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开国将军游胜华的回忆录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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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线游汉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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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倒序阅读使用道具楼主发表于: 2018-01-30

游胜华将军简介：原名游辉贵。出生于1912年，江西万安人。1927年参加革命。1930年参加红军，1931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为中共正式党员。历任医生、卫生所所长、医务科科长，晋察冀军区卫生部副部长、部长，冀中军区卫生部部长，兵团后勤部副部长兼卫生部部长，空军后勤部副部长兼卫生部部长，总后卫生部防疫处处长、防疫局局长，湖南医学院院长，北京军区后勤部副部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一、二、三、四、五次反围剿战役和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他出色地完成了晋察冀军区卫生部门建设和百团大战、平型关战役等战救收容、治疗任务。解放战争时期，他参加了解放石门、张家口、平津等战斗战役。新中国成立后，他为我军后勤战线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做出了贡献。1961年任北京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因病于1996年7月25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4岁。文中身份为红军第4军11师军医处看护员。

开国将军游胜华的回忆录

在人民军医的摇篮里

　　“红军办的军医学校不简单!”——白求恩
　　白求恩这段话，是他一九三八年对我进行了一次考试后说的。我当时在八路军晋察冀军区任卫生部副部长，刚被聂荣臻司令员派到白求恩那儿去当助手。哪知才见面，白求恩竟对只有小学四年的文化程度和只在红军办的军医学校里受过一年多一点的专业训练的我直摇头。随后，他给我出了几道考题，可能是为了考察一下我的实际水平吧。我当时很紧张，如果考不好，白求恩大夫肯定会不讲任何情面地把我返回去。我出了一身汗，总算是比较顺利地通过了考试。可白求恩大夫却露出了惊讶的神色，直言不讳地告诉我，他没有想到一个只在红军办的军医学校中学习过一年多的人，竟能答上医科大学二三年级课程中的问题。他收下了我这个助手，并大大地夸奖了一番红军办的军医学校。
　　正如白求恩大夫所夸，我的母校确实不简单。她诞生在井冈山下，是红军创办的第一所军医学校，后来发展成了红军卫生学校，抗战后又扩建为中国医科大学，一直发展到今天。在艰苦的战争年代，她培养出数以千计救死扶伤的医务工作者，为人民军医队伍的发展和壮大作出了巨大贡献。她堪称为人民军医的摇篮!

担着期望入学
　　一九三一年，我在红军赣南医院当护士，年底，考入了新成立的红军军医学校。接到入学通知那天，同志们都来向我祝贺，我兴奋得几乎一夜没睡。为了早些赶到省委转好组织关系，尽快去学校报到，我四更天便爬了起来，打好背包上了路。
　　一路上，我哼着家乡的山歌，想像着成为一名红军大夫后的情景，高兴得蹦呀跳呀，翻山越岭一点不觉累。经过江西省军区医院时，我忽然想到，这儿有一位医生原是我院的护士长，很该去看望一下。正好天也晚了，我就决定去他那里打尖儿。老护士长听我说要去省委转关系，便出主意说：“省委书记、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陈毅同志正在这儿住院，你让他给你办办不就妥了。”我听了觉得是个法子，能少跑好多路，于是，向他打听了陈毅同志的住处。
　　第二天一清早，我就带上组织介绍信，去敲陈毅同志的门。陈毅同志披着一件缴获白狗子的灰色呢大衣，刷着牙给我开了门。陈毅的名字在中央苏区是响当当的，但我还是第一次和他见面。我很拘束地上前敬了礼，还没开口，他就把我拽进屋来，操着四川口音说：“外头冷，有话里边说。”进了屋，他指指一把竹椅示意要我坐下，一面漱口一面问，“小鬼，找我干啥子事情?”我马上说明了来意，陈毅同志听了，手里晃着牙刷把，笑着说：“你想省脚力哟，好，等着吧。”
　　见陈毅同志很随和，没有一点儿大首长的架子，我也不紧张了。陈毅同志洗漱完，在我对面坐了下来。他拿起介绍信看了看，便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支派克牌钢笔，很流利地在上面写了几行字，然后盖了手章递给我。我接过来一看，见陈毅同志的字写得很帅，便脱口问道：“司令员，您一定是大知分子吧?”陈毅同志哈哈地大笑起来，收起钢笔说：“小鬼，我哪里是什么大知识分子，你从咱红军医大毕业后，才是名副其实的大知识分子哩!”我被他的话逗笑了。陈毅同志又跟我拉几句家常，鼓励我好好学习，一直把我送到屋外。我正要告辞，忽然，陈毅同志像是发现了什么情况，把大衣甩在地上，快步朝正西奔去。我惊奇地朝那个方向一看，只见一个穿军装的年轻人跪在地上，两手抱住一棵樟树，正用力想站起来。我也急忙跑了过去。
　　那个年轻的红军同志是个截去一条下肢的伤员，陈毅同志已经把他搀扶了起来。我拾起地上的两只木拐，正要递给那个伤员，却见他一下子扑到陈毅同志怀里，像受了委屈的孩子失声痛哭起来，泣不成声地说，“司令员，我的腿……腿!再不能……不能……”我和司令员把他扶回了病房，一路上，陈毅同志讲了许多宽慰他的话。
　　从病房出来，我发现陈毅同志的脸上显得很严肃，便向他敬了礼，小声说：“司令员，我走了。”陈毅同志慢慢转过身来，目光在我的脸上停留了很久，然后很郑重地把手伸过来，用力握住我的手说：“小鬼，看到了吧?他和你一样，十八岁，是打仗很猛的一个排长，在战场上挂了彩。我们的医生太少了。他要是能够得到及时治疗，是可以保住那条腿的。”陈毅同志深深吸了一口气，在我肩上重重地拍了一下，用深沉而又充满期望的语气接着说：“好好学吧，前方红军指战员很需要你们呀!”
　　我上路了，然而我没有再蹦蹦跳跳，也无心再哼家乡的山歌。我觉得心里很不轻松，陈毅同志拍过的肩上，像是压上了一副很重的担子。那担子的确很重，因为那是陈毅同志，也是前方红军指战员的期望和重托啊!

在开学典礼上
　　经过二十多天的紧张劳动，建校准备工作全部就绪了。在“二七”大罢工九周年纪念日那天，我们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
　　听说卫生部的领导同志要来参加开学典礼，陈教育长带领同学们，在头一天就把会场精心布置好了。主席台正中悬挂着马克思、列宁的画像，左右两侧是鲜红的党旗和军旗。会场内外的墙壁和木柱上，张贴了许多红红绿绿的标语，上面写着“为苏维埃政权奋斗”、“培养红色医生”、“勤奋学习”等。
　　全校学生和工作人员加在一起才四十多人。二十九名学生中有二十五人是正式学员，四人是试读生，编成了两个班。我被分到二班，全班十五人，都很年轻，最大的也不过二十五六岁。
　　吃罢早饭，同学们穿着整齐地列队进入会场，两个班相互拉起歌子来。正唱得起劲，大门被咣当一声推开了，彭副校长兴冲冲地跑进来，满面笑容地对大家说：“告诉同志们一个好消息。”他刚说了这一句，靠门坐着的几个同学急忙站起身，向门外鼓起掌来。我也站起来向门外望去，呀!高兴得我几乎跳起来。真没想到，朱总司令来参加我们的开学典礼了。
　　在热烈的掌声中，朱总司令、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宣传部长陆定一和总卫生部的领导同志们，在校领导的陪同下，走上了主席台。
　　开学典礼大会在国际歌声中开始了，贺诚校长致了开幕词后，带头鼓掌欢迎朱总司令讲话。
　　朱总司令微笑着走到讲台前，向大家挥了挥手。待掌声平息下来后，他一手撑在桌上，一手摸着腰间的皮带，用洪亮的声音说：“同志们，我代表毛总政委和总部其他领导同志，向大家问好!”全场又一次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总司令接着说“我们红军从今天开始，有了第一所军医学校，能够培养红军自己的医生了，这是一件很值得庆贺的事情!毛总政委说山沟里出马列主义，我看山沟里还能出大夫哩。”大家哄地笑了，接着，朱总司令讲了卫生工作的重要地位和前线的形势，要大家珍惜前方红军指战员流血牺牲赢得的宝贵时间，把学校办好。
　　我目不转睛地望着总司令那张憨厚、坚毅的面孔，全神贯注地听着他的讲话，时而感到周身热血沸腾，浑身充满了力量，时而又被他那些诙谐生动的话逗得忍俊不禁。会场内不时响起一阵阵掌声和笑声。我心想：怨不得人们都说，我们的总司令有大人物的本事，没大长宫的架子哩。
　　朱总司令讲到末了，询问了贺诚校长有多少学员后，对我们说：“你们二十九个同志很光荣哟!你们是红军第一所军医学校的第一期学员。希望同志们刻苦学习，用最短的时间，取得最好的成绩，力争个个都成为合格的红色军医!”
　　朱总司令讲完后，王稼祥主任讲话，然后是学员代表表决心，最后，授旗仪式。朱总司令亲手将一面火红的校旗授给了学校，旗上写着：中共中央军委军医学校。彭副校长双手接过校旗，全体师生起立，庄重地向校旗行军礼。红艳艳的校旗像一片红霞，映照着一张张激动的脸，又像一团火，在每个人的心中熊熊燃烧…...

紧张的学习生活
　　由于学员们的文化水平普遍比较低，所以，学校除了开设解剖学、生理学、微生物学、药理学、拉丁文、内科学、外科学等专业课程外，还安排了高小和初中文化课。尽管各门课程都只是选择了一些重点，但在短短的一年多的时间里要消化这么多内容，学习任务十分艰巨。
　　为了不掉队，同学们白天认真听课，晚上在自制的松油灯下做作业、整理笔记，经常学到深夜。严冬，教室里冷得伸不出手，不少人脚上长了冻疮;三伏天，教室里像个蒸笼，闷得透不过气来，蚊子、小咬更是讨厌，不停地对我们发起进攻。然而，同学们谁也不在乎，自觉地规定，每晚学习“一灯油”不干不离教室。以至在去火线抢救伤员的路上，不少同学还带上一块写满字的小黑板，边走边看，或者在黑板上演算习题。要说学习顶刻苦，进步也最大的同学，还要数我们班的韦荣。
　　韦荣是全校唯一的女学员，只有十六岁，个子不高，瘦瘦的，头发剪得像个伢子。她是广西人，十岁就在老财家当丫头，后来黑心的财主要把她卖到妓女院去，她逃出来参加了红军，在红七军医院当护士。因为文化水平太低，她是作为试读生入学的。别看小韦文化不高，但她又聪明又活泼，还很要强。课堂上数她提问最多，课下还总是缠着教员或班里学得好的同学问这问那。她手背上老是写着几个生字，有空看看写写。只要她把铅笔尖含在嘴里，歪着头发愣，那准是遇到了什么难题。而一旦她哼着歌子帮同学缝缝洗洗，就知道小韦又闯过了一道难关。
　　可是有一宗，小韦觉多，晚上往往学不上多大工夫，在桌上就呼呼地睡着了。有一天，她一本正经地向班里的同志们请教治瞌睡的办法。正在补衣服的副班长范同麟笑着说他有一个祖传秘方，叫"去困灵"，专治打盹，百医百灵。小韦一听信以为真，马上夺过他的衣服，让去给她配药。我们副班长是开玩笑，果真不大会儿他就回来了，手里拿着个子弹壳对小韦说：“这药是外用的，因了的时候一闻，包管灵验。”天真的小韦接过弹壳就用鼻子去闻，不想里边装的却是胡椒面，呛得她又打喷嚏又流眼泪。大伙儿一个个笑得前仰后合，小韦却一点儿也不生气，一边抹眼泪一边咯咯地笑着说：“好，管事，管事。”从此，晚上教室中常常听到小韦打喷嚏、咳嗽的声音，不知内情的人，还以为她患感冒总不好呢。
　　副班长的“祖传秘方”灵验了没半个月，就失效了。接连两个晚上，小韦还没顾上闻“去困灵”，就趴在桌上睡着了。由于她功课没有温习好，病理测验时，名次落到了最后。小韦把盛胡椒面的子弹壳摔在地上，用脚跺着，伤心地哭了，连晚饭也没吃。我们知道她心情不好，晚上就没有招呼她去教室学习。谁想，小韦早就来了。她没有坐在老地方，不知从那儿搬来个凳子，坐在教室最后排一张课桌旁，一面啃着一块锅巴一面看书。夜已经很深了，教室里亮着的松油灯只剩下了六、七盏。我合上书，刚想回去休息，猛听后面噗咚一声响，回头一看，原来是小韦摔倒了。教室里的人都以为她昏厥了，急忙跑过去搀扶.。小韦摔得真不轻，前额鼓起了个大包，还渗出一点血来。可她没有丝毫痛苦的表现，竟在那里咯咯笑起来，指着凳子对副班长说：“我的‘止睡凳'成功了，比你那个‘去困灵’强一百倍。”大家朝地上一看，原来是个用一块木板和一根木棍钉起来的独腿凳。
　　小韦的“止睡凳”真的成功了，每天晚上她几乎总是最后一个离开教室，终于换来了结业考试的优异成绩。可惜的是，这个意志顽强的女军医，没能活到今天。
　　红军主力长征后，她留在中央苏区照顾一批伤员，不幸被捕，英勇地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红枫树下的一堂政治课
　　红军总院迁往茶陵后，学校为了学员实习方便，也迁到了茶陵。
　　十月里的一天中午，我正在村口刷大标语，忽听身后有嗒嗒的马蹄声，回头一看，见一个身着列宁装、四十岁上下的红军干部，牵着一匹大白马朝我走来。
　　“小鬼，字写得不坏哟。”那人笑呵呵地说着，来到了我跟前。
　　他的相貌很有意思：矮个子，胖胖的，八角帽下那张脸黑黝黝，而且还蓄着一撮小黑胡子。我好奇地打量着他，回答道：“首长，您太夸奖了。”“嗳，什么首长，叫我老同志好了。”说罢，他望着墙上的标语小声念起来，听口音是个湖南人。我也随着他的声音，认真检查每一条标语是否有错。
　　停了会，他指着“保卫苏维埃政权”那条标语建议道：“小鬼，你看是不是在这一条的前边再加上‘用生命’三个字呀?”
　　“用生命保卫苏维埃政权!”我连起来念了一遍，觉得很有劲，高兴地说：“好，太好了!谢谢您，老同志。”便立即动手添三个字。
　　“小鬼，军医学校是不是就在这里呀?”那人跨上马背问道。
　　“对，我就是军医学校的。”我给他指了指路，他便打马进村去了。我又继续写标语，心想这个老同志大概是卫生部的干部。
　　下午，学校上政治课。大家对政治课都十分感兴趣，因为都能听到许多新的革命道理，或了解到全国各地的斗争。政治课大都由陆定一同志讲授，有时王稼祥等领导同来校作报告，内容主要是列宁的一些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常识、《联共〈布〉党史》、以及苏区和全国革命形势等。
　　上课时间到了。这节课安排在一片红枫树林里的草坪上，对这种露天课堂，大家早就适应了，因为我们在抢救伤员返途中，常常在道路旁、山坡上、树林里上课。眼下正值秋高气爽，大家还乐得在野外上课哩。
　　我们刚刚坐好，教育长便宣布，中央苏维埃政府工农监察部部长何叔衡同志要来给大家作报告。同学们一听，都高兴地鼓起掌来。因为大家都知道，何叔衡同志是我们党最早的党员之一，出席过党的一大，是一位很有水平的老革命。
　　然而，使我目瞪口呆的事情却发生了。久已闻名的何叔衡同志竟是我在村口遇到的那个待人和蔼的“老同志。”何叔衡同志肯定是看见了我，用微笑跟我打着招呼，我不好意思地把头低下了。
　　何叔衡同志报告的题目是：关于社会主义问题。他的表达能力很强，不断地打着手势，用通俗易懂的话，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给我们作了详细介绍。他时常用一些实际、生动而又充满趣味的小例子来阐明报告中的观点，并把他在苏联学习时的所见所闻讲给大家听。我们还是从他那儿头一次听说了“国有化工厂”、“集体农庄”、“八小时工作制”、“拖拉机”等。何叔衡同志允许大家随意提问，课堂气氛十分活跃。同学们提出许多问题，他都耐心给予解答。有一个同学问：“社会主义那么好，我们能见到吗?”何叔衡同志摸了摸自己胡子回答：“可能见到，也可能见不到，就像我的胡子将来可能变白，也可能不会一样。”同学们都笑了，而何叔衡同志却忽然变得很严肃，用目光扫视了一下大家说：“革命总会有牺牲的，我们每个同志都要时刻准备把自己的鲜血和生命，献给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一个人倒下了，另一个人接着冲上去，前仆后继，不断战斗，反革命势力才能被彻底消灭，社会主义才能实现。即使我们不能亲眼看见社会主义，但更多的人，我们子孙后代却再不用当牛做马，可以过上美满生活，我们的血也流得很值吗?!”接着，他又给大家讲了李大钊、肖楚女等烈士在敌人的屠刀下大义凛然的英雄事迹，鼓励我们树立起远大的革命理想，做到为受苦人求解放视死如归。
　　我开始还埋着头想要多记一些他的话，后来却不知不觉地停下手中的笔，只是在那里激动地听着，想着……。我的眼前还是第一次如此清晰地展现出无限美好的革命未来，心中是第一次如此深刻地懂得了应当怎样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而奋斗。
　　
手上的学校
　　一九三二年一月的一天，我赶到了总部，一位同志让我去找总卫生部部长兼军医学校校长贺诚同志。
　　在一所挺漂亮的大宅子里，我找到了贺校长。看上去，他有三十四、五岁左右，圆脸盘，中等身材，微胖。他看过我的介绍信后，一面热情地给我倒开水，一面慢吞吞的像个老嬷似地说：“欢迎欢迎，一路上辛苦了。……”
　　“学校在哪儿?”
　　“学校嘛——”他笑了笑，挺神秘地拉过我的一只手，轻轻拍着我的手背，慢条斯理地说，“就——在——这儿。”
　　“太好了!”原来这所漂亮的大宅子就是我们的学校，真比我想象中的还强!我不禁喜形于色。贺校长也开心地乐了，可是我忽然觉察到他笑得不对劲儿。“小鬼哟，你误解喽。”贺校长终于止住了笑，变得一本正经起来，托起我的手说道，“我是说，学校在你的、我的和全校师生的手上。我们要白手建校!”
　　贺校长说得一点不假，我们真的是白手建校。校址选定在于都城隍庙。说不清这座庙宇建于哪朝哪代，烟火反正早就断了。庙堂内，油彩褪尽的泥胎缺胳膊少腿，供案上除了厚厚的尘土，没有一件祭器，门窗破旧，墙皮剥落，蛛网遍布。庙堂四周的围墙好些处都坍塌了，院子里和房顶上长满了荒草，呼啸的寒风吹来，飞起的枯树叶子、干草毛毛，不停地扑打到我们脸上。真是满目凄凉。
　　第二天，贺校长集合全体人员作了简短的动员后，便同副校长彭真(与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同名，但不是一个人)、教育长陈志方、校部指导员袁升平一起，带领教员和学员们投入了建校劳动。
　　大家一块儿动手，把庙堂内的城隍请了出去。用白灰和泥涂抹墙壁，然后涂上墨汁制成黑板，课桌和椅子是碎砖乱石砌成的，供案作了讲台。坍塌的围墙重新修建好，杂草被付之一炬，庙堂内外的墙壁都粉刷了白灰。几个会点木匠手艺的学生，除了修理好门窗外，还打了两只上解剖课用的盛死尸的木盆。我们自己上山伐木烧成木炭，用来取暖，还动手开了片荒地，以解决吃菜问题。教学用具，除红军总院支援了我们一些外，更多的是自己动手制成的。每天劳动回来，人人都满面灰、一身泥，晚上睡觉时觉得浑身关节都发酸，但大家整天还是乐呵呵的，因为每个人都希望学校快些建好，早日开课。
　　建校工作接近尾声了，教员们忙着备课，我们则整理宿舍、协助教员刻印讲义，准备迎接新的生活。

共4条评分，好评度+10 ，贡献值+5 ，金钱+5

游巍	好评度 +5	正能量	2018-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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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为曾经有过而失落
不为从末有过而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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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总司令给我们号房子
　　这件事发生在红军打赣州后返回中央苏区的路上。
　　一个大雨滂沱的夜晚，我和一个同学背着背包，摸黑赶进了一个村子。我俩是奉命打前站，给刚从火线下来的学校师生号房子的。谁知四下一打听，村子里已经住满了部队。于是我俩决定由他到村口去迎候学校的大队，我先赶到前边三里外的一个村子号房子。我们正要分头行动，忽听有人高喊：“喂，怎么在树下避雨呀?当心雷劈!”寻声望去，只见一盏马灯在不远处一闪一闪。我听着那声音挺耳熟，可一下又想不起是谁。
　　“好像是总司令。”那个同学小声对我说。
　　“还不快离开!”马灯那边的人又喊道。果真是总司令!我也听出来了，高兴地拉起那个同学的手，快步跑上前去。
　　朱总司令戴着斗笠，灰布军装被雨水打湿了一大片，身旁提马灯的像是他的警卫员。我俩上前敬了礼，总司令用责怪的口气说：“雷雨天跑到树下可不是耍子哟。
　　我们不好意思地望着总司令笑了。
　　“还笑哩，背包都打湿了。你们是哪个单位的，怎么还没住下?“
　　我们不愿意耽搁总司令的时间，便简短地把遇到的情况说了说。朱总司令听罢，背着手在泥泞的地上踱起步来。忽然他问：“你们有多少人?”
　　“连伤员六十多个。”
　　“怎么，还带着伤员?”总司令站住了。
　　我们点了点头，心里感到很不安，暗自责怪不该为这点小事麻烦总司令。“这样好了，你们就住到村东的高台子上。看，就是那里。”总司令指着雨雾中朦胧可见的一片灯光说，“那个大院里住上六、七十人不成问题。”
　　"那儿已经住上部队了。"
　　"他们可以住到别处去嘛，伤员要紧。"
　　"那……"
　　“好罗，就这样定下了。”总司令不容我们再说什么，跟我握了握手，又给那个同学正了正军帽，亲热地说，“去迎迎你的人吧，我正好去那里，房子我给你们号下。再见了小鬼。”说完，带着警卫员走了。直到那盏马灯在眼前消逝，我俩还愣楞地站在那儿，像做了一场梦。
　　我们把学校的队伍迎进了村子，在朱总司令号好的房里住了下来。安顿好伤员后，班里的同学们一边围着火盆烤湿衣服，一边听我介绍遇见总司令的经过。我正绘声绘色讲着，跟我一块号房子的同学却跑来喊我，说贺校长叫我们去一趟。
　　我跟那个同学一起进了贺校长的屋。
　　“你们可真行啊!”贺校长劈头给了我们一句。见校长脸色严肃，我俩相对望了望，都不晓得出了什么事情。
　　“你们知道这房子是怎么来的?”
　　“朱总司令给号的呀。”
　　“就为这才叫你们来!”
　　“我们不该麻烦总司令。”那个同学小声说。
　　“何止麻烦哟，你们把总司令和首长们都挤跑喽!”
　　我俩顿时愣住了。真没想到，我们竟占了总司令和首长们的住房!怨不得校长生气呢。我俩自觉办了错事，都低下了头。谁知贺校长却扑哧一声笑了，给我们一人手里塞了一块红薯，但还是用嗔怪的口气说：“你们呀，挺机灵的小伙净办蠢事。总司令和首长们是要指挥千军万马哪!要是冻病了，我可要找你们算账!回去休息吧。”
　　我吐了吐舌头，冲那个同学扮了个鬼脸，拉起他跑了出去。
　　雨小多了，但晚风却分外凉，吹在身上使人一个劲地打冷战。我跑回班里时，已经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当我重新回到火盆前，躺在又干又软的稻草堆上时，身上才渐渐暖和了起来。然而，我却怎么也睡不着，眼前总是出现那盏在雨夜中熠熠发亮的马灯。真不晓得这么冷的天，总司令会不会冻病?他这会儿是不是住下了呢……

第一次主刀
　　我头一回在手术中担任主刀是在火线上。这是一次终生难忘的手术。
　　那次我们开设的救护所离前沿只有几里路，枪炮声真真切切。火线上送下来的伤员很多，我们开设了两张手术台，昼夜不停地进行手术。教员们轮流担任主刀，我们学员交替担当助手，教员边做手术边给我们讲解。到了第三天，大手术基本做完了，只剩下十几个小手术。学校为了锻炼我们，选拔了几个学员担任手术主刀，我也是其中的一个。
　　拿起亮闪闪的手术刀，想到这是自己头一次担任主刀，而且是学员中首批之一，心里不由地激动起来。我暗暗叮嘱自己，一定要镇静，争取打响头一炮。谁知，越是想平静下来，手越不听使唤，一个劲地哆嗦。彭副校长在一旁见我双手打颤，便很不客气地让另一个同学替下了我，叫我到外边去转转，待情绪稳定下来后，再做下一个手术。
　　我垂头丧气地走出屋外，越想越窝囊，用拳头狠狠捶了几下自己的脑袋，心中悔恨不已。正想在院当中一块舂米的石臼上坐下来，忽听另一间手术室中传出阵阵笑声，一股莫名其妙的好奇心驱使着我走了进去。
　　这里主刀的是我们班长，要从伤员小腿上取下一颗嵌在骨头上的子弹头。我问在一旁看手术的小韦刚才大家为什么笑。她告诉我，要做手术的伤员是位姓关的连长，因为麻药只剩下一点点了，他要求留给别的伤员，并说当年关公刮骨疗毒没皱一下眉头，他今天就要当当关公，让医生扮扮华佗。听她这么一说，我也哑然失笑了。
　　手术已经开始了，各种器械哗啦哗啦地响着。关连长极力掩饰着疼痛，有说有笑地给大家讲着他参战的经过。末了说等他的伤好了他要重返前线，亲手杀一百个白狗子报答医生。望着关连长憋得发紫的脸膛和他面颊上淌下的串串汗珠，听着他那几乎是从牙缝中挤出的每一句话，我的心越收越紧了。像眼前这样的红军伤员，我见过很多，他们刚刚在战场流过血，而现在却宁可自己忍受巨大的痛苦，把药品或先做手术的机会让给别人。他们身在病床或手术台上，生死难定，念念不忘前方，不忘战友。在他们面前，我曾不止一次流下了泪水，心中充满了对他们的敬佩。可是今天，我却感到受到了责备。跟他们比较起来，我是多么自私啊!我也是个战士，我也有自己的战场，我为什么不能像他们那样呢?!
　　我回到了自己的手术台前，当重新拿起手术刀时，我的手已不再颤抖，因为此时此刻，我想到的已不是个人的荣誉和得失，而是枪林弹雨的前方，是淌着鲜血亟待抢救的战友。
　　手术下来后，彭副校长问我，为什么头一回上手术台手打颤，而二一回就不再颤了呢。我把两次手术前的思想情况一五一十地向他作了汇报。彭副校长听了后很高兴，对我说：“时刻不忘前方，时刻想到伤病员，这正是我们人民军医的职责!”

“瞎子捉拐子”的游戏
　　虽然我们的伙食费每人每天只有五分钱，学习又是很紧张，然而大家却总是保持着生龙活虎的劲头。早操时间大家常常开展爬山夺旗比赛，回来的路上，顺便采蘑菇、捡柴禾，开春后还可以扒到嫩生生的竹笋，挖回可口的野菜。夏秋季节的晚饭后，同学们利用打猪草的机会，经常到河沟水田里捉虾、钓田鸡、逮河蟹。课间，我们在自己砌的球台上打乒乓球;和校领导、教员们一块儿玩“拔河”、“丢手绢”、“叠罗汉”等游戏。我们有自制的象棋、扑克，每月学校还要搞一次自编自演的文艺晚会。逢到大型集会，学校总要跟红军总院拉歌子，别看我们人少，歌声蛮嘹亮呢。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驱走了紧张学习带来的疲劳，使艰苦的生活充满了欢乐。我对各种课外活动都很有兴趣，但最喜欢参加的，也是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还是在课间玩“瞎子捉拐子”的游戏。
　　这是一种寓学于乐的游戏，很有意思，二、三十人做不多，三、五个人也不少。玩法是：在平坦的场地上画一个圈子，根据抓阄的结果，把一个或几个人的眼睛蒙上扮瞎子，其余人抱起一条腿装拐子。“瞎子”要千方百计抓住“拐子”，而“拐子”必须在规定的圈圈里躲避擒拿。如果“拐子”被捕，“瞎子”要在教师布置的作业题里或事先规定的课程中，任意抽三道题考问“俘虏”，“拐子”答对了，可以立即获释，若有一道答不上，就要跟对方交换角色。
　　只要做起这种游戏，学校院子里便立时沸腾起来，热闹非常。场上一会儿是“瞎子”们手拉手呼喊着进行围剿，企图把那些独腿的“敌人”一网打尽，一会儿又是“拐子”们四处拍着巴掌喊叫，百般戏弄那些蒙眼的“追兵”，引得围观的人们笑声不止。
　　可是，玩这种游戏的人并非个个轻松。那些功课温得不太好的“拐子”，总是处处谨慎小心，生怕被抓上考场“单个教练”，每当同伴当了“俘虏”被考问时，他们不仅仅是幸灾乐祸，还在一旁竖起耳朵认真听，暗暗记，等到心里有了底数，他们马上就活跃起来，像是换了个人一样。大家都说，做一次这个游戏，比上一节复习课还强哩。
　　记得一天中午玩这个游戏时，我被扮“瞎子”的陈教育长抓住了。由于规定的考试范围是前天药理教员留的作业，我早已背得滚瓜烂熟，所以心里一点也不慌，陈教育长一连发出两问，我都对答如流。看看难不倒我，他狡黠地眨了眨眼睛，突然提出一个范围之外的题。有两个“拐子”马上代我提出了“抗议”，可教育长却很自信地笑着不言语。我冷静地想了想，一下子明白了，原来教育长是把范围内的一道题，变换了提问方式。于是，我一字不漏地把原来那道题的答案背了出来。教育长没有立即释放我，而是问大家我回答得对不对。有一些同学说对，我们班长和另外几个同学却说也对也不对。教育长让我们班长讲一讲，班长用诚恳的语气对我说：“这道题的提问方式改变后，只回答原答案中的前一部分就够了。”接着，他又作了具体说明。我听了觉得很有道理，脸上顿时发起烧来，惭愧地伸手向教育长要蒙眼的手巾。可他却不肯，说我前半部分答对了。我乘他不备，一把夺过手巾，一面往眼上蒙一面说：“我画蛇添足，应该算输了。”
　　游戏又继续进行，虽然我的双眼蒙上了，面前是黑的，但心里却是亮堂堂的。因为我懂得了，在学习上单凭死记硬背是不行的，只有把所学的东西彻底吃透，完全消化，才能获得真正的知识。

医护兵智歼残敌
　　一九三一年的春天，蒋介石搜罗了二十多万军队，向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二次“围剿”。为了消灭从吉安南犯的敌人，我们红四军十一师在一天半夜悄悄地从南坪驻地出发，走了二十五里路，拂晓到达东固镇。敌人的阵地前沿就在离东固镇二十五里的观音崖。
　　当天上午，部队进入离阵地二十里左右的茂密树林里，在这抬头不见天日并铺着厚厚树叶的地上隐蔽起来。正午伙夫同志送来了饭。我们军医处的政治委员说：“今天下午要打仗，这儿离火线还有二十里，要爬一个大高山，只有吃饱、喝足，精力充沛，才能有劲儿一下冲上这个高峰，打胜仗，抓俘虏。”大伙儿听了很高兴，再加上这顿白米饭，还有猪肉炒笋子，味道格外清香、可口，大家都吃得很多。
　　下午一点钟，我们队伍开始分三路向观音崖移动。在那不见天的丛林里，同志们用双手将树丛拨开一条缝，一个跟着一个向上爬。李明生同志开玩笑地说：“我们现在快要到天上了！”班长立即发出命令：“不准说话。”我看看前面再看看后面，只有三条蛇形的人流在树丛、荆棘中爬行。前面的部队已到山顶了，我们却还在山腰。太阳也像故意和我们为难，显得越发的近、越发的大。我们背着三十多斤重的东西，全身上下都湿透了，真累得有点喘不过气来，直觉得额角的“太阳穴”在“咚咚”直跳。心想：前面那个山头就该到顶了吧！可是到山顶一看，前面还是一个山头，比爬过的山头还要高。
　　前面的队伍刚到了山头，枪声就响了，跟着整个观音崖山峰和山谷都响起了枪声和炮声。歼灭敌人的战斗已开始，这时我们还在半山腰。“军医处的同志们加油！前面等着我们去抢救呀！”这是我们军医处李处长激动的呼喊声。“战斗打响了！同志们，竞赛呀！”政治委员也鼓励我们前进。我们的队形变了，谁爬得快谁就先走，大家连走带爬一股劲到了山顶。每个人都晓得阵地就在离我们很近的前面。山崖四面响起了冲锋号声，我们的部队冲上了观音崖，冲上了敌人所在的山头。敌人死的死、伤的伤，不死不伤的当了俘虏。我们缴获了很多的枪炮、弹药。战斗只经过两小时就胜利结束了。
　　师的魏参谋长说：“这是蒋介石派来给红军送弹药的运输队。”我们处长在旁边插嘴说：“运输队送来东西还得打个收条，他们连收条也不要。”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部队继续向富田、白沙一带追歼残敌。军医处长和我们三个看护员、两个传令兵、三个伙夫、十二个担架员，留下来连夜收集留在各个山凹隐蔽处的伤员，集中到观音崖西面山脚的小村里。我们一面做进一步的止血、固定、止痛等治疗，照顾他们吃饭、休息，一面等待兴国县的担架队来，把伤员转运到后方去。我们到了这个小村的时候，才知道这一共九家的小村，所有的男人都参加赤卫队打仗去了，妇女们因为躲避白军刚刚从山里回来。反动派对这个村子已蹂躏得不像样子，到处是破墙、残壁，门、窗被烧了，锅、缸都被打破了，屋里、屋外到处拉了屎，猪、牛、鸡都被杀光了。看见这种惨状，真是令人愤恨。
　　天快要亮的时候，忽然有一个白军背着驳壳枪到了我们的伙房。伙夫老张正在劈柴，吓了一跳，但他非常机警地举起斧子向白军劈去。白军急忙跪下求饶：“兄长，求你救救我！饶了我的命吧！”老张说：“好，缴枪饶你！”白军乖乖地把驳壳枪和子弹都交给了老张。伙夫老李、老吴也来到了，问：“你是怎么来的？”“我是从东面那个山上下来的，我看见这里有火光，想必有老百姓，想给我们营长找壶水喝，找碗饭吃。一天没有吃饭、喝水，饿坏了，也渴的不行！”白军说着就动手拿瓢在水缸里舀了一瓢水，“咕咚咕咚”喝光了。老张又问：“你们有多少人？有多少枪？”“有三百二十多个人，有三百多支枪。”“昨天打了一天仗，你们为什么不缴枪呀！”“我们营长看到观音崖那样险要的阵地，又有两个营把守，都被你们打下来了，别的山头你们也都占了，人也叫你们给消灭了，我们就没有敢动。”他用手指着东面那个山顶说：“我们打算先躲在那里，等你们追过去，再逃走。”
　　原来这个白军是营长的马夫。经过这一盘问，已经完全弄明了残敌的情形。处长听了报告后，起头很着急，因为我们没有队伍，怎能缴敌人一个营的枪呢？想了一会儿，他叫传令兵把担架班、看护员和能走的轻伤员都找来，一共四十多个人。处长给大家说明情况后，并布置我们的阵势，说：“我们假装是个团部的指挥机关，我扮团长，大家注意不要暴露我们是医疗单位。你们现在赶紧去找些家伙：木棒、锄头、铁镐都好，准备好后听我指挥。”处长吩咐两个传令兵去带俘虏，传令兵带来俘虏后向处长报告：“报告团长同志，白匪军营长的马夫已经带到，请指示！”处长说：“好！”他询问一番后，接着就解释红军的优待俘虏政策：“红军一贯是优待俘虏的，缴枪不杀。愿回家者发给路费，愿在苏区耕田者分给田，愿参加红军打反动派者欢迎。你们要想活只有缴枪一条路；要想不饿死、不渴死也只有缴枪一条路。我是红四军十一师三十二团王团长，对你们保证：只要你们缴枪，不给你们任何虐待，保证你们的生命和私人钱财的安全。”俘虏兵听了之后，微笑着说：“是，官长，我明白了。”处长接着说：“你回去把我说的话告诉你们营长，赶快缴枪！”俘虏说：“是，是，官长，我一定遵令告诉我们营长。”处长告诉传令兵小刘说：“你把他带到伙房去，叫他吃的饱饱的。”小刘正要走时，处长又说：“给他的营长也带上几碗饭一碗肉去。”同时故意大声地告诉传令兵小王说：“你去告诉司号员吹集合号，去把一、二、三营营长叫到我这里来。”原来我们的伤员中有两名司号兵，一会儿集合号响了，俘虏兵信以为真。正好伙房的饭煮好了，猪肉炒笋子也好了，伙夫老张给这个俘虏盛了半洗脸盆饭，又盛了一大碗肉，说道：“吃吧！不够了再盛。”这家伙真像是饿了几辈子似的，狼吞虎咽地几分钟就吃完了。老张又拿洗脸盆盛了半盆饭、一大碗笋子炒肉给他，说：“这是给你营长的，吃饱了一定要缴呀！”俘虏连声答道：“是，是……”边说边向外走。这时传令兵小张来了，说：“团长请你再去一下，还有吩咐。”于是俘虏第二次来到了我们处长这里。处长对他说：“你也吃饱了，你们营长的饭也带上了，我现在命令你们营长今晨六时三十分把你们的队伍带到村东头，听我的口令缴枪，过了时间我就向你们发动攻击了。”俘虏说：“是，是，长官，遵你的命令办……”
俘虏兵走了之后，我们处长作了战斗部署。他指挥担架班和一些轻伤员占领村西的山头，处长带传令兵、伙夫和我们看护员占领村东的山头，把重伤员移到了村南的山沟里。每一个山头上有十多枚手榴弹，并把木棒、锄头等弄锅灰涂黑，伪装成枪支。
　　果然，六点多钟时，那个白军营长带着一营人，狼狈不堪地从山上下来了。处长对我们说：“有希望！我们能捉一营俘虏兵，这是破天荒的好事情。”我们大家都很高兴，心情非常激动，浑身发热、冒汗，心跳得厉害。当他们走到村东的一块草坪上时，我们处长厉声地发出口令：“把枪架起来！把子弹、手榴弹、刺刀都放下！把手举起来！向前开步走！”这营敌人乖乖地离开武器，举着手向前走去，约走到一百五十米以外时，我们的司号员即吹起了冲锋号，号声和哨音响成一片，震动了小山谷。我们大家像疾风似的拥上前去，刹那间就占领了敌人放下武器的那块草坪。短枪、驳壳枪、七九步枪都被我们缴了。轻伤员、担架兵、看护兵、伙夫每人都武装了一条好枪。可是那营俘虏兵还一股劲向西面走去，这时我们处长才发出“立定”口令。他带着两个传令兵和担架班，走到俘虏们跟前，训了一通话，宣传红军的优待俘虏政策。就这样，我们军医处几十人，收拾了敌人一个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