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地理]湖广行都司指挥竟然是游氏世代世袭 [复制链接]

                                     湖广行都司指挥是游氏世代世袭 v;S_7#  
     昨日正宽找到的科举档案中，武举一项中有游世忠应袭湖广行都司指挥，袭职正三品。 v;S_7#  
http://www.chineseyou.com/read.php?tid=33090 v;S_7#  
按明史-兵-卫所班军记载：凡军籍世代为军籍不能改籍，损员不足者回原籍地本家勾取补充，军职为世袭，若无成年儿子袭职，可以借职给兄弟，待正式继承人成年后还职，有四子可以推一子入学参加科举，其它儿子还为军籍------ v;S_7#  
卫所因不隶属地方，因此在地方志中很少出现， v;S_7#  
正宽此次找到的游世忠参加武举考试，世袭湖广行都司指挥的档案，说明游氏在明朝世世代代掌管湖广行都司管辖的鄂豫川陕八府六十二郡县 v;S_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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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明史湖广行都司条目： v;S_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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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广行都司以湖广都司卫所改设 v;S_7#  
　　荆州卫 荆州左卫 荆州右卫 瞿塘卫 襄阳卫 襄阳护卫 安陆卫 郧阳卫 夷陵千户所 德安千户所 枝江千户所 长宁千户所 远安千户所 竹山千户所 均州千户所 房县千户所 忠州千户所 辽府仪卫司 襄府仪卫司 兴府仪卫司 v;S_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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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郧阳以其控扼汉水、势连秦巴、毗连鄂豫川陕四省的地域特点，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 v;S_7#  
    明成化十二年（公元1476年）在郧城设立——湖广行都司（郧阳抚台），辖境最大时达鄂、豫、川、陕四省毗连地域八府六十二郡县。对于这段历史，知之者不是很多。先有冷遇春先生历数年之辛苦，于2004年撰写出《郧阳抚治两百年》；次有市方志办2006年组织校注出版来自台湾的明代《郧台志》。这样，郧阳明清历205年抚治的重要历史，才逐渐被人们认识、发掘、借鉴。 v;S_7#  
    郧阳府城原有郧阳抚台衙门，其西侧一巷也因此名为“察院巷”。但1969年10月丹江口水库蓄水淹没郧城后，郧阳抚台再无历史遗迹供人凭吊、追索了。 v;S_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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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弥足珍贵的明代郧阳巡抚碑 v;S_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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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郧县文物局把散落城乡各地的一批古碑、牌坊集中于明代大丰仓院内。    2011年12月，笔者有幸陪省广电总局的记者看到了这批珍贵文物。其中至为珍贵的是明代嘉靖年间郧阳巡抚吴桂芳撰文碑。在探索郧阳辉煌历史的几十年寻寻觅觅中，当笔者看到这块明代碑，而且是历史上辖境宽广、声震三边的郧阳抚台最高长官所立的碑，那惊喜，那激动真正是无以言状！ v;S_7#  
    郧阳巡抚吴桂芳撰文碑的规格是240×121×28（厘米），上下各有残断的榫卯，看来此碑原有碑帽、碑座，形制应该比较大。可惜碑下部三分之一还有尺余厚的混凝土、钢筋等粘连，中间有若干行字被人为凿去，难以见其全貌了。好在明代《郧台志》中收录有此文，可使我们从中获知此碑所提供的重要史料信息。 v;S_7#  
    吴桂芳撰文碑右侧的标题是《改建郧阳府儒学记》。但综观全文，吴桂芳并未对郧阳府学宫（现仍存遗迹大成殿）施一砖一瓦之建；再则他于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十月任郧阳抚治，次年四月便从右佥都御史升为右副都御史，调任治理黄河的总理了。他在郧任职仅半年时间，也不可能改建府学。而且，这篇《改建郧阳府儒学记》也不是他在郧任职期间所写，而是在离郧四个月后，在总理河道任上所写。因为该碑文之后的落款至今仍清晰可辨：“嘉靖龙集癸亥（嘉靖四十二年）仲秋   赐进士出身 嘉议大夫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奉敕 先提督抚治郧阳等处地方 今总理河道 前督学山东按察副使 豫章（江西）吴桂芳撰”。 v;S_7#  
    据史料记载，吴桂芳于明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十月从福建巡抚调任郧阳抚治，四十二年（公元1563年）四月已离郧总理治理黄河事宜，吴百朋代之抚郧；九月，康朗又代吴百朋抚郧。那么，吴桂芳抚郧仅半年，他既然没有对郧阳府学宫施建，又何必在已离郧四个月之后，洋洋洒洒写下千余字的《改建郧阳府儒学记》呢？ v;S_7#  
    细读《改建郧阳府儒学记》全文，我们会发现吴桂芳有着两种情结： v;S_7#  
    其一，是他对前任官员高度重视地方文化教育的行为十分钦敬。他认为重视教育，提高人的素质才是治政之本。他在该文中历数了郧阳府学由“督抚之东”、“郡治之北”、“郡治之西”、“郡城东门之外”的数度迁移与扩建。特别是嘉靖三十五年（公元1556年）章焕抚治郧阳后，认为府学规模宜大，宜远离官署闹市，遂下决心把府学迁“郡城东门之外”；又斥巨资拓建东城墙，把府学圈入城墙之内，并设小东门方便出入。这样就把初设郧阳府时所建府城的六门变成了七门。而府学新址周围本来的荒僻之地，现在成为三边地域的最高学府，成为学子们心目中的圣地。“青衿之士（读书人）喁喁兴奋，以为山川之胜若有待于今日，非偶然者。”原因是地方官员高度重视教育，“郧自开府以来，诸凡经制规划，大都一遵旧章，按成宪，鲜有大剺革（很少有大变动）。而独于学宫一迁再迁，至累三四迁而始定者，首善之地不得不详且慎矣！嗟夫，观于此而诸君子（迁移府学的前任各位官员）计安地方之志。殆汲汲矣！” v;S_7#  
    如果说五百多年前郧阳府的开设为郧阳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历史基础，那么明清两朝历任郧阳巡抚、知府对府学宫的迁移、建设，则对提高郧阳的人文素质作出了巨大贡献。后来名闻三边的郧阳中学应该说得惠于此，方造就了代代优异人才！ v;S_7#  
    吴桂芳的情结之二是郧阳，在高度重视教育的历任前贤的经营下，居然把府学宫建得如此规模巨大，气势恢宏，“规模形势视昔益恢以宏，益光以大……”因为感动，所以他在该文中细细描绘了府学宫的建筑设置及前后顺序、方位。假若今日复建之，完全可依此文绘制出平面图来。 v;S_7#  
    当年的府学宫究竟有多大？吴桂芳在此文中称：“为门者三百九十有奇，为楹者一千六百八十有奇。”当年，它接纳了多少郧阳优秀学子于此受教啊！ v;S_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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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桂芳其人其事 v;S_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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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古以来，郧阳以控扼汉水、势连秦巴、毗连四省之地利，关乎国之大局。所以明清两朝在郧阳设抚台的205年间，对于郧阳抚治的选调一直极为慎重，且更换频繁。例如明嘉靖元年到四十五年，有34个年度更换郧阳抚治42人。所选封疆大吏，都是堪当大任的国之栋梁，如明代的原杰、王世贞、卢象升等，而吴桂芳也是其中文武兼备的杰出人才。 v;S_7#  
    吴桂芳（公元152l年—1578年）， 字子实，号自湖、石潭，江西新建县人。明嘉靖二十三年（公元1544年） 进士，是当年322名进士中的第20名。授刑部主事，后历礼部，迁扬州知府。时值扬州水患，倭寇经常侵扰江北。他首先赈济灾民，免交秋粮；接着又主持修筑了扬州新城，加强防御工事。他亲自率兵与倭寇作战，多次击退倭寇，因功加俸一级，升为浙江布政使，擢右佥都御史，巡抚福建。 v;S_7#  
    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元）十月，吴桂芳抚治郧阳，次年四月进右副都御使总理河道。后巡抚广东，提督两广军务。时潮州有倭寇常扰掠当地民众。吴桂芳亲自率领官军进剿，一昼夜连克三巢，焚其巢穴，斩杀400余人。其因战功被召为南京兵部右侍郎。隆庆初年，转为兵部左侍郎，因疾乞归。 v;S_7#  
    吴桂芳文武兼备，学识渊博，文章通达，诗亦宏敞。为官之际，常讲学于龙光书院，著有《大学说》、《师暇裒言》12卷及《督抚两广奏议》16卷。 v;S_7#  
    从吴桂芳的深厚学养及他于为官任上亲自到书院讲学的举动，可以看出他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一位封疆大吏，在军事、经济建设，诸般公务中该是多么繁忙，但吴桂芳对教育还是倾注了很大的精力，这也正是一种非凡的治政理念。也因此，吴桂芳任郧阳抚治虽只有半年时间，却感佩前任数迁学宫并一次次扩建，在离郧之后仍念念不忘，挥笔写下《改建郧阳府儒学记》。

学习了，值得续考。

丰城县志还有一条极易忽视：万历三十四年丙子乡试，游士任同榜的罗文英，都是丰城人，但是这个罗文英，本姓游，他中的是万历三十五年丁未黄仕俊榜进士，而他却以河南籍及第。 v;S_7#  
罗文英，本姓游，字质先，罗坊人，监察御史。 v;S_7#  
真搞不懂明代丰城何以这么复杂，需要大家深度挖掘。

学习了

同样的案例还有： v;S_7#  
游允进，字子季，安沙罗坑人，崇祯九年丙子乡试（或江西）贡举。河南榜（或河南进士）。 v;S_7#  
加上罗文英，就两个河南榜，游士任湖广榜。 v;S_7#  
游士任载为燕窝人。 v;S_7#  
那么，当时的罗坑、罗坊，与燕窝看来不大像同一支游氏。

游正宽:同样的案例还有： v;S_7#  
游允进，字子季，安沙罗坑人，崇祯九年丙子乡试（或江西）贡举。河南榜（或河南进士）。 v;S_7#  
加上罗文英，就两个河南榜，游士任湖广榜。 v;S_7#  
游士任载为燕窝人。 v;S_7#  
那么，当时的罗 .. (2014-11-04 14:33)  B5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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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请把这些档案全部上传解读

  谢谢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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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psb.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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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广行都司辖区图， B5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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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中期以后，政治腐败，皇帝昏庸、宦官专权、吏治败坏，土地兼并剧烈，又时逢连年灾害：水灾、旱灾、蝗灾等灾害频繁发生。种种恶劣的社会生存环境，造成明朝中期以后大批农民失田失业已到达无法维持生计的边缘，成批成批的农民背井离乡，四处逃亡，流民遍及全国。流民问题成为明朝中期以后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1] B5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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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襄地区是当时最大的一个流民聚集区，破产的农民如潮水般地从四面八方涌进，流民人数骤增到一百五十多万。今之十堰市地处荆襄地区西北部，元朝至正年间这一带就已有流民聚此，当时官府将这一带作为封禁区，是不许百姓迁入的，但是直到元朝灭亡也莫能制。明朝建国初，朱元璋延续元制，对荆襄地区仍实行封禁政策，曾派遣卫国公邓愈率兵到房县清剿，“空其地，禁流民不得入”。 明朝最大的封禁山区就是以今之十堰市为中心的荆襄地区。荆襄地区泛指湖广、河南、四川三省结合地，大约西起终南山东端，东南到桐柏山、大别山，东北到伏牛山，南到荆山，这里山峦连绵，川回林深。 B5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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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当时该地区人烟稀少，容易获得垦地。同时这里的气候介于南北方之间，比较温和，雨水适中，既可以种水田，也可以种旱地。这样的自然环境，南北方人在生活上、劳作上都易适应，因此流民把这里当作理想的归宿地。 B5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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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代的《大学衍义补》说：荆州、襄阳、南阳三府兼有水路之利，“南人利於水耕，北人利於陆种，而南北流民侨寓於此者比他郡为多”。历朝统治者又为什么要对该地区实行封山政策呢？简单地说，就是“恐流民聚众闹事”，坏了统治秩序。朝廷采取强令驱赶和强制遣散流民还乡的政策，其结果导致朝廷封山与流民反封山的矛盾空前激化，终于酿成历史上有名的二次荆襄流民大起义。 B5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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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惊天动地的起义风暴，有史书称为“荆襄流民举事”、有的则称之为“中国古代流民起义”等。总之，是“风暴”催生了郧阳府的诞生。 B5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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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史》、《明通鉴》、《明史纪事本末》等等史料记载：明成化元年（1465）春，首次荆襄流民起义在今十堰市房县大木厂爆发。领导起义领袖叫做刘通。刘通是河南西华人，因为曾双手举起县衙门前的千斤石狮，人称刘千斤。早年因劫邓州李姓富豪，遭官家追捕。正统年间流亡到襄阳、房县一带的山区谋生。成化元年四月，他树起起义的旗帜，得到广大流民的拥护和响应。起义后，刘通自称“汉王”，义军从数万人迅速发展壮大到数十万人，以湖广西北部为根据地，攻略河南南阳，西抵陕西汉水西岸，东及湖广蕲黄之境，声势之大为明朝建立以来前所未有。 B5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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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义一爆发，即震撼明王朝。朝廷为了镇压起义，在成化二年（1466）急派湖广总兵李震、王恕等率军进山围剿。义军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在房县梅溪等处多次大败官军，并杀都指挥以下军官三十八人，“其势益张”，不能制。 B5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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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年底，朝廷又增派大军前往镇压，刘通被迫率义军转移，到了寿阳，本欲退入陕西，保存实力，但被官兵扼其要道，结果途中遇阻。经过两天的激战，义军失利，刘通被俘，并被解押到京惨遭磔刑，第一次荆襄流民起义就这样被血腥地镇压下去。 B5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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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流民与官府的矛盾没有丝毫缓解。其后荆襄地区又连续几年发生旱灾，荆襄一带流民屯结如故，流民入山谋生者近百万人。朝廷闻奏，又拟捕之，遂又引发了第二次荆襄流民大起义。 B5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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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化六年（1470），第二次起义的领导人叫李原，自称“太平王”，任命总兵、先锋官等，转战于襄阳至南漳、南阳至内乡、西安至渭南等地，流民响应者达百万，这是历史上参与人数最多的一次流民起义，声势浩大。朝廷再次震动，疯狂镇压。成化七年（1471），李原率领义军转移到竹山在渡河时遇到洪水，此时又与官兵遭遇。官兵趁义军“半渡截击”，结果义军遭受沉重打击，李原等同为官兵所擒，不少义军被淹死，第二次荆襄流民起义再次被残酷地镇压。[1] B5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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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暴催生的郡府 B5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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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次声势浩大、惊心动魄的起义被朝廷武力残酷镇压下去之后，荆襄流民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成化十二年（1476），河南歉收，饥民又是潮水般地涌进荆襄地区，“入山就食，势不可止”， 流民复聚如故。采取强硬的封禁政策与措施，朝廷担心又会激发强烈地反抗，因而被迫寻求武力镇压以外的策略与措施来治理流民问题。 B5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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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当时统治阶层内部的有识之士不乏已有较为切实的治理流民问题的策略与措施，如祭酒周洪谟曾著《流民图说》曰：“东晋时庐江松滋之民流至荆州，乃侨设松滋县于荆江之间；陕西雍州之民流聚襄阳，乃置南雍州于襄水之侧。其后，松滋隶于荆州，南雍州隶于襄阳，垂千余年静谧如故。以前代处置流民者，甚得其道。今若听其近诸县者附籍，远诸县者设州县以抚之，置官史，宽徭役，使安生理，则流民皆齐民矣，何以逐为？”可惜这一见识未及时疏奏于上，后来该见识，辗转为大理寺正王君轼、监察御史薛为学、右都御史李廷用见知，认为“斯说甚善”。遂撮其大意上奏，宪宗从其议。 B5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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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化十二年五月，朝廷任命左副都御史原杰以抚治荆襄等处名义前往襄阳处理流民问题，抚治流民。原杰到任后经调查走访认为，应该采取怀柔的按抚政策以处置该地区流民问题。主张撤除禁令，允许流民在山区附籍为民，开垦荒地，永为己业，设立专府，把流民纳入版籍，征收赋税。随后拟议：因原襄阳府辖之郧县地接河、陕，路通水陆，居竹山、房县、上津、商洛诸县之中，为四通八达要地，奏请开拓郧县城，置郧阳府，即其地设湖广行都司，立郧阳卫，以之“控制其地，以永保无虞”。疏奏到达朝廷，宪宗诏示“如议行之”。 B5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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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在当年十二月朝廷决定将郧县从襄阳府之均州划出，升为府，定名“郧阳”。 郧阳府正式开设。湖广割竹山县的尹店新置竹溪县，割郧县的武阳、上津县的津阳新置郧西县。郧阳府统领郧、房、竹山、竹溪、郧西、上津六县，以后又增辖保康县。成化十三年，建都察院，为都御使行使抚治之衙门。原杰由襄阳移驻于郧阳，并推荐邓州知州吴远为郧阳府首任知府。 B5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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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郧阳府的设立，可以说是专为安置荆襄流民而为，也可以说是荆襄流民为争取生存权而进行长期生死斗争的成果。郧阳府的设立对当时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开发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流民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抚治、安置。该域以后再未出现过大规模的流民举事、起义。同时，客观上，郧阳府的设置也为后来的郧阳地区、乃至现今地市合并后的十堰市打下了统一的地市级行政区建置的基础。 B5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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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见，郧阳府是在荆襄流民起义的风暴中孕育，是荆襄流民起义风暴的产物。[1] B5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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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名来历之说 B5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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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郧”的来历，历来有多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认为来源于陨石。有人说，从前这里因有陨石坠落，人们就把当地叫做“陨阳”，以后本地人又把“陨”字换了偏旁，写成“郧”字，这就是郧阳名称的来历。 B5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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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种说法认为来源于伍子胥之名伍员。有人说，伍子胥为报大仇，从吴国借得雄兵伐楚，听说楚王在郧县即位，遂领兵到郧县，而楚王又逃亡房陵。于是伍子胥就在郧县屯兵。伍走之后，人们为怀念他，便将他的名字“员”命名此地。后来人们在“员”的右边添了一个“邑”，“邑”作为右偏旁写作“阝”，因此“员”就变成今天所见的“郧”。 B5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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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种说法认为来源于“郇”与“郧”字形相似。[清]《陕西通志》、[清]《湖北通志志馀》、《史记地名考》等等文献均有记载：南阳西通武关、郧关。“郧关”，《集解》徐广曰：“按：汉中。亦作‘狥’字。” “狥” 亦作“郇”，“郇”与“郧”相似也。 B5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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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种说法认为来源于《史记》假借。有文章讲，“郧阳”语源于《史记》中的一次用字假借。其根据音韵转化考查郧阳的“郧”字，认为系由洵阳的“洵”字读音转化而来。 B5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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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种说法认为源于移民。有文章讲，郧阳为古庸麇二国所在地，今湖北安陆为古郧国所在地，庸麇先被楚灭，郧后被灭。郧灭时，其贵族被迫迁移故麇国（主要指今郧县地）地聚居，该地以后便命名为郧关，从此地名有“郧”。还有人说，春秋时郧楚蒲骚之战之后，被灭之郧国遗民被迫北迁移到今郧县，因此该地以后就有了“郧”。 B5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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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种说法认为源于古郧国。古文献如《水经注》曰：“汉水又东迳郧乡县故城南，谓之郧乡滩……《地理志》曰：‘有郧关，李奇以为郧子国。晋太康五年立为县。’”持相同观点者还有《读史方舆纪要》、《大清一统志》、《陕西通志》等。今天持类似认识者也大有人在，如《辞源》对“郧县”作注说：“郧县，属湖北省，本郧子国。”再如《楚灭国考》曰：郧国是自妘姓郐国分出的一支，因不愿臣属商朝，便以姓为国，向南迁至今湖北郧县。郧国在周初受封为子爵之后，乃去姓妘字的女而加邑旁，成为云阝 子国或郧子国。 B5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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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各说，我们认为，第一种说法在文献上不可考。查阅诸多历史文献，包括《郧县志》、《郧阳府志》、《湖北通志》等，未见有发生在郧县的陨石现象的记载，也无郧阳称之为“陨阳”的记载。[1] B5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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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繁华昌盛 B5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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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郧阳毗连川、陕、豫，为锁钥之地。境内山大林密，人烟稀少，官府的统治触角难以企及，成为穷苦百姓逃避天灾人祸避难之所。朱元璋建立明政权后，将郧阳山区列为全国最大的封禁区。“空其地，禁流民不得入。”明朝中叶以后，朝政腐败，民不聊生，全国出现大规模的流民潮，据《明史纪事本末》：郧阳山区自“正统二年，岁饥，民徙不禁”，明成化二年（公元1466年），流民高达150万人以上，这些流民结棚扎舍，烧番为田，自耕自得，过着不交捐不纳税的自由生活。流民的作为打乱了封建统治秩序，为朝廷所不允，于是派出官兵驱剿，对不服从者“主犯处死，户下编发充军”。面对高压，流民愤而反抗，明成化十二年（公元1476年），国子监祭酒周洪漠上书明宪宗，建议对流民“设州县以抚之，置官吏，编里甲，宽徭役，使安生业，则流民皆齐民（安分之民）也”。此建议为宪宗采纳，派遣右都御史原杰（子英）赴郧阳抚治流民，原杰在郧阳共登记流民113371户，共438644人，1476年12月开设郧阳府，领郧县、房县、竹山、竹溪、郧西、上津及均州。自此，移民迁徙进入郧阳山区不再非法，郧阳山区的禁封令被打破。郧阳府成立后，抚治面积不断扩大，最恢宏之时，西南到夔州府，西到西安府，北到南阳府，东到安陆府，南到荆州府。共有5道8府65县，其面积比今日之省还要大上许多。[2] B5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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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军入关，明王朝覆灭，清朝政府吸取历史教训，对郧阳流民采取怀柔政策，“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增加税赋”。由此引来大批外籍移民，尤以江西为甚。今日郧阳六县仍可见“江西馆”之建筑。由于郧阳地处湖北至四川、陕西、河南几省通道，又得汉江舟楫之利，商贾云集，加上明清王朝实行的轻税赋，宽徭役的休养生息政策，民众生存条件优于平原，导致民众流徙日渐频密，郧阳、均州店铺林立，纺织、榨油 。[2] B5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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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