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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倒序阅读使用道具楼主发表于: 2012-10-20

对话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游伟教授从法学专家到职业法官(图)

2009年01月14日08:09[我来说两句] [字号：大中小]

来源：法制日报

　　记者：从您的经历来看，您在去法院工作之前，一直在华东政法大学当专业教师，后来又在上海市虹口区法院兼任副院长。从一名大学教授转行当法院院长，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游伟：在大学进行专业教学和研究时，我们更主要的是从法学理论和建立规范的层面上去研究和理解某些法律观念、界定法律概念和法律界限。比如从理论界到实践部门工作这么些年，基于以往的专业兴趣，我同样关注、研究和思考着犯罪和刑事政策的运用问题，也发现研究视角的某些微妙变化和考虑问题思路的拓展。

　　譬如在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重大案件时，尤其遇到研究犯罪人该不该被判处死刑问题的时候，司法角度的研究绝不仅仅限于在法律规范层面问题上的探讨，它需要在基本刑事政策的指导下，在法律的框架之内，综合分析考虑很多的因素，在综合衡量多方利益的基础上，才能做出最终决断。有时，我甚至产生这样一种强烈的感受，法官在讨论个案的具体处理方案时，原则的法律仅仅提供了某种价值选择的方向，起着导向定位的作用，而影响具体裁决的决定性因素，除非有刚性法律或者司法解释的明文规定，更多的会取决于司法的经验和对现时各种影响性因素的准确把握及其价值权衡倾向。

　　在法学院研究法律问题，主要注重的是它在理论逻辑上的某种自洽，就是看法律自身是不是符合逻辑，是不是能够自圆其说。当它违背逻辑关系或者难以自圆其说时，学者就会对立法提出评论或者建议，建议对法律进行修改。而司法是一种遵从立法规范前提下的动态活动过程，这个活动过程又必须有法定时限，虽然法院内部对某些法律问题的认识可能仍有争论，但这种争论必须按时了结，不能久拖不决。哪怕法律过于原则，存在缺陷，出现了一些不同的认识，但仍然必须通过审判组织形式和决策原则，得出相对合理的结论，以维护法律提供人们稳定与安全的价值。

　　记者：那么，在您看来，法学院距离法院究竟有多远呢？您认为法学院增设实务课程的必要性在哪里？

　　游伟：我在大学学习期间，特别是到法院之前在大学工作的时候，一直有这么一个想法，我觉得法学是一门应用型学科，特别是我以前所从事的刑法学专业，它的实践性、应用性更强，即使是理论法学也要为法治实践，包括立法、司法和法律人才的培养服务。所以，在大学的时候，我与实际部门的联系相对较多。我们的大学曾经有一个基本定位，就是要创建一流的应用型的法学院。当然这不是对基础理论学科的否定，而是在争创一流的过程中，学校总的定位要以应用法学见长，或者说各类资源的配置应该更多地倾向于应用性学科。

　　另外，我们现在的法学理论研究，一定程度上看，要进一步提高理论层次和拓展研究视野，也都需要从活生生的法律实践中去汲取养分、获得灵感和发现、选择有价值的课题。理论研究的成果，同样也需要拿到中国法治的实践中去检验它的成效，看它是不是真的像开题或者结项报告中所写的那么有价值。可以这么说，现在实践部门高学历的人才越来越多，其中的一些专家型法官所提出的见解，完成的课题质量已经非常高。

　　像我们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的一些庭长、副庭长，很多都是法学硕士、博士，理论功底扎实、紧密联系实际、具有钻研精神、事业性又强，在全国司法界都是有一定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同时，由于他们又负有研究制定操作性规范指导实践的职责，因此，自然就能够更好地将理论研究和实践操作有机地结合起来。于是，他们提出的不少问题，在理论界看来可能都是应用法学研究领域的前沿课题。因此，安排这样一些法官到大学里去兼课、开设系列实务讲座，是缩小法学院与法院距离的重要路径。

　　学者挂职：全职为好还是兼职合适？

　　记者：您这种理论联系实际具体有些怎样的想法？您主张学者去实践部门挂职锻炼吗？1998年，您在上海市高校里第一个通过人大正式任命的方式去司法机关任职，到上海虹口区法院担任副院长，算是开了“先河”，去的时间也最长，超过了两年半时间。在您看来，采取怎样的一种形式更好？

　　游伟：总体来说，第一是要真正确立理论联系实际的理念，立足于中国的法治实践，开展应用法学研究，第二是要拓宽理论联系实际的渠道，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更大的成效。

　　通过挂职锻炼的渠道，可以使老师从观念上甚至是从职业特点上与实际部门挂钩、了解情况，这样的教师培养出来的学生应用性也会比较强。毕竟从职业定位上来看，我们绝大多数学生将来是从事实践工作的后备军。教师在挂职工作时一定要真正投入其中，有职有权有责任，收获一定会很大，这方面我有深切的体会，所以也非常感谢母校尤其是当时的曹建明院长和法院的领导，是他们亲自和我谈话，鼓励我跨出人生重要的一步，这段经历也成为我三年前又到法院任职的重要基础，甚至可以说也是“资本”。

　　当然，比较各地现在的挂职方式，从取得实效的角度来看，我比较主张采取上海“全职挂职”的方法，因为这比较符合司法工作的特点，有利于学者真正深入到司法运作的实际状态中去。有些地方的挂职学者每周只到司法机关去1~2天，这样就很难真正全身心投入，也很难独立分管某项业务工作，司法部门或许更多地仍然把这些学者当作“咨询专家”而不是像自己一样职业的人。

　　另一个渠道是高校和司法部门建立相互兼职协作关系。比如邀请实际部门的法官、检察官、知名律师、政府官员、企业家、知名记者等到大学里来讲学、任教，开设实践性课程，真正发挥兼职教授的作用，不让它仅仅成为一种庞大的荣誉称号群体。如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就专门在硕士研究生层次上开设了“司法前沿”课程，请法院的法官系统授课，而且授课提纲及讲课要点制作得非常规范，把司法实践中的前沿问题和争议焦点呈现给学生，介绍法官处理疑难问题的思路。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直接、便捷的联系实际的途径，即使加大一些投入，对于培养人才而言，都是值得的。

　　理论如何面对实际？

　　记者：有人说，法学是治国之学，您是否赞同？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我国目前的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还存在哪些问题？

　　游伟：中国要走依法治国之路，治国方略必须真正实现从观念到方法都朝向“法治”方向的重大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讲，法学研究也必须实现方法论上的真正转型，使“法学”不仅成为一门理论学科，更应当成为兼具“治国之学”的实践性、管理型的学科。为了承担起这一重要历史使命，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必须更多地关注“中国问题”，真正摆脱“电脑前面搞研究”的局面，更多一些实证研究和实地调查，真正针对推进现代化国家建设中的关键和重点问题，提出有价值、能操作、可验证的制度对策。

　　记者：作为一个法官，您对理论研究联系实际、指导实际有何建议和要求，作为一个学者，您对实践部门如何支持学者的理论研究有何看法和建议？

　　游伟：作为法官，我们希望法学研究成果是一些真正有“创新”的成果，能够开阔和提升法官的法学理论视界，更希望部门法学的研究成果能够真正贴近司法实践的前沿问题，起到为“解决问题”提供理论支撑的作用；作为学者，则希望司法实践部门能够更多一些“开放”的姿态，为法学理论尤其是实证调查研究提供相关档案材料、统计分析、裁判文书和有关问卷调查的便利。司法活动的运作过程或者实际素材如果不能真正全面地向学者开放，法学理论界实证研究的渠道如果不能真正打开，我想，要让学者的研究成果贴近实际、解决问题，恐怕也是不太可能的。

　　记者：长期以来，您的理想是什么？您用什么样的信念一直激励着自己前行呢？

　　游伟：人最重要的一点是要有理想和信念。理想能不能完全实现则是另外一回事。这个理想是什么呢，就是应该为推进中国的法治进程做实事！这也是我从大学毕业到留校工作，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改变过的信念。我在大学工作期间也曾遇到过一些发展的瓶颈甚至生活方面的重大考验，但理想、信念没有改变，一直坚持“做事”的原则。

　　这个人为社会究竟贡献了些什么？这是评价一个人最主要的社会尺度，在实现理想的过程中会遇到很多问题，这些问题会对你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其实这就是一种考验，看我们是不是能够正确对待和经受得住，有时候我在想，哪怕是一些痛苦的经历，对个人来讲，也是一笔十分宝贵的财富！

　　总的来说，无论是法学专家还是职业法官，都要有理想和信念，要为推进中国法治的进程做更多的事。但理想在一个人短暂的人生中是永远不可能完全实现的。但把理想、目标定得高一点，尽管将来没有完全实现，但你会发现，自己其实已经具有一定的高度了。这样，人的心态就会变得非常好，以后也就可以真正放心地“安度晚年”了！

　　法院必须站在司法的立场，研究静态的法律转化为动态司法所必须综合考虑的诸多因素及其价值轻重。这就好比说从北京到上海，直线航线距离是多少，整个行程多少公里，飞机以每小时多少公里的速度来行驶，我们可以在理论上(甚至形成书面规范)计算出飞行的时间，比如一小时三十分钟。

　　但是飞机一经起飞，它就不是一个理论或者规范上的静态的东西了，而是动态的活动，飞机的航行过程中会遇到气流等因素，因此，在行程中，就不可能是行走在一条直线上，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考虑多种因素，最终到达的时间通常不会像理论上所计算的那么精确或者均速配时。

　　那么，从法学院到法院的距离到底有多远，记者采访了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游伟教授。