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北京城除设置二县外,还设置与二县地位相当的五城兵马司,名为专理“刑名盗贼”,实际上其行政职能已接近今天的市政机构。中城兵马司在仁寿坊(东安门外东北),东城兵马司在思城坊(东安门外东南),南城兵马司在城外正阳街,西城兵马司在咸宜坊(西安门外西南),北城兵马司在教忠坊(北安门外东北)。
G@P+M1c “东四”,旧称“东四牌楼”,因明代在路口建有4座牌楼而得名。在东四北大街路东,自南向北依次排列着名为“东四头条”至“东四十四条”的14个胡同。这片街巷的历史可以上溯至元大都时期,这里在元代属寅宾坊和居仁坊范围,明代改称思城坊和南居贤坊,
G@P+M1c 东四街区,依照明朝 城内地方以坊为纲的行政设置,③ 它大致归属于东城南居贤坊和思城坊,受顺天府大兴县管 辖。就其所处的地理位置而言,此二坊的东面为东直门和朝阳门,漕运而来的南方粮食和物 资从此处登岸进入内城,官方在其周围广建仓廒垄断重要物资流通,在控制商业网络时,货 物的流动也刺激了附近一带的各行各业的发展,南面大市街????杂货市、柴草市、贸易所就是 例证④;往北为府学胡同,是太庙、贡院的地方,各地参加科举考试的举子汇集于此,清朝 震均谈及春秋二试时,提到附近街巷多以租赁房屋牟利,家家出赁考寓,谓之状元吉寓⑤。 高耸的东四牌楼为此二街坊及其他临近街坊的典型商业网络标识,林立的店舍、商铺以这一 标识为中心向四周扩布开来,加上各种类型人口的流动,在明朝出现了所谓城中市肆,北最 盛,次则东牌楼街,西不及东的情况⑥,也显现出南居贤坊和思城坊的商业贸易指向。除商 业指向特征外,据康熙二十五年《日下旧闻考》对南居贤坊和思城坊的考证,由明朝太监和 官员出资、舍地或撰碑的寺庙道观构成街区的另一图景,如为太监王成住宅的承恩寺、景泰 五年太监阮通修建的永丰观、由太监阎兴撰碑的慧照寺、通政司陈恭撰碑的福安寺等。⑦韩书瑞(Susan Naquin)认为明代宫廷成员积极参与寺庙道观建设的原因,一来是明朝皇帝的 倡导,二来为上层透过建设寺庙作为中介,参与了北京的城市生活提供便利,因此皇室、宦 官与宫中的妇女等等都曾是寺庙的赞助者。⑧ 这里姑且不论明朝寺庙建设的功能和目的,本 文较为关注这些寺庙道观在街区的广泛存在,为清代汉民进入内城打开了一个缺口。 清代北京街区资料的相对丰富,使东四街区图景的呈现更为细致、完整。清初满族入关,在 京城强制推行满、汉分城政策,除了将内城土著居民驱逐至外城外,明朝内城日渐成熟的城 市商业网络也在高压下被强行中断,渐而转变为政治、军事等功能较均质、单一的八旗街区。 东四街区为正白旗部分居址,正白旗居东直门,取金胜木之义,区域界限北自府学胡同东口 向南,至四牌楼豹房胡同东口,南则从皇城根至东大城根????南北分别与镶黄旗和镶白旗交界, 其区域范围与明朝南居贤坊和思城坊大致吻合。清朝正白旗街区的整体概貌来看,经过清初 营建和修缮后东四头条至十条胡同,规整、宽敞,住宅院落多为诸王公贵族的府邸和宅第, 其中嘉勇公福康安府邸在二条胡同,麟公第府邸在五条胡同,元公第、信永公府邸在六条胡 同等,这些府邸,内门建在台基上、绿瓦朱漆、雕梁画栋、楼房大门,不仅显示主人的社会 等级和身份象征,四合院建筑群落基本奠定了清朝东四街区的整体景观。⑨#p#分页标题#e# 然而,东四街区虽同为正白旗居所,但根据官爵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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