间，极其卑隘，动积至数十人，每至溽暑严寒时病毙多人亦多不禀报，故百姓之畏卡房百倍于监狱。”清末在四川作过地方官的张集馨记述，在四川州县设“卡房”是不少的，“大县卡房恒羁禁数百人，户婚、田土、钱债、佃故被证人等亦拘其中，每曰给稀粥一瓯，终年不见天日”，每年因此而瘐毙者，全省不下一二千人。卡房里，“问案无不刑求”，用刑则“惨不可言状”。曾作过江西、云南按察使的韩鼎晋说“尝目击其惨”，于是上疏呼吁“查卡房以全民命”。执法者违法，不外是滥耍权力施淫威，草营民命牟贿赂。 pAH 9
州县衙门在办案下乡时，给民间以更大的骚扰。道光十三年，御史彭玉田在奏折中揭露说：“近来州县遇有相验，滥带长随、书役、舆从人等，动辄数十人，而书役长随人各带夫马，一切饭工资草料取给民间，差役复向被告多方吓诈……复有捕役、经承互相勒索，稍不遂意，凌辱百端。”这种种陋规弊政，使不少善良百姓遭受折磨，曲辱而含冤轻生。这是当时社会中的普遍现象，是百姓关心的“热点问题”，因此百姓总结出“衙门八字大大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的谚语，以伸愤疾的心声。 pAH 9
在官场宦海中迎来送往方面陋规。这方面是经济上铺张浪费，是地方财政的一大漏洞。 当事双方为国家官员，或胥吏役卒。他们凭借手中的权力挥霍侵吞人民的血汗、国家的钱财以满足个人或一部分人对权势和虚荣的追求。这也是百姓关心的“热点问题”，也是中央朝廷整肃的一件大事，因而史籍上记载较多。 pAH 9
这方面的主要表现是：州县地方官奉承上司，因事夤缘，谄媚馈送，而对百姓进行额外的苛派滥收。《大清会典事例》载，顺治时有的地方官“奉承上司，凡日用薪米，修造衙门，供应家俱礼物及募夫马民壮。”康熙时，上官差使往来派送规礼下程，年节派送礼仪为普遍现象。嘉定县令馈赠上官，“动以干计”。地方上的总督、巡抚和州县官向在京的大小官员致礼更为殷勤丰厚，或因事营求，或谄媚求誉。倘若钦差大臣过境，地方官更是穷其财力人力，百般巴结。《会典事例》载，雍正时“钦差出京，沿途地方官向有馈送，督抚或借钦差公费名色，开单分派州县，州县不敢问其虚实。州县转派里民，里民不敢争其多寡。”嘉庆时，四川地居要冲的州县衙门往往借口“以供大员往来差使杂费”在田赋上进行摊派，大约是“每丁银一两，或派制钱八百文、一二千文不等”。摊派的多，开发的少，还有赢余，“本官衙门一切费用俱出于此。 pAH 9
京官到地方，也不一定都吃香。京官与地方官，京仆与县役之间存在着收受的微妙关系。大菩萨见得多的州县衙吏对待京仆就不十分客气，要“过山礼”、“门包”，否则找各种借口刁难，不肯早给印结。光绪时，潘耀如出京赴广西任主考官，经过一县，仆从因挑剔伙食不好，知县竟翻脸不给印结，潘耀如只得赔礼道歉，才领得印结上路。强龙难压地头蛇。其 实，地方官看这京官是什么官，有多大权，对他有多大好处而决定对待的态度。 pAH 9
在官场中花费最大的还是祝寿贺节方面的规礼。咸丰时，四川的要缺州县，每年向总督、藩臬、本管道府三节两寿送礼规，高达二万数千余两，“等于正供，不能短少”。这笔巨款集自民间，其办法是由首府首县“代出知单，敛凑公分。每次分金十余两至三四十两不 等，一年之内，此等知单或五六次十余次不等。”有的州县官为了讨好上司，以至不择手段，不顾脸面。乾隆三十四年，泰和知县郭世谊将重价买的妾转送幕友史纬义，因为本管上司颍州知府史鲁瑶是其族侄。 pAH 9
封建衙门本来贪官多，清官少，而那些贪官任职时鱼肉百姓，饱实宦囊，并无善政，却要百姓歌功颂德。灵谷县知县武粤生为政三年，无一善举，却强令百姓制造衣伞，结果激怒民众，反被搞得声名狼藉。还有的地方官在任时要百姓制造衣伞致送，离任时要百姓为其举行脱靴仪式。甚至还有“各省督抚未经去任，而德政碑早已建竖辕门”。人们本来痛恨官场拉扯吃喝风，遇这类丑行就更为鄙夷厌恶，对于劣迹多者也就骂之曰：“婊子立牌坊”了。 pAH 9
州县衙门里的种种陋规弊端，《大清会典事例》中有一段概括：“有遇差役因公济私，以一派十者；有年节派送礼仪者，有郡守交际派各属者；有府县卫所官出门中火路费及跟役食用派之里民者；有上官差使往来派送规礼下程者；有起解饷银派出解费者；又有道府开征奏销之陋规；征漕有监兑下县及差人坐催之规例。”对于官吏们贪污腐化多占这笔经费的征收，花样也有多种。《会典事例》载：“征收钱粮，有公然科敛者，阖邑通里共摊同出，各‘软拾’；各里各甲轮流独当，各曰‘硬驮’。奸胥土豪，包揽分肥。” pAH 9
《大清会典事例》一书，是清朝中央禀承皇帝圣旨纂修而后蒙御批刊行的一代政典汇编。该书对地方官的种种不端，衙门中的种种陋规给予揭露与禁止，为的是维护封j建国家的利益。 pAH 9
州县陋规，是一方一地一衙的不好惯例，其项目多少与内容繁简，各地不尽相同。用今天的话讲，就是“土政策”，久行而成其惯例、陋习。在施政中，陋规只对于统治集团中少数人有利，而对于广大民众是沉重的剥削，对于国家经济利益是侵蚀，对于政权的稳固也有危害，因此中央政府和较为廉政的地方官常有禁革之举。 pAH 9
清朝一些清廉的地方官善举也不少，他们力革陋规。康熙七年。江南清河知县周世连革除里长办差粮。十四年，陆陇琪任嘉定知县，不向上官馈赠旧例上百千金之礼，只通书问安而已；裁减衙役一大半，并规定出差计日给钱，出远差只允许每天在民间吃一顿饭，倘有括索定与严惩；又革除粮办每日数千文行杖钱及其一切杂派。二十三年(1684)，总督于成龙在征收钱粮方面举行了重大改革，废除里甲催粮制度，颁“限串之法”，令纳粮户将应缴银子带着赴县“自封投柜”，消除了贪墨官吏的从中作弊。乾隆时，总督尹继善对江宁府、上元县、江宁县衙门中的各衙门书役、馈送陋规等尽行革除，裁减米贴费、册书费、里歇费、催差盘餐费、春冬备席银、钦差经临伺候执事夫役费，其数额巨大，这一举措舒缓了财政困难，减轻了人民的负担。 pAH 9
衙门中的陈规陋习，官员们的贪污腐败，直接侵蚀着国家的经济利益，因此皇帝不时颁布谕旨，严厉禁革。在浮收钱粮方面。康熙帝令：“照贪官例革职提问”；“凡此陋习，一概革除”，“勒石永禁”。雍正帝日：“种种弊端，深可痛恨!”嘉庆帝御批：“凡州县官贪婪苛虐，激变衿民，革职提问；督抚等知而不行揭参，降三级调用。”咸丰帝对于四川陋规严谕：“嗣后该省一切陋规著永行禁革，仍蹈积习暗复旧规者，着该部从严定拟处分”；对于浙东各属钱粮浮收的严重情况，派左宗棠前往整顿革除。对于官场人际关系中的陋规，清代历朝皇帝的谕示就更多。顺治帝对于地方官奉承上司，私派民间，侵蚀婪饱而“通饬严禁”。康熙帝下谕：“官员因事夤缘，馈送礼物，发觉之日，与者受者皆革职”；“凡上司与州县借贷，州县官藉送钦差大臣而科敛百姓者，皆照贪官例惩处”。雍正、乾隆之后的皇帝也颁发过许多的有关禁令。 pAH 9
清代二百余年，前前后后，中央政府的禁令何其多；不少的廉正地方官的禁革不可谓不力，为何令不行，或禁而不绝，或禁革而后复萌，至清末更为严重?道光元年(1821)十月，御史奏折中有这么一段话：“每遇奏销地丁，则向州县提取奏销部费；报销钱粮，则又提取报销部费，并有由首府县行用印文催提者，甚至调一缺、题一官、请议叙，皆以部为词，有打点、照应、斡旋各名目。河工、军需、城工、赈恤诸务，则曰讲分头，所需部费自六万至三四十万两不等。此等银两非先事于公项提存，即事后于各摊派……各州县焉肯自出己资?势必横征苛敛，虐取于民。在部中书吏受属舞弊，诚所不免，而外省司书、幕友、局员、串通京师奸猾，藉各部费诈骗分肥者，尤居十之七八。”(《皇朝掌故汇编•吏胥》)文中所言，陋规弊政，诈骗分肥，十之七八为中央和地方的胥吏串通所为，那末十之二三便是中央与地方的官僚勾结所致。遇事吃回扣，讲分头，上级吃下级，上下又串通，名目繁多，苛敛沉重。这种腐败还居然用印行文发向地方催提，百姓其奈何哉?中央腐败，地方难以廉政；上司贪财，州县必多弊政，即使偶倡禁革，也难以使全局改观，这大约便是这段历史中的道理。 pAH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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